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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成立75周年生物多样性峰会上的讲话中引用“山积而高，泽积而长”一语，指出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推进全球环境治理需要各方持续坚韧努力。2014年5月21日于上海举办的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四次峰会上，习主席亦曾引用此语意在说明，中方将一步一个脚印加强同各方的安全对话和合作。 “山积而高，泽积而长”源于唐代诗人刘禹锡所撰《唐故监察御史赠尚书右仆射王公神道碑》。这篇为王俊写的碑文中有韵的部分为铭文，起首即言“山积而高，泽积而长。圣人之后，必大而昌。由圣与贤，或为霸强”。刘禹锡采用比兴手法论证：土石日积月累形成了不断高耸的山，点滴积聚汇集形成了长流不断的水；人的修养成功至“内圣”之后，“外王”的事业自然可大加兴盛，而圣贤伟业之奠定，又或能为国家富强打下良好根基。现代地质科学认为，大山大河的形成并非由“积”而成，而往往是地壳运动“质变”的结果。实践所限，古人认识有误情有可原，但其中蕴含的“量变引起质变”规律则确定无移。习主席把这一哲理延伸到国际治理层面，阐明了任何问题的最终解决，都需要人类经过长期不断的主动积累，付出艰辛的主观努力，才能铸就终了辉煌的成功。 20世纪上半叶，西方世界在给人类带来发展和进步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深重的灾难——两次世界大战通过大规模的战争、以“死亡”的方式和手段揭示了文明外衣掩盖下的罪孽。75年前，联合国的成立，实际上乃人类痛定思痛，“欲免后世再遭今代人类两度身历惨不堪言之战祸”，决心确立“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解决国际争端的组织框架和制度性安排。中国和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是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受害者，都极为珍视人类这一得之不易的成果。 世界能够总体保持75年的和平与稳定，联合国机制和框架功不可没。当然，这并不是说，天下就真正实现太平了。相反，还有一些世界性“问题多得很、大得很”。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是抛开联合国另起炉灶单干或另行组团？还是巩固、完善、改进其职责、使命？习主席指出，“人类已经进入互联互通的新时代，各国利益休戚相关、命运紧密相连。全球性威胁和挑战需要强有力的全球性应对。”显然，“靠冷战思维，以意识形态划线，搞零和游戏，既解决不了本国问题，更应对不了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有效行动、共同行动的前提是新理念、新思路的指引。中国作为第一个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国家，作为联合国创始会员国，在融入世界大家庭的同时，75年来不仅为全球治理提供了新思路，而且已经写入联合国文件的很多源于中国的新理念正在造福世界人民。 这些新思路、新理念许多实质是中国历史文化的“内生性规定”。“止戈为武”，对“武”字作这样的结构分析，代表了一种典型的对战争的理性思考，昭示出热爱和平的显明特征。中华民族历史上很少对外发动战争，从而赢得礼仪之邦的美誉。翻开中国民族史，很少看到哪一个民族问题是以单纯武力征服方式解决的，而往往代之以通婚、通商等和平方式。不同的是，西方主流战略文化对“强者法则”非常推崇。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认为：“战争是万物之父，也是万物之王。”这样的思想根本不会产生在中国的历史土壤中。古希腊军事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关于“和平不过是两次战争的间歇”的论断，成为西方对和平本质的经典论述，与我国先秦思想家管子对“和平”的最早表述（“致德，其民和平以静”，施之以德的方式，老百姓就和平安定）形成鲜明对比。近代以后，黑格尔不对战争性质作区分，武断地认为“如果特殊意志之间不能达到协议，国际争端只有通过战争来解决”，而尼采甚至鼓吹“人若放弃了战争，也就放弃了高尚的生活”。具有高度哲学理性的德国，居然成为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与理性走向另一个极端不无关联。直到当代，美西方仍不愿放弃“丛林规则”，不无其历史文化的惯性使然。相反，中国传统历史在处理矛盾时，一般不主张对抗的方式，而往往采取中和的方法，认为对立双方的平衡、协作、互补，同样在事物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无疑，今天的世界矛盾也是“互联互通、休戚与共”的，还能否“从别国的困难中谋取利益，从他国的动荡中收获稳定”？某些单边主义和政治势力喜欢搞小圈子和零和博弈游戏，如此则“别国的威胁迟早会变成自己的挑战”。北宋儒学思想家张载指出，“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这最后五个字“仇必和而解”最显明地体现了中国人处理尖锐矛盾的方法——不是“仇必仇到底”，两败俱伤或一方完全克服另一方，而是以“和”而解。无论是处理人与人的关系，还是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一观点在中国历史上均占主流（新时代表现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显然，在全球化时代，多元文明如何相处？中国理念中“即此即彼”“亦此亦彼”的智慧远比“非此即彼”的聪明更能适应新时代的需要。 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冤冤相报，世界将陷入万劫不复之地。在建立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中，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解决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之道必不可少，融入东方智慧的中国理念、中国方案势在必行。我们既不能撇开历史累积起来的有益启迪、有益启示、有益启发而另起炉灶，更不能完全废除二战以来人类通过联合国组织框架所积累的正面经验。当今世界的问题，有些是长期历史遗留下来的，有些是今天经济社会发展新产生的，但只要各国起而行之，“国际上的事大家商量着办”，把理念化为各会员国的共同行动、合作行动，一个一个问题去解决，一件一件事情去落地，积土成山，积流成海，人类社会就一定会有光明的前景。 （作者系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