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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文化里，“中”是一个非常美的字眼。简单的字形里，蕴藏着无穷无尽的哲思，也保存着“中国”之为“中国”的基因密码。至今，在河南和鲁西南的方言里，还经常用“中”来表示肯定，蕴含着价值判断，意思就是“好”。从历史上看，“中”更多为儒家所推崇，是儒家的核心价值。不过，《老子》第五章所谓“不如守中”，恰可以代表儒家的一种追求。可以说，“中”闪耀着中华文明的精神，而“守中”透露着先哲们的智慧，成为君子、士人所不断追慕的境界。 既然“守中”在古圣先贤那里是如此崇高，那么，如何才能真正达到中道，实现中庸呢？孔子曾说：“夫礼，所以制中也。”“礼”是来实现中庸、中道的。这实际上为我们揭示了“礼”与“中”关系的两个维度，一方面，“制礼”需要“守中”；另一方面，“行礼”得以“守中”。  紫禁城中和殿所悬“允执厥中”匾额 所谓“制礼”需“守中”，意味着“礼”应以“中”为价值旨归。这里的“中”就是指恰到好处。对此我们所熟知的表述方式，就是《论语·学而》中的名章，“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古人在制定礼的时候，已经充分考虑了各种各样的情况，做了合理合情的安排，既不能多，也不能少，以实现恰到好处。所以，《礼记·礼器》篇中才说：“先生之制礼也，不可多也，不可寡也，唯其称也。”以“称”来概括制礼需要恰到好处真是再恰当不过了。“称”在汉语中有“合适”“合宜”的意思，与“中”义通。《弟子规》中说：“衣贵洁，不贵华。上循分，下称家。”就是告诫我们，衣服所贵不少豪华而是干净整洁，穿衣要合乎自己身份，也要和家庭条件相称。唯其相称，才能得体，得体方“中”。 所谓“行礼”得以“守中”，就是说要通过践行礼乐规定，各种言谈举动才能达到恰到好处，换言之，礼的最终目的是通过“制中”来实现“得其宜”，这正是儒家非常看重的修身工夫。《中庸》上说：“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所以，人们只有按照“时中”的态度来行礼，才能真正符合礼的精神，即“中以合礼”。 行礼的“时中”，首先关涉到一个频率的问题。《礼记·祭义》说：“祭不欲数，数则烦，烦则不敬。祭不欲疏，疏则怠，怠则忘。”这句话是说，祭祀不能过于频繁，过于频繁就会让人产生厌烦情绪，一旦有了厌烦情绪就会不恭敬。祭祀也不能过于稀疏，过于稀疏就会使人怠慢，怠慢了就会渐渐忘却祖先。这就体现了理与情的和谐。孔子有个弟子叫子路，曾经做过季氏的家臣。在一般印象中，子路是质而无文，甚至有时鲁莽粗鄙，不合于礼。但其实，子路在孔子的教诲下，对礼也是非常熟稔的，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子路更能把握礼的中道精神。据记载，有一次季氏家举行祭祀，仪程复杂，拖拖拉拉，没有章法，“逮暗而祭，日不足，继之以烛”，本来参礼者都十分肃敬，最后却变得倦怠不堪。那些管事的人，居然“跛倚以临祭”，歪歪斜斜，松松垮垮，十分不敬。这就是因为礼之“数”与“过”，参礼者出现倦怠是必然的。而如此一来，就与“祭思敬”的初衷背道而驰了。后来又一次祭祀，由子路负责主持，有板有眼，规范清晰而明了，仪程紧凑不拖沓。孔子了解这一情况后，高兴地赞叹说：“谁谓由也而不知礼乎？”对这位弟子做出了高度的肯定。 