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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儒商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孔子的弟子子贡。但儒商这一名词起源于何时?何谓儒商?其含义历代有无变化?历史上儒商的精神又是什么? 一、儒商的起源 儒商与儒将、儒医都是古今通行之词。 儒将一词至迟在唐初即已出现。如唐人姚思廉所撰《陈书》，即将陈朝将领钱道戢称作“儒将钱道戢”。钱道戢“少以孝行着闻。及长，颇有材干”。钱道戢当以孝行着闻而被称作儒将。 汉唐之间，儒臣统兵十分普遍，儒士、武将并无严格区分，所以儒将一词出现较晚。唐以下文武分流，文武兼备的儒将渐受重视，儒将一词始流行。所谓儒将，是指文儒之中有方略之士。其人“说礼乐而敦诗书”，颇具“权谋方略”，“智力权变”，即兼有“文雅方略”，“治戎安边，绰有心术”的“儒者之将”。 儒医一词在南宋中叶即已出现。如按陆游《老学庵笔记》所载，南宋初临安大街已有“四世儒医陆太丞”的扁榜。家铉翁认为，“医学问之道也，近于儒，进则为儒矣”。“医为有益，故世或以儒医并称尊之”，儒医连用十分自然。尤其是宋代设立医学，开科取士，以致医者“术虽医而习则儒”，儒医一词在宋代的流行当与此有关。 儒商在春秋、战国之际虽已出现，但儒商一词的出现却很晚。据笔者目前所知，文献中的“儒商”一目最早出现于清康熙间人杜浚所撰《汪时甫家传》中，其时约在1671-1687年之间。 而与儒商义同的儒贾一词则至迟在嘉靖时即已出现。如汪道昆(1525-1593)所撰《范长君传》，即载范长君戒其二子，“第为儒贾，毋为贾儒”;所撰《程长公墓表》则载程长公(1500-1563)去世前戒其三子，“与其为贾儒，宁为儒贾”。可知当时儒贾已成为意义分明的专用词语。其后，有耿定向为程豪作《儒贾传(作于1598年之前)》。张鼐《寿汪雨翁太年伯八十序》云“翁少习儒，已为儒贾”。邹迪光《榆村程居士传》云“儒贾之利 十”。可见儒贾当时已成为一流行的专用词语。万历时，叶向高为程汝彦(1536-1608)作《封文林郎兰溪县知县程公墓志铭》，称其为“儒而贾”，并云“昔闻廉贾，未闻儒贾”。据此可知，儒贾一词当出现、流行于明嘉靖、万历之际。清顺治、康熙才出现“儒商”一词。 儒贾一词在明嘉靖、万历之际出现并流行自有其原因。在中国，官员一向具有崇高的社会地位，享有各种政治、经济和文化特权。从治生或举业的角度来说，学而优则仕是社会公认的首选治生途径，通过科举入仕是广大读书人的理想和目标。明代嘉靖、万历之际，商业发展迅速，书籍日益普及，人口不断增长，进入举业的读书人增加很多，但科举名额却未见相应增加。应试者日增，而举业出路有限，为谋生计，大批读书人只能弃儒而商，进入正在迅速发展商业领域。但早年的教育使其思想和行为方式都深受儒学的影响，这就使其理所当然地成为“儒贾”或“儒商”。而儒学的转向，特别是王学的兴起和士商互动，则使士商彼此认可，并使“弃儒而商”和“儒贾”成为流行话语。 二、儒商的含义与所指的变化 嘉靖、万历及其后一段时期内，人们通常用儒贾来称呼与其含义相同的儒商。值得注意的是，时人在肯定儒贾的同时，又对儒贾持否定态度。如焦竑(1541-1620)为范濠所作《范长君本禹墓志铭》说，“世以儒贾,君以贾儒”，即批评“世以儒贾”。邹迪光《全节吴母田孺人传》和《榆村程居士传》则称赞吴母田氏子“以儒贾，不以贾贾，所至名蔚起”，直指“儒贾之利十，居士为德而如其贾，定收利十倍”，均肯定儒贾。 