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曲阜孔庙金丝堂前西侧，有一幢宋景佑五年孔道辅所立五贤堂记碑，这是孔子四十五代孙孔道辅为所建“五贤堂”而作的记。在崇尚“贤德”“贤人”的中国古代社会里，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地方，都有其所推崇的“五贤”。而孔道辅在孔庙所建“五贤堂”，则是与他所认可的与儒家“道统”有密切关系的五人，他们分别是战国时期的孟子、荀子，汉代的扬雄，唐代的王通、韩愈。这是自唐代韩愈提出“道统”一说以来，“道统”思潮在宋代兴盛的一个体现。而孔道辅所确认的“五贤”，也是宋初道统多个版本中的一个。 一、孔子后裔孔道辅 孔道辅，字原鲁，初名延鲁，出生于宋熙雍二年（985年）。他的祖父即孔氏家族史上的重要人物——“中兴祖”孔仁玉。其父为仁玉第四子孔勗，进士及第，以尚书工部侍郎致仕。现在曲阜汉魏碑刻博物馆藏有《天圣八年孔勗祭孔祝文》。孔道辅于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举进士第，历任宁州军事推官、大理寺丞、仙源知县、太常博士、龙图阁待制。尚书兵部员外郎，徐、许知州，右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龙图阁直学士等职。 作为孔子后裔，孔道辅恪守祖训，修德进业，对于孔子之道的传承与发扬光大更是不遗余力。在《景佑二年孔道辅祭先圣文》一碑中，他即说：“道辅早持邦宪，黜典淮城。方数月间，迁守徐域。大君之惠，乐谏旌忠，亦以祖圣余庆，能守直道，不寘于法。儒者进则事君，退则事亲。忠孝之道，祖教之本。后嗣弗能守，其孰能行之？”孔道辅的这一感慨，或许意有所指。《宋史·孔道辅传》记载道辅“性鲠挺，遇事弹劾无所避，出入风采肃然”。他的“鲠挺”尤其表现在他对礼法的坚持上。《宋史》记载道辅奉命出使契丹，而契丹在宴请使者时，“优人以文宣王为戏”，道辅非常生气，“艴然径出”。契丹让人把道辅找回来入坐，并让他道歉。而道辅凛然正色曰：“中国与北朝通好，以礼文相接。今俳优之徒，慢侮先圣而不之禁，北朝之过也。道辅何谢！”契丹君臣听后自知理亏，默然无对。出使归来后，有人以为道辅此举不当，进谗仁宗。仁宗问其故，对曰：“契丹比为黑水所破，势甚蹙。平时汉使至契丹，辄为所侮，若不较，恐益慢中国。”帝深以为然。如果道辅这次坚持是由于契丹冒犯了先祖孔子的话，那么明道二年（1033年）在力谏反对废后一事上更显现出他对礼法的坚持。《宋史·孔道辅传》记载： 明道二年，召为右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会郭皇后废，道辅率谏官孙祖德、范仲淹、宋郊、刘涣，御史蒋堂、郭劝、杨偕、马绛、段少连十人，诣垂拱殿伏奏：“皇后天下之母，不当轻议绌废。愿赐对，尽所言。”帝使内侍谕道辅等至中书，令宰相吕夷简以皇后当废状告之。道辅语夷简曰：“大臣之于帝后，犹子事父母也；父母不和，可以谏止，奈何顺父出母乎？”夷简曰：“废后有汉、唐故事。”道辅复曰：“人臣当道君以尧、舜，岂得引汉、唐失德为法邪？”夷简不答，即奏言：“伏阁请对，非太平美事。”于是出道辅知泰州。（《宋史·孔道辅传》） 即使冒犯皇帝、得罪权臣，道辅仍以礼上谏，即使因此而遭贬亦不后悔。