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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作为儒家经典著作之一，原是《礼记》中的一篇，但很长一段时间内未能引起儒者的特别注意和关注。从韩愈、李翱推崇《大学》《中庸》以来，它才不断被一些儒者所重视，在儒家经学史上中地位开始逐步上升。迨至朱熹将其编入“四书”，便与《论语》、《孟子》、《中庸》处于同等重要的地位，且居“四书”之首，地位空前。同时，确立了其在经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二程认为《大学》是“孔氏之遗书”。朱熹将《大学》分为“经”一章，“传”十章，认为经一章盖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传”十章，则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也。郑玄说：“大学者，以其记博学可以为政也。”郑玄认为，“大学”是一门教人为政的大学问。朱熹则说：“大学者，大人之学也。”“人生八岁，则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而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则自天子之元子、众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适子，与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学，而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此又学校之教、大小之节所以分也。”（《大学章句序》）可见，此处“大学”又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古代的一种学制，与小学相对。如《白虎通》：“八岁入小学，十五入大学是也。”二是指“大人之学”，即“为政的大学问”以及“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那么，无论是作为儒家经典的《大学》，还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学制，其核心都是指向儒家所说的“修己安人”、“修齐治平”的大学问，与朱熹所说的“大人之学”这一做人的学问可谓别无二致。一定意义上说，朱熹对“大学”的这一定义还是很契合其主旨思想的。 其实，“大人”一词最早见于《周易》：“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论语•季氏》记载孔子的话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孟子也说：“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者也。”（《孟子·离娄下》）可见，先秦时期的“大人”是指有德有位者。秦汉以后，“大人”的含义变得比较丰富。朱孟臻通过考察，认为“大人”有对宫闱近侍的尊称，对老者、长者的敬称，对父母的敬称，以及指成年人、身材高大的人等多种义项。其中，主要还是用以敬称父母（朱孟臻：《从古代文献看“大人”词义的历时演变》，《名家欣赏》2016年第24期）。但是，元代以来，除对官员称呼的义项一直未变外，对长辈或同辈的敬称则处于主流。近现代，“大人”主要是指成年人，不仅表示生理体征成熟，更是说明个体的德性成熟，且具备了“大人”所应有的道德水准和价值观念，可以担当起家庭和社会的责任，成为一个被人们尊敬的有社会责任心的人、有担当的人。如，人们通常称十八岁以上的人为“大人”，这表示一个个体道德心理与道德素养的成熟，而不是指年龄的大小。这样，“大人”通常指的是个体道德素养成熟与价值观的确立。又如，人们常说的“要有一个大人的样子”，就是这个意思。今天，对在位者即各级领导干部虽然不再以“大人”称呼，但对其道德标准要求并没有降低，因为他们是社会的管理者，理应具有让人仰慕的道德素养。孔子曾教育弟子“修己以敬”、“修己安人”，认为为政者应做民众的表率。他说：“政者，正也。”（《论语•颜渊》）也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论语·子路》）那么，从儒家的角度来看，无论是做人还是为政都应具有“大人”之德。这与儒家强调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人生价值目标要求是相一致的。 《大学》强调“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这不仅与孔子所讲的“为己之学”、“修己安人”的思想一脉相承，而且对儒家所追求理想人格的修为之道予以形而上的概括和总结，将儒家“修齐治平”的理想人生目标以“大学”给予理论化和系统化。同时，全面阐释了儒家“修己治人”之道，即儒家所一以贯之的“内圣外王”之道。可见，《大学》将“修身”作为儒家整个道德修养所说理论的核心和价值追求，视为其“平治天下”的逻辑起点。为此，《大学》开明宗义，明确提出“三纲领”和“八条目”。“三纲领”是“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明明德”强调“明德”，关键在“自明”；“新民”重在“作新民”，强调率先垂范；“止于至善”就是追求的理想目标和处世原则，突出的是一种尽善尽美的自身素养和人生境界。可见，三者之间是一种层层递进的逻辑关系，目的是引导人们以道德修养作为人生的价值目标。“八条目”给主体指出了道德修为的具体方法和步骤。其中，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是主体的内在修养，即内圣；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主体的外在事功，即外王。而修身则是联系两者的桥梁和纽带，是“三纲八目”的核心和关键环节。从内在逻辑来看，“八条目”是一个由内到外、循序渐进、密切联系且不可随意倒置的系统，是儒家“内圣外王”思想的理论体系。儒家以“格物”作为人生逻辑的起点，以“平天下”作为理想人生的终点，以“至于至善”作为人生修为的原则。