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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唐甄是明末清初四川著名启蒙思想家。生处明清嬗代之际，唐甄广泛结交明遗民与民间文人学者，如蔡方炳、顾祖禹、魏禧、钱澄之、王源、杨宾等，也结识了不少仕清官员及文人学者，如徐秉义、尤侗尤珍父子、颜光斅等。唐甄性格倔强、特立独行、不合流俗，这与明遗民有相似性，但他对多数明遗民所持有的忠君殉国、消极避世等观念并不认同，其思想充满实学色彩，希望能够在现世建功立业，而《潜书》一书正是其满腹经纶和治国方略的充分展现。 关键词：唐甄；交游；《潜书》；遗民 唐甄（1630-1704），字铸万，号圃亭，原名大陶，四川达州人，其父曾任吴江县令，因家吴江。顺治十四年（1657）举人，康熙十年（1671）任山西长子知县，仅十月而罢，晚年生活贫困，潜心著书，与江南一带隐士、遗民颇多交往。唐甄与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并称明末清初四大启蒙思想家，所著《潜书》提倡实学，批判君主专制制度，主张富民、革新吏治、革除宦官等，在中国思想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唐甄具有强烈的入世倾向，希望能够在现世施展其治国平天下的抱负，但生处明清嬗代之际，遗民的身份与建功立业的冲动相互交织，其学术、心境既活跃又充满矛盾。这一点通过其交游尤其能看到，他交游的人物既有大量的明遗民，又有不少仕清官员。本文通过爬梳相关资料，全面梳理唐甄的交游情况，并进而探讨其生活经历和心路历程，以及对《潜书》创作的影响。 一、明遗民与民间文人学者 唐甄生于明末，明亡时仅十五岁，所以也勉强算是明遗民。他仅做过十个月的官，其余时间多隐居民间，所以与明遗民和民间文人有颇多交往，主要有沈麟生、蔡方炳、顾祖禹、魏禧、曾灿、姜寓节、姜实节、朱鹤龄、钱澄之、王源、杨宾、汪撰、胡长庚、吕潜等。唐甄虽与他们诗酒唱和、讨论学术，但其思想志趣则与之存在诸多差异。 沈麟生，江南宣城人，崇祯间贡生，其父沈寿岳为明遗民，顺治十六年（1659）南明军队攻占宣城，其父曾参与其中，清军重新占领宣城后缉拿通明人员，其父自承责任而赴死，沈麟生遂出家，改名大瓠，字用无，号筇在，居余姚，与黄宗炎等善，其生平附见徐枋《居易堂集》卷十三《沈寿岳墓志铭》及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卷四十五等。《潜书·辨儒篇》记载唐甄曾与沈麟生进行过学术讨论，云：“佛者大瓠过唐子之门而入问焉，唐子喜，炊麦食之，而与之言终日。”大瓠劝唐甄致力于探讨天道性命之学，而唐甄则认为不能空谈性命，而要讲求实用之学，所谓“儒之为贵者，能定乱，除暴，安百姓也”。文中又大略介绍了大瓠的生平：“大瓠，儒者也，好学多闻，善为楚骚之辞，其父不得其死，逋于佛以免难者也。他日，唐子往见焉，欲有所言，使权之也，乃大瓠则病且死矣。”《潜书·有为篇》记载唐甄与大瓠讨论对高攀龙的评价问题，“昔者大瓠尝称高景逸之贤”，大瓠认为高攀龙之贤在于他不畏死，而唐甄则认为君子首先要爱身，“屈身以事小人，固可丑也；杀身以狥小人，亦自轻也。”