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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从完备形态的意义和学术研究的层次上来说，欧洲汉学的真正创立是在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那时，中国的明王朝早就不复存在了。 那么，欧洲汉学又是缘起于何朝何代的呢?我们知道，“创立”和“缘起，，是有不同涵义的。本书的答案就是：欧洲汉学缘起于明中后期，即16世纪中叶至17世纪中叶这百年间。当欧洲人走近中国，对大明王朝进行近距离、全方位、多层次的观察后，欧洲汉学便在不知不觉中问世了。 真是“无心插柳柳成荫”! 或许有人会说，将欧洲汉学的缘起定在16世纪，未免为时过早，那个时期至多只是汉学的序幕、汉学的萌芽、汉学史上的第一页。然而，序幕也好，萌芽也罢，第一页也可，都不应妨碍我们对欧洲汉学的探本溯源。没有序幕，何以有随后的高潮?没有萌芽，何以有当今汉学世界那蔚为壮观的园林?没有第一页，何以续成卷帙浩繁的皇皇巨著?中国的历史学家有言，“16世纪中叶”是汉学“真正诞生”之时，O所以，对明末之季的中国文化西传作一鸟瞰，对16至17世纪之时的欧洲汉学之缘起作一回顾，是很有学术意义的。 既然是对欧洲汉学的“第一页”作历史回顾，那么应当说明两点： 第一，和19世纪之后欧洲的汉学成果相比，无论在规模、层次、影响诸方面，草创时期的汉学都无法与其相提并论。“第一页”的汉学明显地带有幼稚、不足，甚至是荒谬的印记，根本无须详加考证。所以本书的主要任务只是将明中后期欧洲汉学的发展线索作一番整理，并将之与明代之前欧洲人的中国知识作些比较，这样的比较才是有意义的，因为只有与前比，才知道16世纪之后的欧洲人在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和领悟上，在哪些方面超越了他们的前辈，在哪些方面填补了先人留下的空白。本书的“明季欧人对《马可·波罗游记》的三大补遗”、“制度文化传人欧洲”、“中国语文及文献的西传”以及欧人对中国史地、宗教的研究，都是围绕着后者对前辈的“超越”、“填补”这一主题来写的。 第二，19世纪西方对中国的研究，“是随着其殖民势力在东方的急遽膨胀而兴盛的”，是“西方列强对外实行殖民开拓的‘参谋学’，它不仅为其提供东方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情报，还往往不惜歪曲史实，为殖民主义侵略制造各种理论根据，故常含有侵略性”。那么，萌芽时期的欧洲汉学又是属于何种性质呢?除了殖民主义之外，是否还有别的因素?我们也知道，在欧洲汉学的起源与发展史上，耶稣会士扮演了主要的角色，如何看待这一历史现象，书中后文已有论析，此处无庸赘言，但有三点可以交代在前：一、确有殖民目的；二、折服于中国文明；三、教廷内部原因。 好几年前，国内就有翘首以待汉学史的呼声，文中指出：“汉学，国外又称中国学，在当世已是一门颇有影响的学问。这当然因为中国人口最多，土地广袤，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也由于中国文明绵延了四五千年至今未绝，成为世界文明史上最奇特的现象之一。西方与中国的文化交流由来已久，汉学出现于十六七世纪的西欧与日本，当时研究的主要是中国的人文科学。‘中国学’一词的普遍应用则是在‘二战’之后，研究内容也拓展到政治、经济、社会、法律、对外关系等方面。对外开放以来，国外的中国学著作被逐步介绍进来，国人发现了更多可以反顾自己的镜子，这就必然要求我们去了解中国学的起源、流变，系统地去观察、分析已有的研究成果，从而获得更可靠的知识和更深刻的指导理论。