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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思想家，更是南宋道学的集大成者，陈傅良则是永嘉事功学派承上启下的重要代表人物，他们均是南宋思想界和政坛中的翘楚。陈傅良与朱熹的思想主张虽然不同，但他们同属儒学群体，有着共同的信仰和目标，又同为韩侂胄所排挤和打压，在庆元党禁风波中有着相似的命运。朱熹，字元晦，又字仲晦，晚称晦翁，祖籍徽州婺源县(今江西省婺源)，南宋建炎四年(1130)九月十五日出生于福建路南剑州尤溪县(今属福建省尤溪县)。绍兴十八年(1148)中进士，历任同安主簿，知南康军、知漳州、焕章阁侍讲等，毕生致力于著书立说，广收门徒，晚年卷入党禁之争，庆元六年(1200)卒，年七十一。朱熹去世后，“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凛犹生”。友人、门生、信众上千人千里迢迢赶往哭之。陈傅良，字君举，号止斋，人称止斋先生，浙江瑞安人，生于宋高宗绍兴七年(1137)，九岁时父母双亡，家境贫困，被祖母抚养长大。乾道八年(1172)进士及第，先后任泰州州学教授，太学录、福州通判、湖南桂阳军知军、提举茶盐公事、转运判官、浙西提刑、吏部员外郎。绍熙二年(1191)入京后，得到宋光宗的赏识，任陈傅良为秘书少监、嘉王府选读。宋宁宗即位，陈傅良官至中书舍人兼侍讲，直学士院同实录院修撰。宁宗嘉泰二年(1203)，陈傅良除宝谟阁待制、中书舍人兼集英殿修撰，同年冬，卒于瑞安，年六十六。陈傅良去世后，“四方士夫闻之无不尽伤者，盖非他人云亡之比也”。可见陈傅良在永嘉学派诸门生弟子乃至在道学人士、士大夫心中都拥有着较高的名望和地位。 一、乾道六年至淳熙九年间的交游 朱熹与陈傅良最初见面的时间和地点在史籍中没有记载，但是经过仔细剖析和挖掘，还是有一些蛛丝马迹可供我们利用和分析的。 朱熹、陈傅良均与吕祖谦、张栻、陈亮交往密切，不时有书信往来。朱熹与吕祖谦最初相见的时间是在绍兴二十五年(1155)。是年，朱熹在前往福州公干的同时拜访了时任福州提刑司干官的吕大器。朱熹之父朱松与吕祖谦的父亲吕大器乃是“契旧”，虽然此时朱松已去世十余载，吕大器仍旧热情款待了来访的朱熹，也正是在这次“三山之会”中，朱熹结识了年仅十九岁的吕祖谦。“熹自泉、福间得侍郎中丈教诲，蒙以契旧之故，爱予甚厚。”吕祖谦与朱熹相识很早，且吕祖谦本人喜好广泛结交名士，宽厚待人，从不与人结怨，在儒学群体中有着较高的名望。朱熹与张栻则是于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十一月在临安初次会面。是年五月，张浚北伐失败。十一月，朱熹入临安登殿奏事。十二月十二日，朱熹自临安返乡，经婺州时与吕祖谦第二次会晤。 同时，吕祖谦、张栻也是陈傅良和陈亮的挚友。从陈傅良门生蔡幼学为其所撰写的《陈傅良行状》来看，陈傅良与张栻、吕祖谦相识的具体时间应是在乾道六年(1170)。“还过都城，始识侍讲张公栻，著作郎吕公祖谦，数请，间扣以为学大旨，互相发明，二公亦喜得友，恨见公之晚，是岁乾道六年也，其秋入太学。”