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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新型冠状病毒引发的肺炎疫情来势汹汹，人们对病毒的由来众说纷纭，实验室病毒泄露说令人忧心忡忡。对包括生物学的科学研究及生物工程试验的限制问题在内的有关高科技的反思，提到了议事日程。 科技的昌明是我们时代的骄傲。科技促进了人类社会的进步，给人类带来福祉。拜科技（特别是高科技）所赐，我们的生活更加幸福、舒适、方便。 现在国际上各国实力的竞争，在一定意义上就是高科技的竞争。军事上的军备竞赛，也可以化约为高科技的竞赛。 但科技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科技使人类更文明，更享受，更能发挥聪明才智；另一方面，科技使人更趾高气扬，更脱离自然万物，科技又使人异化为物，异化为工具。 1、对科学主义的初步检讨 对科学的崇拜，或所谓科学万能论、至上论，把科学“主义”化，在五四以后的中国曾经很流行，很普遍。五四主流派的启蒙呐喊，始于多元，终于一元，打破了一种褊狭，导致了另一种褊狭——例如把科学讲到不科学、唯科学，甚至科学主义的地步，把民主讲到不民主的地步。科学本来起于怀疑，科学精神的要旨是怀疑与批判，可是，当科学被神圣化以后，科学则变成了不能质疑的最高权威，任何人要肯定某事，只要贴上“科学”的标签，盖上“科学”的印章，便畅行无阻。1958年大跃进中的“亩产万斤”等，都曾披着“科学”的外衣，让人深信勿疑。非科学的东西都被“科学”化、“主义”化了。 1923至1924年发生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站在科学派健将对面的玄学家是张君劢、张东荪，以及林宰平、梁启超（中间偏玄）等。科学派的丁文江、唐钺、吴稚晖、王星拱、胡适等在哲学上主张实验主义、马赫主义、新实在论，而玄学派则主张倭伊铿、柏格森、杜里舒哲学。需要注意的是，玄学家并非“保守”，在政治层面上，玄学家极力推行西方民主政治。从一定意义上说，这场论战是西方哲学界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争论的继续。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一样，科玄论战的水平不高，不可能真正解决科学与哲学、科学与人生观、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客观必然与意志自由等问题，但把这些问题提出来讨论，则是我国思想界的一大进步。张君劢的人生哲学和文化哲学提出了科学不是万能的，纯科学解决不了的人生问题和文化、历史问题。他指出，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的改造，不能忽视道德修养，认为应防止西方文明的流弊，协调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关系。这都是很有价值的思考。 2、科学发展自身的逻辑 20世纪20年代初对科学主义的检讨并未能使知识界警醒。科学，特别是技术的日新月异，使学界和民众对科学，进一步对技术的崇拜，与日俱增。技术与科学本有密切的联系但又有区别，然科学被泛化，技术上升为科学，两者联手，科技更加至高无上，高科技像脱缰的野马，不可阻挡。科技和科技知识人的傲慢随处可见。 科学的发展有规律吗？笔者有幸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修过著名科学哲学家江天骥教授的课程，略为了解西方科学史家、科学哲学家的论说。记忆犹新的有波普、库恩和拉卡托斯。波普的证伪主义和科学发展的模式说开风气之先。他认为科学发展的轨迹是：从问题出发，针对问题提出猜测性理论，继之各种理论竞争、批判，并接受经验检验，筛选出更高的理论，新理论出现后又被证伪，出现了新的问题，如此无限反复，科学就不断进步。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了范式理论。科学界公认的信仰、理论、模型、模式、事例、定律、规律、应用、工具仪器等都可能成为某一时期、某一科学研究领域的范式。库恩的科学革命说特别有冲击力。他把科学分为潜科学、常规科学和科学革命等阶段。大体上形成一定的科学范式，就到了常规科学阶段，而常规科学出现危机即引起科学革命，这就意味着范式需要转化，于是新的范式形成，如此反复。他主张把收敛式思维和发散式思维结合起来，发散式思维能突破传统的禁锢。库恩的理论对人文学者有很多启发，我们当年都用范式理论写思想史研究论文。拉卡托斯认为，科学是相互竞争的研究纲领的历史。他的科学发展动态模式是，他所谓科学研究纲领的进化阶段——退化阶段——新的进化的研究纲领证伪和取代退化的纲领阶段——新研究纲领的进化阶段。 科技发展有自身的规律。高科技发展中的弊病、问题，要靠高科技自身发展来加以治疗、调节、解决。当然，开放的科学技术应接受人文学的批判和调剂。 3、高科技必有高风险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科学和技术会不会走向反面？科技需不需要受到制约？ 核能开发利用、生物工程，是人类最伟大的科技成就。任何科技研发都不可能没有风险，这两方面也是如此。 我们先看核能利用方面： 核裂聚变，受控热核反应的研究可以制造核武器，也可以建设巨大清洁能源的核电。但核电的安全为世人瞩目。 1986年4月26日，在苏联统治下的乌克兰普里皮亚季邻近的切尔诺贝利核电厂爆炸，这是历史上最严重的核电事故。该电站第4发电机组，核反应堆全部炸毁，大量放射性物质泄漏。