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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深厚的软实力，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离不开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抓住根本，即唤醒人们内在的良知、良心，激发人们对自我的向善、向上的要求，而不是向生命之外寻求力量。儒家优秀传统可以为我们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具体的方法指引。 [关键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践行；儒家；优秀传统；方法指引 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坚持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国家、社会、公民三个层面深刻回答了我们要建设什么样的国家、建设什么样的社会、培育什么样的公民的重大问题，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凝结着全体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在如何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问题上，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提倡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中汲取丰富营养，使其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本文拟从儒家精神传统出发，探讨儒家德育理念及方法对公民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方法指引。 一、培育和弘扬核心价值观离不开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共同的核心价值观，莫衷一是，就会魂无所定、行无所依，就会失去前进的方向，失去共同的思想道德基础，从而导致人心涣散、社会混乱，那这个民族、这个国家就无法前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核心价值观，其实就是一种德，既是个人的德，也是一种大德，就是国家的德、社会的德。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社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体现。 习近平指出，传统文化是我们深厚的软实力，我们树立核心价值观，要从传统文化里去找精气神。我国优秀传统经典中有很多朗朗上口的经典名句，如“以百姓之心为心”“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和合故能谐”“民无信不立”等等，这些历经沉淀的经典语录，其蕴涵的思想、理念和价值追求，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有其鲜明的民族特色，都有其永不褪色的时代价值，代表着中华民族的基本价值观。在2014年5月4日，习近平在与北大师生座谈时指出：“中国古代历来讲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从某种角度看，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是个人层面的要求，齐家是社会层面的要求，治国平天下是国家层面的要求。我们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涉及国家、社会、公民的价值要求融为一体，既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继承了中华优秀文化传统，也吸收了世界文明有益成果，体现了时代精神”；“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传承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寄托着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上下求索、历经千辛万苦确立的理性和信念、也承载着我们每个人的美好愿景。”[1]（P169）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指出：“世界上一些有识之士认为，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是在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营养的基础上逐步发展和完善的，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的延续和发展。因此，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离不开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和支撑。 因此，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重建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非常重视发掘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2016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最根本的还有一个文化自信”；“文明特别是思想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无论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如果不珍惜自己的思想文化，丢掉了思想文化这个灵魂，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是立不起来的”；因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 二、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如何抓住根本 梁漱溟先生曾谈到一般人对于道德普遍存有三种误解，即认道德是拘谨的，认道德是枯燥的，认道德是日常生活之外格外的事情[2]（P68）。