唐甄主张君子的死要对国家、对黎民有意义和价值，而不能只为了忠节之名、意气之争而死。在《利才篇》他更提出君子有四不死，“此四不死者，死而无益于天下，是以君子不死也。”大瓠生在遗民之家，其父、叔等多人殉于明朝，在他的意识中，自然认为以死殉国是非常可贵的品质，而唐甄怀有治国平天下的大志，并不赞成忠于一家一姓，认为要死得“重于泰山”，对天下、对苍生有益。可见，唐甄虽与明遗民交往，但并不认同他们的生死观。 蔡方炳（1626-1709），字九霞，号息关，其父蔡懋德为山西巡抚，在李自成攻陷太原时自缢而亡，被朝廷谥为忠襄。入清后蔡方炳隐居不仕，康熙时举博学鸿儒科，辞以病，不赴。平生宗阳明心学，又尚实学，著作有多部为《四库全书总目》著录，生平详陆林《<鱼庭闻贯>所涉金圣叹交游考》一文的考述。唐甄与蔡方炳有颇多交流，唐甄服膺王阳明的心学，而蔡方炳也有心学渊源，故二人在学术志趣方面有相合之处。唐甄女婿王闻远所撰《西蜀唐圃亭先生行略》（以下简称《行略》）称：“先生晚年与蔡息关先生讲道，宗阳明良知之学，直探心体，不逐于物。其往复书札有曰：‘处心不可如水火。水逆则激，火郁则死。心运于中，不因乎物，孰得而郁逆之者。’”《潜书·知行篇》载：“息关蔡子，其父忠襄公尝梦见阳明子而问道焉。息关因画为图而以己侍侧，请唐子有以发而题之。”据陆林考证，此图为清初画家黄佐绘图，朱耷题名，图上有蔡方炳所撰跋语，略云：“先忠襄学文成之学，经文成过化地，遂得问道于梦寐间。盖意中有慕悦之一人，虽梦寐犹将见之，岂偶然哉？爰摹陆包山所绘阳明先生像，合先忠襄遗像，存此梦中一段因缘，并以小子侍其侧，用寄瞻依仰止之思云。”可见蔡方炳颇有心学的家世渊源，其与唐甄晚年讲道，想必乐在其中。 顾祖禹（1631-1692），字瑞五，号景范，别号宛溪，无锡人，父名柔谦，为明遗民，国变后隐遁终身，祖禹受其影响亦不仕，与魏禧等交厚，所著《读史方舆纪要》是中国古代重要的历史地理著作。《潜书·有为篇》载唐甄与顾祖禹讨论为学与事功的关系问题，略云： 顾景范语唐子曰：“子非程子朱子，且得罪于圣人之门。”唐子曰：“是何言也！二子，古之贤人也，吾何以非之！乃其学，精内而遗外。其精者，颜渊不能有加；其遗者，盖视仲冉而阙如也。吾非非二子，吾助二子者也。”顾子曰：“内尽即外治。”唐子曰：“然则子何为作方舆书也？但正子之心，修子之身，险阻战备之形，可以坐而得之。何必讨论数十年，而后知居庸雁门之利，崤函洞庭之用哉！” 从这段对话可见，唐甄对宋明理学重视向内修身，而忽视向外的治国事功之学颇为不满，认为从事事功之学非但不是否定程朱，反而是补其不足。顾祖禹虽沿袭理学家“内尽即外治”的观点，然其撰《读史方舆纪要》则正是事功之学的反映。 魏禧（1624-1681），江西宁都人，字冰叔，又称叔子，号裕斋，与兄祥、弟礼俱以文名，世称“三魏”，文名甚盛，明亡后隐居翠微峰，与兄弟及彭士望等九人讲易其中，世号“易堂九子”，其学颇有实学色彩。唐甄是通过其著作《衡书》结识魏禧的，杨宾《唐铸万传》叙其经过云： 己未夏，宁都魏禧以文名当世，辞聘避吴门枫桥吴传鼎家。枫桥去城十里许，大陶平且盥沐，怀所著《衡书》，自持刺往访之。及门，日已午，门者相其衣冠，受其书与刺而谢之。大陶馁不能行，虽去犹徘徊桥上下。禧方袒裼卧竹床纳凉，见其书，读之至五行，蹶然起，呼门者追客，必使返，而大陶犹在。