撰写《汉学史》的意义便在于此。 对学术界、读书界更有意义的是：当国外一大批中国学家的中国观回到中国本土，且产生了非常之大的影响时，我们便不得不对他们认真加以审视了。必须将他们置于具体的时空关系中，细微深入地去研究他们的中国观的渊源、形成过程和真实涵义。这才是我们企图通过《汉学史》最想得到的。” 这里，意义和要求都说得很明白了，但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又谈何容易!撰写《汉学史》，兹事体大，非个人所敢问津，亦非一个由数人组成的课题组所能胜任。它要求研究者不仅有群体意识，而且还应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不仅熟悉中国文化，而且还要了解外国历史；不仅要掌握一门外语，而且还能运用多种文字的材料；不仅要罗列汉学研究的有关成果，还要对之作出科学客观的评述，分清其得失优劣之处。每思及此，倍感压力，不敢有所懈怠，好在前辈、同仁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开拓工作，使我们能在其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这一课题进行一点有益的探讨。同时，本书在写作过程中，也利用、增补了原先自己的科研成果。但毕竟才疏学浅，功力不逮，难达前辈诸公希望之万一，还请方家不吝指教，则本人本书之大幸。 本书的写作，得到了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张西平教授等同志的鼓励和帮助，谨借此机会向他们表示谢意。 作 者 1999年5月于江西社科院 作者简介吴孟雪 1947年10月生，1985年毕业于中山大学研究生院国际关系史专业，获硕士学位，1989年至1990年作为访问学者在比利时鲁汶大学进修，2000年3月4日病逝，去世前为江西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出版、发表的主要著述有《美国在华领事裁判权百年史》、《中学西渐第一页》、《明清欧人与中国》，《南怀仁与西伯利亚通道始末》、《利玛窦及其会友在江西》等百余万字。 曾丽雅 1953年?2月生，1982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历史系，现为江西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出版、发表的主要著述有《陈炽集》、《近代西学传入中国的一座桥梁》、《论近代中日两国对待西学的不同态度》、《从清朝的闭关自守到林则徐的开眼看世界》等八十余万字。 目录总 序 重新回到平等对话的元点上 张西平 前 言 导 论 西人初识中国面——明季之前 第一章 海道起东风 第一节 百年探寻东方路 一 有海客自泰西来 二 陆道苦旅 第二节 汉学的序幕 一 中学西渐的特点 二 16世纪欧洲关于中国的著述 第二章 耶稣会士时代 第一节 耶稣会士和汉学的创立 一 耶稣会士的相对优势 二 耶稣会士与汉学著作 三 耶稣会士著述的影响 第二节 明末耶稣会士及其汉学著述 一 前期耶稣会士著述 二 欧洲汉学之父利玛窦 三 曾德昭的《大中国志》 四 欧洲中国地理学之父卫匡国 第三章 明季欧人对《马可·波罗游记》的三大补遗 第一节 印刷术 第二节 长城 第三节 饮茶 第四章 制度文化传入欧洲 第一节 政法 第二节 科举考试制度首次传入西方 第五章 中国语文及文献的西传 第一节 说文解字 第二节 中国文献的西译与思想文化的西播 第六章 谈古论今惊《圣经》，测天量地绘舆图 第一节 历史 第二节 舆地 第七章 宗教与风俗 第一节 西士论三教 第二节 域外史料反映的明末世风 一 衣饰打扮 二 客套礼节 三 妇规婚俗 结束语 附录一 人名索引 附录二 参考书目 后 记 文摘书摘 第二节 汉学的序幕 一 中学西渐的特点 海路既开，中西人员与文化交流的局面为之一变，原先隔断东西民族往来的大洋，不再是不可逾越的障碍，相反，倒成为西学东渐、中学西传的物质载体。