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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中的民生观直接影响并指导着中国社会的政策主张和施政方略。其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一是富民裕民利民的经济主张，二是教民化民的教育思想，三是民为政本、执政为民的重民思想。这些思想相互联系，一起构成了传统文化中民生观的主干。 一、治国之道，必先富民 富民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目的所在，也是实现社会和谐的重要条件。“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在这句话中蕴含着深厚的富民思想。在中国传统典籍中，富民、裕民、惠民、利民，在本质上都是指一个意思，就是让老百姓富裕起来。民富则国强。管子说：“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孔子说：“富与贵，人之所欲”。治国先富民，必须先使人民生活富裕。 孔子非常重视富民问题。在《论语》中直接谈到“富”的地方就有17次，另外还有十几句虽然字面上没有，但实际上也是谈贫富问题。《论语·尧曰》记载孔子说：“因民所利而利之。”这就是说，政府应该多做有利于百姓利益的事情，多给百姓实惠。有一次，孔子到卫国去，学生冉有为他驾车。孔子说：“人口真多呀!”冉有问：“人口已经够多了，还要再做什么呢?”孔子说：“使他们富起来。”冉有说：“富了以后还要做什么?”孔子说：“对他们进行教化，让民众向善。” 孔子把富裕看做实行教化的前提条件。他认为，人民应该获得自己合理的物质利益，不管是穷人和富人，君子和小人，都有求富求利的欲望，只要符合道义，就是合理的，就应该予以满足。即“民之所欲，天必从之”。 孟子的富民政策主要是通过发展生产、减轻赋税来实现，要让老百姓“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孟子富民的核心思想是保民、恤民、养民，这样就能达到王道仁政的目的。“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孟子·梁惠王上》)荀子也有类似的思想。他说：“不富无以养民情，不教无以理民性。故家五亩宅，百亩田，务其业而勿夺其时，所以富之也。”(《荀子·大略》) 要实现富民，必须轻徭役，薄税敛，减轻民众劳役，降低百姓税赋。鲁国国君哀公问有若说：“遭了饥荒，国家财政困难，怎么办?”有若回答说：“为什么不实行彻法，只抽十分之一的田税呢?”哀公说：现在抽十分之二，我还不够，怎么能实行彻法呢?”有若说：“如果百姓的用度够，您怎么会不够呢?如果百姓的用度不够，您怎么又会够呢?”战国时期战火连绵，各国不停地加重赋税，征发百姓服徭役，百姓苦不堪言。孟子看到这一情况，明确指出:“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这就是说，让百姓种好他们的地，轻徭薄赋，减轻劳动人民负担，这样百姓才能够富裕。 为政者政绩评价的标准就是国家是否强盛，民众是否安居乐业。因为民富则国安，民贫则国乱，富民是稳定社会的重大要素。唐朝初年，太宗李世民在推行一系列利民富民的政策上下足了工夫。比如实行均田制、租庸调制，大力提倡节俭等。明太祖朱元璋在平定天下后，立即实行一项重要的治国政策，即“阜民之财，而息民之力。”阜民之财，就是使老百姓家有余粮余钱，生活富裕;息民之力，就是要减轻徭役，使人民有足够的时间从事生产劳动，给百姓创造一个比较好的生产生活环境。民富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前提，作为执政者应始终以富民为己任，不与民争利，始终把百姓安居乐业作为第一要务。 二、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儒家思想注重发挥文以化人的教化功能，把对个人、社会的教化同对国家的治理结合起来，对促进中国社会利益和社会关系平衡，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中华文化提倡人民富裕，是从人性的自然本性出发，肯定人对富贵追求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富是人类社会基本生活需求使然，但民富绝不是终极目的。富民是前提，教民要以富民为基础，没有这个基础就不可能教化。教是富的精神提升，是让人从低级的生物人提升到社会道德人的关键一步。社会的长治久安，不仅要解决民众的温饱问题，还要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我们的先哲们非常聪明智慧，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 孔子在重视富民的同时强调教化。当学生问他，“既富矣，又何加焉?”他回答说：“教之。”富裕只是立国的基础，而教化才是立国的根本。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需要教化，良好修养的个人也需要教化。无论对于个人还是社会，教化都非常重要。孔子虽然不排斥财富，但反对为了追求个人利益而做不法的行为。他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如果用不正当的手段去追逐财富，孔子是不屑于去做的，因为这会损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破坏社会的安宁。 孟子主张，百姓在有了“恒产”以后，在“饱食、暖衣、逸居”后，接下来就要对百姓进行道德教化，要让百姓懂得“庠序之教，孝悌之义”，懂得“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人伦道理，懂得“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道理。