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怀信︱孔子与周文化
关于孔子文化的渊源，很少有人细究。即或有究，最多也只是说他“学无常师”。事实究竟如何？搞清这个问题，对于正确认识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所以，本文拟从孔子对文武之道的熟悉与崇敬，孔子诸思想概念和主张与文、武、周公的关系等两方面，对之略作考察。 一 关于孔子“学无常师”说，最早出于《论语》。《论语·子张》篇载卫公孙朝问于子贡曰：“仲尼焉学？”子贡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可见，在子贡看来，孔子学无常师，虽然学无常师，但所学无不来自“文武之道”。《孔子家语·观乡射》记孔子曰：“百日之劳，一日之乐，一日之泽，非尔所知也。张而不弛，文武弗能；弛而不张，文武弗为。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可见孔子确实讲究“文武之道”。所以，子贡所言当非虚造。而所谓“文武之道”，自然就是周道，就是周文化。所以《孔子家语·曲礼子贡问》篇记季桓子问礼，孔子曰：“同姓为宗，有合族之义，故系之以姓而弗别，缀之以食而弗殊。虽百世，婚姻不得通，周道然也。”文武之道又称“周道”。可见孔子对周道即周文化之熟知。 孔子之所以熟知并喜欢周文化或“文武之道”，首先是因为他崇敬其人。《论语·子罕》载：“子畏（围）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可见孔子把文王看作文化的化身。《论语·子路》篇载，孔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其“善人”，亦指文王。又《孔子家语·哀公问政》篇载宰我问鬼神之事，孔子曰：“……昔者文王之祭也，事死如事生，思死而不欲生，忌日则必哀，称讳则如见亲，祀之忠也。思之深，如见亲之所爱。祭欲见亲之颜色者，其唯文王与！《诗》云‘明发不寐，有怀二人’，则文王之谓与！祭之明日，明发不寐，有怀二人，敬而致之，又从而思之。祭之日，乐与哀半，飨之必乐，已至必哀。孝子之情也，文王为能得之矣。”可见其对文王之敬重。《孔子家语·致思》篇载孔子曰：“王者有似乎春秋，文王以王季为父，以太任为母，以太姒为妃，以武王、周公为子，以太颠、闳夭为臣，其本美矣。武王正其身以正其国，正其国以正天下，伐无道，刑有罪，一动而天下正，其事成矣。春秋致其时而万物皆及，王者致其道而万民皆治，周公载己行化，而天下顺之，其诚至矣。”不仅赞美文王、武王，而且连及周公。《孔子家语·五帝德》记孔子曰：“禹、汤、文、武、周公，不可胜以观也。”亦以文、武、周公连言。  《孔氏家语》书影 孔子对武王及武王之道的崇敬，还体现在《论语》之中。如《论语·尧曰》所记“虽有周亲，不如仁人。百姓有过，在予一人”，据《尚书》可知其本为武王之言，而这里乃为孔子所述；“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四方之政行焉。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亦是孔子所述武王灭商以后在商地行政的措施与结果；“所重：民、食、丧、祭”，完全是指武王说；“宽则得众，信则民任焉，敏则有功，公则说”，也是对武王行事的总结。可见孔子对武王亦很崇敬。齐太史子与称孔子“宪章文武”（《孔子家语·本姓解》），看来是真实的。 正因为孔子尊崇并“宪章”文武，所以他甚至认为“大罪有五，而杀人为下。逆天地者罪及五世，诬文武者罪及四世，逆人伦者罪及三世，谋鬼神者罪及二世，手杀人者罪及其身。故曰大罪有五，而杀人为下矣”（《孔子家语·五刑解》），把诬文武作为仅次于逆天地之大罪，可见文武在其心目中的崇高地位。 而孔子对周公更是有特殊的感情。他曾说：“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论语·述而》，以下所引《论语》只注篇名）说明在其未衰以前，经常梦见周公。俗话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孔子经常梦见周公，说明他心里经常想着周公、思慕周公。为什么想着周公、思慕周公？原因不难知道：因为周公曾经“制礼作乐”。而礼乐则正是周文化的象征。可见实质还是周文化。 孔子为什么热衷于周文化？原因之一，如他自己所讲：“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八佾》）郁郁乎“文”哉，本身就具有文化的特质。所以，他首先把自己打造成“文”的化身。“子畏（围）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子罕》）在命悬一线的时刻，即使孔子平时比较谦虚，说“若圣与仁，则吾岂敢”（《述而》），但在这时候，也坦诚地表达自己的心声，承认自己为天下之“文”的化身，而且明确指出其“文”为文王既没之文。可见他完全把自己看成周文化的继承者和代表者。原因之二，是敬重周人之德。《论语·泰伯》载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就是对周人之德的赞美。而这里的周人，显然是指文王。《雍也》载孔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又表现了对周人之德的向往与追求。 周文王画像 另外，《孔丛子·论书》载孟懿子问：“《书》曰‘钦四邻’，何谓也？”