无独有偶，时人对贾儒也是既肯定又否定。如以上所引焦竑之言即称赞范濠“世以儒贾,君以贾儒”，对贾儒加以肯定。而汪道昆(1525-1593)记范长君诫子语曰，“第为儒贾，毋为贾儒”;并声称“与其为贾儒，宁为儒贾”;又对贾儒持否定态度。 出现以上现象的原因即在于儒与商、贾均具有多种含义。儒贾一词系由儒与贾二字组成，儒既可指治生之业和名义，亦可指行为方式、操行和内心。前者如黄凤翔《田亭草》卷15《杨公暨配薛氏墓志铭》有“再世业儒”说，黄居中《千顷斋初集》卷22《颜次公(-1598)配柯氏合葬墓志铭》有“儒名而贾心”一说。后者如江瓘在嘉靖己酉(1549)成书的《名医类案》卷1中，即称淮商朱枫野为“商而儒行者”。叶向高《程公墓志铭》云“儒而贾”的“儒贾” 程公(1536-1608)，“即贾也，亦常操儒行”;耿定向《耿天台先生全集》卷16《儒贾传》则有“仁心为质，儒之行也”一语。 贾既可指治生之业和名义，亦可指行为方式、操行和内心。前者如汪道昆《太函集》卷17《阜成篇》有“儒贾异业”说，卓发之《漉篱集》卷12《家传一》则有“所谓儒而名贾者”一语。后者如黄居中《千顷斋初集》卷22《孝友长公(1501-1534)曁配孝节李孺人(1505-1535)合葬墓志铭》有“贾行而士心”一语，黄居中有“儒名而贾心”说。儒商一词亦然。 由于儒与商、贾具有上述两方面的含义，在肯定儒行、儒心和否定贾行、市心的时代，其组合而成的儒商、儒贾和贾儒也就具有了贬、褒和不贬不褒3方面的含义。 不贬不褒的儒商、儒贾是指以儒和贾为业和名的儒和商。如赵志皋所撰《张公一桂(1540-1592)墓志铭》云，一桂父为贾，意不欲令一桂“徙业”。 一桂“请业儒不成，去而贾”。亡何，“举于乡”。其父“乃益大喜，谓儿能以儒贾”，即以儒(举业)为贾业。万历时人汤宾尹所说的“儒而贾，贾而儒”的“书贾”李一庵，则是贾为儒业。 贬义的儒商、儒贾是指以儒为业和名之贾行、市心者，即儒中之商贾。如王世懋(1536-1588)批评说：“厚藏吝予，色庄行违，士之儒而贾者多矣”。耿定向指出：“世以儒命者,衒智钓奇有市心焉,儒而贾也”。黄居中、汪道昆亦对“儒名而贾心”，“儒而贾心，则滫也”的儒而贾持否定态度。 褒义的儒商、儒贾则是指以商贾为业和名的儒行、儒心者，即儒者一样的商贾。如汪道昆即称淸贾程惟淸“托贾名，而饰儒行事”。耿定向指出：“仁心为质，儒之行也。贾而有是，不亦儒乎”。因而将“虽不废贾，然好儒益甚”，里人因咸称其为儒贾的程豪称作“儒贾”，并为之作《儒贾传》。 贬义的贾儒指以儒为业和名而贾行、市心者，即商贾一样的儒者。如孔尚任(1648-1718)即将“丑扮书客蔡益所”，称作“贾儒”和“商秀”。 褒义的贾儒指以商贾为业和名而儒行、儒心者，即商贾中之儒者。如温纯即指出石象(1511-1577)“尔业则商,尔行弗商”，“所谓商而儒者”。卓发之、王世懋(1536-1588)称世贾卓贤为“贾而儒者” ，即“所谓儒而名贾者”。汪道昆称程次公为“贾名而儒行者”。明刘康祉则为秀冈金君铭曰：“玉其衷而表珉迹，则贾儒厥心”。 由上所述，可知儒贾(商)和贾儒既可以指以儒为贾业(如举业)和以贾为儒业(如书贾)，有可指儒而贾行，和贾而儒行。儒贾(商)和贾儒词义能指虽多，但在实际运用中其所指的重点却是随时代而异的。 从本人所见之资料来看，宋代以前，不见有人使用儒贾(商)和贾儒等词。 宋以下，随着科举和书业的兴盛和从业者的大量增加，以儒为贾业，和以贾为儒业意义上的儒贾(商)和贾儒等用语开始出现。但这种意义上的儒贾(商)和贾儒不仅出现较晚，而且远不及含有贬褒意义的儒贾(商)和贾儒流行和引人瞩目。 