另据《宋史》对陈傅良的记载：“入太学，与广汉张栻、东莱吕祖谦友善。祖谦为言本朝文献相承条序，而主敬集义之功得于栻为多。”而与陈傅良一起参加秋试的还有永康人陈亮。所以在该年的秋八月，陈傅良不仅与吕祖谦、张栻得以一见，还结识了生性狂傲不羁的陈亮，且当时“二陈”之名传遍京华，陈亮称陈傅良为“族兄”，陈傅良亦视陈亮为诤友。就在陈傅良结识张栻、吕祖谦、陈亮之前的乾道三年九月，朱熹曾至长沙与张栻一起讲学论道，同游南岳。乾道五年九月，朱熹的母亲祝孺人去世，他在建阳寒泉为母守丧三年，“丁母忧，学者从之讲学于墓庐甚众”，并修筑寒泉精舍以供居住讲学之用。乾道六年，张栻卸任知严州，另除吏部侍郎，赴职前还曾写信给朱熹，询问施政方针以便入都奏对。而此时陈傅良只是刚入太学的太学生，与朱熹相隔千里，仅可能通过张栻、吕祖谦的介绍从而得知朱熹，但两人不具备见面的条件。 乾道九年，朱熹去信吕祖谦，请他委托陈傅良帮忙搜访资料以编撰《伊洛渊源录》，吕祖谦欣然答应并给朱熹回信云：“永嘉事迹，亦当属陈君举辈访寻，当随所得次第之。”淳熙元年(1174)，远在闽地的朱熹去信吕祖谦相约聚会。是年夏秋之际，吕祖谦致信朱熹：“《渊源录》事书稿本复还纳，此间所搜访可附入者并录呈。但永嘉文字屡往督趣，犹未送到。旦夕陈君举来，当面督之也。”当年十一月，陈傅良携带所搜寻到的文献拜访了正在金华的吕祖谦。“淳熙元年甲午三十八岁，十一月访东莱吕公于金华”，“君举相聚数日，近方回永嘉也”。吕祖谦在给周必大的信中也提到陈傅良的这次来访：“某阖门久，益有味，但索居难得朋友。前月末偶陈君举来，相聚山中数日，殊不寂寞。”次年四月，作为浙东学术领袖的吕祖谦启程前往会见朱熹，并在外逗留了两月，期间还组织了历史上有名的朱陆“鹅湖之会”。此次辩论期间，陈傅良远在永嘉，未参与这些学术争辩，因此朱熹、陈傅良并无机会当面切磋。 淳熙三年到五年，朱熹提举武夷山冲佑观，吕祖谦除国史院编修官兼实录院检讨官，陈傅良除太学录，吕、陈两人在临安相见，同在京师为官，“陈君举已到官”。淳熙五年(1178)十月，陈傅良出知福州通判，“五年戊戌四十二岁，龚公茂良既罢政，力求外补。……十月添差通判福州”。此时朱熹刚刚前往南康军上任。“淳熙五年，除知南康军。至郡，兴利除害，值岁不雨，讲求荒政，多所全活。”淳熙七年，陈傅良因在福州通判任上被右正言黄洽弹劾，罢官归乡。淳熙五年至淳熙八年，朱熹一直在南康军任上勤勤恳恳，治理荒政。“蠲属邑之租税，立先贤之祠宇。”而陈傅良则在福建的两年时间里撰写了著名的《淳熙三山志》。这期间大概两人只是书信往来，陈傅良虽在朱熹故乡，但直到淳熙八年朱熹离任江东，两人也没有实质性的接触。 淳熙七年二月，张栻在江陵病逝，朱熹遥作祭文。次年七月二十九日，朱熹和陈傅良的共同挚友吕祖谦在金华病逝。朱熹于四月十九日从南康军卸任回到崇安，对吕祖谦的突然去世感到震惊和悲痛。同年八月二十二日，在宰相王淮的推荐下，朱熹被任命为浙东常平茶盐公事，“会浙东大饥，易提举浙东常平茶盐事，时民已艰食，即日单车就道”。十月、十一月赶赴临安奏报。淳熙九年正月，朱熹以浙东常平茶盐公事的身份巡视衢州、婺州等地，生平与陈亮第一次相见，并约陈傅良一同前往明招寺哭吕祖谦，二人在一起数日并视察了灾情。 “数日山闲从游甚乐，分袂不胜惆然，君举已到未？ 