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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公元四世纪开始，中国北方陷入激烈的动荡时期，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你方唱罢我登场，纷纷割据独立，一百三十五年间，先后建起了十五个少数民族政权，强大的鲜卑族更统一北方一百多年。但是汉族统一中国后不久，这些显赫一时的少数民族却很快销声匿迹了，除羌族作为民族还存在外，其他四个民族都早已消亡，绝大部分已经融入了汉族之中。 十六朝和北朝是中华民族的大融合时期，分析其原因，不难发现，是儒家思想促进了民族的融合。 一 进入中原的少数民族原来大多是逐水而居、以放牧为生的游牧民族，基本处于原始部落时期，文明程度远远低于中原汉族。用武力征服中原后，少数民族贵族深知，要在中原站稳脚跟，一是必须采用儒家思想，以儒家思想治理国家，二是必须学习汉族的先进文化，提高本民族的文明，所以少数民族政权大多以儒家思想作为治国理念，实行崇儒兴学的政策。 匈奴从西汉时开始接触汉文化，逐渐内迁，长期与汉人杂居，逐渐被汉化，建立前赵的刘渊就是汉化程度很高的家族。始称汉王、汉帝的刘渊（？-310）“好学，师事上党崔游，习《毛诗》《京氏易》《马氏尚书》，尤好《春秋左氏传》”。继位的其子刘和（？-310）“好学夙成，习《毛诗》《左氏春秋》《郑氏易》”；刘聪（？-318）“年十四，究通经史，兼综百家之言，孙吴兵法靡不诵之。工草隶，善属文，著述怀诗百余篇，赋颂五十余篇”。其侄刘曜（？－329）“读书志于广览，不精思章句，善属文，工草隶”，改国号为前赵后，大力开展儒学教育，“立太学于长乐宫东，小学于未央宫西，简百姓年二十已下、十三已上，神志可教者千五百人，选朝贤宿儒明经笃学者以教之。以中书监刘均领国子祭酒，置崇文祭酒，秩次国子，散骑侍郎董景道以明经擢为崇文祭酒”。学生1500人，远远多于当时的东晋王朝。为鼓励士子向学，刘曜还向成绩优异的学生者授与官职。 后赵国主、羯人石勒（274－333）虽然不识字，但“雅好文学，虽在军旅，常令儒生读史书而听之。每以其意论古帝王善恶，朝贤、儒士听者莫不归美焉”。称帝前，戎马倥偬，就“立太学，简明经善书吏为文学掾，选将佐子弟三百人教之”，并“增置宣文、宣教、崇儒、崇训十余小学于襄国四门，简将佐豪右子弟百余人以教之”。立国后，“徙从事中郎裴宪，参军傅畅、杜嘏并领经学博士”，“起明堂、辟雍、灵台于襄国城西”，太学学生300人，京城小学10多所，教育规模是很大的。石勒还亲自到太学、小学考试诸生，按儒学的成绩高低给以奖励，“勒亲临大小学，考诸生经义，尤高者赏帛有差”。同时命郡国建立学校，将学校推向地方，为地方学校设置教师和学生名额，“命郡国立学官，每郡置博士、祭酒二人，弟子百五十人。三考修成，显升台府。于是擢拜太学生五人为著作佐郎，录述时事”。此外，石勒还令朝中公卿和地方官员每年都要荐举人才，“令群僚及州郡岁各举秀才、至孝、廉清、贤良、直言、武勇之士各一人”，对荐举人才考试后给予重用，“下书令公卿百僚岁荐贤良方正、直言秀异、至孝廉清各一人。答策上第者拜议郎，中第中郎，下第郎中。其举人得递相荐引，广招贤之路”。就连“降城陷垒，不复断别善恶，坑斩士女，尠有遗类”、杀人不眨眼的石虎（295-349）也知道尊师重教，即位后不久，“下书令诸郡国立五经博士”。石勒“初置大、小学博士”，国子学并没有博士，石虎也令国子学增置博士和助教。郡国学校设置五经博士和学生名额是后赵的首创，此前的统一王朝也只是在地方设立学校，并没有设置五经博士和学生名额。