尽管儒家的这一理论设计存在制度上的缺陷，以及有理想主义的色彩和道德决定论的倾向，但它对主体指出了一条人格完善和建功立业的人生路向，并对树立主体的价值观念、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等都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或许这正是朱熹推崇《大学》的真正目的和原因。 朱熹认为，“某要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大学》一篇有等级次第总作一处易晓宜先看。”（《朱子语类》）事实的确如此，如果我们将“四书”相互做以比较，就会发现《大学》容易学习和理解，且有“定其规模”即“修身治人底规模”的作用，用朱熹引子程子的话就是“初学入德之门也”，即是初学者进德修业的门径，可以引导读者确立人生的目标和方向。由此看出，《大学》主要讲个体道德修养的路向、“治平天下”的人生理想目标。那么，《大学》所讲的“大学之道”就是对儒家所说的“修齐治平”这一理想人生目标孜孜不倦的追求和向往。换句话说，就是建构一个和谐社会的道德秩序，即建构一个共同认可的价值体系。社会共同价值目标的建构，是每个社会成员的愿景，需要每个社会成员的共同努力，需要每个人的进德修业，更需要为政者的引领引导。从这一意义上说，无论是一个准备担当或许应该担当社会义务的“大人”，或者作为一个高等教育机构的大学，还是一个胸怀天下“修己安人”的有志之士，理应学习和感悟“大学之道”，进而确立须臾不可或缺的人生价值目标。 首先，应该提倡小学生读《大学》。小学时代是一个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启蒙的关键时期，他们这一时期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不仅影响甚至还决定着他们未来价值观念的养成。俗话说：“三岁看大，七岁看老。”“少年若天性，习惯成自然。”小孩子犹如一张白纸，涂上什么颜色也就具有了什么色调。宋代理学家认为，《大学》是“初学入德之门”，可“以定其规模”。这种价值教育与现代的知识教育虽不相同，但与培养未来社会合格建设者的目标是相一致的，符合人们常说的“成才先成人”的育人观念。它可以弥补现代知识性教育的不足，对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合格人才，可以给予正确的理论指导和救偏补弊。因而通过学习《大学》不仅能让小学生明白为学次第和进德修业的内在逻辑关系，而且能帮助他们树立一个远大的理想人生目标、启发其内在的责任和担当意识。同时，可以使他们“知其所止”，进而有所为、有所不为，进而给他们的人生涂上明亮的底色，使其早日成为一个明辨是非“小大人”，帮助他们日后确立正确的人生目标和价值观念打下坚实基础，。 其次，今天的大学作为高等教育的机构，应汲取“大学之道”的思想精华，做到价值教育与技能教育的有机结合。中国自古就有高等的教育机构，叫太学，后来叫国子监，是培养人才的地方，所用教材是四书五经。今天的大学则是从欧洲移植过来的，如1895年创办的京师大学堂，就是中国第一所现代性的大学，它是北京大学的前身。从此，大学就从“在明明德，在止于至善”到“在明明理，即科学的‘理’、‘新知’；在止于至真，即‘真理’”的转变（金耀基：《重思大学之道》，《探索与争鸣》2013年第9期）。儒家的四书五经作为中国文化最根本的东西，地位一落千丈，沦为科学的附庸，几乎退出了大学。作为传统教材的四书五经凡是可以放到文学的内容则放到文学院，凡是可以放到历史的内容则放到历史学院。如《春秋》放到了历史学院。这种与西方大学直接接轨的后果，导致了中国大学走向了另一个极端，重视科学、轻视人文成为一种普遍现象，甚至人文被边缘化。这种“止于至真”的教育是一种没有灵魂的教育，不仅与传统儒家“成人”教育格格不入，而且直接导致大学价值教育的缺失，是非观念淡薄，这样的人走出校门，充其量是一个技术能手或者高水平的操作员，根本没有儒家所说的“修齐治平”的人生修养和境界。那么，如此下去，则很难想象未来社会是一个什么样子。为此，我们应将儒家的“大学之道”植入现代大学教育，把知识教育与价值教育有机结合，培养品学兼优、德才兼备的合格人才。诚如梁启超说的那样，“学术者，天下之公器”。 第三，《大学》应是“大人”须臾不离的必修课。从古到今“大人”虽包含有多种含义、指代不同的人或人群，但其所要求的道德素养这一内在的决定性却是一直未变的。朱熹曾将《大学》定义为“大人之学”，是说《大学》是“大人”的学问。其实，中国古代的学问基本上都是讲如何做人的学问。如孟子说：“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孟子·告子上》）这个心就是人的善心，就是仁义礼智，即人的德性。朱熹所说的“大人之学”就是说一个人如何做一个“大人”、做一个有道德修养的人，即如何成为一个道德高尚的人、如何成为一个有尽善尽美境界的人。只因《大学》的“三纲领”、“八条目”给人们指明了修身做人的路径、人生价值的目标，所以他主张“学问须以大学为先”（《朱子语类》）。或许人生达不到儒家所理想的“平治天下”的宏伟目标，但完全可以做到“穷则独善其身”的自我人格完善，保持“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的人生态度，实现“修己以敬”的人生追求，成为一个文质彬彬且令人尊敬的君子。如按郑玄所说“大学”是一门教人为政的大学问，或是朱熹所讲的“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那么，用现代的话说，作为一个党的领导干部，更应学习和践行“大学之道”，理解和把握儒家“三纲八目”的道德修养体系，激发其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使命感，崇尚儒家“修己安人”、“平治天下”的理想人生追求。儒家强调“政者，正也”、“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论语·颜渊》）。在儒家那里，为政者不仅是一个社会的管理者，更是一个道德的楷模、做人的榜样。可见，今天的领导干部读《大学》不仅十分必要，而且不过时、不迂腐。因为《大学》所讲的是一个人道问题、人生价值问题，这是人类社会一个永恒的主题。 回望历史，儒学已跨越了两千多年。但是，当我们再次重温《大学》、用心感悟“大学之道”之时，内心总有一种强烈的震撼、肩上总有一份沉重的担子。它不仅给我们以生命的力量、前进的目标，而且为我们指明了生命的价值意义所在。毫无疑问，这是一笔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和意义。 （孔祥安：孔子研究院研究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