熹来日上剡溪，然不能久留，只一两日便归。盖城中诸寄居力来言不可行，深咎前日衢婺之行也。如此则山闲之行不容后践。老兄与君举能一来此间相聚为幸，官舍无人，得以从容，殊胜在道间关置车中，不得终日相语也。君举兄不取遽奉问，幸为深致此意，千万干万。” 吕祖谦去世时，陈傅良正赋闲瑞安，得知吕祖谦去世的消息，便专程前往吊唁。“八年辛丑，四十五岁，吕公祖谦卒于金华，公至明招寺往哭其墓。”并在舟中写就了《哭吕伯恭郎中舟行寄诸友》的诗句以缅怀故友。而从朱熹写给陈亮的书信中可知，他与陈亮在明招寺会面数日，然后一同至永康龙窟作别。但在朱熹返回绍兴之后，陈君举仍未抵达金华。后来在《与陈同甫》中，朱熹又写道：“君举竟未有来期。”可见在朱熹第一次巡历浙东时，陈傅良因故未至。也许陈傅良所居住的瑞安较为偏僻，故不能及时赶到。淳熙九年(1182)七月，朱熹第二次巡历浙东州县，亦未见有朱熹、陈傅良会面的任何记载。在朱熹担任浙东提举的一年间，两次巡历衢、婺等地，很可能始终未与陈傅良谋面。 朱熹与陈傅良交游的第一个时期从宋孝宗乾道六年开始至淳熙九年。在这一时期内，朱熹、陈傅良未有正面接触，仅通过湖湘学派领袖张栻和浙学代表人物吕祖谦作为桥梁和纽带与对方有所往来、交流。此时也是孝宗中兴的中前期，社会各个方面较宋高宗统治期间趋向好转。政治方面，宋孝宗采取清明的统治策略，使得政事较为开明和清正；而自隆兴元年北伐失败后，朝廷与金人和议，南北更无战事，国内和国际局势逐渐稳定；经济也在政治安定的影响下，开始以临安为中心出现了较大发展，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以闽学、浙学、湖湘学、赣学等学派为主，百家争鸣，共同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使南宋学坛开始繁荣。 二、淳熙十年至绍熙五年间的不欲与争 淳熙九年，朱熹与陈亮在浙东的会见引发了持续日久的“王霸义利之辩”，两人分歧巨大。查阅诸人文集及书信，发现最早记载朱熹、陈亮有关三代、汉唐之争的书信是陈亮的《甲辰秋书》，而甲辰年则是淳熙十一年。陈亮在书信中说：“然谓三代以道治天下，汉、唐以智力把持天下，其说固已不能使人心服；而近世诸儒遂谓三代专以天理行，汉、唐专以人欲行，其间有与天理暗合者，是以亦能久长。信斯言也，千五百年之间，天地亦是架漏过时，而人心亦是牵补度日，万物何以阜蕃，而道何以常存乎？”朱熹、陈亮在对待三代、汉唐的问题上互致书信，激烈交锋。朱熹认为汉唐诸君的成功不过是暗合了道的运行：“故汉唐之君，虽或不能无暗合之时，而其全体却只在利欲上。”陈亮则主张没有任何道可以脱离人而存在，三代诸君所谓的王道也离不开功利和杀伐的霸道之举。 朱熹、陈亮“王霸义利”之辩激战正酣时，陈傅良却未直接参与论辩，亦未与朱熹有过实质争论，而是始终以一个局外人的角色对待这场论辩。自吕祖谦去世后，作为浙东学术的代表人物之一的陈傅良在学术争端中所起的作用可以“不欲与争”来概括。在论辩时，陈亮将朱熹写给自己的书信寄给陈傅良，希望他能做出公正的评判。这个时候的陈傅良虽与陈亮同属浙学之流，却并未因此完全与陈亮站在同一战线上。他在回复陈亮的书信中称：“朱丈占得地段平正，有以逸待劳之气，老兄跳踉号呼，拥戈直上，而无修辞之功，较是输他一着也。