禧衣冠迎入，扶大陶坐堂上，而自拜于堂下，曰：“五百年无此文矣！”因呼传鼎具食，共读之。读竟付梓，而《衡书》始著。 杨宾《唐铸万文集序》云：“易堂魏叔子来吴，见其《衡书》，设座拜而刻之，而名始出。”《行略》也称：“宁都魏叔子见先生《潜书》，曰：‘是周秦之书也，今犹有此人乎？’每接宾客及致书于人，必称唐子之文掩汉而上之。”又称：“魏叔子，先生之知己也,闻叔子讣，为假吴氏之堂，设位举丧。陈《五形篇》以奠，哭之恸，曰：‘从魏子之爱也。’”据以上资料可知，唐甄始交魏禧在康熙十八年己未（1679），时魏禧为避博学鸿儒科的徵聘而逃避到吴地，唐甄带着自己颇为得意的作品《衡书》前去拜见，魏禧本不欲见，但见其文章后大加赞赏，称“五百年无此文”，进而与其结识。第二年魏禧即去世，可知二人交往时间较短，但由于趣味相投，故也结下了很深的友谊。魏禧常向别人称赞唐甄文章写得好，在《潜书·厚本篇》唐甄提出不能依赖良医，而要注意自己的养生，即保证所谓的“内实”，“君子以父母之身，常谨于疾，唯恐或伤”。其下云：“唐子为是言也，人之听之，忽焉若弗闻也。是时魏叔子在吴，有以唐子之言告之者，叔子动容曰：‘唐子之言，非啻论养生也，其可以达于治天下乎。’”在当时唐甄怀才不遇，其观点不为人接受的时候，能得到魏叔子的赞赏，并且还协助他刻印了《衡书》，可以说既是唐甄的知己又是其伯乐。正因为有了魏禧的支持和推奖，唐甄才文名渐广。对于魏禧的赞赏和帮助，唐甄非常感激，魏禧去世后，他特意“设位举丧”且“哭之恸”。《潜书·善施篇》言魏叔子葬其姊： （唐甄侄子）问于唐子曰：“子何以得葬吾姑？”唐子曰：“吾友魏叔子葬之也。”曰：“吾闻叔子之死，先姑之葬四年，前资之乎？”曰：“非也，吾著书而人不知，叔子乐称之，人多知之者，以是得助。是葬吾父母者，叔子也。” 可见对于魏禧的帮助，唐甄一直感恩不忘，虽然其亲人得葬与魏禧并无直接关系，但唐甄仍认为“葬吾父母者，叔子也”。魏禧去世后，唐甄常常学习和引用魏禧的作品。《潜书·去奴篇》引魏叔子关于革除宦官的言论：“魏叔子曰：‘用奄人始于周，夏商以前无闻焉。唐昭宗尽诛宦官，其出监诸务者，皆令方镇杀之，至庄宗即位，乃复求宦官。则此一二十年间，不用宦官亦明矣。然则奄人固未始不可革也。奄人既革，宫中之事，选粗健女子充之，以给力役，备非常。若出纳命令，则于内外各设一庐，男子给事于外，女子给事于内，又于内外之间，选寡妇年五十六十者居之，以司出纳。如是，则奄人可革也。’”此段出自魏禧的《变法》一文，见于其文集，虽然唐甄并不完全同意魏禧的观点，并提出了自己关于去除奄人的新看法，但从其引用魏禧的观点可以看出他对魏禧的著作非常熟悉。 曾灿（1625-1688）,字青藜，号止山、六松老人，江西宁都人，“易堂九子”之一，明亡后坚持抗清，兵败后逃禅，晚年侨居吴下二十余年，有《六松堂集》传世，生平详王乐为《易堂九子之曾灿生平事迹考述》。《行略》称：“与曾青藜友善，青藜没，寡妾弱息，异乡无依，遍乞于友以给养之。”可见二人交情之深，亦可见唐甄之义气。唐甄常与曾灿诗酒唱和，在曾灿的诗文集中有多篇记载与其聚会的诗文，如《林天友明府招同朱悔人陈蕊宫唐铸万蒋大鸿顾梁汾吴孟举汉槎高淡游方共枢顾迂客虎丘燕集得路字》，又如《吴孟举过访寓斋留同唐铸万朱悔人小饮四叠前韵》，中有“倒屣方出迎，喜见同心友”，将唐甄称为“同心友”。