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氏家风体现在我国古代经典文献中,见诸孔氏家族的身体力行中,散记于历代传记、谱牒、杂记等史料中。孔子第64代孙孔尚贤,袭封衍圣公后,为了规范族人的言行,颁布了族规《孔氏祖训箴规》,对孔氏家风进行了提升,充分体现了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价值追求和人生目标。总体上来讲,孔氏家风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学诗学礼,诗礼传家;第二,父慈子孝,家和睦邻;第三,先义后利,力为良吏;第四,践行忠孝,家国同构。学诗学礼强调的就是读书和修身。自身修养好了,才可以处理与其他人之间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最基本的是与家庭亲人之间的关系,如做到“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实现家庭成员和睦、门风淳朴。孔氏家风把家庭伦理道德推广开来,形成一定的社会道德准则,从而实现“泛爱众”的“睦邻”目标。孔子后人在学业精进的同时,出仕从政实现自身政治抱负者不乏其人,仅衍圣公就传承了880年。因此,孔氏家风还包含了教育子孙后代如何“做好官”的要求,这就是“先义后利,力为良吏”。孔氏家族把个人的命运、家族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紧密地联系起来,以此厚植“践行忠孝,家国同构”的家国情怀。 学诗学礼 诗礼传家 诗礼传家是孔氏家风的核心,源于孔子对儿子学诗学礼的教诲。《论语•季氏》中记载了“孔鲤过庭”的故事,孔子教育儿子“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意思就是,不学诗,就不懂得怎么说话;不学礼就不懂得怎样立身。《论语•阳货》篇中,还有一段类似的话:“子谓伯鱼曰:‘女为《周南》《召南》矣乎?人之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这句话是指孔子对伯鱼(孔鲤)说,人假若不研究《诗经》中的《周南》《召南》,就会像面对墙壁傻站着一样,什么也看不见,一步也行不通。《孔子家语》记载了孔子教育儿子孔鲤通过学习提升自己的重要性。孔子认为,“容体”“勇力”“先祖”“族姓”等等都是不足以称道的外在因素,只有学习才能真正提高一个人的道德修养和内在素质。《孔氏祖训箴规》告诫族人要“朝夕教训子孙,务要读书明理”。孔子不仅言传而且身教,“吾十有五而志于学”“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一生勤奋学习,为学生和子孙后代树立了光辉的榜样,给后代留下众多学习传承的经验。诗礼传家是孔氏家风的核心内容,其实也揭示了当时家庭教育的主要内容。孔子对如何学习也提出了很多要求和原则。孔子主张学习要“不耻下问”,提倡“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反映出孔子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并提出了一个“四毋”原则:“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提倡“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就是要求说话讲忠信,行为讲笃敬,从而构建了一套笃实躬行、学行结合以及从诚意正心修身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圣外王”之道。 父慈子孝 家和睦邻 《孔氏祖训箴规》中讲道:“谱牒之设,正所以联同支而亲一本。务宜父慈子孝,兄友弟恭,雍睦一堂,方不愧为圣裔。”务必提倡“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和睦一家亲,才不愧为圣人的后代。孔氏家族注重血缘亲情之爱,就是以“孝悌”为本的血缘关系基础上的爱。仁的实现始于家庭,其表现就是亲情之爱。所谓“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正是体现了孝悌为仁的根本所在。而孝悌就是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上的爱。孔子十分重视这种血缘亲情的爱,对宰我的“三年之丧”的辩解提出:“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对宰我放弃对父母的三年之丧称之为“不仁”。