《晋书》评论石勒说：“跨蹑（nie）燕赵，并吞韩魏，杖奇才而窃徽号，拥旧都而抗王师。褫毡裘，袭冠带，释介胄，开庠序，邻敌惧威而献款，绝域承风而纳贡，则古之为国，曷以加诸？”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前秦是氐人建立的政权，建国后，大力兴办学校，推崇儒学。国主苻健（317-355）称帝后，“置来宾馆于平朔门外，以怀远人；起灵台于杜门，与百姓约法三章；薄赋卑宫，垂心政事；优礼耆老，修尚儒学；而关右称来苏焉”，开始崇尚儒学。苻坚（338-385）八岁时就“请师就家学”，祖父苻洪感到很奇怪，“戎狄异类，世知饮酒，今乃求学邪？”但还是“欣而许之”。苻坚自幼受到很好的汉文化教育，“博学多才艺，有经济大志”，任内大力推崇儒学，“非正道典学一皆禁之”，对讲老庄、图谶之学者处以重刑。永兴元年（357年）即位后即立学校，不久又“广修学宫，召郡国学生通一经以上充之，公卿已下子孙并遣受业，其学为通儒、才堪干事、清修廉直、孝弟力田者皆旌表之”，敦促太子、公侯官僚子弟就学受业，甚至还选择后宫敏慧的宦官、女仆随博士学习。他每月一次亲临太学考试学生，“考诸生经义，优劣品而第之”，一次就选拔重用了83名考试成绩优秀的学生；不仅考学生，他还考老师，“问难五经，博士多不能对”。韦逞之母宋氏继承家学，精通《周官》，太学没有讲授《周官》的老师，苻坚令“就宋氏家立讲堂，置生员百二十人，隔绛纱幔而受业，号宋氏为宣文君”。苻坚还曾诏令天下百官每年向朝廷推荐贤良、方正、孝廉、清才、多略博学之士，凡精通儒学者一律给以官职。苻坚时的太学，不仅教育本朝贵族子弟，还教育藩国贵族子弟，后凉皇帝吕纂为人质时就在前秦的太学学习过。苻坚当政时，“人思劝励，号称多士”，所以《晋书》说“自永嘉之乱，庠序无闻，及坚之僭，颇留心儒学。王猛整齐风俗，政理称举，学校渐兴，关陇清晏，百姓丰乐”，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建立后秦政权的羌人东汉时内附，与汉人杂居，也逐渐接受了汉文化。姚弋仲（280-352）似乎文化水平不高，但受儒家思想影响很深，具有很强的华夷意识。其子姚襄（331-357）“好学博通，雅善谈论，英济之称著于南夏”，姚苌（330-393）建国，即“立太学，礼先贤之后”。姚苌之子姚兴（366-416）为皇太子时留守长安，“与其中舍人梁喜、洗马范勖等讲论经籍，不以兵难废业”。在位时大力支持儒学教育，“天水姜龛、东平淳于歧、冯翊郭高等皆耆儒硕德，经明行修，各门徒数百，教授长安，诸生自远而至者万数千人”。姚兴“每于听政之暇，引龛等于东堂讲论道义，错综名理”，治下的长安成为当时教育的重镇。凉州学者胡辩在洛阳讲学，弟子有千余人，关中子弟也有许多人前往求学，姚兴专门下令给关防人员，“诸生谘访道艺，修己厉身，往来出入，勿拘常限”，对出入的学生给与方便。姚兴还令郡国每岁举荐贤才“令郡国各岁贡清行孝廉一人”。“于是学者咸劝，儒风盛焉”，鼓励教育，导致儒风大盛。《晋书》对姚兴多加称赞，“子略尅摧勍（qing）敌，荷成先构，虚襟访道，侧席求贤，敦友悌以睦其亲，明赏罚以临其下，英髦尽节，爪牙毕命。取汾绛，陷许洛，款僭燕而藩伪蜀，夷陇右而静河西，俗阜年丰，远安迩辑，虽楚庄秦穆何以加焉”。 巴氐人原在川东，汉末北迁汉中，曹操将其西迁至甘肃东部。西晋元康中，回流川中。建立成汉的巴氐人李特家族也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李特之弟李庠“少好学”，元康四年（294年）被举孝廉，以后又以善骑射举良将，均辞不就，最后因才兼文武被强举秀异。