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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发展到今天，已经到了对它进行反思的时候了。”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郭齐勇在采访中这样说道。 带着这份反思，郭齐勇带领写作团队历经十余年写成《中国哲学通史》十卷本，又经过数年的编校，近期由江苏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 这部“目前最完备、最系统、最翔实的一部中国哲学通史”，让我们再次讨论“中国有无哲学”，再次领悟中国哲学精神之所在。 中国哲学，不停留于“概念王国” 上观新闻：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传统的学术架构也在与西方近现代学术的相遇中，遭遇外界与自我的双重审视和反思。“中国有没有哲学？”正是这一背景下出现的讨论之一。您主编的《中国哲学通史》十卷本，是否也为了回答这个问题？ 郭齐勇：中外有的专家学者不肯承认“中国哲学”或“中国有哲学”，认为中国顶多只有“思想”。这当然涉及“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的问题。我们不仅肯定“中国哲学”或“中国有哲学”，还特别肯定“中国哲学”有其特性与优长。我们还强调“中国哲学”学科的自立性或自主性。 那些认为中国哲学依傍、移植、临摹西方哲学或西方哲学某家某派的理论与方法，那些对中国哲学的史料任意地“梳妆打扮”“削足适履”的状况，已经成为过去了。 也正是这样，我们才能完成从先秦至现代相对完备的中国哲学通史。在这套书出版之前，我国学界尚没有全面系统的中国哲学通史。侯外庐先生主编的是《中国思想史》而不是哲学史，没有续完；任继愈先生主编的《中国哲学发展史》因种种原因也没有续完。本套书是从先秦至现代相对完备的中国哲学通史，在可见的未来一段时间内，可能难以有同类的新成果可以取代。 上观新闻：中国哲学有别于西方哲学的主要特色是什么？ 郭齐勇：在回答中西方哲学比较方面的问题时，我们先确定一下，是谈古今之异呢，还是谈中西之别呢？有时我们容易混淆时空，例如把近现代哲学与古代哲学的差异等同于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的差异。在我看来，植根于希腊哲学的西方哲学重实体，重知识、理智与逻辑；植根于先秦哲学的中国哲学则重关系，重社会与人生、生命与德行。当然，也不能笼统地这样讲，都有不同或相反的例证。 相对而言，中国哲学的特色，如把宇宙看成是连续性的，把无机物、植物、动物、人类和灵魂统统视为在宇宙巨流中息息相关乃至互相交融的连续整体，这与西方哲学把世界看成人神两橛对立的二元世界，是不同的。在西方，一元外在超越的上帝、纯粹精神是宇宙的创造者。人与神，心与物，此岸与彼岸，致思界与存在界，身体与心灵，价值与事实，理性与情感，乃至如不动的创造者与被它创造的生动活泼的世界，统统被打成两橛。 又如，相对于西方人用理性思辨的方式来考察、探究形而上学的对象，中国人重视的则是对存在的体验，是生命的意义与人生的价值，着力于理想境界的追求与实践工夫的达成。中国哲学的实践性很强，不停留于“概念王国”。这不是说中国哲学没有“概念”“逻辑”“理性”，恰恰相反，中国哲学有自身的系统，中国哲学的“道”“仁”等一系列的概念、范畴，需要在实践中才更能让人理解。中国哲学有关“天道”“地道”“人道”的秩序中，含有自身内在的逻辑、理性，乃至道德的、美学的、生态学的含义。 上观新闻：同样，中国哲学也为世界哲学提供了新的内容与资源。 郭齐勇：哲学的不同，源自看待世界方式的不同。中国哲学的基本关怀与问题，环绕着天道、地道与人道的关系而展开，或抽绎为道，展开而为道与人、道与物、道与言等。宋代以后，道的问题转化为理或心的问题。 我曾把中国哲学的特质概括为：存有连续与生机自然、整体和谐与天人合一、自强不息与创造革新、德行修养与内在超越、秩序建构与正义诉求、具体理性与象数思维、知行合一与简易精神。