其实，这种情形在功利至上的今天有过之而无不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首先要澄清人们思想认识上和行为上的几个普遍的误区，这几个误区集中表现在： （一）将践行核心价值观视为从外部强加给我的，是政府、社会、师长对我的要求，目的在于求得社会的秩序与和谐；而我之所以如此这般，是因为别人这样，我只好从众，或为免遭他人非议不得不如此，在人群中不致显得另类，因而核心价值观是一种使我感到拘谨的东西。这样理解导致的结果是，在人前正襟危坐，有道德守规矩；在人后则放任自流，不守规矩不讲道德；在熟人面前能守住底线，在陌生人面前则无所顾忌，反正别人不知道我是谁。 （二）将践行核心价值观视为枯燥的无趣的东西，无外乎是走一些过场，搞一些仪式，应付一些政治学习和考试等，目的是完成任务以便交差。这样理解导致的结果是，每到“学雷锋日”到来，敬老院里人满为患，平时则门可罗雀！ （三）将践行核心价值观视为日常生活之外的“高大上”的东西，忽略了对日常生活中的庸言庸行、举手投足中的自我要求和自我约束。这样理解的结果是，不少年轻人不缺钱就不会主动给父母打电话；逢年过节与家人团聚只顾低头玩手机；随地吐痰、乱扔垃圾、乱停车；做事不负责任，经常想着投机取巧……。 为什么出现这样一些荒唐又可笑的情形呢？这是因为人们实施道德行为时其行为动机——初心——出了问题，推动人们为善的力量不是来自于生命内部，而是来自于外部。我们在践行核心价值观的时候，如果都是从外部去寻求力量，就没有主动性，缺乏真诚，力量不够，也不能持久，一是太看重外在形式之表现，而缺乏内在情感之充实和培育，徒有虚文而已；二是外部的条件和情势常常处在流动变化中；外在的情势一变，我们的行为也会随之而变，缺乏明确的方向和目标，难以持久；三是把善的行为充当了达成别的目的的手段，容易引起人们的狭隘的功利之心和分别计较之心。凡此种种，皆说不上是真正的道德生活。 我们怎样才能纠正这些偏颇呢？我们不妨从儒家先哲的精神传统中另觅方向，重新发掘力量的源泉。 儒家先哲教导我们，一个人的道德行为，必须从内心真实的自我出发，而不是随大流，受环境和他人的影响。一个人内心深处的东西，只有自己才能知道。这就要求我们内不自欺、外不欺人，从生命内部寻求行为依据和力量源泉，认识到自己内心的真实好恶，并以此好恶作为自己行为的准绳，获得真正的行为动力，而不要人前一套、人后一套，总是容易背叛或否定自己，使生命没有根基和稳定感。有了内在的力量为依据，则思想、行动的背后，不仅有理性的认知作基础而且有感情与意志的支撑，才能获得持久的源源不断的力量。 儒家先圣孔子生活在春秋末期“天下无道”“礼崩乐坏”的乱世，他要重新收拾人心、恢复“周礼”的秩序。但是他并非简单地要求人们的视听言动回复到周礼，而是“以仁释礼”、“引礼归仁”。他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论语·阳货》）“‘礼乐’不在外表，非外在仪文、容色、声音，而在整套制度，特别是在内心情感，即归‘礼’于‘仁’。这是《论语》一书反复强调的” [3]（P479）；“外在形式的礼乐，都应以内在心理情感为真正的凭依。否则只是空壳和仪表而已。” [3]（P79） 孔子讲礼，注重的是“礼之本”，强调人必本着自己的真性情去行礼才有意义，否则徒有礼乐之虚伪形式，反而助长了人的伪善和乡愿情结。故孔子主张“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直斥“巧言令色，鲜矣仁”（《论语·学而》）。不仁之人缺乏真性情，内以自欺，外以欺人，专事巧言令色以取媚他人；仁者以性情之真的与合于礼的自然流露，本着仁爱之心、同情之心以推己及人，将内在的“仁”与外在的“礼”融为一体，故最为可贵。“所谓礼者，看去似不免是外面的形式，然其意在藉此以启发其好的心情，正所以注重内容，不似刑赏只看外面之形式。” [4]（P103-104）孔子心目中之“君子”，就是有仁爱之心，明人伦、守秩序，达到了道德理性自觉的人。外在的礼乐形式是“文”，内心的真性情是“质”；“君子”就是本着真性情行礼者，体现出一种表里如一、内外通透的人格。 亚圣孟子生活在更为混乱的战国时代，他继承孔子未竟的事业，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跛行，放淫辞”，以“平治天下”为己任。孟子将孔子的“德政”理想加以进一步发挥而倡导仁政，而仁政何以可能的依据在于“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孟子·公孙丑上》）“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孟子·公孙丑上》）一个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即刻产生“怵惕恻隐之心”，这种反应不是出于想“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不是出于想“要誉于乡党朋友”，也不是出于“恶其声”等外在功利判断，而是出于人心的自然流露。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之作为“善端”，是人与禽兽相区别的标志，是人心之中本来就有着对自己的一种向善、向上的要求，只要将此“四端”扩而充之，就“人皆可以为尧舜”。当然孟子不否认人也有动物性一面，他称之为“小体”，即所谓“耳目之官”，与人的“能思之心”即“大体”形成对照：“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与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孟子·告子上》）人之不善，正是由于不能保有和扩充此“四端”，让“耳目之官”的动物欲望遮蔽了“能思之心”的结果，故孟子极重视生活中的教育教化。儒家阵营中，即便是承认“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的荀子，也承认人有卓著的聪明才智和理性判断，知道全凭自己的本性去生活处事注定行不通，会导致“天下之乱，若禽兽然”，故在“先王”告知以“父子之义”“君臣之正”之后，皆能通过后天的学习积累成圣贤，“涂之人可以为禹”。 