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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多年来，不少研究者往往把元世祖“崇儒术、行汉法”与尊崇儒道、优礼孔氏子孙等同起来，其实是有很大区别的。蒙古可汗尊奉信仰自由，在蒙廷“间接统治”政策下，衍圣公受到优渥礼遇。元世祖总管汉地后直至其去世，在尊孔方面鲜有作为，衍圣公地位跌入历史最低谷，甚至世爵中断43年。衍圣公政治地位和特权待遇的巨大变化，集中反映了蒙元初期儒学的真实地位。本文试述蒙元初期衍圣公地位和特权待遇由盛到衰的境遇变迁，尝试提出衍圣公世爵中断的根本原因。 关键字：元代；衍圣公；元世祖；孔元措 蒙元初期（约1205年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建立大蒙古国，到1295年元世祖去世），金代衍圣公孔元措入元，仍袭封衍圣公并受到蒙廷优渥礼遇，其自认为“儒教由此复兴”了。孔元措去世后，孔浈袭封衍圣公，但不久因与族人袭爵争讼而被总管汉地的忽必烈罢爵，孔氏子孙政治地位和特权待遇急转直下，甚至世爵（北宗）中断长达43年，成为八百余年衍圣公历史中的孤例。蒙元初期的衍圣公境遇经历了过山车式巨变，为历代封建王朝所罕见。对于蒙元初期衍圣公相关研究，见于姚从吾先生《金元之际孔元措与“衍圣公职位”在蒙古新朝的继续》、萧启庆先生《大蒙古国时代衍圣公复爵考实》、赵文坦先生《蒙元时期衍圣公袭封考》、陈高华先生《金元二代衍圣公》、潘龙威先生《蒙元时期的衍圣公》等著述，姚氏、萧氏、赵氏重点考述了衍圣公复爵或袭封的经过以及影响，陈氏对衍圣公在金元二朝的地位演变作了较为全面的考述，潘氏对蒙元时期衍圣公及其宗族活动、文化活动、姻亲仕宦等作了论述。然蒙元初期衍圣公研究仍有剩义可寻，某些史事尚待考证。本文依据历史文献和曲阜碑碣等史料，试述蒙元初期衍圣公地位和特权待遇由盛到衰的境遇变迁，并尝试提出衍圣公世爵中断的根本原因，希望得到专家师友的教正。至于南宋政权授封的衍圣公（南宗），与蒙元政策无涉，不拟讨论。 一、蒙廷优礼衍圣公与“儒教”复兴 金哀宗天兴元年（1232，窝阔台汗四年）三月，蒙军围攻金都汴京。三月甲午，中书令耶律楚材请遣使者入城谕降，“书索翰林学士赵秉文、衍圣公孔元措等二十七家，及归顺人家属。”次年（天兴二年）正月金将崔立开城投降，四月蒙军入汴京城。这时，金末著名学者元好问（1190—1257）向耶律楚材上书推荐有声望的士大夫五十四人，“衍圣孔公”孔元措居于首位。耶律楚材（1190—1244），契丹人，是原金朝的官员，深受儒学影响，遂“奏袭封衍圣公，付以林庙地。”六月，太宗窝阔台汗诏孔元措袭封衍圣公，并令他回曲阜“奉祀”。自此，在当朝儒臣和士人的举荐下，孔元措得到蒙廷认可，再次袭封衍圣公，回到因避战乱而不得已离开的故里奉承“祀事”。 孔元措（1181—1251），字梦得，孔揔之子，孔子五十一代孙。金章宗明昌二年（1191），补文林郎、袭封衍圣公、管勾祀事。明昌四年（1193），超授中议大夫。承安二年（1197），兼曲阜县令，仍世袭。金宣宗贞佑三年（1215），诏孔元措赴汴京（今河南开封）随朝任职太常博士。兴定四年（1220），改行太常丞。元光元年（1222），授同知集贤院、兼行太常丞。金哀宗正大二年（1225），授知集贤院、兼行太常丞。天兴元年（1232），除遥授泰定军节度使、兖州管内观察使，兼行太常少卿。天兴二年（1233）正月，迁光禄大夫事、改太常卿，汴京降蒙，失爵。太宗窝阔台汗五年（1233）六月，仍袭封衍圣公（北宗），主祀事。