由唐甄与魏禧、曾灿的交往可见其与“易堂九子”关系甚密，在学术上也颇有相近之处。 姜寓节（1642-1699），字奉世，祖籍莱阳，后家吴县，莱阳姜氏是有名的忠烈之家，明亡时其家族多死难，后其父姜垓、伯父姜埰率家族成员避居吴地，为明遗民，生平详张云章撰《姜君奉世墓碣铭》。姜实节，字学在，号鹤涧，姜埰子。姜寓节、实节兄弟与唐甄有交，也是对其生活多方照顾，有实际恩惠之人。《墓碣铭》称：“夔州孝廉唐铸万大陶，曾随父任客吴，及选为长子县，落职获来寄居，无子，晚途贫困，卖文自给，君时时赒恤之，又为言于方伯胡公，俾授馆焉，且置田以膳之，乃得优游以老。”杨宾《曾青藜姜奉世合传》亦云：“夔州唐大陶，侨于吴，卖文以活，而意有所不屑，闲则衣败絮，行雪中，寓节曲为之所。复言于缙绅之贤者，馆之家，或不合而去，则荐之他所。又不合，则又为之调剂，必使之合而后已。”唐甄晚年生活贫困，又不愿折节下人，故与人相处难以长久，而姜寓节兄弟则不但时时周济，而且为他多方寻找住所，一处不合则续找别处，才得以保证唐甄晚年的生活，二人交往的资料虽不多见，但仅此二则，已可见其交谊之非浅。 朱鹤龄（1606-1683），字长孺,号愚庵，别号松陵散人，吴江人，诸生，明亡后隐居著述，是著名的江南遗民诗人，著作有《诗经通义》《读左日钞》《愚庵小集》《尚书埤传》《禹贡长笺》等。朱鹤龄年长唐甄二十余岁，二人属于忘年之交，朱鹤龄有《送唐铸万移家金陵》一首，回顾了与唐甄交往的深厚感情，表达了对唐甄移家金陵的依依不舍，其中说：“子昔来武林，笑言未三秋，花屿共巾舄，雪篱交唱酬，歘焉处衰絰，生理攒百忧，愧无监河粟，周子食指稠。”又称“亲子十余载，形影常相求。”可见二人交谊非浅。 钱澄之（1612-1693），字饮光，自号田间老人，江南桐城人，明末诸生，明亡后坚持抗清，辗转流徙各地，后隐居乡间，过着遗民生活，著述宏富，于文学、经学皆有较高造诣。唐甄作为后辈，与钱澄之交往颇密，不但为其著作《田间文集》《屈庄合诂》作序，又为祝贺其八十寿诞而作《田间先生八十寿序》。在这些文章中唐甄对钱澄之渊博的学问、高尚的志节称赞备至。钱澄之诗集中也曾提及其与唐甄的交往，其《酬西蜀唐铸万》诗云：“早闻吏迹继先臣，自罢鸣琴厕逸民。乡国无家长作客，生涯有砚不言贫。卖文屡被看山误，索醉唯知访旧频。痴绝损炊营废圃，一钱都付种花人。”可见，钱澄之是将唐甄看做遗民的。 王源（1648-1710），字崐绳，一字或庵，北京大兴人，平生恃才傲物，特立独行，喜经世之学，早年师从魏禧学古文，康熙三十二年（1693）举人，但未入仕，后拜颜元为师，成为颜李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主要著作有《平书》、《居业堂文集》等，生平详马明达《王源（崐绳）年谱》。王源与唐甄颇多交集，其师友如魏禧、杨宾、顾祖禹等人，亦为唐甄好友。《潜书·劝学篇》载：“王崐绳为人敏达，善为文章，唐子乐与之游。一日，告之曰……王子改容曰：子之言诚是也。”王源有《书唐铸万<潜书>后》一文，称“予囊闻其《潜书》甚佳，未之见，又闻其高岸寡许可，而独赏予文。及其殁后数年，予友杨耕夫及其壻王声宏以其书赠予，而请予志其墓。”可见二人是以文会友，因文相识，唐甄非常称许王源的文章，而王源也听说其《潜书》写得好。