从表面上看，荀、孟之人性论正相反对，但恰好可以相互发明，都揭示了“人性可塑”，都说明人对自己有一种自我要求，一种向善、向上的要求。我们今天主张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定要使人们唤醒自己内心这种对自己的要求，把推动自己践行核心价值观的力量，从外部世界转回到生命的内部，把“要我做”转变为“我要做”，外化于行，内化于心，才有力量，才能持久，才有生命的和谐与快乐。所以孟子称颂舜：“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离娄•章句下》）梁漱溟先生特别重视孟子这句话，他说：“我觉得，是非的标准不要向外找。《孟子》上头有个话，他叫做‘行仁义︐和‘由仁义行︐，这两样不同。所谓‘行仁义︐嘛就是一般的社会习俗上认为那样是仁义，是好，按照着那样子去做就是‘行仁义︐，孟子认为那样不足取，不要‘行仁义︐，要‘由仁义行︐，就是还要回到自己身上来，返回到自己本心，越向外找越迷乱、越眼花缭乱，不要向外看，要自己问自己。特别是，在《孟子》他也说，‘平旦之气︐，‘夜气不足以存︐。中国的俗话常这么说，叫‘清夜扪心︐，……这个就是说，清夜醒来的时候，比较不受外边的影响，‘清夜扪心︐，问问自己，这样对不对啊？这个时候，按中国话说叫‘良心发现︐。”[5]（P297-298）因此，我们的道德行为须回到自己本心，“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 反观现实，国人学雷锋已历六十余载，多数时候仍停留在政府号召、公民行动的情状，等到学雷锋日一过，一切又回到老样子。这就是由外部力量推动的“行仁义”，属于良心尚未呈现的状态，是被外部的力量推着走，缺乏生命的自觉性和自主性。梁漱溟先生主张人们回到自己的本心、良心，“由仁义行”，按照仁义去做，不是把仁义作为手段来使用。也就是说“居仁由义”是审美的，而不是功利的；是自觉的，而不是被迫的；是畅快愉悦的，而不是拘谨枯燥的；是目的，而不是手段；是我要做，而不是要我做。这就是“由仁义行”的可贵之处。 每一个公民，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道德实践中，若将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视为是自己作为人、作为共和国公民的一种内在需要，是生命的自我要求、自我成长、自我完善，是生命的自由与和谐——自身的知、情、意的和谐，也是自我生命与社会其他人生命的和谐，有了这样一种来自生命内部的力量和要求，人就可以自己为自己立法，把外在的规范、要求内化为生命的内在自觉。自己立法，自己服从，服从内心的道德律令，听从良知的召唤，不预设另外的外在目的，不受耳目之欲左右，不被外部情势变化干扰，这就是孟子所谓“先立乎其大者”。 2021年2月25日，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事实充分证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凝聚人心、汇聚民力的强大力量。只要我们坚定道德追求，不断激发全社会向上向善的正能量，就一定能够为中华民族乘风破浪、阔步前行提供不竭的精神力量！” [6]习主席的话阐明一个深刻的道理，那就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根本在于唤醒人们的良知、良心，激发出人们内心向善、向上的自我要求。 三、从儒家优秀传统中寻求践行核心价值观的方法指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延绵数千年，尤其独特的价值体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今天，我们提倡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从中吸取丰富营养，否则就不会有生命力和影响力。”[1]（P170）儒家德育传统对我们今天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可以提供有益的方法指引，主要表现在： （一）德行先于知识。这是历代儒家圣贤始终不渝的精神传统。在儒家看来，一个人有文化有智慧，首先表现在有道德有修养，其次才是有知识和技能；如果一个人有知识而无道德、能力优而品行劣，则意味着作恶的能量和可能性也大。明儒王阳明说，不仁之人容易陷入“知识愈广而人欲愈滋，才力愈多而天理愈蔽。”[7]（P196）这是件很可怕的事情。《论语》首章即说：“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论语·学而》）儒家十分强调“学”对于一个人“成人”的重要性，故《论语》开篇就是“学而第一”，而把上述两段话摆在“学而第一”中，清楚地表明“为学”的第一要义是学会做人，人无德不立。梁漱溟先生颇得儒家教育之真髓，他说“知识技能是生活的工具，是死的，只有生命本身才是活的。必待活泼的生命去进求，而后知识技能才得有，必待活泼的生命去运用，而后其功用乃著。生命消沉无力，则知识技能一切谈不到；而果得生命活泼，亦自然知所进求运用，正自不难著其功。……中国教育除非从此没有办法则已，如其有办法，必自人生行谊教育之重提，而后其他一切知识技能教育乃得著其功；抑必将始终以人生行谊教育为基点而发达其他知识技能教育焉。”[8]（50-51）而梁漱溟先生所言“人生行谊”教育即“所谓‘读书明理’，其理正指人生之理。” [8]（51）习近平总书记对儒家的这一传统非常重视，他在2014年与北大师生座谈时说：“道德之于个人、之于社会，都具有基础性意义，做人做事第一位的是崇德修身。这就是我们的用人标准为什么是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因为德是首要、是方向，一个人只有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其才方能用得其所。”[1]（P173）为此我们要摈弃坊间流行的庸俗成功学对我们的误导，了解一个人、评价一个人、启用一个人，首要的是看他的品行和修养，做到德才兼备、德智双修；教育和培养年青一代，也要遵循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标准，切不可只重视分数、技能而缺失了道德修养这个根本。 （二）行动重于语言。