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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乐文化是中华文明的主脉，是学界的共识。如柳诒徵先生说：“礼者，吾国数千年全史之核心也。”礼乐文化是传统中华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梁漱溟先生曾给文化下过这样一个定义：文化就是生活的样法。不同的文明体有不同的文化。如果说希伯来人和印度人的生活样法是宗教型的，古希腊人的生活样法是哲思型的，古罗马人的生活是法律型的，那么中国人的生活样法是道德实践型的，其表现就是强调“德治礼序”。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礼”是对中华文化各层面、各领域最具概括力的汉字之一。据西方汉学家分析，“礼”在英语世界没有完全对应的词汇，中国“礼”的内涵大约需要二十多个英文单词才能全部囊括无遗。国学大师钱穆先生说：“在西方语言中没有‘礼’的同义词。它是整个中国人世界里一切风俗行为的准则，标志着中国的特殊性。”他指出：“要了解中国文化，必须站到更高来看到中国之心。中国人的核心思想就是礼。”我在2017年出版的《礼德诠解》中，曾经概括礼乐文化的功能：文明与野蛮的分际，个体行为的准则，社会伦理的标准，治国安邦的柱石，同时又具有维系中国人精神世界、信仰世界的功能。正如《礼记·乐记》中说：“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习近平总书记将之概括为“礼序乾坤，乐和天地”，礼乐的意义和价值由此可见。 2021年3月22日在福建武夷山朱熹园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要特别重视挖掘中华五千年文明中的精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那么，中华文明的特色和精华何在？众所周知，儒学是中华文明的主干和主流，在过去几千年发挥了主导作用。如何理解儒家文明，同样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近代以来，“礼”渐渐被中国知识界所批判、否定，乃至妖魔化，现代中国人对于“礼”的认识渐渐变得模糊、负面。 如果从整体上理解中华文明、儒家学说，礼比仁还更重要。李学勤先生指出，儒学的核心是经学。而礼学又是中国经学的大宗，丁鼎老师写过一篇《六经皆礼》的文章，对此做过很好的诠释。不仅在经学上，礼是大宗，而且它不仅是一种思想观念、伦理道德，更体现在典章制度、社会规范之中，尤其是关涉终极信仰，可以说是将中华文化的各个层面、各个维度囊括无遗。也正因为礼乐在中国文化中的重要地位，故而历代大儒对其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疏解、阐释、研究与转化，产生了浩若烟海的礼学文献，形成了具有东方特色的学术体系——礼学。当然，同样因为这一点，礼乐文化在近代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才首当其冲地被批判。新文化诸位冲锋陷阵的大将，无不将矛头对准礼乐与礼教。如今，中国人摆脱了近代衰败的厄运，正以昂扬自信的姿态站立在世界舞台。随着文化自信的增强，国人对民族文化的自觉与自知也被提升日程。从教育系统来看，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纳入现行教育的课程体系，已经成为大势所趋。礼乐文化也由此重新以正面的形象走向社会。学术界对于传统文化与学术的复苏复兴潮流这一动向很早就敏锐地捕捉到了。近年来，一大批礼乐研究机构的诞生、礼乐重大课题与重要著作的撰著出版、传统礼乐文献的整理问世，各种有关礼乐的会议的召开，以及遍及全国的各种礼乐活动的举办，无不昭示着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那就是作为中国文化主脉和基本特征的礼乐文化不仅没有被百年的批判而消亡，反而显现出深深扎根文化土壤的生机活力。 2021年5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给山东大学《文史哲》杂志全体编辑回信时强调：“要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让世界更好了解中国、认识中国，需要深入理解中华文明。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角度深入阐释如何更好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更好地理解中华文明，显然离不开对礼乐文明的研究。同时，也应该关心留意礼乐文化的普及与传播工作。说到底，礼乐不仅是一种“学”，更是一种“道”，不仅有“体”，而且要有“用”，道学并重，体用兼备。相较于儒家的仁义等“观念”，礼乐显然更具有实操性、实践性。 在现代社会，传统的礼乐文化是不是仅仅作为一种“遗产”存在，只能存在于学者的书斋、论文或者博物馆之中呢？我想，答案是否定的。作为中华文明的主脉及特征，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未来的中国，也无法抛弃礼乐文化。礼乐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根脉所在，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根据“礼时为大”的精神、“因革损益”的原则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方针，做好时代转化工作，以现代文明为基础，以现代价值为取向，让现代价值转换传统礼乐，让传统礼乐滋养现代文明。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大家往往以为儒家文化中，仁义观念具有现代转换的可能，是积极的，要赓续发扬；而礼则是反动的，消极的，必须予以否定。其实，这样的看法未免偏执。礼乐精神与现代精神，当然有扞格不通之处，需要加以扬弃。但是，礼乐作为中国文明的基因和特色，其中所彰显的“中国性”，仍需加以呵护。尤其是，礼乐精神在某种程度上所体现的中华文明的理念、智慧、气度与神韵，足以纠正现代精神之偏，补救现代文明之弊。 我们通过“两创”的工夫，综合古今中西，创造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文明，未必不是一种可期的文明之路。在这一点上，我们确实需要一点骨气和底气，需要一点文化自信。当然，文化自信不能演变成文化自负，那样只能导致封闭。基于这一认识，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向社会宣传普及礼乐文化常识和基本精神，让国人改变自从近代以来一直流毒不断的负面的礼乐文化观，去积极发现礼乐文化与当代中国人生活生命的内在关联，在接受现代价值洗礼的同时，也能沐浴传统礼乐的辉光，让古今的文明精华塑造气质、养成人格，切实提升国民素养，促进社会和谐，向世界展现中华文明之“文明”所在。 21世纪的中国正在由富强走向文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实现，不仅需要经济的腾飞，更需要国民文明素养的整体提升。“文明中国”需要礼乐的滋养。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注重发挥文以化人的教化功能，把对个人、社会的教化同对国家的治理结合起来，达到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目的。”就目前的现状来看，国人对于礼乐文化有迫切需求，但是学界却没有提供高水平的供给，属于“供给不平衡”，于是各种谬种流传、各种沉渣泛起，这是我们学术界的失职，亟需一次“供给侧改革”。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说，礼乐文化的普及和传播比研究更迫切。“学术研究”是“小众”的，“文化普及”是“大众”的。从“小众”走向“大众”，文化才有生命力。儒家本有悠久的教化传统，而教化的阵地就是教育，武器就是礼乐。今天我们也不应该放弃这一传统和职责，应该赓续转化这一传统，肩负起这一使命。 （作者系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研究院教授，曲阜师范大学中华礼乐文明研究所所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