宪宗蒙哥汗元年（1251）卒，无子嗣。著有《孔氏祖庭广记》十二卷。 耶律楚材精通儒学，怀有“衣冠异域真余志，礼乐中原乃我荣”的情愫，是窝阔台汗的亲信，领中书省。而元好问因“系斯文为甚重故”上书举荐孔元措等中原儒生，请求蒙廷予以保护，使他们免受伤害。在儒臣和士人的举荐下，孔元措复爵回阙里“奉祀”。从复爵的经过来看，显然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成为蒙廷支持中原正统思想意愿的重要象征。 自宋金以来，由于儒、释、道三教合流盛行，儒学自西汉以来“独尊”的传统优势早已荡然无存，从成吉思汗开始，历任蒙古可汗视儒学为诸“教”的一种，将之与佛、道、回、基督等各教一并尊崇，加以科举废止又使士人失去传统的进仕之路，造成士人地位下降，不少士人甚至转入佛、道二教。这一时期，儒学地位要远弱于佛、道两家，甚至孔、颜、孟诸圣子孙赋役都要“仰依僧道一体黜免差发”。比如，窝阔台汗七年（1235），对原金统治区户口进行调查，史称“乙未籍户”，在东平路行军万户严实（1181—1240）和中书令耶律楚材以及断事官耶律丑山（断事官，又称燕京行尚书省或燕京行台，是汉地最高统治者）的共同庇护下，给予阙里孔氏子孙诸多特权： 历代拨赐给曲阜孔庙的土地六百顷，“免赋役，供给祭祀”；对孔氏子孙一十五家、亚圣颜子后八家、邹国公后二家、庙户（洒扫户）一百家，计一百二十五户，“军役大小差发，并行黜免”，“不属州县所管”；令诸路征收的历日银一半用来修宣圣庙，益都、东平两路历日银全部交衍圣公孔元措修建曲阜本庙。 此等诸多特权，对于圣裔子孙尤其衍圣公来讲，虽不及金章宗、宣宗时期的优渥，但能够得到新朝的如此礼遇实属难料。 在衍圣公特权的恢复过程中，释、道两家出于维护宋金以来三教合流的趋势，为扶持孔门、维护中原传统文化贡献颇多。窝阔台汗九年（1237），孔元措在佛教竹林堂简老（印简，以法号“海云”著称于世）、全真教长春宫太师萧元的辅助下，并得到断事官丞相耶律丑山（文中称山丞相）的大力支持，官给其费修建阙里孔庙，使庙貌“复还旧观”。衍圣公孔元措对蒙廷和社会各界给予的恩渥与支持感激涕零，认为“儒教由此复兴”了。 建元前，蒙廷以草原地区为政治重心，蒙古征服中原的目的又在于掠夺兵、财二源，所以对中原地区实行的是“间接统治”政策，直接负责统治汉地的是崛兴于金元之际的“汉人世侯”。衍圣公地位和各项特权的存续，尽管得到了儒臣、士人和佛、道二教的大力支持，但主要依赖于“汉人世侯”严实、严忠济父子。“其（孔元措）衣食所须，舍馆之安，皆行台严相资给之。亲族三百皆坐享温饱，咸其所赐也。以至岁时之祭祀，宾客之往来，闾里之庆吊，穷乏之赡济，莫不仰庇而取足焉。”孔元措与严实交好，将女儿嫁于严忠济，二人结为了儿女亲家。严实父子兴学养士，创办东平府学，对孔氏子孙优待有加，东平府学中设有专授孔氏子孙的西序。 在世侯、朝中儒臣以及僧、道等共同庇护、维系下，孔元措袭封衍圣公十余年，期间窝阔台汗（1229-1241）、乃马真后（1242-1246）、贵由汗(1246-1248)、海迷失后（1249-1251）以及蒙哥汗（1251-1259）初期，衍圣公受到了蒙廷较为优渥的待遇，中原文化亦赖以存续。 二、元世祖崇儒术、行汉法与优待孔氏子孙 元世祖还在潜邸时，就广泛结识中原儒士，身边聚集了刘秉忠、王鹗、窦默、姚枢、赵璧、许衡、张德辉、郝经、元好问等一大批汉族知识分子。“甲辰（1244），帝在潜邸，思大有为于天下，延藩府旧臣及四方文学之士，问以治道。”当时，忽必烈不满30岁。定宗贵由汗二年（1247），张德辉、元好问请奉为“儒教大宗师”，忽必烈“悦而受之”。