儒家一贯提倡为学要言行一致、内外通透，表里如一；不仅要听其言，更要观其行，将生活实践与观念打成一片，知行合一，言行不贰，方为可贵。“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论语·宪问》）儒家先哲最为不耻的是言过其实、夸夸其谈，说一套做一套，直斥“巧言乱德”，“巧言令色，鲜矣仁！”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如何在弘扬核心价值观上下功夫时说：“道不可坐论，德不能空谈。于实处用力，从知行合一上下功夫，核心价值观才能内化为人们的精神追求，外化为人们的自觉行动。”[1]（P173）又说“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从根本上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一种“行”的学问，是一种付诸行动的价值理想和人生追求，而不是一种“记诵之学”。2018年5月2日，习近平在与北大师生的座谈会上寄语青年大学生：“‘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学到的东西，不能停留在书本上，不能只装在脑袋里，而应该落实到行动上，做到知行合一、以知促行、以行求知，正所谓‘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做人做事，最怕的就是只说不做，眼高手低。” （三）上行下效。儒家先哲素来主张一个社会道德风气的养成，在上者的榜样和示范作用就是风向标。孔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又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孟子也说：“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风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风，必偃。”（《孟子·滕文公上》）两千多年来，这些观念对中国人的影响非常之大，以至于普通民众的思想和行为，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在上者的所作所为，在上者的“身教”比“言教”所起的作用大得多。在这种传统之中，家长之于孩子，党员之于普通民众，干部之于职工，“少数关键人物”之于全国人民，他们的行为所起的感召作用、示范作用就显得尤其重要。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寄希望于广大党员和干部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广大党员、干部必须带头学习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用自己的模范行为和高尚人格感召群众、带动群众。”[1]（P164） （四）由近及远。儒家提倡一个人德性的养成，家庭是第一所学校，家长是第一位老师。“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孟子▪离娄上》）从家庭、家族生活中培养孩子的孝悌之情入手，逐渐延伸、扩充至社会、国家乃至天下，有一个先后、轻重的次第，这是符合人之常情的。“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歟！”“要使一个人好，在培养人生的情趣，而培养情趣最好的地方是家庭。家庭是人的用情所发端之处。一个人不能与家人无情而与外人反倒有情。” [8]（259）一个人将对父母的孝、对兄长的悌作为培养道德感情、仁爱精神的开端，再将孝悌之情加以扩充和延伸，及于更远的更多的人乃至万物，此之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最终达到“仁者浑然与万物同体”的天地境界。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家庭教育和家庭美德建设，他说“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孩子们从牙牙学语起就开始接受家教，有什么样的家教，就有什么样的人。家庭教育涉及很多方面，但最重要的是品德教育，是如何做人的教育。也就是古人说的‘爱子，教之以义方︐，‘爱之不以道，适所以害之也︐。青少年是家庭的未来和希望，更是国家的未来和希望。古人都知道，养不教，父之过。家长应该担负起教育后代的责任。家长特别是父母对子女的影响很大，往往可以影响一个人的一生”；“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身体力行、耳濡目染，帮助孩子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迈好人生的第一个台阶。”[9]（P354-355）现实中，我们经常看到，一个问题孩子的背后往往有一个问题家庭，可见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重要性。 （五）由易到难。习近平指出：“一种价值观要真正发挥作用，必须融入社会生活，让人们在实践中感知它、领悟它。要注意把我们所提倡的与人们日常生活紧密联系起来，在落细、落小、落实上下功夫。…… 要利用各种时机和场合，形成有利于么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活情境和社会氛围，使核心价值观的影响像空气一样无所不在、无时不有。”[1]（P165）这与儒家传统提倡下学上达，强调从日常生活、学习、工作中的洒扫、应对、进退等最基本的规矩、规则、制度等做起，“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的主张是一脉相承的。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非在日常生活之外另搞一套很高大上的东西，而是在日常生活的庸言庸行中，培育爱国情怀、养成敬业精神，倡导诚实守信，唤醒仁爱之心。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希望广大青少年，“从小做起，就是要从自己做起、从身边做起、从小事做起，一点一滴积累，养成好思想、好品德。……每个人的生活都是由一件件小事组成的，养小德才能成大德”；“要善于从点滴小事中教会孩子欣赏真善美、远离假恶丑。”[1]（P183-184） （六）法治保障。