李特之子李雄（273-333）“听览之暇，手不释卷”；李雄之子李班（288-334）“敬爱儒贤，自何点、李钊，班皆师之。又引名士王嘏及陇西董融、天水文夔等以为宾友”；四子李期（313-337）“聪慧好学，弱冠能属文”。李特之侄李寿（299-342）“敏而好学，雅量豁然。少尚礼容，异与李氏诸子”。李特家族文化水准不高，但汉化程度日渐加深，建立后蜀后也知兴学设教。李雄当政时就曾经兴办学校，“雄乃兴学校，置史官”，进行儒学教育。 鲜卑人原起东北西部，以后逐渐西迁，雄踞漠北，三国时木延助魏征伐高句丽有功被封为左贤王，迁入辽西北及内蒙中东部，“于是渐慕诸夏之风”，“世奉中国”。鲜卑贵族慕容姓氏就是“慕华夏之风”的结果。莫护跋喜欢燕代人戴的步摇冠，于是“敛发袭冠”，因此被其他部落称为步摇，以后讹为“慕容”。至于“慕二仪之德，继三光之容”的解释，其实是进入中原后进一步汉化后的对自己的美化。前燕奠基者慕容廆（269-333）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他曾经说：“狱者，人命之所悬，不可以不慎；贤人君子，国家之基也，不可以不敬；稼穑者，国之本也，不可以不急；酒色便佞，其乱德之甚也，不可以不戒”，因此“乃著家令数千言，以申其旨”。东晋初，北方动乱，慕容廆设郡安置避乱的河北、山东人士，重用汉族士子，“于是推举贤才，委以庶政。以河东裴嶷、代郡鲁昌、北平阳耽为谋主，北海逢羡、广平游邃、北平西方虔、渤海封抽、西河宋奭、河东裴开为股肱，渤海封弈、平原宋该、安定皇甫岌、兰陵缪恺以文章才俊任居枢要，会稽朱左车、太山胡毋翼、鲁国孔纂以旧德清重引为宾友，平原刘赞儒学该通，引为东庠祭酒，其世子皝率国胄束修受业焉。廆览政之暇，亲临听之”，以儒家学者教育贵族子弟。其子慕容皝（297－348）为世子时就接受儒学教育，“尚经学，善天文”。慕容皝之子慕容儁（319-360）“博观群书”，“雅好文集，自初即位至末年，讲论不倦，览政之暇，唯与侍臣错综义理。凡所著述四十余篇”。五子慕容垂（326-396）重建后燕，他虽然“少好畋游”，但文化水准并不低。淝水之战，苻坚战败来投，其子慕容宝与其弟慕容德劝他趁机起事，慕容垂认为苻坚对己有大恩不能忘恩负义，而且形势不可，“君子不怙乱，不为祸先”，从三人对话看，汉化程度已经很深，家族文化水准也很高。其孙慕容宝（356-399）“少轻果无志操，好人佞己”，“及为太子，砥砺自修，敦崇儒学，工谈论，善属文”。慕容廆家族是汉化程度较高的家族，所以比较重视儒学教育。慕容皝即位后，“立东庠于旧宫，以行乡射之礼。每月临观，考试优劣”，“亲观东庠，考试学生，其经通秀异者擢充近侍”，选拔成绩优异者担任近身侍从。他还“雅好文籍，勤于讲授，学徒甚盛，至千余人”，可以说是历史上学生最多的国王。慕容皝少子慕容德（336-405）重建南燕，称帝后席未暇暖便“设置学官，简公卿以下子弟及二品士门二百人为太学生”。 南凉国主、鲜卑人秃发利鹿孤（？-401）即位三年后，反思自己政绩不佳，要求群臣建言，祠部郎中史暠（gao）建言说：“今取士拔才，必先弓马，文章学艺为无用之条，非所用来远人、垂不朽也。孔子曰：‘不学礼，无以立’，宜建学校，开庠序，选耆德硕儒以教胄子”，秃发利鹿孤接受了史暠的建议，“于是以田玄冲、赵诞为博士、祭酒以教胄子”，对贵族子弟进行儒家思想教育。《晋书》对秃发利鹿孤兴学的举动大为赞赏，“鹿孤从史暠之言，建学而延胄子，遂能开疆河右，抗衡强国，道由人弘，抑此之谓？” 北魏鲜卑族是全面推行汉化的民族，所以也是最为推崇儒家思想的一支少数民族。