宪宗蒙哥汗元年（1251），忽必烈之兄蒙哥即汗位，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交忽必烈管理。忽必烈采纳刘秉忠、张文谦、姚枢等儒臣建议，任用张耕、刘肃、史天泽、赵璧、杨惟中、廉希宪、赵良弼等大批儒士。首试以汉法治邢州，结果邢州大治。后在河南、京兆等地推行汉法，使汉地恢复了繁荣与安定。蒙哥汗九年（1259），蒙哥汗战死钓鱼城下，十年（1260）忽必烈即汗位。至元八年（1271），立国中原，采用汉式国号、年号，建国号为“大元”。在大批儒臣的辅佐下，先后取得了远征大理、攻伐南宋等军事上的胜利。元世祖采用郝经、许衡等儒臣提出“立政议”、“时务五事”等建议，并创建制度，立志把蒙古游牧帝国建成一个以中原为主干、继续汉唐帝业的统一的多民族封建王朝。 尽管元世祖接触儒学较早，建元后又把政治重心迁至中原，但是他自始即强调“祖述”与“变通”并行、“稽列圣之洪规”与“讲前代之定制”同施，既采行汉法，也保留蒙古旧制，采行“诸制并举”“因俗而治”的二元或多元政策。另外，元世祖受潜邸旧侣的影响，出于汉地形势和与阿里不哥争夺汗位的需要而采取汉制，但根本目的还是为蒙古在中原的少数统治服务，儒家思想在忽必烈时期并未得到真正的尊崇。 忽必烈自蒙哥汗时期总管汉地起，直至即位、建立大元，在对待衍圣公和孔氏子孙方面，始终没有表现出额外的眷顾和优待。蒙哥汗二年（1252），因孔氏族人袭爵争讼，忽必烈夺去衍圣公孔浈的爵位，视孔氏子孙为“《诗》《书》不通，与凡庶等”之辈，在时任东平道宣抚使姚枢的建言下，“命洛士杨庸选孔、颜、孟三族诸孙俊秀者教之”。 从选派教授教育圣贤子孙来看，好似元世祖对待孔氏子孙尚有厚待之情。但是此诏令实施后，十余年间“不闻一人有学业问望者”，至元五——七年间（1268—1270），时任监察御史王恽建议“选三家（孔、颜、孟三族）德性颇明俊者，使入京师国学，令学士等官教育”，以进一步加强对圣裔的教育，但元世祖并未准行。可见，尽管燕京国子学设立以来就不限种族，兼收各族官员子弟，但元世祖自始就没有把孔氏子孙视为贵胄或汉官子弟，予以菁英培植。 忽必烈即汗位后，为加强中央集权，大力削弱宗藩的权力。元世祖中统元年（1260），“外设六道宣抚司，以削夺郡县官吏世袭专擅之弊”。次年，严忠济（？—1293）以“强横难制”而罢东平路管民总管及行军万户职，被召入京。至元元年 (1264)，“始罢诸侯世守，立迁转法”，严忠济之弟严忠范被罢东平路总管。次年，严忠范易地为官，改任兵刑部尚书，“罢各地管民官世袭，立迁转法，收世侯符节，易地为官；死后，其子孙按荫叙法授官而不再承袭父职”。阙里孔氏彻底失去了汉地世侯的庇荫，各项特权待遇受到了很大影响。 在向来被视为中国儒教文化的象征、事关中国传统文化存续的阙里孔庙的存废上，表现则尤为突出。阙里孔庙自窝阔台汗九年（1237）诏修后，长年失修，尽管“朝廷频年议加修复”，但“以军国庶务方殷，而事未及措也”，以致“荐经丧乱，表里凋敝”，祭祀礼器也缺失严重。孔氏族人为之感叹“自东平严公致政之后，而能加顾于祖庭者，盖鲜矣”。至元五——七年间（1268—1270），王恽建议“依先朝圣训，将随路及山东两路银数并修祖庭正庙”，但是并未被采纳。现有资料尚不可见元世祖时期诏修曲阜宣圣庙的有关记载。李谦将其原因归结于元世祖“志在混一，狃于金革，有所未暇。”至元二年（1265），甚至出现了尚书省“尽罢林庙洒扫户”，王磐感慨地说：“林庙户百家，岁赋钞不过六百贯，仅比一六品官终年俸耳。圣朝疆宇万里，财赋岁亿万计，岂爱一六品官俸，不以待孔子哉！且于府库所益无多，其损国体甚大”，引起朝野震动，但元世祖并没有为之所动，予以更改。