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绕不开一个让人们疑惑的问题，就是如何保障有德之人不吃亏、好人好事不蒙冤，这是一条底线。能否守住这条底线，直接关系到道德建设的成败。古代先贤一直教导大家“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孔子也鼓励人们不必怀疑道德的价值：“德不孤，必有邻。”（《论语·里仁》）可是在现实中，人们往往看到好人没有好报，坏人嚣张跋扈（如好心救助他人后反被讹上而吃官司）。故有司马迁的千古之问：“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史记·伯夷叔齐列传》）要打消这个疑虑，就需要个人、社会和国家在养成良好的道德风尚中共同努力，相向而行，形成合力。从个人层面讲，每个公民都应坚守道德信念，求仁得仁，“守死善道”，同时还要学习掌握做好人好事的方法，尽量避免好心办坏事，也要学会如何保护自己，识别各种“碰瓷”和陷阱；从国家层面讲，应尽快出台“好人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让好人做好事减少后顾之忧；从社会层面上讲，各种社会管理要自觉承担起维护社会良好风尚的社会氛围，体现社会风气健康向上的价值导向。“要用法律来推动核心价值观建设。各种社会管理要承担起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责任，注重在日常管理中体现价值导向，使符合核心价值观的行为得到鼓励、违背核心价值观的行为受到制约。”[1]（P165）可喜的是，2020年5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总则第183条关于“见义勇为的侵权责任和补偿责任”规定：“因保护他人民事权益使自己受到损害的，由侵权人承担民事责任，受益人可以给与适当补偿。没有侵权人、侵权人逃逸或者无力承担民事责任，受害人请求补偿的，受益人应当给予适当补偿”；第184关于“紧急救助的责任豁免”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10］（p45）这有利于从法律层面鼓励更多人“路见危难，伸出援手”，同时对“英雄流血又流泪”的现象说“No”。近年来，上海市、深圳市等地方政府也纷纷出台保护好人、救助好人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目的就是要从法律上解决那些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者的权益保障及法律责任的问题。这说明，国家、社会、公民三个层面正在努力造就推动核心价值观建设的合力，逐步体现“充分发挥法律和政策的保障作用，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全过程，贯穿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方面。”[11]（P198） 综上所述，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一件事关建设什么样的国家、建设什么样的社会、培育什么样的公民的重大问题，说到底还是人的思想道德建设、灵魂建设的问题，聚焦的是造就具有正确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社会主义建设者。这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全国上下迈稳步子、夯实根基、久久为功。儒家的优秀德育传统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中是不可或缺的宝贵思想文化资源，需要我们去发掘、整理和创造性的运用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的“旧邦新命”做出贡献。 本文为东莞理工学院2019年校级质量工程项目《国学与人生》通识公共选修课程建设（项目编号：201902053）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参考文献： [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2]梁漱溟.朝话：人生的省悟[G].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 [3]李泽厚.论语今读[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 [4]李渊庭、阎秉华整理.梁漱溟先生讲孔孟[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5]（美）艾凯采访，梁漱溟口述.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晚年口述[M].北京：东方出版中心，2006. [6]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92686113166061650&wfr=spider&for=pc. [7]象山语录· 阳明传习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8]梁漱溟.教育与人生——教育文集[G] .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 [9]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1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大字版）[M].北京：中国法治出版社，2020. [1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M].北京：学习出版社，2018. （作者系哲学博士，教授，现为东莞理工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专职教师，主要研究方向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政治教育。）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