以不肖者妄论，功到成处，便是有德；事到济处，便是有理，此老兄之说也。如此则三代圣贤枉作功夫。功有适成，何必有德。事有偶济，何必有理，此朱丈之说也。如此则汉祖唐宗贤于盗贼不远。”陈傅良不仅暗暗批评了陈亮的论辩作风太过极端和尖刻，劝陈亮要注意养心修身，还将朱熹、陈亮二家的学说都进行了一番委婉批判，认为两者皆有漏洞，应仔细斟酌。 初看上去，陈傅良似乎不偏不倚，但其实还是颇为袒护永康之学，同意陈亮的观点较多，“止斋之意，毕竟主张龙川一边过多”。他在写给陈亮的书信《答陈同父三》里也逐渐明确提出了自己对朱熹观点的看法：“且汉唐事业，若说并无分毫扶助正道，教谁肯伏！ ……暗合两字，如何断人！ 识得三两分，便有三两分功用；识得六七分，便有六七分功用。却有全然识了，为作不行，放低一着之理；决无全然不识，横作竖作，偶然撞着之理。此亦分晓，不须多论。”陈傅良与朱熹之间没有展开过大规模的论辩，这不仅因为陈傅良大部分时间忙于政务，“官事扰扰，及今始遣”。更是因为他不愿卷入空谈论辩之中，于事功无益。在《答陈同父三》中，陈傅良自称“某寻常人耳，蒙老兄拈掇最早，而晚又为正则推作前辈，行此二三年间，不乡进而交游殊未散落，皆二兄之赐。独恨未及与晦庵游，讲求余论，如人一身血气，偏枯以是脉络未相贯穿，而愚见复谓千书不如一见，终当相就，不欲以纸笔呶呶其间，以辞害意，失之远矣。昔兄悬度而欲附之下风，此意厚甚，而不敢当也，往还诸书熟复数过，不知几年间更有一者，如此议论，甚盛甚盛。”由此可见，作为浙学代表人物的陈傅良至少在淳熙十一年前并未与朱熹见过面。他明确说这些年来自己仰仗陈亮与叶适的推崇，实不敢当，又说“独恨未及与晦庵游”，似乎颇为后悔前几年错过与朱熹在金华见面的机会，最后称自己与朱熹 虽然经常通信，但却不如见面直接了当。 后来陈傅良在绍熙二年(1191)《与朱元晦》的书信中委婉地批评了朱熹这些年屡屡与人争辩的做法：“念长者前有长乐之争，后有临川之辩，他如永康往还，动数千言。更相切磋，未见其益。”陈傅良的态度十分明确，他认为朱熹与林栗、陆九渊等人的论战动辄千言，虽说切磋学术，却无增益之处。朱熹收到此封书信，竟认为陈傅良“谓某前番不合与林黄中、陆子静诸人辩，以为相与诘难，竟无深益。……不知更何如方是深益？ 若孟子之辟杨、墨，也只得恁地辟。他说刻画太精，便只是某不合说的太分晓，不似他，只恁地含糊。他是理会不得，被众人拥从，又不肯道我不识，又不得不说，说又不识，所以不肯索性开口道这个是甚物事，又只恁地鹘突了。”朱熹在与门人提及此事时，耿耿于怀。“君举只道某不合与说，只是他见不破。天下事不是是，便是非，直截两边去，如何恁地含糊鹘突！某乡来与说许多，岂是要眼前好看？ 青天白日在这里，而今人虽不见信，后世也须有人看得此说，也须回转得几人。”此后，朱熹专门致信陈傅良：“若熹之愚，自信已笃，向来之辩虽至于遭谗取辱，然至于今日，此心耿耿，犹恨其言之未尽，不足以畅彼此之怀、合异同之趣，而不敢以为悔也。”朱熹这封与陈傅良争辩的书信石沉大海，并未得到陈傅良的回信。 虽然陈傅良与朱熹在《诗经》“彤管”问题上也曾有过一段小摩擦，但陈傅良依旧抱着不与其争辩的姿态书信沟通。据陈来先生的考证，朱熹与陈傅良的这段争论发生在朱熹知漳州期间，也就是绍熙二年。