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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遗民诗人的心路历程和心态呈现，大体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种取向，即耻事新朝、志在恢复的烈士心态，怀念故国、悲歌当哭的孤臣心态，壮心消退、放逐行迹的隐士心态和牵念故乡、心属故地的游子心态，这数种心态皆与明清易代的巨变紧密联系。  冒襄 耻事新朝、志在恢复的烈士心态 明清易代之时，面对异常激烈的民族和阶级矛盾，士人必须做出自己的抉择，在此情形之下，腆颜事敌、投降变节者有之，玉石俱焚、杀身成仁者亦有之。易代之后，部分士人虽生活在新朝，却耻为新朝所用，其人其节与杀身成仁者同。像顾炎武、阎尔梅、方以智、屈大均、王夫之、冒襄等人，鼎革之际都曾参加过实际的抗清斗争。当清王朝统治逐步稳定后，他们坚决不仕新朝，且时时系念故国，表现出凛然气节。我们以冒襄为例，略加说明。作为“明末四公子”之一的冒襄，在明清之际政坛、文坛均有着深广的影响。他是崇祯朝重臣冒起宗的大公子，明亡后，冒起宗“自以世臣乔木，不获攀髯上升，惟祝宗祈死。家居十年，足迹不出，所著《经质》二卷、《史拈》三卷，盖皆暮年排日消遣之作，实则胸中五岳至不平也”（冒广生《家乘旧闻》）。冒起宗义不降清，给冒襄带来了深远影响。清兵南下时，他在扬州参加了抗清斗争，失败后又避难浙江盐官，一百多天中“皆展转深林僻路，茅屋渔艇，或月一徙，或日一徙，或一日数徙，饥寒风雨，苦不具述”（冒襄《影梅庵忆语》）。间关归家乡如皋后，又与钱谦益等隔江南北呼应，支持海上张煌言、郑成功的复明运动（事见陈寅恪《柳如是别传》）。在这一切均遭挫折后，他坚拒清廷征召，隐居水绘园，过着清贫而自由的生活。徐倬《赠冒辟疆征君序》说他“时时赋诗……大都不合时宜，方寸之间，隐然有不平之气”。冒襄诗如“沐浴四朝怀古日，崎岖异国剩残身”（《步韵寿友人八首》其二）、“羁栖憔悴不堪问，遥忆家园隔万军”（《思乡》），都是此种乱后心态的流露。另外，如湖南遗民郭都贤在明亡之后，也曾一再痛恨自己苟且偷生，有“国难几回惭后死”（《被命五首》其一）之句，并说“到底一沟能割楚，从来三户足亡秦”（《被命五首》其三），复国壮心溢于言表。  吴嘉纪 怀念故国、悲歌当哭的孤臣心态 中国传统士人对于自身进退出处非常看重，认为它是事关品行名声的大节，不可稍有差池。明清之际的易代之祸，尤其又是外族入主中原，使素重“夷夏之辨”的士人们认为是亘古未有之“大变”，在此等“大变”面前，何去何从，不单事关政治立场的去取，更是人伦道德的抉择。事实证明，一些士人在此问题上可谓“一失足成千古恨”，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如钱谦益、吴伟业、龚鼎孳、李雯等。但更多的士人选择了坚守，他们坚定地继承了中国几千年来士人最可贵的道德操守，成为我们这个民族屹立不倒的中流砥柱。这在清初遗民的躬身实践及诗歌创作中都有突出的表现。他们坚定地认同已经不复存在的故国文物。故国既已不复存在，恢复的希望也极为渺茫，然而人格的坚守还在继续。故国之思是经历了明清易代巨变的士人们的普遍心态，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屈大均、郭都贤、陶汝鼐、黄周星等都具有代表性。如郭都贤充溢于诗中的情思，多为怆怀故国之感。诗人在《寒霜十感》“诗序”中曾说：“国难在疚，目裂魂消，自夏徂秋，奄奄如泉下人，不复向笔墨作生活矣。复感寒霜，悲歌当哭，言之长也。”诗人“悲歌当哭”，故国情思充溢于大量诗作中，令人不忍卒读。 故国情深，历久不移，苦吟诗人吴嘉纪或许更为著名。