虽然这与其秉性有关，但作为孔子后裔坚定地担当起“道”的守护者的意念，也占了很大成分。所以在《景佑二年孔道辅祭先圣文》一碑中，孔道辅又说：“且厚于亲者薄于位，深于道者浅于利，修其身者尊其祖，明于礼者光于祀。道辅不佞，敢不事亲守道，恭祖致祀，将无忝祖宗之庆？”“事亲守道”，在孔子后裔这里，更有着特别的职责与含义。 除了在“为政”“事亲”中遵道、守道之外，鉴于唐代以来道统论的兴盛，孔道辅还对学术层面的“道统”予以关注并推动。《宋史·孔道辅传》记载，孔道辅因郭后被废事件遭贬黜“知泰州”后不久，又“徙徐州，又徙兖州，进龙图阁直学士，迁给事中。在兖三年，复入为御史中丞。”兖州为其祖庙所在之地，孟子故里邹城亦在其管辖之内。而孟子，则是韩愈道统论中直接承续孔子的重要人物。孔道辅对于孟子在道统中的重要地位予以认可，他经常对人讲，孟子力辟杨朱，继承道统，在儒家学派中有大功于圣门者，没有超过孟子的。但孟子一直未受到祭祀，则深为遗憾。为此，孔道辅在景佑四年（1037年），即在他知兖州的第二年，派人寻访到位于邹邑四基山之阳的孟子坟墓，并立即组织能工巧匠，兴建堂宇，让公孙丑、万章等孟子的高弟从祀。第二年（1038年）春天，孟子庙建成，孔道辅又请被称为“宋初三先生”之一的孙复作《新建孟子庙记》，刻石以纪。这幢碑至今仍立于孟子墓前享殿内。孙复在记文中赞扬孔道辅曰：“嘻！子云能述孟子之功而不能尽之，退之能尽之而不能祀之，惟公也既能尽之又能祀之，不其美哉！”随后，道辅又在邹县城北二十里凫村，找到了孟子四十五代后裔孟宁，并推荐于朝廷，授迪功郎，主邹县簿，主孟子祀事。从此，孟子不仅有了坟墓、祠庙，还有了专人主持祭祀，孟子后裔也得以确认，并延续至今。 孟子庙落成之后，孔道辅又于同年（1038年）于孔庙偏西、齐国公殿前建“五贤堂”，专祀孟子、荀子、扬雄、王通、韩愈五人，并亲自撰写记文，刻之碑石。从碑记中可知，孔道辅之所以建“五贤堂”，乃在于“五贤”有“辅圣”之功，于“孔圣之道否”时，“则五贤振起之”。然而，“今五贤湮蔽，振之者无闻焉。道辅道不及前哲，而以中正于帝，幸不见黜而与进，冀以贤者必辅于时，跻于古，以兹为胜矣。方事亲，守故国，为儒者荣。尝谓伏生之徒，徒以训诂传功象，设于祖堂东西序。而五贤立言，排邪说，翊大道，非诸子所能跂及，反不及配阙孰甚焉。因建堂事，收五贤所著书，图其仪，叙先儒之时荐。庶几识者登是堂，观是像，览是书，肃然改容，知圣贤之道尽在此矣。”可见，道辅从“道统”论出发，认为五人是孔子之道的重要传承者，但未得从祀配享，故于孔庙东西序之外，另建一堂，专祀“五贤”。显然，孔道辅所建“五贤堂”，是唐末宋初“道统”论逐渐兴盛的体现。 二、“五贤堂”与宋初道统 孔道辅所建“五贤堂”，以及其所作“五贤堂记”，是唐末以来道统论在宋初兴盛，并进一步发展的重要体现。 道统思想虽然萌芽于先秦以至汉代诸儒，但“道统”的明确提出却在唐代。唐代时期，在佛、老二教的冲击下，儒学自汉代以来在思想文化领域的主导地位发生动摇。同时，传统儒学守师说家法，重诂训章句，日渐陷于僵化，难以与精致的佛教哲学相抗。在这样的文化挑战，以及儒家因伦理扫地而造成的人无廉耻、纲常失序及社会动荡的局面之下，韩愈等唐代儒家学者以弘扬儒家圣人之道为己任，对抗佛教宗派传道的法统，明确展示儒家圣人相传之道的统绪与内涵。韩愈著《原道》，正式提出道统论。 韩愈指出，儒家圣人之道的传授由来已久，这区别于佛教、道教的所谓道。