来华欧人与中学西传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从里斯本启程，经好望角、印度卧亚、中国澳门，再从澳门登陆广东，沿大庾岭古道(梅岭古道)，顺赣江而下，出鄱阳湖进入长江，取道南京或到江、浙，或上山东、北京，这几乎成了欧人深人中国内地的必经之途，从托梅·皮雷斯——第一位进京的西方外交使节，到明清之际来华的绝大多数耶稣会士，概莫能外。像法国耶稣会士从宁波登陆北上的事例，尚不多见。这种交通大势直至鸦片战争五口通商后才得以根本改变。 二是16世纪末之前，来华欧人多为葡、西国人，活动区域多在广东、福建一带，以商人、传教士、外交官为主，他们对中国的感受，实际上就是对中国南方或东南方的了解，其中国观之形成，尚非是自己的经历，而多半依赖于海外华人、华侨提供的信息。例如，皮雷斯于1515年撰写完《东方诸国记》时，他并没有到过中国，却能写出在当时堪称准确的“中国”一节，便是他在东南亚一带活动时从各种人等中收集材料的结果，这其中自然有华人、华侨之贡献。 到了16世纪末以后，耶稣会士开始进入中国，先是在广东立足，后逐渐向江西及江浙一带扩展，最后深入到首善之区北京。与以前来华欧人显著不同的是，此时耶稣会士多为有组织、有目的而来(当然还有其他不同之处，留待后文论析)。就国籍而言，葡、西淡出，取而代之者为意大利、比利时；德国、法国。研究中国文化的中心先是在柏林，后转移到巴黎。 三是随着对中国文化了解的不断加深，欧人的中国观也不断发生变化，从16世纪至17世纪，大致沿着怀疑、蔑视——赞美——既有赞美、也有批评——形成争辩的两派这么一种规律发展。 当葡萄牙人征服非洲、占据卧亚、马六甲一带时，所过之处无不是文明低于其下者，因此当他们带着文明优越感的思维定势听到中国地大物博、历史悠久之时，表现出的态度是怀疑、蔑视。例如，皮雷斯在其“中国”一节开宗明义便说道： 按照此地东方民族的说法，中国不仅地大物博，人口众多，而且富丽堂皇，美仑美奂。此外，还有其他种种传闻，倘若这是些有关我们葡萄牙的传闻，倒还易于让人相信，可这些有关中国的传闻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中国人较为懦弱……。因此完全可以断言，我们只消以一艘400吨级的海舶就可以将广州杀得鸡犬不留，而这一屠杀势必会给中国造成巨大的损失。 由于中国人非常懦弱，易于被征服，所以，马六甲总督无需动用人们所说的那么多军队便可将中国置于我们的统治之下。那些经常待在中国的代理商断言，那位曾经占领马六甲的印度总督只要带上十艘战舰就可沿着海岸攫取整个中国。这就是西方殖民主义者初来乍到中国时狂妄无知的绝妙写照。 皮雷斯后来率外交使团赴华时，使团中有一名叫维埃拉(ris—tovaoVieira)的葡萄牙人也说，“只需一支两三千人的军队”和“一支由10至15艘舰只组成的舰队”就可以攻占广州，而且中国人还会积极响应。 但是，葡萄牙人这种自负的态度，很快就有了根本的转变，不久他们就成了中国文明的仰慕者。以加列奥特·佩雷拉(GaliotePereira，约1510至1520生，卒年不详)的《中国见闻录》、克鲁兹(Gaspar da Cruz，?—1570)的《中国情况记》、巴洛斯(JoaodeBar-ros，1496---1570)的《每十年史》为典型。