“朱子守漳自庚戌夏四月至辛亥夏四月，故可知所谓春间得君举书者，必在辛亥春。此书乃作于辛亥春，时朱子尚在漳州。”“是岁，与永嘉陈君举论学。”朱熹对待《诗经》所持以“淫诗”之说，在学者间广泛流传，“考亭先生晚注《毛诗》，尽去《序》文，以彤管为淫奔之具，以城阙为偷期之所”。除此之外，他还认为《毛诗序》中无论大序小序都是杜撰，不符合诗的本质，是政治化的一种表现。而陈傅良所持的观点则与朱熹相反，“止斋得其说而病之，谓‘以千七百年女史之彤管与三代之学校，以为淫奔之具、偷期之所，私窃有所未安’，独藏其说，不与考亭先生辩”。在陈傅良弟子曹器访问朱熹期间，两人也曾就《诗经》问题展开辩论，可视为朱熹与陈傅良的一次间接论辩。从朱、曹的对话中能够看出朱熹对陈傅良的观点之甚为不屑，“今人说经，多是恁地回互说去。如史丞相说书，多是如此”，“读书且虚心去看，未要自去取舍。且依古人书恁地读去，久后自然见得义理”。朱熹暗讽陈傅良、曹器之辈读书不虚心，常以自己的观点选择性地读书。所以，他建议曹器应当依照古人本意阅读，时间久了就能见得本义。 朱熹还曾在绍熙二年(1191)写给胡大时的书信里认为陈傅良的学说“最是不务切己，恶行直道，尤为大害”，又提及他至今未与陈傅良见过面，“君举先未相识，近复得书，其徒亦有来此者。扣其议论，多所未安”。陈傅良与湖湘学派弟子胡大时的往来令朱熹十分担忧。淳熙十六年(1189)，陈傅良除湖南转运判官赴任潭州，张栻弟子胡大时与其切磋学术，颇为笃信永嘉之学。而朱熹早先已批评过浙学，此番湖湘学派与永嘉学派在事功方面的融合亦令朱熹感到忧虑。虽然朱熹对陈傅良的永嘉事功学说颇有微词，甚至不屑一顾，但陈傅良却对朱熹十分尊重乃至推崇。在《与朱元晦》的信中，陈傅良说道：“每怀企慕，三十年间，不在人后，会并差池，未有瞻侍之幸。”种种迹象表明，朱熹与陈傅良在淳熙十六年(绍熙元年)以前还只是互相耳闻，从未晤面。《朱子语类》中虽曾有记载“向日君举在三山请某人学中讲说此。”其实与史实矛盾，因为彼时陈傅良在福州时间不到两年，而朱熹远在江东南康军，又逢大旱之灾，处理荒政极为繁忙，一来一去甚是不便，如何能在三山讲学？ 此处应是误载。可见，最晚至绍熙二年，两人一直以书信交流，或者通过门生弟子互相传达学术观点。比如，朱熹曾向弟子询问陈傅良有关《洪范》的观点：“先生问德粹：‘去年何处作考官？’对以永嘉。问：‘曾见君举否？’曰：‘见之。’曰：‘说甚话？’曰：‘说《洪范》及《左传》。’曰：‘《洪范》如何说？’曰：‘君举以为读《洪范》，方知孟子之‘道性善’。如前言五行、五事，则各言其德性，而未言其失。及过于皇极，则方辨其失。’曰：‘不然。且各还他题目：一则五行，二则五事，三则八政，四则五纪，五则皇极；至其后庶征、五福、六极，乃权衡圣道而著其验耳。’又问：‘春秋如何说？’滕云：‘君举云：“世人疑左丘明好恶不与圣人同，谓其所载事多与经异，此则有说。且如晋先蔑奔，人但谓先蔑奔秦耳。此乃先蔑立嗣不定，故书‘奔’以示贬。”’曰：‘是何言语！ 先蔑实是奔秦，如何不书“奔”？ 且书“奔秦”，谓之“示贬”；不书奔，则此事自不见，何以为褒？ 昨说与吾友，所谓专于博上求之，不反于约，乃谓此耳。是乃于穿凿上益加穿凿，疑误后学’。”“尝得项平甫书云：见陈君举门人说儒释，只论其是处，不问其同异，遂敬信其说。此是甚说话！ 