他说：“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荀与扬也，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周公而上，上而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为臣，故其说长。”（韩愈《原道》）韩愈以弘道为信念，明确提出了儒家圣人之道相传的序列，认为此道在孟轲死后不传。虽然韩愈的道统说在唐末并未对佛教产生太大影响，然而却为其后的宋明儒者所继承，并予以发展充实，以继续对抗佛教。 至宋初，佛教的影响仍然很大。宋初欧阳修就曾对当时社会佛教的状况有所描述，他说：“佛法为中国患千余岁，世之卓然不惑而有力者，莫不欲去之。已尝去矣，而复大集。攻之暂破而愈坚，扑之未灭而愈炽，遂至于无可奈何。”（欧阳修：《本论》）虽然儒家学者予以批评与反对，然而佛教非但未彻底破灭，反而“愈坚”“愈炽”。面对佛教的冲击，宋初的儒家学者继承韩愈，亦以道统说来对抗佛教。 《景佑五年孔道辅五贤堂记碑》正是当时兴盛的道统论下的产物。在这篇碑记中，孔道辅开宗明义，推崇圣人之道，以及“五贤”对道的“辅导”之功： 五星所以纬天，五岳所以镇地，五贤所以辅圣。万象虽列，非五星之运，不能成岁功。众山虽广，非五岳之大，不能成厚德。诸子虽博，非五贤之文，不能成正道。由是三才之理具，万物之情得。故圣人与天地并，高卑设位，道在其中矣。所以尊君德，安国纪，治天物，立人极，皆斯道也。 孔道辅所言“五贤”，即孟子、荀子、扬雄、王通、韩愈。此一道统谱系，是对韩愈道统说的进一步发展。孔道辅认可并接受此一道统版本，应该深受宋初理学家孙复、石介二人的影响。 孙复（992-1057年），字明复，号富春，晋州平阳（今山西临汾市）人。景佑元年（1034年），在第四次举进士不第后，通过郓城举子士建中介绍，孙复认识了石介。石介（1005-1045年），字守道，兖州奉符（今山东省泰安市岱岳区徂徕镇桥沟村）人。当时石介已有名于山东。在石介的帮助下，孙复在泰安建学馆，聚徒讲学，而石介亦尊孙复为师。孙复居泰山八年，主要从事经学的研究与讲学，撰写了《易说》六十四篇、《春秋尊王发微》十二卷等著作，声名渐显于世，被时人称之为“泰山先生”。石介则由于宝元元年（1038年）母丧，以及康定元年（1040年）父逝，回乡服丧，于泰安徂徕山长春岭建“徂徕书院”开馆授徒，以《易》教授诸生。由此，师徒二人志同道合，相互砥砺，彼此呼应，学力日渐精进。庆历二年（1042年），石介丧期结束，基于其在徂徕山的讲学实践，被朝廷召为国子监直讲。而孙复，亦在石介、范仲淹等人的荐举之下，于庆历二年（1042年）十一月，被朝廷任命为试校书郎、国子监直讲。自此，孙、石二人讲学于国子监，听课者甚众，以至于出现监舍容纳不下，学生立于窗外的空前盛况。孙复与石介在宋初儒学的复兴中发挥重要作用，同时，为理学的产生打下了基础，开辟了道路，从而被认为是宋代理学的先驱。 孔道辅知兖州期间，听闻孙复大名，并得知其在泰山聚徒授学，便亲往拜访。《宋史》记有孔道辅拜访孙复时的场景：“孔道辅闻复之贤，就见之。介执杖履立侍复左右，升降拜则扶之，其往谢亦然。”（《宋史·孙复传》）后孔道辅又多次造访泰山，与孙复、石介多有交流。由此，孔道辅与孙复、石介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景佑五年（1038年）孔道辅建孟子庙之后，就请孙复作《新建孟子庙记》，并刻石以纪。