《陋轩诗》中表达身处乱世的漂泊流离之感、家国兴亡之感，乃至故国旧君之思的作品，尽管由于清初政治形势之险恶、文网之酷密，大多已被删去，但透过这些留存至今且经过改动的为数不多的诗句，我们依然可以强烈感受到这批遗民诗人萦绕心中的故国旧君之思。《过史公墓》《拜曾襄愍公墓》《谒岳武穆祠》《玉钩斜》《登清凉台》《泊船观音门十首》等，均为哀时伤乱之作，以悲怆感怀的笔调，悼念故国。另外，如《一钱行，赠林茂之》亦借物兴叹，一表友人心系故国的苦衷。诗中“林茂之”即林古度，亦为清初遗民，虽年事已高，贫病漂泊，但一枚万历钱却随身携带五十年，故国情深，挥之不去。 壮心消退、放逐行迹的隐士心态 清初遗民诗人大多走过了这样的历程：鼎革之际多参加抗清军事斗争，及至新朝政权稳定之后，恢复日渐无望，怀念故国，踟蹰无聊，壮心消退，转归隐逸。因此，这一群体成员中弥漫着的浓厚隐逸情调，乃是最为突出、普遍的心态表现。山左遗民诗人徐夜具有典型性。 徐夜的家庭与当时许多遗民一样，都属世家大族，而这样的家族在明清之际被创尤剧。早在明朝亡国之前的“壬午之变”中，徐夜的伯父、叔兄、叔嫂及子侄多人被杀，他的母亲也被逼投井自尽。时徐夜29岁，从此即弃诸生。不二年，明朝灭亡，国仇家恨集于一身，徐夜便立誓隐居，做故明的遗民。山河易主，徐夜归隐，但隐居实非徐氏所情愿。其《秋末杂感》有句云：“出不成名居不隐，闲将心力数归鸦。”不得已而归隐的无可奈何的心曲表露无遗。这大概只是刚刚归隐时的心灵波动，隐居时间久了，壮心也渐渐销蚀殆尽。徐夜赠顾炎武诗最能表达其隐逸心态：“故国千年恨，他乡九日心。山陵余涕泪，风雨罢登临。异县传书远，经时怨别深。陶潜篱下意，谁复继高吟？”（《九日得顾宁人书约游黄山》）心藏国破家亡的大恨，却只能追步采菊篱下之陶渊明，隐痛、不甘和无可奈何隐含其中。 隐士心态是清初遗民诗人中最为普遍的心态表现，张光启、徐振芳、王弘撰、赵士喆、董樵、王夫之、孙枝蔚等人诗中也时时有所流露。  孙枝蔚 牵念故乡、心属故地的游子心态 明清之际持续数十年的战乱，造成了社会的空前大动荡，包括明遗民在内的广大民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流离失所。因此，渗透在遗民诗歌创作中浓厚的牵念故乡、故土的心态有其必然性。游子心态在旅居江南的秦地遗民诗人孙枝蔚身上体现最为充分。 作为寄居他乡的客子，孙枝蔚的诗歌创作中洋溢着浓厚的思乡之情。孙枝蔚居扬州，筑室曰“溉堂”，取《诗经·桧风》“谁能烹鱼，溉之釜鬵”，即寓居不忘故乡、常怀西归之意。陈维崧《溉堂前集序》云：“今年孙子年四十余……而身之为客也。然犹时时为秦声，其思乡土而怀宗国，若盲者不忘视，痿人不忘起，非心不欲，势不可耳。”尤侗《溉堂词序》也道：“盖先生家本秦川，遭世乱流寓江都，遂卜居焉。每西风起，远望故乡，思与呼鹰屠狗者游。”溉堂虽居扬州，但时时操秦声，对故土一刻也不忘怀。他曾一再写道，“我本西京民，遭乱失所依”（《溉堂诗》），“我家渭河北，飘然江海东。偶逢旧乡里，握手涕泪同”（《赠邢补庵》）。清代初年，寓居江南的秦地诗人仅据溉堂《张戒庵诗集序》可知，即有张晋、李楷、张恂、雷士俊、韩诗、东云雏等数人，另外还有此文未提到的王弘撰、杜恒灿、张谦等。这些秦地文人，尽管不全是遗民，但溉堂的思乡曲，实际上唱出了清初流寓江南的秦地文士的普遍心声。 清初遗民诗人的诸种心态，是一种群体的流露和展示。就具体诗人而言，或侧重呈现某一心态，或同时杂糅展现多种复杂心态。同时，遗民诗人创作心态的表现又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不是孤立存在的。当然，作为明清易代之际的特殊群体，清初遗民诗人有着极其复杂的心路历程，呈现出多种多样、复杂莫名的创作心态，绝非上述四种心态所能囊括。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