道武帝拓跋珪（371-409）“始建都邑，便以经术为先，立太学，置五经博士，生员千有余人”，天兴元年（398年）迁都平城，第二年就“初令五经群书各置博士，增国子、太学生员三千人”，设置五经群书博士，同时将国子学、太学学生增加到三千人，四年开始祭祀孔子，此外还“集博士、儒生比众经文字，义类相从，凡四万余字，号曰‘众文经’”，对儒家经典进行整理。太武帝拓跋焘（408-452）于始光三年（426年）“起太学于城东，祀孔子，以颜渊配”，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年），攻占鲁郡，派遣使者以太牢祭祀阙里孔子庙。献文帝（449-471）天安元年（466年）“初立乡学，郡置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学生六十人”，令地方建设学校，并为地方学校设置学官和学生名额。孝文帝元弘（467-499）具有很高的儒学素养，即位后大力推行儒学。太和十九年，孝文帝迁都洛阳，命在洛阳修建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和小学等一整套教育设施，但是并没有立即付诸实施。正始元年（504年），宣武帝下诏修建国学，“自皇基徙构，光宅中区，军国务殷，未遑经建，靖言思之，有惭古烈。可敕有司，依汉魏旧章营缮国学”。正始四年又下诏修建国子学、太学、小学，“今天平地宁，方隅无事，可敕有司准访前式，置国子，立太学，树小学于四门”，七八年后仍未完工，延昌元年（512年）再次下诏，“迁京嵩县，年将二纪，虎帷阙唱演之音，四门绝讲诵之业。……可严敕有司，国子学孟冬使成，太学、四门明年暮春令就”，京师的所有教育设施经这次限期完成的严令后终于全部完成。正光二年，孝明帝还专门到国子学讲《孝经》，这也开北方皇帝讲解经家经书的先河。 北魏时，京师有国子学，州郡有太学，有的县乡也设立学校。孝文帝时，高祐为西兖州刺史，认为“郡国虽有太学，县党宜有黉序”，“乃县立讲学，党立教学，村立小学”，建立了郡、县、党、村各级学校。国子学祭祀孔子，有的地方学校也在学校内图画孔子和弟子的画像，相州刺史李平“修饰太学，简试通儒以充博士，选五郡聪敏者以教之，图孔子及七十二子于堂，亲为立赞”，将孔子及弟子的肖像画在堂内，此为以后郡国学校建设孔子庙的先声。有的地方学校也建造了孔子庙，恒农太守刘道斌“修立学馆，建孔子庙堂，图画形象”，在地方学校内建设孔子庙，开北方地方学校建设孔子庙的先河。 《北史·儒林传》详细叙述了北朝的崇儒兴学历史，尤对北魏赞颂有加，赞颂北魏初年兴学后是“人多砥尚，儒术转兴”，孝文帝时是“斯文郁然，比隆周汉”，宣武帝时是“天下承平，学业大盛，故燕齐赵魏之间横经著录不可胜数，大者千余人，小者犹数百。州举茂异，郡贡孝廉，对扬王庭，每年逾众”，可以说是汉代以来儒学最为兴盛的时期。 二 学习汉族文化，开展儒家思想教育，少数民族不仅接受了汉族文化，而且也逐渐接受了儒家的理念。 华夏自古就有天下一统的观念，《诗经》就有“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诗句。孔子主张大一统。他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孔子这番话是针对当时的社会现实有感而发的，孔子生活的春秋时期，诸侯混战，社会动乱，给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孔子认为，要使社会有序，必须尊崇周天子，维护周天子的绝对权威，恢复大一统的政治局面。 经孟子的提倡，公羊高的阐发，特别是董仲舒的宣扬，从西汉起，大一统就成为历代王朝奉行的理念，受儒家思想的影响，许多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也以大一统相号召。 