这是因为伦理和价值评判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具有重要意义。 嘉靖、万历以前，人们关注和批评的是儒而贾行者。如宋人陈淳(1159-1223)即指出：“夫缉时文，钓利禄之具”，“不待作也。作之者，贾儒也”。其所作所为“使圣贤明伦之重地，反为市廛乌合之渊薮”。当时，贾儒被用作贬义词，而不见有对贾(商)而儒行者的褒扬。 自嘉靖、万历起，随着工商业的迅速发展和大批读书人弃儒而商，商贾而非士人成为社会的明星，人们对儒而贾行者批评增多，对商贾中之儒者的赞扬开始出现，且日渐流行。儒行的体现者儒商、儒贾越来越多的被用作褒义词，渐成以褒义为主的词语。这一现象表明，在社会迅速商业化和道德日益沦丧的同时，人们开始呼唤和强调士人，尤其是商贾的道德和商业伦理，以重建以儒家价值观为基础的道德规范、商业伦理和商业精神，促进商业和社会的良性发展。 三、儒商的内涵与儒商精神 对于儒商和儒贾的概念，人们可以由不同的角度出发，作出不同的界定。在本文中，笔者将依靠可以搜集到的历史资料，通过归纳概括来界定这一概念。从本人目前所掌握的文献资料来看，嘉靖、万历以来人们所说的儒贾(商)和贾儒主要是就其褒义而言的。概括来说，儒贾(商)、贾儒主要是指商贾之儒行者。 具体来说，贾而儒行的概念可以说十分丰富。如耿定向认为，“扶义乐善，仁心为质，儒之行也。贾而有是，不亦儒乎”。其《儒贾传》所传儒贾程豪，“好儒”重文。“有郭今者尝游王文成门，谈良知学，子德恱而师之”。“与人交，必择贤者”。其人“恢豁”，“伟斡雅姿，识度夷旷，大类儒者”。“其为贾诚心平价，人乐趋赴”。为人仁义乐善，关心族党、乡里，热心社会公益工作。“岁侵，尝糜以哺闾阎之饿，而又椟以瘗道路之莩。出母钱贷人，贫不能偿，辄焚其劵”。尝在宗“祠旁辟庐舍，居族之贫”。又“立义仓、义塾，缮梁、除道，日费橐中装不惜”。其“好儒益甚”的结果，是“远近款其门者益众，斥奇赢振施之不厌，而财益阜，不数年且致千金”。“其为贾诚心平价” 的结果，是“人乐趋赴。赀渐起，市亦因以辐凑”。而难能可贵的是，他实现了儒行与贾业的统一和良性互动。因此之故，程豪居常训子姓曰“吾家世受什一，不事儒。自吾一染指，而士庶亲悦，贾且什倍。由是观之，儒何负于贾”。与程豪一样，其兄子仪“笃衷质行，不殊子德，人称为长者”。其人敦恂悌友，析产尽让诸弟。笃故振穷，岁饥贷粟无告乡邻，“口不儒谈，而深醇隠厚，居然儒者”。其季弟之子国用，“恂恂愿悫，以谨让称，亦贾之儒者”。按上所述，可知耿定向所说的儒贾(商)、贾儒，是指诚而仁心，好儒重文，关心亲友和乡里，热心社会公益事业，具有儒者风度，能做到儒行与贾业的统一和良性互动的商贾。 明嘉靖、万历以来，有关儒贾的记载为数颇多。如叶向高纪即云程公(1536-1608)是“儒而贾” 的“儒贾”。其“贾也，亦常操儒行。所至病者予药，饥者予粟，缓急者予金钱青衿，而贫者予膏楮，未婚则经营予室”。尝拾金不昧。“生平慕说王文成，往来会稽辄拜其墓。逆旅坐小楼，日读其书，紬绎良知之说，时举以告人于身心性命之际若有悟者”。为人好儒，且能推己及人。 汪道昆为程惟淸(1531-1588)所作传记称程为“淸贾”，“声利不入于其心，恂恂乎儒矣”。云程经商十年而成巨富，“诸贾人东向事之。惟所决筴，顾托贾名，而饰儒行事。父母昆弟无间言，丧兄弟若所生，抚诸孤若自出”。“以名教教子姓”，“以礼让闻四方”，并自言“吾志在儒不在贾”，亦好儒而孝友礼让。 其为潘次君所作墓志云，次君名仕字惟信。其父服贾，晩岁倦游，次君力请行，以古之货殖者必因天时，乘地利，务转毂，与时逐，毋系一隅。于是以盐筴贾江淮，质剂贾建业，粟贾越，布贾吴。