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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有句老话，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历史长河中从来不缺男人与女人、男人与男人、女人与女人之间的故事。在《东周列国志》第一回中，有“周、召二公同心协力”、“任贤图治赖宣王”，说宣王“勤政”。第二回里评价 “于赫宣王，令穗茂世。威震穷荒，变消鼎雉”，总体说来还算较为中肯。而第二回的主题说周幽王“戏诸侯”，两相对比，周宣王和周幽王显然是两种君主。那么，在周宣王时代里即便是能数得过来的就有召穆公、尹吉甫、仲山甫等十多位名臣，这些名臣大多数没有活过周宣王，到周幽王即位后，很多就已经先去，而剩下来的又都年老，新君即位权力进行重新分割，人与人之间的故事也便更加丰富起来。 周宣王临死前“召老臣尹吉甫召虎托孤”，这是极为绝密之事。作为掌握实权的重臣，应该是有相当政治觉悟的，就是不会把天子所言轻易透露给任何人。可是当召虎出得宫门，就给太史伯阳父说周宣王的重病是因梦见厉鬼操弓矢射之，认为当年童谣的亡国诅咒已在周宣王身上应验。这个伯阳父既是太史，担负着记录历史的重责，也就是说这段历史的传承正是来自伯阳父。当年对“月将升，日将没；桑弓箕袋，几亡周国”的末日预言，就是出自这个伯阳父。当召虎透露天子将要驾崩的绝密之事，伯阳父更是说：“妖星隐伏于紫微之垣，国家更有他变，王身未足以当之”，以朝臣之身私底议论天子之事，在周人看来可谓不道，尹吉甫才要说：“天定胜人，人定亦胜天。诸君但言天道而废人事，置三公六卿于何地乎？”  这个伯阳父在后来“泾、河、洛三川地震”时，又跟朝中臣子赵叔带私自议论国家之衰，更是说国家大变当在“十年之内”，这显然就不是什么忠贞良臣，反倒是更像说闲话的臣子。当然诸如尹吉甫、召虎、赵叔带等臣与伯阳父这种对大周王国持悲观主义的臣子相交，本身说明这些老臣随着年龄的增长，掌握朝政的能力也在逐渐衰弱，导致只能在私底下讨论国家大事，而不能堂而皇之的站在朝堂上据理力争，或许可以说成是 “勿谈国事，只说闲话”。当然，这些只能说闲话的老臣们寿命有限，在周幽王即位不久就相继而亡，权力的洗牌也非常顺利，周幽王的身边出现的是虢公、祭公与尹球，书中说“皆谗谄面谀之人，贪位慕禄之辈，惟王所欲，逢迎不暇”，也就是所谓的小人。说闲话的不会害人，而小人可就不同了。 赵叔带与伯阳父的闲话刚说，虢公石父就从探子处得悉内情，连夜跑到深宫中给周幽王打小报告，说赵叔带谤毁朝廷，妖言惑众。小人最擅长的就是把白的说成黑的，把好的说成坏的，正好又遇到周幽王这个不重视朝政之事的天子，虢公石父诋毁赵叔带就是在暗示周幽王，说我虢公是天子你的好臣子，那个赵叔带跟我们不是同道人。这就为后来周幽王罢免赵叔带的官职起了铺垫作用。此后赵叔带在朝中再无立足之地，便只能带领族人远离天子，迁徙晋国。书中说的是“谏诤路绝，贤豪解体”，朝中没了贤人，闲人们也不再说闲话，后来就是伯阳父也很少再跟朝臣们说闲话了，毕竟那些小人安插了太多探子，就是伯阳父想说闲话，也要担忧赵叔带的悲剧在自己身上重演。  不幸的人总有更多不幸，西方人的《圣经》里有“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周幽王的身边小人多也就算了，后宫中两个最著名的女人却是怨妇。一个是申后，自从褒姒入宫而后，就是凄凄惨惨戚戚。申后作为后宫之主，显然是情感管理上过于强硬，即便是周幽王金屋藏娇，也是“留褒姒于别宫”，这就是怕申后。而申后“不胜其愤……忍气不过……浊乱宫阑……忧闷不已”，这是不给天子面子，周幽王即便是怕申后，自也会心生厌恶。而褒姒这个女人也表现的很是狡猾，在申后当面问罪而后，就是“嘿然无言”，行为上则是“仍不往朝正宫”，这是什么行为？这是不尊重王后，在后宫之中就是大逆不道的。因此是申后也好，褒姒也罢，应都不是什么好女人。 而周幽王的嫡子宜臼，也就是申后的儿子，得悉母后受辱，竟是不顾父亲的颜面，私自入得别宫中撕打褒姒，这完全就是纨绔子弟作风。儿子打老子的小老婆，这还了得，周幽王恼羞成怒，直接就把宜臼逐出都城。宜臼就到母舅之家申国避难去了，这是其后镐京之乱的直接诱因。而怨妇褒姒的表现是什么，当然就是“呜呜咽咽，痛哭不已”，再其后则是与虢石父、尹球私相为谋，终于废掉宜臼太子之位。后宫与朝臣狼狈为奸，这是大忌，可是褒姒就如此做了，而周幽王居然任之听之，镐京之乱的悲剧也就不可避免。 终周幽王之朝，说闲话的，打小报告的，纨绔的，幽怨的人形形色色，来了又去，末日之时，当属此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