元来无所有底人，见人底说话便惑将去。若果有学，如果谩得他？”朱熹与陈傅良之间在思想上多有不合，陈傅良坚持事功，与陈亮、叶适一同认为应该重实事，反空谈。朱熹则对陈傅良等人的功利之说甚为不满，并将他与陆九渊做对比：“子静虽占奸不说，然他见得成个物事，说话间便自然有个痕迹可见。只是人理会他底不得，故见不得，然亦易见。子静只是人未从，他便不说；及钩致得来，便直是说，方始与你理会。至如君举胸中有一部周礼，都撑肠拄肚，顿著不得。如游古山诗又何消说著他？ 只是他稍理会得，便自要说，又说得不著。如东坡子由见得个道理，更不成道理，又却便开心见胆，说教人理会得。又曰：‘他那得似子静！ 子静却是见得个道理，却成一部禅，他和禅识不得。’”朱熹表面上批驳陆九渊，实际上是针对陈傅良，将君举之学批驳得一无是处，认为他虽胸中有一部周礼，学富五车，但稍微懂一点东西便要与人讲，影响了自己的弟子，认为他在书院讲学误人子弟。其实，无论是对陆九渊还是陈傅良，朱熹都认为他们是一些“理会不得”自己的学说的人，以至于“鹘突”至此。 从绍熙二年(1191)之前两人的书信及文集记载中能看得出，朱熹、陈傅良在学术上的误解较深，这不仅是因为陈傅良与陈亮、叶适等人以事功自居，更主要的原因还是朱熹旗帜鲜明地反对他们，“明其道不计其功”。比较典型的能反映朱熹与陈傅良学术分歧的是陈氏门人曹器与朱熹之间的论辩。朱熹重提当年“王霸”、“义利”之辨的老话题，质问曹器：“君举说汉唐好处与三代暗合，是如何？”曹器的回答自然是以汉唐与三代有相似之处，但他的回答流于表面，被朱熹批驳得一无是处。朱熹又问他“看唐事如何？”曹器以陈傅良所持的观点回应：“唐初好处，也是将三省推出在外。”朱熹对此更是不以为然：“三省在外，怕自隋时已如此。”朱、曹之间的对话清晰反映了朱熹与陈傅良在史观上的矛盾。自从吕祖谦去世后，朱熹与陈傅良在学术上就出现了无法弥合的裂痕，更失去了见面、沟通的桥梁。在仅存的几封书信中，朱熹与陈傅良之间并未有生活上的互相慰问，一直处于客客气气的状态，而且两人书信的内容也不似朱熹与吕祖谦、张栻、陈亮一样有着曾经谋面之后的熟络，也正是因为两人在学术观点上的分歧和永嘉地理位置偏僻的原因，加之陈傅良一直忙于湖南政务，两人才迟迟没有见面。 朱熹与陈傅良交游的第二个时期在孝宗中兴时期的后七年(淳熙十年至淳熙十六年)到宋光宗即位后的五年间(绍熙元年至绍熙五年)。随着张栻、吕祖谦的凋零谢世，朱熹“遂日与人苦争”，陈傅良则因忙于政务而未有机缘与朱熹会晤。朱、陈两人之间多由好友陈亮以及弟子曹器等人互往沟通，未发生正面论争。由于陈傅良早年间接受了吕祖谦的学术观点，“于本分条理略无亏欠，若有 避就回互笼络之心，乃是私意，彼此以私意相角一口，岂能胜众舌乎，此毫厘之际，不可不精察也”，“平心易气，不欲逞口舌以与诸公角”。因此，尽管朱熹一再表示对浙学的不满和批评，陈傅良仍坚持“不欲与争”、“心平气和”，屡次避免与朱熹在学术方面发生争执。 三、绍熙五年至庆元六年因党禁同命运共进退 绍熙五年(1194)，赵汝愚、韩侂胄等人发动“绍熙内禅”，拥扶嘉王赵扩即位，是为宋宁宗。七月，“宁宗即位，赵汝愚首荐熹及陈傅良，有旨赴行在奏事”。朱熹因赵汝愚的举荐而入京除焕章阁待制兼侍讲，陈傅良则在朝中任起居舍人权兼中书舍人，二人才有机会相见。