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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院是中国封建社会中一种独特的教育组织和学术机构，是古代高等教育史上的一朵奇葩，是儒家学派辉煌发展的产物，曾经涵养了大批的儒家精英。在千余年的发展历程中，书院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学术中心、教育中心及儒家文化创新与传播基地，它引领着宋代以后一系列重要儒学思潮的发展，发挥着培养儒学人才、研究与传播儒家学术的重要职能。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书院精神一直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并影响着教育的发展。 书院精神的形成。在历史上，书院曾经一度辉煌，但后来由于逐步官学化，其发展逐渐受到制约，直至清朝末期，在政府干预与控制下逐渐失去“ 自我”，书院制宣告结束，这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种悲剧。然而，尽管书院制终结了，但是千百年来培育成的书院精神并没有随着书院制的消失而消失，儒家思想是中国古代政治、哲学、伦理、道德、文化思想的核心，从古到今，儒家思想影响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各个方面，包括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典章制度、文学艺术、社会习俗，等等。当然，书院精神的形成与儒家思想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儒家崇礼尚仁，强调礼教德治，“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礼记·学记》）显然，君子如果要教化人民，造成良好的风俗习惯，一定要从教育入手。这是一种治学精神，即教育担负的最大责任不仅要传承知识，还要移风易俗。“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礼记·学记》）古代的君王建立国家，治理民众，都把教育当作首要的事情。要教化民众则必须重教尊师，这对于书院的创立和发展以及书院精神的形成都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作用。“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礼记·大学》）儒家这种“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决定了书院的精神内涵。书院精神是在儒家思想和古代中国传统私学等思想影响下逐渐形成的。孔子的“为国以礼”“为政以德”，以及“ 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等以德、礼为核心内容的教化思想，和以“ 仁”为本，行德政、宣教化，宽猛相济、德主刑辅，社会才有可能达至政治昌明、社会和谐、民心趋同的理想境界，这是书院进行社会教化的重要理论基础。值得后世学习的是宋代的劝学教化。文教倡望，民风向学，这与宋代劝学之风浓烈息息相关。世以读书为高，民以先生为重，师以启惑为傲，整个社会形成了尊师重教的良好风尚。宋人读书的勤奋程度为他朝所难及，“孤村到晓犹灯火，知有人家夜读书”“烧叶炉中无宿火，读书窗下有残灯”（晁充之:《夜行》），是宋代读书人书斋生活的真实写照。宋代多数书院的师长、生徒都亲撰劝学诗、劝学文等来宣扬惜时劝读，讲立志勤学，讲读书方法。在唐末宋初，诗人王贞白在江西庐山五老峰下白鹿洞书院读书时，就曾写下《白鹿洞诗二首》，诗中写道，“ 读书不觉春已深，一寸光阴一寸金。不是道人来指引，周情孔思正追寻。”告诫人们青春年少，不可虚度，要勤奋向学。诗中的“一寸光阴一寸金”成为惜时名句，流芳千古。朱熹用诗论及惜时向学：“ 少年易老学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未觉池塘春草梦，阶前梧叶已秋声。”（朱熹：《晦庵集·劝农文》，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朱熹说，读书譬如饮食，从容咀嚼，其味必长。读书需要法，对此陆九渊说：“读书切戒在慌忙，涵泳工夫兴味长。未晓不妨权放过，切身须要细商量。”（陆九渊:《陆九渊集·语录上》，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读书贵在“ 涵泳”，不可慌躁，要反复吟诵，精读深思，细细体会琢磨。 书院的社会教化。书院是在系统地综合和改造传统官学和私学的基础上构建的一种不是官学但有官学成分，不是私学但又吸收了私学长处的全新教育组织。在千余年的发展历程中，书院以其独具特色的教育理念与方法，逐渐取代官学、私学成为中国古代著名的学术中心、教育中心及儒家文化创新与传播基地，它引领着宋代以后一系列重要儒学思潮的发展，成为各地文化的发源地和研究儒家文化的重要机构。特别是宋代的书院，把培养生徒的道德品质放在重要地位，作为书院推行社会教化与传承的首要目标。书院的社会教化促进学术研究。书院既是教育场所，还是学术研究基地，书院管理者把学术发展与传播同教育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使书院变成了学术发展的策源地与传播基地。书院给了更多无法进入官学求学的寒门士子们学习与研究的机会，这在当时就是一种进步。由于生徒来源广泛，不受地域限制，使得学术研究得到一定程度的普及推广。