王源《居业堂文集》卷五《隐侠传》后有唐甄评语云：“唐铸万曰：天下不难有奇事奇人，但苦无奇文以传之，文亦无所谓奇，即将寻常之人之事写得出便是奇文，况于事之奇人之奇者乎？左马之能，只是写得出，或庵追踪左马，亦不过写得出。即如此文，精雄活发，生气凛凛，何其奇妙，然亦只将一隐侠写得有声有色，有情有状，使读者如见其人，如闻其语，而人之奇事之奇已毕传耳，岂他有所为奇哉！故读或庵文，当知其本领所在也。”此一点评不但对王源高超的写作技能极为赞赏，而且表达了个人的文学观点，是目前尚未被人注意的一条重要的唐甄佚文。王源也曾评点过唐甄的文章，《居业堂文集》卷二十有《朱孝子传跋》一文，即是对唐甄的《朱孝子传》所作的评语。 正因为二人有如此密切的关系，所以唐甄去世后其女婿王闻远才会请王源写墓志铭。但是王源却对唐甄《潜书》中对崇祯皇帝的贬斥非常不满，指为“溺于忠孝之言，种种悖谬，真不可解”，本来想好好写一篇墓志，看了这些内容后，竟然“不敢应其请”。可见，二人在学术观点和立场上还是有一定差异的。王源性格特立独行，藐视权贵，以做官为耻，他虽非遗民，却有比较强烈的遗民情怀，对明末殉国而死者抱有极大同情。而唐甄则不同，与其说他是一个遗民，不如说是一个不得志的底层士大夫，他思维理性、冷静，行事注重事功与实效，与明末儒者尚意气、动辄言死的做法并不认同，这是二人的分歧之处。 杨宾（1650-1720），字可师，号耕夫，又号大瓢山人，浙江山阴人，侨居苏州，以书法知名。其父杨越以张煌言狱被流放宁古塔，他曾不远千里前去探视并侍奉多年，父卒后奉柩归乡，时称孝子，其著作今人整理为《杨宾集》，生平详柯愈春《杨大瓢集的湮没与价值》。杨宾与唐甄虽然年岁相差较大，但交情深厚，是忘年好友。唐甄曾于康熙乙丑（1685）为杨宾的早期诗集《力耕堂诗稿》作序，当时杨宾仅二十五岁，而唐甄也尚未改名，自称大陶。其序略云：“杨子可师，诗甚佳，五七言律诗尤佳。圆莹秀稳，其意思辞言，皆谐也。余每与人论诗，辄举其篇某句绝佳。”杨宾远赴宁古塔探父之时，唐甄作《奉送可师谊兄出塞省亲序》为其送行，文中充满一位挚友了对杨宾的劝慰安抚之情。 杨宾的诗文集中有多篇与唐甄有关，如《酌林云日山斋同唐铸万庄所愿朱月石天藻诸子》、《同唐铸万徐臞菴两先生观施骏臣扶乩漫述》、《顾迂客招同曾青藜唐铸万朱悔人姜奉世黄宪尹史苍山罗飰牛陆其清石雪民沈词立诸子依园燕集》、《人日同唐铸万姜奉世汪澹洋即次澹洋原韵》等，其《赠唐铸万先生》有“陶令休官早，相如卖赋工，声名惊四海，不必叹途穷”，称赞唐甄文章“工”，声名远播。《戏赠唐铸万》云：“漂泊江流到白头，全家去住信扁舟。无端一纸还乡诏，不敢人前认达州。”《所思》二十九首之《铸万》云：“全家避迹住扁舟，不逐乡人上达州。（原注：时催蜀人归蜀，还者甚多），我畏三吴君畏蜀，相看总是百年愁。”这两首都是讲唐甄不回故乡避居吴地之事，并联想到自己曾远赴宁古塔侍父之事，遂有同病相怜之感。 唐甄本以文名，其《潜书》之文风格独特、不落流俗，杨宾与唐甄的交流也更多的在讨论文章方面，正如杨宾《唐铸万文集序》所说：“余与唐子为忘年交，即所谓相对论文而刺刺不已者也。”《唐铸万传》又云：“唐子每与余论文，辄贬韩、欧，余不服，唐子曰…余虽心是其言，然望韩、欧犹在天上，况左国乎！余尝三登岱，思唐子言，辄汗下不止云。”唐甄去世后，杨宾作为唐甄最要好的朋友，不但为其撰写了《唐铸万传》，更分别为其《潜书》和《文集》作序。