另据朱熹庆元二年(1196)《与李季章》信中所述：“前年与陈君举商量，拈出孝宗入继大统一事。当时议臣如娄寅亮、赵张二相、岳侯、范伯达、陈鲁公皆未有褒录，恐可更询访当时曾有议论之人，并与拈出也。”绍熙五年六月九日，宋孝宗卒，朱熹自潭州入都后便与陈傅良、赵汝愚等人一起商议宋孝宗葬礼事宜，并于十月十日上《山陵议状》。“先人赠告必已蒙落笔。母妻二告如亦合命词，则前日失于具禀，今再有恳。”在朝期间，朱熹还请陈傅良为自己的双亲起草《焕章阁待制侍讲朱熹明堂恩赠父母制》。两人交游颇为密切。 然而宋宁宗即位后，与赵汝愚一同策划“绍熙内禅”的韩侂胄自恃有功，想获厚赏。但右相赵汝愚却对韩侂胄嗤之以鼻。“吾宗室也，汝外戚也，何可以言功？”此举导致韩侂胄怀恨在心，准备利用外戚身份，阴谋篡权乱政。此时朱熹敏锐地觉察到韩侂胄有窃权之嫌，特意提醒赵汝愚注意，又与彭龟年等人向宁宗弹劾韩侂胄未果。韩侂胄获悉消息后大怒，上书宋宁宗以“倡引伪徒，图为不轨”的理由构陷赵汝愚、朱熹等人，将他们先后罢黜，并把赵汝愚远谪宁远军。 绍熙五年(1194)闰十月，朱熹只做了四十六天的焕章阁侍讲便被韩侂胄罢官。陈傅良此时与朱熹站在同一立场，当他得知朱熹被贬，便连上两道奏疏为其辩解求情，宋宁宗均不为所动：“臣窃以为朱熹者，三朝故老，难进易退，二十余年，多任祠禄，今也欣慕圣明，幡然一出，天下相贺，以为得人，则进退之间岂宜容易，未审何故遂听退闲，除目之颁，满朝失色。……还成命于已行之后。……闰十月二十四日奏入。”“臣窃见当今良史之才，莫如朱熹、叶适。……朱熹、叶适近尝入院，未几而熹帅江陵，……秉笔之士相顾嗟惜。陛下诚听臣言，以一朝大典之重，不吝改作，复用此二人者，使之专领，将天下皆以为得人，岂非圣朝之美事，明主之盛举哉。”陈傅良为朱熹等人上疏求情之事被韩侂胄获知，便以“依托朱熹”罪名罢官落职。“陈、彭、杨、项竟又不免”，“昨日得报，君举以谢章奉祠而去，……亦可骇也”，朱熹此时已经返回建阳，得悉陈傅良被罢，深感震惊。 庆元二年(1196)，韩侂胄遍植党羽，陷害忠臣，闭塞言路，势力日渐膨胀。十二月，韩侂胄指使监察御史沈继祖弹劾朱熹，罗列朱熹十大罪状，如“不敬于君”、“不忠于国”、“为害风教”、“私故人财”等等，开启了南宋党禁之祸，史称“庆元党禁”。次年，韩侂胄又仿效北宋“元祐党禁”之举，列伪学人士名单，置《伪学逆党籍》，被朝廷列为“伪学逆党”的官员多达五十九人，朱熹、陈傅良名列其中。韩侂胄此举的目的不仅仅是针对朱熹，更是要重击支持赵汝愚的道学官僚群体。他所忌惮的道学群体，此时还囊括了大部分与朱熹道学相关的儒学士大夫，如陈傅良、叶适、蔡幼学、杨简、吕祖俭等人也在其中。直到庆元六年(1200)年初，朱熹一直避乱建阳、崇安，著书讲学，而陈傅良则远在永嘉，二人皆因党禁风波自顾不暇，无法得见。庆元六年三月九日，朱熹去世，因党禁之故，陈傅良未撰朱熹祭文与吊诗。嘉泰三年(1203)，庆元党禁风波平息，陈傅良亦因病去世。 朱熹与陈傅良交游的第三个时期大致始自绍熙五年(1194)，至庆元六年朱熹去世结束，这个时期两人交游的主要关注点在政事上。朱熹、陈傅良两人有着共同的理想信念，同朝为官，同历庆元党禁风波，他们捐弃道学与永嘉学术的分歧，在政治上与赵汝愚等人共进退。