匈奴人赫连勃勃自称是大禹的后代，他要接续夏朝，取国号为大夏。虽然大夏偏处大西北，领地仅有今宁夏东部、陕西西北部和内蒙古西南角，地狭人稀，面积还不到30万平方公里，但他却具有大一统的雄心，定国都名称为统万，就是要“统一天下，君临万邦”，“兴复大禹之业”。前秦苻坚虽是氐人，但也与汉族皇帝一样具有大一统的观念。统一北方后，他就决定伐晋一统天下，“今天下垂平，惟东南未殄。朕忝荷大业，巨责攸归，岂敢优游卒岁，不建大同之业”。伐晋的决定遭到大臣们的反对，他为自己辩解说：“非为地不广人不足也，但思混一六合，以济苍生。天生蒸民而树之君，使司牧之所以除烦去乱，安得惮劳？朕既大运所钟，將简天心以行天罸，高辛有熊泉之役，唐尧有丹水之师，此皆著之前典、昭之后王，诚如公言帝王无省方之文乎？且朕此行也以义举耳，使流度衣冠之胄还其墟坟，复其桑梓，止为靖难铨才，不为穷兵极武”。他颁发诏书说：“吴人敢恃江山，僭称大号，轻帅犬羊，屡冦王境。朕將亲巡省方，登会稽而朝诸侯，复禹绩而定九州。今王师所拟，必有征无战，伐国存君，义同一体。宜时进讨，以清宇内”。是大一统的观念促使他决定伐晋统一天下，“复禹绩而定九州”。 少数民族不仅接受了大一统的儒家观念，而且也接受了华夏为中华正统的观念。 虽然苻坚以正统自居，但许多氐人内心仍然以华夏为正统。苻坚要伐东晋时，其侄苻朗就劝告他说：“且国家，戎族也，正朔会不归人，江东虽不绝如綖，然天之所相，终不可灭”，仍然视东晋汉族政权为正统。羌人、后秦奠基者姚弋仲（280—352）经常告诫儿子说：“自古以来未有戎狄做天子者，我死，汝便归晋，当竭尽臣节，无为不义之事”。永和七年（351年），他就决定归顺东晋，接受东晋使持节、六夷大都督、都督江淮诸军事、车骑大将军、大单于的官号和高陵郡公爵位。赫连勃勃虽然口称要统一万邦，但他内心也是以南朝为正统的，统万城城门东、西、南、北分别命名为招魏、服凉、朝宋、平朔，对魏、凉、朔分别是招、服、平，对宋是却是朝。 学习儒家思想的结果，不仅使少数民族思想文化上认同，血缘上也开始归宗。许多少数民族不再认为自己是异族，而是华夏族的分支，在血缘上也归宗华夏族。建立后凉的氐人吕光自认为是辅助周武王灭商的功臣吕望的后裔，建国后“追尊吕望为始祖，永为不迁之庙”。匈奴人刘渊是冒顿之后，因为汉高祖刘邦实行和亲政策时曾将宗亲之女以公主名义嫁与冒顿，所以就冒姓刘氏。赫连勃勃自认为是大禹之后，“朕大禹之后，世居幽朔”，其祖原来拟取大禹之姓为姒，因为“音殊中国，故从母氏为刘”，他认为“从母之姓，非礼也。古人氏族无常，或以因生为氏，或以王父之名，朕将以义易之。帝王者，系天为子，是为徽赫，实与天连，今改姓为赫连氏”。北魏拓跋氏自认为是黄帝的后代，黄帝之子“昌意少子受封于北土，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因境内有大鲜卑山，所以称作鲜卑。北魏以黄帝为始祖，“从土德，数用五，服色尚黄”，经常遣官祭祀黄帝陵庙。 文化认同，血缘归宗，政治上、生活上就开始汉化。 北魏鲜卑族是汉化最彻底的民族。拓跋珪很早就注意吸纳士大夫，“帝初拓中原，留心慰纳，诸士大夫诣军门者无少长皆引入赐见，存问周悉，人得自尽，苟有微能咸蒙叙用”。皇始元年（396年）仿照汉族制度设置国家机构，大量任用士大夫，“初建台省，置百官，封公侯，将军、刺史、太守、尚书郎以下悉用文人”。天兴元年（398年）迁都平城后，“始营宫室，建宗庙，立社稷”，“诏尚书吏部郎中邓渊典官制，立爵品，定律吕，协音乐，仪曹郎中董谧撰郊庙、社稷、朝觐、飨宴之仪，三公郎中王德定律令，申科禁，太史令晁崇造浑仪，考天象”，“行夏之正”，仿造汉族制定了整套国家礼仪制度。