杨宾晚年曾写了一组诗《亡友》，为其已去世的至交好友每人一首以作怀念，其中就有一首写的是唐甄，可见二人交情之深。 汪撰，字异三，号澹洋，吴县人，原籍休宁，以能诗名，与杨宾、钱澄之、曾灿等善，年四十食物中毒死，生平详杨宾撰《汪异三传》。杨宾《唐铸万传》称：“其友姜实节、汪撰劝之卖文，不听。撰持买者金，绐大陶至其家，示以金，闭之室中强之，乃一应，然后复绐之，不来矣。”可见汪撰对唐甄生活颇为照顾，甚至为使他放弃文人的清高以卖文获得生活来源而颇费心思，也可见二人之交谊。王闻远《孝慈堂书目》著录“游西山诗”，为唐甄与汪撰合作。另，唐甄《潜书》中多次提到汪子，可能就是汪撰（详下文汪琬条）。 胡长庚（1596-1683），字星卿，明初功臣胡海之后，晚年隐居民间，生平详钱澄之撰《墓表》。唐甄曾拜访晚年的胡长庚，有诗《遇越国公胄子胡星卿年八十有三过其竹屋赋赠》言其事，诗云：“三十余年别旧京，旧时王谢曲池平。皓颜坐上逢公子，隆准人中识帝甥。故宅楼台幽梦远，汉家陵阙冷烟横。从来兴废寻常事，竹屋逍遥足此生。”颇有改朝换代、物是人非之感，然尾联称“从今兴废寻常事”，则又见其对明清易代的看淡态度。钱澄之《墓表》称：“己未夏六月，予过白门驯象门内竹园中，先生始为予言，尔时危苦状然终不能禁，太息而已，是时先生年八十三。”则这次见胡长庚可能是唐甄与钱澄之共同前往。 吕潜，字孔昭，号半隐，四川遂宁人，南明永历朝兵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吕大器长子，崇祯十六年（1643）进士，明亡不仕，工诗善书画，生平详胡传淮、陈名扬《吕潜年谱》。唐甄为长子知县时，吕潜路过长子县，唐甄曾留其共拜伏羲像，吕潜有诗《过长子县唐铸万明府招登熨斗台拜伏羲像》，记其事，诗云：“丹岩迤北城崔巍，下马旋登熨斗台。贤令爱山独豪宕，故人把酒重徘徊。他乡万里惊白发，落日四望飞黄埃。五月长途有清梦，倘因亲向羲农来。”二人可能因同乡之谊，故得有交往。 二、仕清官员及文人学者 唐甄不但与遗民及民间文人学者有密切交往，而且还与清廷官员包括由明仕清的官员有很多交往，还常试图用自己的思想观念影响他们的政治活动。据考证，这类人物主要有徐秉义、达尔布、尤侗、尤珍父子、颜光斅、高层云、高人龙、汪琬等。 徐秉义（1633-1711），字彦和，号果亭，江苏昆山人，顾炎武外甥，与兄弟徐乾学、徐元文皆为进士，号称“昆山三徐”，康熙十二年（1673）中进士，二十一年（1682）迁詹事府中允，不久因兄弟三人皆在朝居官，为避嫌而归里，康熙三十三年（1694）徐乾学病逝后召补原官，官至吏部侍郎，生平详同治《苏州府志》卷九十五。唐甄在《潜书》中多次提到的徐中允，即徐秉义。如《有为篇》载：“徐中允著书，著有明之死忠者。唐子曰：‘公得死忠者几何人？’曰：‘千有余人。’唐子慨然而叹曰：‘吾闻之：军中有死士一人，敌人为之退舍。今国有死士千余人而无救于亡，甚矣才之难也！’中允未有以发也。”《敬修篇》载：“徐中允谓唐子曰：‘圣人之学，以敬为本。先生言静而不言敬，非所以善修也。吾谓静不足以尽之，当益之以敬。’”《存言篇》有“中允徐公召用，唐子送之而言曰”云云，全篇即给徐中允的赠言。从上述材料看，二人有颇多学问探讨。徐秉义对唐甄颇为尊重，故被召用时唐甄为其作文送行。