孔子曰：“王者前有疑，后有丞，左有辅，右有弼，谓之四近……周文王胥附、奔辏、先后、御侮，谓之四邻，以免乎牖里之害。”又载齐景公问孔子曰：“《周书》所谓‘明德慎罚’，陈子明德也。罚人而有辞，非不慎矣。”孔子答曰：“昔康叔封卫，统三监之地，命为孟侯。周公以成王之命作《康诰》焉，称述文王之德，以成敕诫之文。其书曰：‘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明确讲“文王之德”。《论书》又载子夏问《书》大义，子曰：“吾于《帝典》，见尧舜之圣焉……于《洛诰》，见周公之德焉。”更明确提到“周公之德”。可见孔子确实敬重周人之德。 正因为孔子是周文化的继承者和代表者，敬重文武之道和周人之德，所以他始终不忘创导礼乐，宣传道德，并把创建西周式的文明社会作为自己的最高追求。《论语·阳货》载：“公山弗扰以费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说，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其为东周，就是要在东方建立一个“周”，而这个“周”，自然只能是文化面貌上的相似。可见孔子最终的追求是建立蕴含周文化的社会。这当然是时代的局限，因为在当时，周文化最为“郁郁”。 二 关于孔子创导礼乐，宣传道德，重视并提倡仁、义、智、勇、孝、悌等，充塞于《论语》之中，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如果具体到各个道德概念与思想主张，似乎也无不可以在文、武、周公那里找到源头。比如“仁”：《尚书·泰誓中》载武王曰“虽有周亲，不如仁人”，《尚书·武成》记武王曰“予小子既获仁人”；《逸周书·文酌解》记文王“七信（慎）”有“仁之慎散”；《文儆解》记文王告太子发“利维生痛（同），痛（同）维生乐，乐维生礼，礼维生义，义维生仁”；《文政解》述文王之政“昭九行”，第一即为“仁”；《酆保解》言武王“内备五祥、六卫”，“六卫”第一为“明仁怀恕”；《小开武解》周公曰“在我文考……戒视七顺……六顺仁无失”；《宝典解》记周公言“既能生宝，未能生仁，恐无后亲”，武王曰“仁以爱禄，允维典程”“上下咸劝，孰不竞仁”；《本典解》周公曰“臣闻之文考，能求士者智也，与民利者仁也，能收民狱者义也，能督民过者德也，为民犯难者武也”，等等。可见文、武、周公皆讲“仁”。尤其是“明仁怀恕”和“与民利”，最与孔子之仁接近。比如子贡问“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卫灵公》）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颜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即“明仁怀恕”。而所谓“为政以德（恩德）”（《为政》），更是对“与民利”思想的具体化。 “义”，除了上所引已见者，还有很多。比如《逸周书·度训解》记文王称“长幼成而生义曰顺极”，《命训解》曰“伤人则不义”“福莫大于行义”；《程典解》记文王曰“士之子不知义，不可以长幼”；《文政解》述文王之政“昭九行”，七为“义”；《柔武解》记武王曰“故必以德为本，以义为术”；《宝典解》记武王曰“准德以义”；《大匡解》记武王曰“思义丑贪”；《武穆解》记周公论“五备”，四曰“明义倡尔众，教之以服”，等等。而《论语·宪问》载孔子曰“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季氏》载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见得思义”，又曰“务民之义”，完全与之有关。又《尚书·泰誓上》记武王曰“同力度德，同德度义”，《武成》记武王曰“惇信明义，崇德报功”，《康诰》记周公曰“用其义刑义杀”，《立政》记周公曰“不敢替厥义德”，而孔子主张“君子义以为上”，可见也有关系。 “智”，《尚书·召诰》记太保奭称殷终以后“智藏瘝在”；《逸周书·文酌解》记文王所酌“五大”，一曰“大智率谋”；“七信（慎）”，二曰“智之完巧”；《程典解》记文王称“轻其行，多其愚，不智”；《本典解》记周公曰“能求士者智也”“智能亲智”；《文政解》述文王“九守”，二曰“智守以等”；《酆保解》言武王“内备五祥、六卫”，“六卫”之二为“明智设谋”；《宝典解》记周公曰“辩惠干智”等，可见皆讲究“智”。而孔子认为“仁者安仁，智者利仁”（《里仁》），“未知，焉得仁”（《公冶长》），“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子罕》），“知者乐水，仁者乐山；智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雍也》），“择不处仁，焉得知”（《里仁》），“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公冶长》），亦可与之对应。 “勇”，《大戴礼记·文王官人》记文王曰“示之难以观其勇”“诚勇必有难慑之色”；《逸周书·文酌解》记文王所酌“五大”，二曰“大武剑（敛）勇”，“七信（慎）”，“一仁之慎散，二智之完巧，三勇之精富”；《文政解》述文王之政“昭九行”，九曰“勇”，又曰“思勇丑忘”；《酆保解》言武王“内备五祥、六卫”，“六卫”第三曰“明戒摄勇”；《宝典解》云“死勇干武”等。可见文王、武王、周公都讲勇。