所罢林庙洒扫户，直到成宗大德九年（1305）才得以恢复。 综上，元世祖尽管崇儒术行汉法，但是其采用汉法并不彻底、完全，尤其表现在优待孔氏子孙等方面，已远不及建元前汉地世侯“间接统治”时期，衍圣公及孔氏子孙总的来说是遭到冷落的。可知，元世祖崇儒术行汉法与优礼孔氏子孙并不能划等号。相反，失去汉地世侯庇护的孔氏子孙，在世祖一朝的政治地位和特权待遇跌入了历史最低谷。 三、衍圣公世爵中断与元世祖止授封 宪宗蒙哥汗元年（1251），五十一代衍圣公孔元措因病去世，因无子嗣，其弟孔元纮之孙孔浈袭封衍圣公。孔浈，字昭度，孔之固之子，孔元纮之孙，孔揔之曾孙。孔浈庶出，受嫡母任氏所逼，随生母改嫁驱口（奴隶），故改姓李。后来，虽然被伯祖孔元措育为后嗣，但未改户籍，仍在驱口籍。孔元措去世后，孔浈以其后嗣的身份袭封衍圣公。袭爵后不久，曲阜管民长官孔治率族人以孔浈“非孔氏子”、“不事儒雅”报朝。此时，忽必烈负责总领漠南汉地事务，经忽必烈亲自裁定，夺去了孔浈的衍圣公爵位。尽管孔浈嫡母任氏为之上疏辨雪：“（孔浈）乃五十一代袭封衍圣公孔元措之耳孙，五十二代袭封衍圣公孔之固之冢嗣”，“虽云庶出，实系长房”，但于事无补。 孔浈袭爵不久后被罢爵，“（孔元措）卒，其子（误，应指其弟孙孔浈）与族人争求袭爵，讼之潜藩，帝时曰：‘第往力学，俟有成德达才，我则官之。’”。《元史》所记，因孔浈与族人袭爵争讼，元世祖罢孔浈世爵，对孔氏子孙提出“第往力学，成德达才”的明确要求。元代著名史学家苏天爵却认为，孔浈系“冒孔氏以承其祀者”，忽必烈罢其爵位是维护宗法制度的“正其事”之举，“奉常既老，有冒孔氏以承其祀者，族人讼之有司，诬被刑苦。乃复诉之于朝，始正其事。” 于苏天爵看来，孔浈是“冒孔氏”者，其理应被罢爵，这也许是苏一家之言。不管孔浈与族人袭爵争讼的根本原因如何，孔浈被罢爵却是事实，“成德达才”亦成为新朝衍圣公的授封标准。 至元五——七年间（1268—1270），王恽上奏《立袭封衍圣公事状》，直言“自（孔）元措之后，嗣袭遂阙，岁时主祀止令曲阜令（孔）治承权祀事，甚非大宗主祭之义”，建议“考族谱，令宗亲推其贤而有文者袭其封爵，俾奉祀事”。但是，建议没有得到元世祖的采纳。从王恽所上奏状并未得准行来看，“成德达才”这一衍圣公授封标准，依然得到了坚决施行。 至元十九年（1282），元世祖为稳定江南政局，笼络任用南人，“许令江南曾有官人，赍告敕赴省换授”，“江南袭封衍圣公”孔洙应召入觐。 元世祖视孔氏南宗孔洙为“贤才”，欲授封其衍圣公，但孔洙以不能守林庙坟墓而固辞，“宋社既墟，廷议以袭封之爵当归三衢，彼固辞曰：吾既不能守林庙坟墓，其（岂）敢受是封乎！”，“有诏令洙赴阙……廷议俾仍嗣袭，洙力辞。”孔洙“辞爵”后，仍被任命为国子祭酒、兼提举浙东道学校事，并给俸禄与护持林庙玺书。至元二十三年（1286）三月，元世祖遣翰林集贤直学士程钜夫求贤于江南，程钜夫举荐二十余位“贤才”，孔洙仍位列其中（当时，孔洙秩满家居）。孔洙“辞爵”后，朝廷一直没有再遴选到孔氏子孙中符合“成德达才”标准的“贤才”，衍圣公爵位不得不继续中断，“世祖……而于先圣之后，尤所注意遴选，师儒训迪，作成需贤，以嗣封爵，兹志未究。”被士人认为“国家崇圣心，日夜求英裔。”终元世祖一朝没有授封衍圣公，造成世爵（北宗）中绝43年。阙里孔庙也不得不长期由曲阜县尹权主奉祀，直到元成宗元贞元年（1295），在朝中儒臣阎复等人的建议下，时任奉直大夫、知密州的孔治袭封衍圣公，“孔氏世爵弗传者久，至是乃复。” 可见，元世祖在对衍圣公承袭之人的抉择上，“汉人”或是“南人”在其心中并无轩轾，“贤”与“不贤”才是唯一差别。