徐秉义虽出身大族，名位通显，但唐甄以一介贫士却并不折节下气，反而观点与其多有不同。徐秉义曾在居乡期间作有《明末忠烈纪实》一书，记载明末死国事者总人数1000余人，而唐甄对这些殉国者的行为不以为然，认为他们的死并没有挽救明王朝灭亡的命运。 达尔布，旗人，顺治十二年（1655）进士，康熙八年（1669）至十五年（1676）任山西巡抚。唐甄为长子知县时，达尔布是其顶头上司，故二人得以相交。《潜书·考功篇》记载他面见达尔布汇报工作时的情况：“昔者唐子为长子知县，将见都御史达良辅，赋役、传刍备诵之，以待难也。都御史不问，而问武乡知县。”《为政篇》所载略同。《省刑篇》又载“巡抚达良辅尝谓唐子曰”云云，意谓不必用重刑即可使民服，这一观点与唐甄完全一致，该篇的宗旨即是反对重刑。唐甄与其上司达尔布关系不错，施政理念颇为接近，故达尔布称唐甄为“山西循良之冠”。 尤侗（1618-1704），字展成,一字同人，号悔庵，江苏长洲人，明末清初著名文学家，顺治五年（1648）拔贡，谒选永平府推官，罢官后家居十余年，康熙十八年（1679）选博学鸿儒科，参与撰写《明史》，康熙二十二年（1683）罢退复归乡里。其由明人仕清，颇为当时遗民訾议。尤珍（1647-1721），尤侗子，字谨庸，号沧湄，康熙二十一年（1682）进士，参与纂修《明史》，后迁右春坊右赞善，主要著作编为《沧湄类稿》，生平详沈德潜《宫赞尤先生墓志铭》。唐甄曾为尤珍《沧湄诗稿》作序，称：“迩者移居城东，始得见沧湄先生，惠以诗文诸稿，又于朱子灿文所假得诗集二十卷，披而览之，心目豁然……鹤栖先生学问源深，名重朝野，先生承而振之，又复如是，父子济美，世罕比焉。予不敏，从兹问道，兼事博文，幸有日矣。”可知唐甄曾与尤氏父子为邻居，故得以从容交往，谈文论道。唐甄对尤珍的诗文非常赞赏，称：“每诵必尽三五卷，尤不欲置也。盖其诗文丽者如芙蕖，澹者如秋水。实按而徐咏之，皆如吾意之所出。至其颂扬天子功德，犹有尹吉甫之遗风，比于相如、王褒未有媿焉，使人乐其意之疏通，忘其词之博洽。比于无实而矫作者，如春华翦彩，真伪自分。其足以传世行远无疑也。先生尝与予言，虽多病之中，不废诵读，至夜分不辍，不啻是也。仕职清华，守义甘贫，覃思圣学，深探禅宗。其心体明净，洞见本源。以余绪为诗文，如狮搏兔，何难之有？”值得一提的是，文中特意称赞尤珍所作的颂扬清朝天子功德的文章，这在一般遗民肯定是不齿的，而唐甄则毫无芥蒂。《行略》还记载了唐甄与尤侗的另一件事：“先生见苏郡之西郊，有以孔子为土地神者，与尤悔庵告之当事，协力除之。” 颜光斅，字学山，山东曲阜人，与兄光敏、光猷号称“曲阜三颜”，康熙二十七年（1688）进士，授检讨，补日讲官起居注，主浙江乡试，提督浙江学政，为官清严，年四十卒于家，生平详颜光敏辑《颜氏家藏尺牍·姓氏考》。《潜书·劝学篇》载唐甄与颜光斅交往事迹云： 翰林颜学山试士浙江，唐子为之客，颜公语坐人曰：“人之生，皆不自足者也。庶人有庶人之忧，士有士之忧，公卿有公卿之忧，天子有天子之忧，此谓天之劳我以生也。”唐子曰：“有一事可以无忧，人不知求之耳，学圣人之道是也。不求足于世，孰有与之以不足者！本无不足于己，孰有处于不足者！坦坦然，荡荡然，游于天地之间，如在唐虞之世，其有忧乎，其无忧乎！”颜公改容曰：“子之言诚是也。” 可见，颜光斅在主持浙江乡试时期，唐甄曾为其门客，并与其进行学术交流。 