辐射危害严重，导致事故后15年内有6-8万人死亡，13.4万人遭受各种程度的辐射疾病折磨，方圆30公里地区的11.5万民众被迫疏散，普里皮亚季城因此被废弃。 1979年3月28日，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三里岛核电站发生核泄漏事故。当时由于制冷系统出现故障，导致大量放射性物质泄漏，至少20万居民被迫撤离。当时的总统吉米·卡特访问事故现场，宣布了“美国不会再建设核电站”的决定。 2011年3月12日，因为发生里氏9.0级的特大地震导致日本福岛县第一和第二核电站发生核泄漏。日本政府紧急决定疏散周围20公里的2万居民。 我们再看涉及这次疫情的病毒学研究： 据《中国科学报》2014年7月25日刊发的文章说，2004年4月，肆虐全球的“非典”过去不到一年，北京再次发生SARS疫情。此次疫情来源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预防控制所的实验室感染。因一位工作人员将3级防护（P3）实验室中的SARS病毒毒株带到腹泻病毒实验室，引发病毒感染，使北京和安徽出现9例SARS确诊病例（其中1人死亡），826人被医学隔离。调查表明，工作人员不规范的举动，使本应清洁的地方被SARS病毒感染。幸好殷鉴不远，北京市及时果断处理了此事，未使感染面扩大。 2019年7—8月，美国马里兰州也曾两次发生病毒泄露事故。4级防护（P4）密闭生物实验室、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院对埃博拉等烈性病毒作深入研究。工作人员撑开高压舱的门，而此时另有员工清除生物危害废物，这不符合标准操作程序。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又发现该实验室废水净化系统有缺陷，第一时间叫停了该实验室的高级研究项目，接着又叫停了该所，其理由是该中心并没有“足够完善的系统对其最高安全等级实验室的废水进行净化”。 目前的病毒学研究，已经到了构建嵌合病毒，杂交、合成病毒的阶段。对于科学研究，我们应持开放的观点。基因重组出人传人的冠状病毒，能不能简单认为是在制造灾难呢，当然不是。因为科研工作者很可能是在研究病毒如何传人的途径，以探索解决的方法。但这里蕴藏着高风险、大危机，需慎重小心。 4、人类的贪婪＋高科技的后果 著名天体物理学家史蒂芬·霍金在接受一家网站采访时说：“人类在未来数百年里必须认真考虑自己的生存问题。我看到了人类的危险，过去曾出现过多次人类的生存危机。发生类似情况的频率还会增加。”他警告说：人类要想长期生存，唯一的机会就是搬离地球，并适应新星球上的生活；除非人类在最近两个世纪内殖民外太空，否则人类将永远从世界上消失。 霍金对人类的生存方式表达出的忧思值得重视。人类基因中携带的“自私、贪婪”的遗传密码，人类对于地球的掠夺日盛，资源正在耗尽。人类毁灭地球，需自食其恶果，霍金为人类找出的解决之法就是向外太空移居。 人类糟蹋了地球，又想去染指其他星球？这不正是人类的“自私、贪婪”吗？人类正热衷于瓜分、占有月球。现在大国在搞星球大战。假设将来有所谓移居新星球的工程，那岂不是要祸害宇宙？人类及地球上的万物仍需要在地球上生存繁衍，所谓移居到其他星球上生存，只能是空想。重要的是珍爱、保护地球和自然万物，不然，人类将会终结。 人类无节制的开发、索取、占有、破坏大自然，已引起灾难性后果。这就是人类的“文明发展”？第二次工业革命，新能源、新材料、新技术异军突起，资源糟蹋更加严重，二氧化碳和其他工业废弃物的排放无以复加，臭氧层空洞，海平面上升，生态日益恶化。高科技的后果是：自然灾害频仍，土地和水资源被污染、淡水危机、疾病增多。人类会遭到大自然更严重的报复。 5、应对与呼吁 时下关于新冠病毒的来由，众说纷纭。神宫宝盒、潘多拉的盒子被打开了！如《西逰记》中孙悟空打烂了镇妖塔，妖魔鬼怪逃之夭夭。 病毒是工作人员无意中，不慎从实验室流出的吗？攻之者说有，辩之者说无。 假如从实验室流出，一般应检讨的是：硬件建设达标否？管理严密否？工作人员是否严守工作规范？从本文第三部分来看，后者引发事故的可能性很大。这涉及工作人员的敬业与责任心问题。 科研有无禁区？怎样理解禁区？能否给科研设界？谁来设界？我们是《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的签署国。联合国等有关机构设了界，但约束力甚微。 登月，到别的星球去，或在地球罕有人迹的高原、海洋、沙漠、湖泊、极地作科学观测与研究，是否应有限度，或限制其规模？ 人的贪欲、私欲，加上高科技，将毁灭地球，终结人类。这不是危言耸听。 我们常讲“人是目的”。人的目的有长久的、有直接的，人们总是牵就浅近直截的目的，牺牲深长久远的目的。从目的与手段的关系来看，科技的发展使人异化，人由目的变成为工具、手段。 反思“人是目的”这个命题，其实也是有问题的，这仍是人类中心主义的。人应珍视动植物乃至天地万物，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都是目的。科技发展应有限度，高科技应受到制约，应当受制于“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人与天地万物一体”，这应是制约的总纲。 人文与科技的关系复杂，应调动人文理性、道德价值来批评、监督高科技的冲动与发展。科技界应有职业道德、科技伦理，受人之底线和人类基本伦理的制约。除了道德，更应有国际国内各种法律的制约。 除了道德层面、法律层面外，包括科技人在内的现代人还应有信仰。无信仰则无敬畏之心，我们对无所畏惧者深怀畏惧之心。我们尊重孔子对天道、天命的“敬畏之心”，尊重老子的“道法自然”，尊重佛祖的“慈悲为怀”。 （作者郭齐勇，武汉大学国学院院长、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