关于其人其书，将在下文详加介绍，但可以先行在此提出：《中国见闻录》等书是16世纪葡萄牙人中国观的转折点，代表了葡萄牙人从蔑视中国到仰慕中国 的根本改变，对1585年出版的西班牙前汉学家门多萨(JuanConza-lmdeMendoza，1545—1618)的《大中华帝国史》影响非常大。而正是《大中华帝国史》，才将中国文化与社会的林林总总，以充满激情的笔调，向欧洲作了那个世纪最完整的介绍，从而构成了西方早期“中学”的基调，为欧洲汉学的形成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葡萄牙人对中国观的转变是有其历史贡献的。 到了17世纪之后，欧洲人对中国及其文化萌发了理性思维，不再是一味赞颂，而是代之以有分析的比较鉴别，这一点以“欧洲汉学之父”利玛窦为代表。他在《中国札记》中，既肯定了中国历史文化优良的一面，同时也指出了中国社会与文化的缺陷与不足，这是需要相当的观察能力和比较研究能力的。也正是这一点，欧洲人才开始突破了过去只作介绍不作研究的局限，传统汉学才开始得以形成。 17世纪中叶后，由于众所周知的“礼仪之争”，对中国文化的不同看法与观点，先是在教会内部发生争论，后由中国扩展到欧洲，又由教会内部扩展到欧洲社会，欧洲知识界的思想家、政治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文学家，都把目光转向了中国，形成了争辩的双方，赞美者以伏尔泰(Voitaire，1694--1778)、莱布尼茨(C．W.Leibniz，1646--1716)、魁奈(F．Quesnay，1694--1774)为代表，批评者、否定者以孟德斯鸠(C．L．deS．Montesquieu，1689--1755)、卢梭(J.Rousseau，1712--1778)、康德(I．Kant，1724--1804)、黑格尔(G．W.F．Hegel，1770---1831)为代表。这场沦争，为欧洲资产阶级时代的汉学新形态，开创了先河。 最后一个特点是，欧洲人的“中学”，沿着一般介绍——介绍与研究并行——以研究为主的线索发展。内容也从历史、地理、物产、工艺等发展到介绍、研究中国的思想文化与制度文化，从而导致了真正意义上的中西文化交流，构架了汉学的核心部分。 第二节 长 城 长城究竟在何时才被欧洲人知道?有人认为早在公元4世纪之时，欧洲就得知这一世界奇迹了，其根据的史料是罗马史学家阿·马尔塞林的一段话： “在东方和距两个斯基泰地区以远的地方，有一用高墙筑成的圆城廓将赛里斯国(即中国)环绕了起来……。 这一段话中，我们注意到“有一用高墙筑成的圆城廓将赛里斯国环绕了起来”，“高墙”与“圆城廓”是什么?自然不可能是指一般的城墙，因为这是将整个国家都“环绕了起来”的“高墙”。司想而知，它是有多么的长!所以这极有可能是指中国的长城。方豪先生认为：马尔塞林“在地图描写中，则已述及长城”。如果这点能成立的话，此即欧人著作中第一次提到中国长城的文字。惜乎文字太短，此“高墙”究竟有多高、具体有多长、在什么背景和自然条 件下建造，均未作详细介绍，仅是一笔带过。加之当时欧人对中国的了解，想像多于现实，时人可信亦不可信，所以这段介绍中国“高墙”的文字，并没有在欧洲引起什么反响，留下了千年遗憾，由于这一遗憾，欧洲人直到12个世纪后，才真正知道了中国的万里长城。 在信息阻塞的古代，长城竟在建成1800年后才为欧人所知，今人看来，简直是匪夷所思! 在欧洲著作中首次对中国长城作出介绍的，是前述葡国历史学家巴洛斯，他在《每十年史》中这样介绍长城： 这座长城，由前述的那位中国人画在描绘中国全土的地图上。……关于这座长城，以前就有所听闻，以为它并不连续，它是行进在中国人与鞑靼人的土地中间，依山脉而成的通路。而据这幅地图，则它是全部连接的，不由极为惊奇。 巴洛斯还指出长城位于北纬43度与45度之间。 巴洛斯在上文提到的标有长城的地图，实际上是从中国带去的地图。