高层云（1633-1689），字二鲍，号谡苑、菰村，江苏华亭人，康熙十五年（1676）进士，官至太常寺少卿，善文辞、工书画，生平详徐侠《清代松江府文学世家述考》之高层云世家。《行略》称：“华亭高谡苑读《潜书》，极赏其奇。尝遇先生于黄鹤楼，握手谈心者累日。先生诗有‘见誉何太高，鞠躬不敢当’之句，酬谡苑也。” 高人龙，字霖公，号惕菴，原籍梁山（今属重庆），后寄家金陵，康熙二十七年（1688）进士，官至吏部员外郎，后弃官潜心研究濂洛关闽之学，遂宁榜眼李仙根录其问答之语为《惕菴语录》，生平详康熙《上元县志》卷二十一。唐甄有诗《渑池道中怀高霖公》，二人可能是因同为蜀人故得相交。《潜书·明悌篇》有“昔者高子尝问于我矣”云云，此高子不详何人，可能是高层云或高人龙。 汪琬（1624-1690），字苕文，号钝庵，江苏长洲人，顺治十二年（1655）进士，官户部主事、刑部郎中，康熙九年（1670）归隐，十八年博学鸿儒召用，授翰林编修，入史馆纂《明史》，二十年复隐居太湖尧峰山，学者称尧峰先生，以经学、文章著名。《潜书·受任篇》言“汪子著申甫之传……唐子曰。”对汪琬所著《申甫传》一文进行评论。又《夫妇篇》称“唐子宿于汪氏之馆，汪子数言其少子”，此下即与汪子讨论关于如何对待妻子的问题。因唐甄亦与汪撰有交往，故对于此汪子是汪琬还是汪撰，有不同看法。《潜书注》认为可能是汪撰，《潜书校释》则不能确指是哪一个汪子。今亦难以确指，故暂附于此。 三、结语 从唐甄交游情况看，他所结交的绝大多数人是明遗民，或者具有遗民情结的民间学者文人，其中颇多知名之士，如魏禧、钱澄之、朱鹤龄等。唐甄性格倔强、特立独行、不合流俗，学术观点充满批判性，这一点与那些遗民及民间文人学者比较接近，所以才能够与他们交往默契并在他们中间获得较高的声誉。但从本质上说，唐甄并不是真正的遗民，他对明朝也没有过多的依恋和怀念，他并不认为那些因明朝灭亡而殉国的人有多高尚，认为他们更多的是殉于忠节之名，而对于拯救国家危亡、治国平天下并没有太大价值。受当时实学思潮的影响，唐甄深刻感受到当时的社会危机，因而极力想在当世建立一番经国济民的事业，《潜书·潜存篇》述其志向说：“吾少不知学，四十而后志于学。窃闻圣人之道而略知圣人治天下之法，勤于诵读，笃于筹策，鸡鸣而起，夜分而寝，以度才权世，可以一试矣。”从这句话可见其意气风发、跃跃欲试的精神状态，这都与那些遗民的消极心态完全不同。所以他的前半生一直努力从事于科举，希望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进而实现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他先是考中举人，后多次参加会试而不第，无奈选任为山西长子知县。在长子任上他致力于实施自己的政治理念，即亲力亲为、发动民众、改变风俗、经济富民、减赋轻刑等，虽然为时仅有十个月，但这些政绩足以成为他一生的骄傲，并在《潜书》中不厌其烦地多次提及。他任长子知县仅十个月便遭罢官，无奈只能归家养母。在隐居生活中，唐甄渐渐意识到此生建功立业的目标已无望实现，于是只能将其满腹经纶和治国方略都化为笔触，发为文章，著成《潜书》一书，从而为后人留下一笔珍贵的精神财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