而孔子曰“仁者必有勇”（《宪问》），“见义不为，无勇也”（《为政》），“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子罕》），“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阳货》）等，无疑是受其影响。 又如《逸周书·本典解》记周公答武王曰：“臣闻之文考，能求士者智也，与民利者仁也，能收民狱者义也，能督民过者德也，为民犯难者武也。智能亲智，仁能亲仁，义能亲义，德能亲德，武能亲武，五者昌于国曰明。”以仁、智、义、德、武并举。而《大戴礼记·劝学》篇记孔子曰：“夫水者，君子比德焉：遍与之而无私，似德；所及者生，所不及者死，似仁；其流行庳下，倨句皆循其理，似义；其赴百仞之溪不疑，似勇；浅者流行，深渊不测，似智。”亦言仁、智、义、德、勇（武），可见确有关系。 《逸周书》书影 再如“孝”“悌”。“孝”“悌”之说最早见今《逸周书》，如《逸周书·宝典解》篇记周公告成王修身之“九德”：“一孝，子畏哉（裁），乃不乱谋；二悌，悌乃知序，序乃伦，伦不腾上，上乃不崩。”《大匡解》篇记周公曰：“士惟都人，孝悌子孙。”《大戒解》篇记周公告成王曰：“予惟重告尔：……无擅于人，塞匿勿行，惠戚咸服，孝悌乃明。”皆与周公有关。另外《诗经·卷阿》篇曰：“有孝有德，以引以翼。岂弟（悌）君子，四方为则。”亦言“孝”“悌”。而据《诗序》，《卷阿》乃召康公戒成王之诗。召康公晚于周公，其说当本周公。可见连言“孝”“悌”，源头在于周公。而“孝，德之始也；弟（悌），德之序也”（《孔子家语·弟子行》）的说法，正与周公“九德”之“一孝”“二悌”说相同。因为“始”，就是一；“序（次）”，就是二。可见孔子之说有可能直接本于周公。 再如“慈”“孝”。“慈”“孝”连言，是强调父子双方的责任。孔子有连言“慈”“孝”的习惯。如云“哀爱无失节，是以父慈子孝，兄爱弟敬”“为父不慈妨于政，为子不孝妨于政”（《大戴礼记·四代》）；“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为政》）。而《逸周书·官人解》篇记周公述文王官人之法曰：“父子之间，观其孝慈。”（《大戴礼记·文王官人》同）《宝典解》篇记周公告成王修身之“九德”，“一孝……二悌……三慈惠”，可见都与周公有关。无怪乎鲁之乡里也讲“慈”“孝”，看来当是西周以来的遗俗。所以，孔子讲“慈”“孝”，其源头亦当在周公那里，或者更要早到文王。 再如“孝”“友”。“孝”“友”连言，主要是强调同时善事父母、善待兄弟。《论语·为政》篇记，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是他主张“孝”“友”，而直接引用于《书》。考今《尚书》无此文，当是佚《书》。但今本《尚书》也有类似的话，如《康诰》篇记：“王曰：‘封：元恶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伤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显，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这里的“王”，正是摄政王周公。可见周公有此思想。又《周礼·司徒》“六行”以“孝”“友”为首，《仪礼·士冠礼》有言“兄弟具来，孝友时格”。周公“制礼”，人所共知。所以《仪礼》中之言，也当与周公有关。另外，《诗经·六月》篇也有“张仲孝友”的话。而《六月》篇，则正是周公东征时候的作品。又《逸周书·官人解》篇周公述文王官人之法曰：“父子之间，观其孝慈；兄弟之间，观其和友。”看来“孝”“友”之言，确与周公有关。所以，孔子言“孝”“友”，亦当学于周公。 另外，孔子关于“天命”“敬让”“忠信”“礼乐”等的论述与思想，也都可以在周文化中找到源头，这里不再列举。 三 还有孔子与《诗》《书》等周文献的关系，也可以证明孔子文化来源于周文化。比如孔子“以《诗》《书》教”，动辄引用《诗》《书》以为自己立论的依据与补充，主张“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认为“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阳货》）等，说明他对周文献的重视。又如《孔丛子·记义》载孔子读《诗》及《小雅》，喟然而叹曰：“吾于《周南》《召南》，见周道之所以盛也；于《柏舟》，见匹妇执志之不可易也；于《淇奥》，见学之可以为君子也；于《考槃》，见遁世之士而不闷也；于《木瓜》，见苞苴之礼行也；于《缁衣》，见好贤之心至也；于《鸡鸣》，见古之君子不忘其敬也；于《伐檀》，见贤者之先事后食也；于《蟋蟀》，见陶唐俭德之大也；于《下泉》，见乱世之思明君也；于《七月》，见豳公之所以造周也；于《东山》，见周公之先公而后私也；于《狼跋》，见周公之远志所以为圣也。”充分体现了孔子对周文化的吸收。 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孔子从周文化中汲取了大量的元素，继承和发展了周文化。当然，孔子也继承了夏商以来的文化，如“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卫灵公》），就是一例。但这种继承，无疑又是通过周文化而实现的。所以我们说，孔子文化还是来源于周文化。故而在大谈孔子的同时，我们就不能忘记周文化，否则便是数典忘祖，因为文化总是有继承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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