这些是中国哲学精神之所在。 哲学的发展，呼应时代的精神 上观新闻：《中国哲学通史》十卷本涉及很多朝代。每个时代的哲学都会呼应不同的时代精神，并拥有不同的时代任务。但每个朝代的哲学也有贯穿承续之处，仿佛隐约存在着某种整体性。您怎么看待哲学的时代关切与普遍意义之间的关系？ 郭齐勇：不同历史时期、阶段的哲学有自己时代的烙印，即对自己时代精神的呼应，以及为解决此时代问题而取得的哲学成果。另一方面，人类的、各族群的哲学思考，又总是围绕人与自然、社会与人生的基本关系而展开的，因而有其普遍的问题，例如中国哲学“天人之际、性命之源”的问题。 在汉代至唐代，“天人性命”之学得以深化和扩大，是因为在儒释道三教碰撞、融合的过程中，在超越的终极归宿与俗世生活的张力下，安身立命的问题更为凸显。各式各样的人身、人心、人性与修养问题的讨论颇为热烈，尤以中国化的佛教和中国本土的道教为盛。魏晋玄学中的有无、本末、体用、一多、名教与自然、言意之辨，乃至道教、佛教的讨论，千差万别，形貌各异，但背后都是人如何超越现世而又不脱离现世的问题。普遍性问题在各时代展现为不同的关切，然而不同的哲学形貌背后都有普遍性问题。 上观新闻：因此，哲学与世界的关系也不断在发生变化，您如何理解哲学与当今世界的关系？ 郭齐勇：中学西传，西学东渐，历史上中西哲学互动、互鉴、相互发明，这些过程相当有意思。哲学观念通过人而改变世界。例如，近现代西方特别重视主体性的观念，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强调人对自然的索取与改造。这种观念与行为也影响了东方。在发展、开拓成为世界的主题之后，人的困境出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成了主调、主潮，人们调整了对世界的看法。在一定的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有什么样的人与世界的关系，就有什么样的哲学观念，反之亦然。今天，需要不断调整我们的哲学观念，以适应今天的自然、社会、人生的可持续发展。 写出名副其实的“中国哲学” 上观新闻：《中国哲学通史》十卷本共十卷，是一个大工程，您最初如何决定接下这个大工程，在具体操作的过程中，遇到了不少困难和挑战吧？ 郭齐勇：2006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前总编府建明编审，当时是总编助理，来武汉大学找我商量这件事，我当时有顾虑，因为师友们都很忙，我手头上也有自己的事。 我分别与师友们聊天、摸底，几位志同道合的编写者走到一起，相互切磋，2007年至2008年开了两次编写会议，会下也有交流，慢慢才形成了这十卷书。我们充分发挥每一卷作者的主动性。在具体操作中，主要的困难是作者们都忙，但我有耐心，不着急，偶尔发邮件催催大家快动笔呀，快写呀，问问您还差多少呀。总的说来，还算平稳，但因为工作量确实很大，一晃就是十多年。 上观新闻：业界一致认为，《中国哲学通史》十卷本团结了全国最好的哲学学者。 郭齐勇：我们各位作者都不敢说自己是最好的哲学学者，但可以承认自己是认真的、有责任心的哲学与哲学史工作者。我约请的，是我信得过的朋友和学生，是在某断代哲学史或某专门学问的研究上，有优势及前期成果的学者。我们都比较熟悉，彼此直来直去，沟通起来也方便。因为各位作者都有个案研究基础，在此基础上对本卷哲学史上的代表性人物及其代表性著作，作了深入的评析和阐释。 我们特别注重第一手史料的爬梳，包含对新出土的简帛资料及其研究成果的重视。此外，对中国哲学史上每一断代重要的思潮、流派、人物、著作在发展过程中与社会历史文化密切的关联有深度理解，并通过提炼的功夫，把关注度聚焦于哲学问题、命题与范畴。 上观新闻：《中国哲学通史》很有特点的两卷是“少数民族哲学卷”和“古代科学哲学卷”，这两卷的内容在之前的大部分哲学著作中并没有过多提及，您为何专门增加了这两方面的内容？它们对中国哲学的发展来说，意味着什么？ 郭齐勇：这的确是我个人的设计。