他还说：“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好的政令不如好的教化那样能赢得民众。好的政令，百姓畏服;好的教化，百姓喜爱。好的政令可以令百姓发财致富，好的教化赢得百姓民心。 教化是为了化民成俗，成就性善。董仲舒认为“人性未善”，必须通过教化才得以性善。民众不是一出生就能符合善的理念，不能自觉做出道德的行为。这就需要国家、政府对民众进行教化，引导民众向善。尤其是对缺乏教育的广大民众，教化就更为重要。人不知书达理，则不能立志向善，其所作所为，或违背社会良俗，或胡作非为，扰乱社会秩序。教化的目的是提高个人的道德修养，通过教化机制把道德原则、行为规范、价值评价标准渗透到人们的观念、行为、习俗、思维方式和情感之中。 教化本于人心，本于民情。教化的根据是人心人情。儒家把对父母的孝、对兄长的悌看做人的根本，“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孝悌是人最基础的感情。一个对父母不孝顺、对兄长不尊敬的人，更无法对其他人尊敬和尊重，这是最基本的常识。现代社会提倡法制，但法制只是外在的约束。如果没有从内心培养出来的真诚善念，即便个人会在有法约束下守法，也难以保障不在没法约束时胡作非为。 身教重于言教。中华文化要求执政者、讲学者不仅推行和宣传教化思想，更要个人身体力行去实践这些道德观念。执政者、讲学者必须以身作则，感染身边的人，身教而教化天下。《菜根谭》有云：“讲学不尚躬行，是为口头禅。”因此，真正的父母官、学者并不是那些高谈阔论、滔滔不绝的讲师，而是那些身体力行、知行合一者。《大学》讲：“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要把修身作为自己安身立命的根本，修身的关键是要切记反思，克服自己的私欲，让自己的行为符合社会规范。 三、为官者要关心人民疾苦，哀民生之多艰 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中国古代的一些思想家和政治家认识到，要取得民众的支持，就要顺应民心，关心民生，关注百姓疾苦。这是从民心向背决定王朝盛衰的历史事实中得出来的结论。《管子》就说，为政者办任何事情都要“顺民心”“量民力”，因为“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要，在得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只有顺应民心，才能得到民众的支持。这一点孟子说的最详细。他说：“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 就是说，夏桀和商纣之所以丧失天下，是因为失去了民众;失去民众，是因为失去了民心。要取得天下的好办法就是获得民众，获得民众的最好办法就是获得民心。获得民心的办法就是，民众所要求的，就满足他们，民众所厌恶的，就不要强加在他们身上。汉代的贾谊在总结强大的秦王朝迅速走向灭亡的原因时说，无论一个政权如何强大，但只要失去民心，就难逃覆灭的命运。以后的王安石、司马光、苏轼、程颐、陈亮、许衡、王夫之等思想家都反复强调这一观念。从史料记载来看，老百姓曾被比喻是天、是地、是心、是水、是镜、是秤。这些比喻的目的也只有一个，做任何事情，要顺民心合民意，要“以百姓心为心”、“凡事必先审民心”，顺民心则行，逆民心则止。历史的发展已证明了这样一个真理：如果违背人民意愿，与民为敌，或迟或速，而民必胜之，顺民者昌，逆民者亡。 自古百姓最艰难，兴亡都是百姓苦。作为执政者，应该把时刻关心关怀百姓的疾苦安危放在心上。西周在灭掉殷商后，面对刚刚建立起来的新政权，周公告诫成王说：“呜呼，君子所其无逸,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则知小人之依。” (《尚书·无逸》)作为君主，不应该贪图安逸、荒淫放纵，要知道稼穑之艰难，要知小人之依，要知道老百姓耕种和收获的艰难，要明白小民们的隐情疾苦，这样才能使国家长治久安。屈原在《离骚》中也发出了“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叹息。过去有“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的诗句，表明民生之艰难。郑板桥有流传后世的名篇，“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郑板桥不问鬼神问苍生，与那些不问苍生问鬼神的官员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官员只有把群众放在心上，群众才会把官员放在心上;官员只有把群众当亲人，群众才会把官员当亲人。像包拯、范仲淹、海瑞、张伯行等清官，真正做到了爱民如子，千百年来他们的故事一直流传至今，被人们所称颂。 就执政者而言，“德惟善政，政在养民”(《尚书·大禹谟》)，时刻把百姓放在心中，做到“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让普天下的老百姓“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从而达到与民同忧乐的境界。这种境界就是孟子所说的：“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让天下苍生都能够生活的幸福安宁。 中国共产党人既是中国传统民生观的继承者,更是中国民生观的实践者和创新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必须进一步继承和发扬传统民生思想，并赋予其新的涵义，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价值和作用。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部教授，中国实学研究会会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