而1561年由维尔荷(B．Velho)所绘的亚洲海图则是欧洲人第一幅标有长城的地图，他在这幅海图中用一座城墙置于中国与鞑靼之间。1584年出版的奥特吕斯(Ortelius)的地图册中，地图学家巴布达也在两座山脉间画有长城，并注明它有400里格(1600英里)之长，是中国用来抵御鞑靼人人侵的要塞。长城的北面还标有一串地名，还画上了蒙古人的帐篷及大片的沙漠。 继巴洛斯之后介绍中国长城者，是葡萄牙多明我会士克鲁兹。 克鲁兹在印度、东南亚一带进行过传教活动，1556年在广州居住数月。如前所说，他对中国社会文化的数月观察，其效果大大超过了在华居留、旅行达17年之久的马可·波罗。举凡马可·波罗未曾注意或未口述下来的中国文化的林林总总，如长城、饮茶、筷子、印刷、缠足、教育、文字、道士等等，都在他的书中得到不同程度的介绍。所以历史学家博克瑟先生评论道：“甚至可以大胆地这样认为，克鲁兹对在广州所停留的几个星期比马可·波罗在契丹所度过的整个岁月还利用得更好。” 克鲁兹在书中两处提到长城：“人们普遍确认，在中国人和鞑靼人之间，有一座长达100里格的城墙，有的人还认为它的长度超过了100里格。”“如我讲过的那样，因为(鞑靼人)和中国人连绵不断的战争，中国人在他们和对方之间有一座长达100里格的城墙(有人说更长)，驻军在那儿日夜防备鞑靼人的袭击。据认为此城墙并不是处处相连，而是由山脉混杂其间。” 葡萄牙和西班牙是当时欧洲向东方扩展的先锋，历史似乎为了证明这一点，在葡萄牙人首次对长城作出介绍后不久，就“安排”西班牙人来介绍东方这一世界奇迹了。 1575年7月至10月，西班牙拉达使团的外交使命虽未完成，但却在福建观察到了不少风土民情，而且还得到了数部中华典籍，使他能够在1575年末至1576年初写成了一份对“大明国”的观察报告。报告在叙述到“大明王国的面积和位置”时提到了长城： 在(中国的)北部有一座用方石垒起来的雄伟的边界城墙，这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工程之一，因为它的长度竟约有600里格，高为7*，据他们所说此城墙还全部用花砖装饰。据他们的史籍记载，这座边界城墙是约1800年前的秦朝(Cincio)皇帝修建的。虽然在这座城墙的那一边有许多城镇可用作防备鞑靼人的边界要塞，并且中国皇帝还任命了两个总督和三个大将军镇守于此，但这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自从鞑靼人被驱逐以来，他们既未归顺，也未臣服大明王国。 耶稣会士研读中国历史，根本目的是要在中国更好地宣扬教义，这方面的例子不在少数。中国史书有一段商君成汤桑林祷雨的故事，说是成汤不肯伤害百姓，宁愿用自己的身躯祭天祷雨。这一历史被意籍会士艾儒略发现后，立刻借题发挥道：“予读中邦史书，见成汤之祷于桑林也，剪发断爪，身婴白茅，以为牺牲。夫以皇皇天子而匍匐以代牺牲，旁观者诚作何状?而汤竟忘其九五之尊者，其悯念斯民者挚也。今天主尊矣，监观下民，非不甚赫，乃尽敛其有赫之威，而受难救赎者，为古今万民也，为予也，亦正为君也。”将耶稣受难与成汤祷雨附会，借机宣教。 最早来到澳门的葡萄牙传教士罗明坚曾发奋学习中文，为的是“能看懂他们的书籍，以便纠正他们的谬误”。1584年10月他在一封信中写道：“今年有10部关于这个伟大王国的历史书籍从皇城北京运来，这些书是很有权威性的典籍。我们将阅读这些书，并且写出摘要。”葡人曾德昭著有《大中国志》。此书并非是真正体裁的历史书籍，类似于札记，其中记叙了中国的战争、南京教案等内容，从中可以见到一些中国历史的线索。依据曾德昭的观点，伏羲、神农和黄帝是中国最早的皇帝。 ……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