朱熹、陈傅良为了实现“得君行道”的伟大抱负，将这种理想信念寄托于赵汝愚，而赵汝愚也站在道学群体一方，试图以 “内圣外王”的方式团结道学群体的力量、学识为南宋政权服务，维护大宋王朝的基业。 四、结论 南宋孝宗至光宗时期政治的开明及文化的理性使得儒学群体在很大程度上拥有了宽松的环境，这不仅为朱熹、陈傅良等人的自由论辩提供了保证，也为他们继承并开拓新的交游内容和话题，将其以“内圣外王”等方式应用在朝堂政事中提供了良好的范式。 首先，南宋儒学群体之间的交游是其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之一。尤其是在朱熹、陈傅良之间，交游促成了二人的沟通和了解，他们或以学术互相问道，或以政见互相吸引走在一起从而拥有了共同的命运，并不因学术、政见等方面的分歧妨碍两人发展良好的私人关系。 其次，在良好的大环境下，朱熹与陈傅良的交游也影响到了周围的其他人。比如与朱熹、陈傅良往来密切的重要人物，前期是张栻、吕祖谦，中期则为陈亮等人，晚期则是赵汝愚等人。朱熹、陈傅良以论学问道为主的交游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以儒学群体为核心、以官僚群体为翼的向心力和心理认同，并进一步改变了南宋的学术风气乃至朝政时局。 再次，以朱熹和陈傅良为核心的南宋儒学群体交游也体现了一些鲜明的时代特征，尤其是以“内圣外王”和“得君行道”为目标的联系不断加强。在党禁之中，陈傅良站在道学一方在朝廷上为朱熹据理力争；在党禁之外，陈傅良、朱熹依然是永嘉领袖与道学权威，各不相让。虽然朱熹与陈傅良在学术上差异明显，但于政事之上则淡化分歧，更为强调儒学群体之间的合作。 朱熹与陈傅良学术功底均非常深厚。尤其是朱熹，他早年吸收佛禅思想，后来师事李侗逃禅入儒，接触到张栻后则较多地吸收了湖湘学派于日常生活中体认的涵养之道，使他的思想进一步提升，承接伊洛。陈傅良则较多地吸收了薛季宣、郑伯熊的“事功”与“制度”之学。朱熹与陈傅良在学术、政事等方面有着共同话题，也有着相近的交游圈和心理认同感，故而视彼此为莫逆。 要之，朱熹与陈傅良的交游是南宋孝宗中兴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同时两人的交游及其背后所代表的道学与浙学等儒学群体的互动与交流也对南宋各方面尤其是学术的繁荣、政治的走向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孝宗中兴结束后，道学逐渐崛起，政治纷争登上历史舞台，浙学巨擘陈傅良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与朱熹、赵汝愚等人站在一起，试图实现“得君行道”的目标，并共同应对来自韩侂胄等人的侵犯和挑战。虽然在“伪学”之禁下，政治环境与学术环境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并未影响朱熹、陈傅良二人及其所代表的儒学群体对生命价值的追求，他们的交游与切磋更为后世留下了诸多宝贵的精神财富。 作者：陈劲，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