方其蚤计，人不及知，往往筴其必败，卒之赢得过当，皆自以为不如。次君以善丧诵闾里，孝顺善贾，倜傥有国士风。 王世懋(1536-1588)、卓发之为“贾而儒者”之见斋卓君所作传记云，卓氏世贾，君父时家业中衰。“君为贾则大赢，五十年中屡什屡起，卒为富人。居贾之道仰取俯拾，居贱操奇，忍鸷以俟昂直，决不为人损一毛，乃君为贾独不然。嘉隆中岁两侵，斗米千钱，君稍平之，为减市价十之三。已又推其赢糜饿者，饿而死者棺埋之。人或迂君曰：‘奈何当侵岁而施，不虞竭乎?’君笑曰：‘吾以子钱施，譬贾亡赢耳。客奈何必吾赢也’。人或谓若储粟之谓何，公曰‘吾所以储非自封也，东家闭出饱欲死，西家闭入饥欲死，吾衷其间足矣’。性好善乐施，修桥、筑陂塘、设义学、助婚葬患难者无虚岁。贷而不能偿者，至焚券以示之”。“生平笃于孝友，抚诸弟使悉有宁居，而均其产，诸弟皆父事焉。慈爱诸子，多延名师教之。君虽内足于财，然生活简朴”。“为诗歌率胸怀多类宋儒者言。年老多智，人争重之，尊为祭酒三老云”。其人孝友仁慈，好善多智，关心乡里，尽力王事，居贾之道先义后利，仁在其中，堪称儒贾。 王世贞为“贾而儒”蒋次公所作传云，“今夫取者，所以资予也;予者，所以保取也。故曰知予之为取则智，知取之为予则义，此二者仁之术也”。武林俗薄轻为徂，清源俗鸷悍，多贾易忌，广陵俗恌好奢，次公能尽得其情与百物之轻重，不受欺而以不欺行之，故终其身无偾事，益訾至累巨万。次公事嫂恭，抚伯氏子希文三稚子如已子。遇交知缓急，为之至倾橐。捐千金为大石梁数十丈，治驰道数十里，茂林深樾可憩者必亭之以息行旅。其厚于人伦，关心乡里，以仁义智贯穿为贾之道，且大获成功。王世贞因此感叹道“次公之于人伦厚矣，何必儒”。 鲍应鳌所撰程次公传云，公姓程名杰，一意举子业，以父病不能卒业。父殁，伯兄与简遗赀仅二百缗，公独身走蜀，得羡息以幸完母币。为伯兄强归纔信宿，复驰之清源市，收布入滇，收价三倍，遂累高赀，家由此起。尝逢疫，或劝褰裳去之，公不忍，为一一疗治，愈而公竟不染。公奉养太孺人务得其欢，宗党称其孝。与兄异产治生，而公所受赀息逾五倍，悉与祯等中分，不隐锱铢，乡人称其让。母舅贫，养之终身，胤絶，为外王父捐三十缗，人主于汪氏祠，得不为若敖氏馁，里人称其义。一以信义行之，人心归往，财利辐辏，更倍于他贾。广陵窭人所负悉为折劵不责偿。又再捐赀治石梁，人至今德之。公晚年自家及乡慕善无厌，尝那金为祖茔遍立丰碑。岁必率子姓以一杯浇。河水为患，岁伤人，石堤以工力大莫敢任，公抱病董其事，堤成而河水不害邑。社仓之建，公首代捐二十缗倡，里人为积榖百石有奇，故社仓独公里得食其实。族建宗祠，公率侄共捐五百金为助。其人孝义礼让，热心公益事业，虽以贾起家，一以信义行之，而精神常在儒。 其所记族叔南川翁勇于赴义，曾出金以助筑城，出榖赈灾，于孝友、敦厚、廉义、无私者日孜孜焉。翁雅志儒术，与人子言则依于孝，与人父言则依于慈，与人兄言则依于孝友，人见其恂恂雅步，而逡逡道辞，絶无市嚣态心，言动固恂恂儒也。其人好儒，具儒者风范，敦族谊，修邻好，厚故旧，恤孤弱，热心公益事业，乃儒而贾，鞠躬君子。 黄凤翔为杨宗叙所作墓志云，公乃贾而儒，好行其德，家居孝友。杨氏再世业儒，弗售，家寖落。公身服贾供父母。俯拾仰取，薄饮食，忍嗜欲，所赢得过当。然耻奸富，不屑为驵侩骛趋，第躬修勤啬，时积聚已耳。阛阓中人望见公逡逡忠厚长者也，不忍用智数尝公，公赀日益起，数年之间几致千金。令尹公领乡荐，公端意本业，而服素茹，粝如曩时。惟是为二老人奉，捐已所市田与季共之，其孝友盖天性。其人孝友、好行其德，以仁义、忠厚、勤劳、敬业起家。 邹迪光为程凤辇所作传记云，其虽贾实不废读，手筹量而口诗书，若无意于趋射勾较也者，而利数倍，诸善趋射勾较者所不及，侪偶以为祭酒。