第二年春又郊祠上帝，设立五经博士，增置国子太学生员三千人。 北魏延续了汉人祭祀孔子的传统，首开西晋以来北方建庙祭祀孔子和皇帝亲自祭祀孔子的先河。天兴四年，拓跋珪首先祭祀孔子，“命乐师入学习舞，释菜于先圣先师”。太武帝拓跋焘始光三年（426年）“起太学于城东，祀孔子，以颜渊配”，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年），攻占鲁郡，派遣使者以太牢祭祀阙里孔子庙。孝文帝皇兴二年（468年），因为平定青徐，派遣中书令高允到阙里孔子庙以太牢祭祀。延兴二年（472年）称颂孔子“秉达圣之姿，体生知之量，穷理尽性，道光四海”，专为阙里孔子庙下达禁止女巫妖觋倡优在内进行祈福活动的诏旨。太和十三年（489年）“立孔子庙于京师”，建起了北朝的第一所京师孔子庙。除在国学祭祀孔子外，还在中书省奉祀孔子。十六年，更改孔子谥号，“改谥宣尼曰文圣尼父，告谥孔子庙”，并亲自到孔子庙祭祀，“帝斋中书省，亲拜祭于庙”，这是东汉以来北方第一位皇帝亲自祭祀孔子。这年北魏还规定，“祀孔子及周公皆令牧守执事，其宣尼之主祀于中书者亲行拜祭”，中书省祭祀孔子由皇帝亲自进行，地方祭祀孔子、周公由本地行政长官主祭。孝文帝还亲临阙里孔子庙祭祀，太和十九年四月“庚申行幸鲁城，亲祠孔子庙”，同时还“诏兖州为孔子起园柏，修饰坟垅，更建碑铭，褒扬圣德”。皇帝祭祀孔子成为北魏的传统，正光元年（520年）孝明帝为祭祀专门下诏，“建国纬民，礼教为本，尊师崇道，兹典自昔。来岁仲阳，节和气润，释奠孔颜正其时也。有司可豫缮国学，图饰圣贤，置官简牲，择吉备礼”，第二年就专门到国子学祭祀孔子。永熙三年（534年），孝武帝也亲自去举行祭祀孔子的释奠仪式。 北魏还接续了在北方已经中断一百多年的加封孔子长孙的传统。孝文帝延兴三年始封孔子二十八代孙孔乘为崇圣大夫，拨给十户以供洒扫。太和十九年四月行幸鲁城，“诏拜孔氏四人、颜氏二人为官”，并下令“诏选诸孔宗子一人封崇圣侯，邑一百户，以奉孔子之祀”，加封孔子嫡孙孔灵珍为崇圣侯。 孝文帝一朝（471-499）是北魏全面汉化时期。初期其祖母冯太后临朝执政，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制定新的法律；按照汉魏故事制定祭祀制度，皇帝亲自祭祀七庙，使用牲牢、器物、礼服和音乐；实行班禄法，颁给百官俸禄，禁止贪腐；制定汉式服色；实行三长制，定民户籍；推行均田制，征收租调；订定乐章。孝文帝亲政后，继续汉化改革。改定官制，一依魏晋南朝制度；禁讲鲜卑语，“不得以北俗之语言于朝廷，若有违者免所居官”；禁穿胡服；将鲜卑姓改为汉姓，带头将皇室拓跋氏改为元姓，在鲜卑族中推广门阀制度；规定随迁洛阳的鲜卑人以洛阳为原籍，禁止死后归葬代北；奖励鲜卑人与汉人通婚。诸多措施，彻底改变了鲜卑的风俗、服制、语言，加快了民族融合。孝文帝之所以大刀阔斧地进行汉化改革，就在于他精通儒学，爱好先进的中原文化，“雅好读书，手不释卷，《五经》之义览之便讲，学不师授，谈其精奥”。《魏书》对他评价甚高，“经纬天地，岂虚谥也”。 血缘是一个民族的根，共同的宗教信仰是维系一个民族的纽带，而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既没有一个共同的祖先，也没有一个共同的宗教信仰，将众多民族维系在一起的纽带就是思想文化。十六国和北魏时期的民族大融合充分说明，孔子思想在民族融合和民族团结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原载：《第四届世界儒学大会论文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