记中曰：“景祐丁丑岁夕，拜龙图孔公为东鲁之二年也。公圣人之后，以恢张大教兴复斯文为己任，常谓诸儒之有大功于圣门者，无先于孟子。……越明年春，庙成，俾泰山孙复文而志之。复学孔而睎孟者也，世有蹈邪怪奇险之迹者，常思嗣而攻之。况承公命而志其庙，又何敢让? ”由此可见，孔道辅与孙复、石介交往密切，志同道合，其思想必然受此二人影响。孙复、石介二人的道统说虽有不同，但都在韩愈道统止于孟子的基础之上，另将荀况、扬雄、王通、韩愈列为圣人之道的传人。 孙复宣扬儒家道统，他说：“吾之所以为道者，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也，孟轲、荀卿、扬雄、王通、韩愈之道也。”石介也说：“道始于伏羲而成终于孔子。……伏羲氏、神农氏、黄帝氏、少昊氏、颛顼氏、高辛氏、唐尧氏、虞舜氏、禹、汤、文、武、周公、孔子者，十有四圣人，孔子为圣人之至。孟轲氏、荀况氏、扬雄氏、王通氏、韩愈氏五贤人，吏部为贤人而卓。不知更几千万亿年复有孔子？不知更几千百数年复有吏部？”有别于韩愈的道统说，石介列六位圣人在尧舜之前，又加四位贤人在孟子之后，并列为“五贤人”，而韩愈为贤人之卓，以表彰韩愈发道统论的贡献。可见，孙复与石介，都将孟子、荀子、扬雄、王通、韩愈列于孔子之后，作为道统传人，称之为“五贤”。孔道辅建“五贤堂”，显然是孙、石二人道统理论的实践。 孔道辅在“五贤堂记”中，历数“五贤”对传道、卫道之功： 苟圣人之道壅，则五贤迭起而辅导之。先圣没当战伐世，法令禨祥巫祝之弊亨。杨墨之迂诞，庄列之恢诡，穷圣汨常，三驺孙田术胜于时，则我圣人大道为异端破之，不容于世也。而孟荀继作，乃述唐禹之业，序仁义道德之源。俾诸子变怪不轨之势息，圣人之教复振，其功甚大矣。后至汉室圮缺，扬子恶诸子以知舛，诋訾圣人，独能怀二帝三王之迹以讥时。著书以尊大圣，使古道昭昭不泯者，杨之力也。两汉之后，皇纲驰紊，六代丧乱，文章散靡，妖狂之风，荡然无革。文中子澄其源，肇兴王之运。韩文公治其末，广尊道之旨。致圣教益光显，夷夏归正道。 鉴于“五贤”对圣人之道的重要贡献，以及五人未入孔庙从祀之列的遗憾事实，孔道辅以孔子裔孙和赵宋官吏的双重身份，违反定制，于其祖庙中替未被官方认可的五位儒者建祠、绘像，并祭祀之，由此可见其“尊道”“重道”之精神。“五贤堂”实实在在地落成于阙里孔庙，接受人们的祭祀与礼拜，这显然比孙复、石介等人理论上的论证和口头的疾呼更为掷地有声。因此，孔道辅此举得到孙复、石介等人的赞赏。文献记载石介将此事告知孙复，并说：“孔侯之心至矣，吾辈不是之而将何之也？”而孙复听后更是不仅“跃然而起”，大呼张洞、李蕴说：“昔夫子之道得五贤而益尊，今五贤之烈由龙图而益明。”（孙复：《孙明复小集·上孔给事书》）由衷地赞叹孔道辅。 而后来的事实证明，孔道辅此举，不仅进一步推动了道统说的发展，而且加快了孟子、荀子、扬雄、王通、韩愈五人入祀孔庙的进程。文献记载，五人之中，孟子、荀子、扬雄、韩愈都于宋神宗元丰年间入祀孔庙，王通虽然稍晚，也于明嘉靖间入祀。 作者：陈霞，孔子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原载：《孔子文化》季刊总第37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