既曰习为贾，则浮白吟弄风月，望之意其为骚人韵士，不知其为贾也。事父母至孝。季死而经纪家事，养其遗孤。父意爱外家孙氏，孙几不振矣，而矜孤恤夭，且复振。有同祖弟某晩出而孽，彼昆季以孽故弃之。其人暴，又以暴故絶之，得居士而弃者收，暴者化矣。族某与某争田不相下，居士默输四十金，而事解。家老仆死，所遗金有垂涎者，居士收其金营殖之，更数年而息入数倍，举以归子。郡疫灾，为出钱粟粥饥费不下千缗。即非灾疫，而待赈者赈，待瘗者瘗，待婚者婚，待嫁者嫁，待桥梁者桥梁，待道路者道路，未始遗余力而为德矣。程凤辇好儒而有儒者风度，孝友惇伦励行，乐施无倦，执书握算，儒贾之利十倍于群贾。 焦竑为金君子公所撰墓志云，君与兄子顺皆以孝友名，诚心质行，粥粥若无能者。顾中藏干略，足以映蔽数十人，徐而叩之不尽。义不茍取，自奉为窭人子所不堪。初君以亲故，弃儒而贾。与伯兄子顺无间言，无私畜，忠信不欺，使人乐就，盖不屑屑权子母，而归之者如流水，十年赀愈其旧数倍。伯兄未食且御，弗敢先也。君幼游于贾人，然性喜读书。所在必交其长者。而耆义如渴，赴人之难，振人之困，一呼即应，不避水火，终其身如一日。仿义仓为贷榖法，里中人至今赖之。岁饥，师范文正遗意，兴茔墓之役，寓赈于佣，三岁乃罢，所活人以万数。其人孝友，诚心质行，忠信不欺，中藏干略，不屑屑权子母，而十年赀愈其旧数倍。性喜读书，急公好义。 黄居中为黄镬所作墓志云，镬丰于德，宗党共诔之曰孝友长公，其人孝友，贾行而士心，乃儒而贾隐者。 俞樾为俞汝荣所作墓志云，汝荣九岁居父丧，哀毁如成人。家至是稍落，于是始弃儒而贾。精于榷会，候时转物，操赢制余，虽老于就时者谢弗及。又耐劳勚，与童仆同苦乐，人乐为用，家益以饶。性好施与，至是始得行其志，乡里之间翕然称善人。当是时禾中诸名士咸折节与君交，不以君为货殖传中人而薄视之也。尝设一米肆，历五岁，而贫户赊赁者已百余家，计其钱则三百余万，举其簿籍而焚之。其入也以孝友修于家，其出也以善士称于乡，好善乐施，急人之急，虽隐于市，令闻孔彰。其之为贾也，异乎人之为贾者，勤且仁，精于榷会，候时转物，操赢制余，人乐为用。 按上所述，可知诸人所言与耿定向所云大同小异。所谓儒贾(商)、贾儒，是指好儒重文，倜傥有儒者风范;其人孝友礼让，仁义慈善，重族谊、乡里、故旧，恤孤弱，厚人伦，好善乐施，急公好义，热心社会公益事业，具有社会责任感;为贾先义后利，仁在其中，诚心质行，勤俭、敬业，忠信不欺，中藏干略，精于榷会，候时转物，操赢制余，不屑屑权子母，多智善贾，人乐为用，其利十倍常贾，贾而士心，虽以贾起家，一以信义行之，而精神常在儒，能做到儒行与贾业的统一和良性互动，且获成功的商贾。简言之，传统儒商是具有以儒家为核心的中华文化底蕴，关爱亲友、孤弱，热心乡里和社会公益之事，能做到儒行与贾业的统一和良性互动，具有厚重文化底蕴的工商业者。 根据以上所述儒商的内涵，可以归纳、概括，提炼出儒商之精神为：诚信中和，礼义仁德，注重文化，利用厚生，儒行与贾业良性互动，热心社会公益之事。 1840年以前，儒家思想构成了中华文化的主流，由此可以说有文化的商人就是儒商。 1840年以后，西方思想和科学主义的影响造成了儒家文化与其它各家文化并存，文化与知识的对立，使得有知识的商人未必有文化，有文化的商人未必是儒商。传统的“儒商是具有厚重文化底蕴的工商业者”的定义必须修改以适应这种变化。 现代儒商应是认同、重视中华文化，具有传统道德与良知，关爱亲友、弱势群体与所有利益相关者，热心环保和社会公益事业，能做到儒行与贾业的统一和良性互动的工商业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