由此可见,孔子心中的亲情之爱就是最基础的仁。在遵循家庭伦理规范的基础上,孔氏家族对家庭成员以外的人也能够心存仁心。正所谓“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晚辈在家孝顺父母,出外则会尊敬长辈,做事谨慎而说话诚信。这样的人会将家庭中的孝道用于所有的人,从而使整个社会形成亲如一家的氛围。由此,家庭伦理规范发展成为公民道德。“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对待每一个人都要像对待贵宾一样恭敬认真,做官的要谨慎小心地役使百姓,自己不喜欢的事,就不要强加给别人。“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自己通达,也要使别人通达,这就体现了德行广众的睦邻目标。 先义后利 力为良吏 《孔氏祖训箴规》中强调:“崇儒重道,好礼尚德,孔门素为佩服。为子孙者勿嗜利忘义,出入衙门,有亏先德。”崇儒重道、好礼尚德,向来是孔门传统。作为孔氏子孙,不能嗜利忘义,做官不要做出有损祖先德行的事情。“为子孙者勿嗜利忘义”,就是告诫子孙后代要正确处理好义利关系。孔氏家族奉行先义后利、求利循义、义利统一的伦理价值观,即以“重义轻利”为特征的义利观。《孔氏祖训箴规》强调:“子孙出仕者,凡遇民间词讼,所犯自有虚实,务从理断而哀矜勿喜,庶不愧为良吏。”要求做官的子孙,一定要做到公平公正、理性判断,做贤能的官吏。他们奉祀先祖,为政以德,由此造就了“不愧良吏”的官之典范。比如,孔子10代孙孔藂、14代孙孔光、40代孙孔纬,45代孙孔道辅等等,都在当时作出了突出贡献。孔子第53代孙孔治为官时,就有“孝友仁厚,公谨廉明”的美誉。孔子第57代孙孔讷“为人严谨,天性仁孝”,乐善好施,对无力婚葬的乡邻,时常解囊相助。明崇祯十三年(1640年),山东发生灾荒,孔子64代孙孔胤植奏请免除粮税,并出钱物救济灾民,先后救活“数千人”。不单是衍圣公遵循祖训,好礼尚德,同门67代孙孔毓珣也在《孔氏祖训箴规》的教化下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成为一代良吏。他在为官期间,根据当地风俗施政,去除社会弊端,边境居民得以安宁生活。迁任湖广上荆南道,筑堤捍江,民称之“孔公堤”。升广西总督,对官府控制的储备粮仓进行调查核实,并且春耕时期,借粮给老百姓,秋收时期收回,年成好的时候,加收利息,年成不好的时候,免除利息,荒年几乎没有收成的时候,允许次年偿还本钱。雍正帝召见孔子70代孙孔广棨时不由感慨道:至圣先师后裔当存圣贤之心,行圣贤之事,一切秉礼守义,以骄奢为戒。以上这些孔氏族人都深受诗礼传家、为政以德和勤廉家风的影响,成为官之典范。践行忠孝家国同构孔氏家族具有一种深厚的家国情怀,主张以家庭伦理构建政治秩序,“以天下为己任”,努力实现“大仁”“大爱”。《论语•颜渊》将其概括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孔子把“孝”道推及到政治领域,把“孝”道和治理国家的政治联系起来。孔子说,“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为人父者也。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为人兄者也。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为人君者也。”家与国这两个最重要的人类联合体之间就有了一致性。孔子甚至认为遵从孝道,进行有关孝的道德教化,就是对政治的参与,能直接影响到政治。有人问孔子为什么不参政,而只顾倡导孝道,孔子回答说,只要孝顺父母,遵从兄长,并把这种风气施于政治上也就是参政了,在家为孝就类似于在国行忠,所以“孝慈,则忠”。在孔子看来,家和国是统一的,孝和忠是统一的,从政与施教合而不分。以“孝”促“忠”,以血缘关系促等级秩序,以“齐家”作为“治国”“平天下”的重要环节。《孔氏祖训箴规》强调:“孔氏子孙徙寓各府州县,朝廷追念圣裔,优免差徭,其正供国课只凭族长催征。……宜各踊跃输将,照限完纳,勿误有司奏销之期。”同时强调了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要紧密结合起来。孔子说过:“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孔子认为,如果在有道的国家还处于贫穷的状态是可耻的;如果处在无道的国家而富贵,那也是耻辱的。这里孔子把个人家庭的富贵与国家联系在了一起,体现了“家国一体”的情怀。 作者系山东省曲阜市委党校副校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