我长期从事中国哲学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好多年前就思考过，我们现行《中国哲学史》的短板、缺陷，一是“中国”的“哲学史”理应包括“多民族”哲学思维的发展史，二是中国古代科技史中也有很多宝贵的哲学升华的内涵，也应在大哲学史中有所体现与涵括。这在我过去编写的小型的《中国哲学史》中不容易安排，这次是编纂大型学术版的哲学史，不想留下遗憾，想写出名副其实的“中国哲学”。 少数民族哲学、古代科技中的哲学，本来就是中国哲学史的题中应有之义。我相信，今后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一定不会再有这两方面的缺憾。 上观新闻：《中国哲学通史》在一定程度上引领了学术潮流，但它的学术性较强，这样的“大部头”适合普通读者阅读吗？ 郭齐勇：我个人与我们团队的各位都没有“引领”学术潮流的野心，也不可能“引领”。我们潜心做学问，探讨的是中国传统哲学史的发生、发展过程，主要围绕经典、理论、人物、历史、方法学等展开。读者可以先读一般小型的《中国哲学史》教科书等，行有余力，再读这一套大书。 既在大雅之堂，又在生活之间 上观新闻：多年的哲学研究生涯对您的生活及价值观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郭齐勇：哲学说到底是“爱智慧”之学，即追求、探索智慧的学问，这也包括对生命智慧的探求。哲学可以指导生活，帮助我们把握正确的价值观。中国哲学家如王阳明等，特重“知行合一”，因此哲学不脱离我们的生命与生活，可以提升我们的境界。 上观新闻：在国内学术界关于如何做哲学，一直存在着“接着说”与“照着说”、“六经注我”与“我注六经”之间的争论，把“哲学等同于哲学史”“哲学研究等同于哲学史研究”这样的观点依然在学界广泛流行。您认为，应当如何改变这样的现状？ 郭齐勇：其实，“接着讲”与“照着讲”也不容易，就像当学徒一样，先向师傅请教、学样、模仿，然后才能慢慢地“自己讲”“讲自己”，而这也不是“自说自话”，还是要有所依凭或根据。“六经注我”与“我注六经”也很复杂，不同阶段或不同资质的人，有不同的学问修养的方式。对于我们一般人来说，还是要以“注六经”的方式，皓首穷经，努力、勤奋地学习、积累，之后会有所得、有所见，创造革新。像王阳明那样天分极高的人，或积累了丰富经验的人，才有可能把“六经”作为自己的注脚，创造出新的东西。 至于“哲学”与“哲学史”的关系，相当复杂。黑格尔讲的“哲学就是哲学史”，在他的系统中是有正面意义的，他强调哲学史就是哲学，肯定哲学与哲学史的一致。我们今天研究哲学与哲学史的学者，研究中哲史与西哲史的学者都是分开的，分工固然重要，但还是要讲贯通，强调兼济、互动，这可以改善视域，把问题研究得更加深入。学贵贯通。当然，打下坚实的基础之后，自然会贯通起来。 上观新闻：在您看来，哲学在当今社会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 郭齐勇：哲学仍然是“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之学，即是说，哲学既在大雅之堂上，又在百姓的日用常行之间。有哲学家的哲学，也有老百姓的哲学，两者也不是决然对立的。哲学离不开生活，生活中需要哲学。我们既要防止哲学的庸俗化，又不能杜绝哲学的通俗化。哲学是润滑剂，可以滋润我们的社会生活，例如面对一些社会矛盾，劳资、民官、上下级、各地方与单位之间的矛盾，如果当事人有一点哲学修养，协调起来就容易一些。哲学是清洁剂，可以洗刷一些负面的东西，使人神清气爽、气定神闲，更聪明，更有智慧。 我们希望国民的哲学素养有所提升，当然首先还需要打破人们对“哲学”的教条式的理解，打破一些框框。法国中学生的教材中就有法国哲学家的经典作品，我们的中学生的教材则干瘪得很，很少有中外古今哲学原著原文，把大人嚼过的食品去喂养中学生，低估了中学生的理解能力。 我们的初衷是承前启后，能代表现时代中国哲学史的最高研究水平。这个目标未必能够达到，若本套哲学通史对深入发掘、探讨中国哲学的工作能有一定的推进，则幸甚。  《中国哲学通史》十卷本，江苏人民出版社 （作者为武汉大学国学院院长、教授。社会兼职全国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