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儒学史上，孟子率先提出了“我善养吾浩然之气”的命题，成为儒家道德修养的重要范畴。在解释“浩然之气”时，孟子说“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孟子》）这里，孟子描述了“浩然之气”的特征，指出这是一种盈于天地之间的正气，是一种讲求道义的正气，是一种发自内心又作用于外在客观世界的“生命之气”。 “浩然之气”体现的是一种对理想和信念的追求，是一种人生价值的道德彰显。南宋伟大的民族英雄文天祥，他在抗元失败后，身陷囹圄，受尽折磨，在狱中作《正气歌》，荡气回肠，名垂青史。“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皇路当清夷，含和吐明庭。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正是基于这样的“浩然正气”，才支撑他与敌人不懈斗争，顽强抵抗。近代维新人士谭嗣同，宁死不屈，从容面对死亡，慷慨就义。“去留肝胆两昆仑”是谭嗣同临刑之前抒发的绝唱，他被杀害时年仅三十三岁，但他对于死亡的不屈选择与道德担当却长留人间，永不泯灭。  从孟子到文天祥再到谭嗣同，无不说明“浩然之气”是一种生命的道德追求，是一种“小我”中所蕴涵的对“大我”的正义感、使命感和荣辱感。古往今来，多少仁人志士为了实现自身理想，坚守信念，不屈不挠，甚至大义凛然，付出生命代价。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方志敏同志堪称后世楷模。他在敌人狱中所写《死——共产主义的殉道者的记述》，这样写到：“为着阶级和民族的解放，为着党的事业的成功，我毫不稀罕那华丽的大厦，却宁愿居住在卑陋潮湿的茅棚；不稀罕美味的西餐大菜，宁愿吞嚼刺口的苞粟和菜根；不稀罕舒服柔软的钢丝床，宁愿睡在猪栏狗窠似的住所！……屈辱，痛苦，一切难于忍受的生活，我都能忍受下去！这些都不能丝毫动摇我的决心，相反的，是更加磨炼我的意志！我能舍弃一切，但是不能舍弃党，舍弃阶级，舍弃革命事业。”这就是对于革命理想的追求，这就是人生不可动摇的信念！ “浩然之气”就形式来看是“至大至刚”，就内涵来看，是“配义与道”。孟子认为具备了“浩然之气”就具有了“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的大丈夫气概。敢于担当，不畏权贵，没有头衔，没有虚名，照样坦坦荡荡，堂堂正正，正所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这样的儒家君子人格，敢于直面人生，胸襟坦荡，上可对“玉皇大帝”，下可对“田园农夫”，“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这样的君子人格崇尚理想、坚守信念，“位卑未敢忘忧国”，在危难时刻还具有杀身成仁、大义凛然的爱国情怀。  在儒家哲学思想中，“浩然正气”作为一种道德境界追求，特别需要“养义”。所谓“养义”，就是要养正义之气，养大义凛然之气。儒家仁义并举，非常重视“义”的情怀和担当，甚至把“义”看作立身处世、为官为政的核心精神支柱。“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论语》）“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孟子》）“以公义胜私欲。”（《荀子》）这些都是强调“义气”的重要性。此后，董仲舒特别突出了自我内心中“养义”的重要性，他说：“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义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我不自正，虽能正人，弗予为义……故曰：仁者，人也，义者，我也。”“义者，心之养也，利者，体之养也，体莫贵于心，故养莫重于义。”（《春秋繁露》）明确提出了“养义”的观念，在董仲舒看来，儒家追求的“义”的人格担当和道德精神非常必要，甚至把这种精神看作是儒家人格特征中“真精神”的体现。 对于今天的我们而言，“浩然之气”的境界追求对于个体人格的完善特别是主体性力量的挺立依然意义重大。只有胸怀正气的人才会无所畏惧，才能达到“善养吾浩然之气”的境界。今天的社会，应当充盈这样的“浩然正气”，只有在道德境界挺立了这样的正气，才能让跑官买官者、结党营私者、歪门邪道者望而却步；才能使老实人不吃亏，鼓励实干兴邦，务实求道；才能养成不畏权贵、坚持真理的独立人格，不会人云亦云，坚守正义的选择。 苏东坡认为“浩然之气”乃是天理之常。他在潮州韩文公庙碑中言：“浩然之气，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随死而亡矣。故在天为星辰，在地为河狱，幽则为鬼神，而明则复为人。此理之常，无足怪者。”养成浩然之气，并非立等可得。孟子说“养心莫善于寡欲”，既要“寡欲”，更要“尚志”，特别需要一种意志和信念，正如郑板桥在《题画竹石》中说：“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韧，任尔东西南北风。”只有具备了这样的信念，才能达到“浩然之气”的境界！ ◎本文原载于《深圳特区报》（作者沈小勇）；原标题：“浩然之气” 与儒家的道德精神。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