书院的“讲会”制度，使得不同学派之间进行讲学，百家争鸣，兼收并蓄，活跃了学术气氛，促进了不同学派的学术研究与发展。 化民成俗。书院以儒家思想为主导，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对生徒进行德行陶冶、政治说教和风俗训导等。书院的师长与生徒们不管为官、为绅还是一介布衣，都执着于以教育来化民成俗。秉承儒家仁政德治的思想，强调道德教育以及对民众的教化，向士民宣讲圣贤之学，敦亲睦族而稳定乡里。正如钱若水在《东佳书堂》诗里赞扬的那样：“ 居处东佳对白云，义风深可劝人伦。儿童尽得诗书力，门巷偏多车马尘。楼上落霞粘笔砚，池边怪石间松筠。乡闾岂独民迁善，阶砌兼闻犬亦驯。朱实垂庭红桔熟，清香袭座药畦春。他年好卜为邻住，悔葺秀庐洛水滨。”（《同治德安县志》）可以看出东佳书院对当地民众的深远影响。古代书院通过对儒家传统德性价值的继承与发挥、普及与创新，使抽象的社会道德规范与价值观念得以具体化、形象化和生动化，进而转化为个体内在稳定的道德品质，为社会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德明行修的优秀人才。 提高入仕为官品质。书院生徒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 尊师重道爱国”，强调道义为重，以诚相见，这极大地提高了生徒入仕为官的品质。“当年长沙之陷，岳麓诸生，荷戈登陴，死者十九，惜死者姓名多不可考。山长辟谷举家自焚。”（《宋元学案·丽泽学案》）南宋岳麓书院生徒把抗金救国、挽救时艰、治国安邦等主张与研治理学结合起来。在长沙城被元兵攻破之时，岳麓书院生徒们毅然领导民众抗元，其崇高的民族意识与爱国热情，在中国书院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明代东林书院师长生徒讲论学术，激励气节，立朝居乡，无念不在国家，无一言一事不关世教。即使刀锯，益足以捐国威，高士节，不足畏也。”（李国钧等：《中国书院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年）一些书院生徒入仕为官后，也在各地大力兴办教育，身体力行，教化民众。白鹭洲书院创建者江万里（1198—1275），其功业、道德、言论、风采都深得士民的爱戴。吉州士民爱戴他，模仿他，深衣入林，媚映前后，无不醉心名理，而缙绅德之，吏民怜之，悍卒化之（简虎：《宋元之际江南书院社会教化的研究》，江西师范大学，2004年）。书院的社会教化使士民们入官为仕后，能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以及百姓生活为重，积极为国家和百姓谋福利，有效提升了入仕的品质。 书院精神的传承发展。书院制终结了，但有着千余年历史的书院积淀下来的弥足珍贵的书院精神仍然有极强的生命力。中国近代一些著名教育家们仍然执着于书院精神的发扬光大。1924年，清华大学的曹云祥、胡适、赵元任、陈寅恪是当时赫赫有名的导师，他们倡导书院精神，以治学与做人为重，对学子们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对国内大学注重研究风气的形成产生了很大影响。“各位先生传业态度的庄严诚挚，诸同学问道心志的诚敬殷切，穆然有鹅湖、鹿洞遗风。”（丁钢：《书院精神与中国现代大学的民族性》，《高等教育研究》，1995年第3期）民国期间，教育家段正元以一个民间学者的身份为传播儒学之道、培养治国平天下的人才而创立了道德学社，在20 世纪非常复杂的社会环境中，保持了绝对的独立性、自主性、民间性，确实是难能可贵的，对书院精神的传承发挥了重要作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教师杨昌济，在1917年建议省立大学可按书院方法办理，他认为，如校经书院之类，研求经史，撰著辞章，其事实与泰西之文科大学相类。即岳麓书院名贤讲学之时，所集者为高才，所讲者为正学，亦与今日欧洲大学之文科不甚相远（丁钢：《书院精神与中国现代大学的民族性》，《高等教育研究》，1995年第3 期）。毛泽东曾经在给新民会同仁周世钊的信中提出，我们在长沙要创造一种新的生活，可以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办一个自修大学。我们在这个大学里实行共产的生活。这种组织，也可以叫作工读互助团（中国革命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编：《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1921年8月间，湖南自修大学正式宣告成立。在《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中，毛泽东比较了书院与学校各自的利弊得失，系统阐述了他的教育理想。他认为，自修大学要采取新制，取书院形式，纳学校内容，扬平民主义，以适合人性，便利研究。具体来说，从形式上，使凡有志者均可入学；打破学术秘密，各取所需；学生研究或学校或家中及任何场所。从内容上，一重自己看书，自己思索；二重共同讨论，共同研究；三不搞灌输而随时指导；四以学科为单位，研究时间与范围任凭学生自己志愿与程度而定；五修学中养成健全人格，去不良习惯，为革新社会做准备（张允侯、殷叙彝、洪清祥、王云开：《五四时期的社团（一）》，三联书店出版社，1979年）。 总之，书院精神的形成及传承发展，在立足于社会实践的基础上，汲取儒家思想，形成了对中国教育产生重要影响的书院精神，并促进了书院的社会教化与儒家精神的传承发展。 原载：《孔子文化》季刊 第42期 作者：陈晓霞，孔子研究院副院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