同时，在衍圣公长期缺位的情况下，元世祖没有屈从并采用汉人宗法制度，而是坚持早年确立的“成德达才，我则官之”授封标准，直到其去世。至于明代史志记载孔洙让爵于北宗和元世祖赞语等事，当系后人为南宗争取特殊待遇而杜撰，于元史多无考。 孔氏族人许是出于对先祖的尊敬，对“与凡庶等”“世爵中断”的原因归结于兵乱所致。“自兵乱以来，往往失学，甘为庸鄙”，“自浈之失爵，元人在兵戈扰攘间未暇讲求所当立者。”其实，当时山东是金、蒙古、南宋政权角逐之地，多年来战事不断是事实，但是圣贤之后尤于孔浈、孔治等孔族近支来讲，因此而失学的说法显然有失准确。因为孔浈作为孔元措嗣孙，在孔元措的养育下成人，被罢爵后仍任潍州尹。孔治17岁担任曲阜管民长官，20岁袭曲阜县尹，后擢升兼管诸军奥鲁、单州防御使、密州知州等官职。在科举长期中断的情况下，二人虽皆为荫补充官，但是在蒙元时期甄用官员重“出身”，即当时所谓“跟脚”的情况下能够不断升迁，应该还是有一定学识的。另一方面，从孔浈荫补入仕来看，显然世侯甚至蒙廷还是认可孔浈圣裔身份的，并非族人所称“非孔氏子”和苏天爵所言“冒孔氏以承其祀者”，至于其曾经随生母入“驱口”籍，更是不值一提了。所以将世爵中绝的原因归于“兵戈扰攘间未暇讲求所当立者”，许是孔氏族人的自我宽慰而已。 如前所述，元世祖既推行汉法，也保留蒙古旧制，采行“诸制并举”“因俗而治”的二元或多元政策。 孔氏族人争求袭爵而争讼的做法，有悖儒家“和为贵”思想，所谓“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孔氏子孙被元世祖视为“《诗》《书》不通”的常人。由于蒙古历来没有确立嫡长制，新汗选立需要前汗提名和忽里勒台（又称“呼拉尔”）推选，忽必烈借用蒙古制度，对于衍圣公爵位的继承，提出了“成德达才，我则官之”的授封要求。朝廷选派儒士教授圣贤子弟，多年“不闻一人有学业问望者”，儒臣上奏推选“贤而有文”者承袭衍圣公未被采纳，所遴选“贤才”孔洙又“固辞”不受，造成世爵不得不持续中断。从“贤才”孔洙“辞爵”以及世爵长期中断的历史来看，也进一步证明孔氏子孙袭爵争讼以及“成德达才”的衍圣公授封标准，才是衍圣公世爵长期中断的根本原因。这期间，元世祖没有屈服并采用汉人宗法制度，而是坚持早年确立的“成德达才”衍圣公授封标准。 结论 上面简略叙述了蒙元初期衍圣公地位和特权的境遇变迁，从中可以看出： 1.建元前，蒙廷对华北等定居地区实行“间接统治”，在汉地世侯、朝中儒臣和僧、道等多方庇护下，孔元措复爵，得到蒙廷较为优渥的礼遇并得以维系，认为“儒教由此复兴”了。 2.建元后，元世祖受政权性质的制约和蒙古统治的需要，为加强中央集权“罢诸侯世守，立迁转法”，孔氏子孙失去了汉地世侯支持。元世祖虽然崇儒术行汉法，但并不等同于优礼孔氏子孙，反而在孔子后裔教育、经济特权、林庙修缮、孔庙祭祀（县尹权主、祭器未备）等方面鲜有眷顾，孔氏子孙的地位和特权待遇跌入历史最低谷。 3.元世祖采取“诸制并举”“因俗而治”的二元或多元政策，效行汉法不彻底，受蒙古汗位继承制度的影响，摒弃汉人宗法制度而提出“第往力学，俟有成德达才，我则官之”的衍圣公授封要求。孔氏族人之间的袭爵争讼、“成德达才”的衍圣公授封标准以及“贤才”孔洙“辞爵”，是衍圣公世爵（北宗）中断43年的根本原因。 4.衍圣公作为道统的象征，是一个透视元代政治的多棱镜，在蒙元初期地位和特权出现“过山车”式的由盛到衰的巨大变化，折射出蒙元初期儒学的真实地位。元世祖受汉人谋士的影响，虽然采取一些尊孔崇儒措施，以资号召，但是儒学在蒙元初期并未得到真正重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