人与人交往，在表达敬意时应该注意把握分寸。过分热情，过分施礼，会让对方感到不自在，会不知所措，就失去尊敬的本意。反之，如果礼过于简单，就是一种不及。“礼过简则慢”，过于简陋的仪式就显得怠慢，让对方觉得不受重视。 其次，行礼的“时中”，也要注意对象。人的关系有亲疏远近之分，因此在处理不同的关系时，就应该有所区别，忽视了这一点就往往“非礼”而“不中”。过分的亲热，尤其是无缘无故的亲热，会被人怀疑有不良动机。所以，到一个陌生的场合，与不熟悉的人交往，言行就应该谨慎。有的人，自来熟，与不熟悉的人相处，过分亲热，口无遮拦，行为不知检束，忽视了应有的分寸感，就会令人生厌。反过来，如果与较为熟悉的亲友在一起，还处处毕恭毕敬，一本正经，没有私人间该有的轻松、熟络，失去了亲友间应有的亲热，反而有拒人千里之外的嫌疑，已经失去了“礼”的初衷了。而如果懂得理解这种亲疏远近而去寻找“度”，一个人的言行就会彬彬有礼，会增进彼此的信任。 学术界多年来盛传一个“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的传奇故事。这四大导师是当时赫赫有名的梁启超、王国维和年轻的陈寅恪、赵元任。而将这四大导师敦聘到国学院的，与一个人有关。这个人就是吴宓。吴宓是哈佛归来的学人，是《学衡》派的骨干，1925年初受聘清华学校，任清华研究院国学部主任。《吴宓自编年谱》1925年2月13日条记载：“宓持清华曹云祥校长聘书，恭谒王国维(静安)先生，在厅堂向上行三鞠躬礼。王先生事后语人，彼以为来者必西服革履、握手对坐之少年，至是乃知不同，乃决就聘。后又谒梁启超先生。梁先生极乐意前来。”王国维是一位非常传统的学者，格外看重礼。而吴宓能够根据对象的不同，采用不同的礼仪，表达对对方的尊重，获得对方的认可。这是非常明智的。礼，就是要考虑对方的感受，而不是以自我为中心。吴宓先生这一做法，值得我们深思。 中道就好像一个制衡器、调节机。行礼除了需要把握“时”以守中，更需要强调“度”。度产生于人的生产与生活之中。比如上古先民制造青铜器，其中合金的成分及其比例，就是一个“度”的问题。对这个“度”的掌握可能要经历成百上千次的实验、失败才会逐渐摸索到。其实，人类所制造的任何一件器物，大到建筑，小到把玩，都有个度的问题。书法学上有个“法度”的概念。一个孩子练习写字，一旦掌握了其中的法度，也才算是会书法了，否则永远是写字而已。我们常说“过犹不及”，其实就是一个“度”的问题。礼也是如此。各种各样的礼，“曲礼三千”“威仪三千”，纷繁复杂，一个人能够做到时时处处行为举止合乎“礼”，既端庄又优雅，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不管是古代的贵族，还是今天的绅士，那种合礼的风度，并不是原本如此，而是源于规训。没有长时期的训练，很难对礼得心应手，所谓“习惯成自然”。我们知道，“中”还有一个读音为“ zhòng”。《中庸》讲“发而皆中节”的“中”就读作“ zhòng”。“中”就是成功地实现了目标，合乎应有的法度。礼仪的训练，最后的结果便是“无不中礼”。这样一种境界，被孟子大加赞誉：“动容周旋中礼者，盛德之至也。”（《孟子·尽心下》）唐代的李翱在《复性书》里也强调：“动而中礼，礼之本也。” 再以丧礼为例。孔子说：“丧尽哀。”一个人如果过于悲痛，以至因此而毁坏了身体，那么也违背了丧礼本义。子夏是孔门“文学”科高足，据说儒家的很多经典都是由他传下来的。孔子去世后，子夏到魏国做了魏文侯的老师，非常受尊重。子夏晚年，他的儿子死了。白发人送黑发人，其悲痛可想而知。他因伤心过度，把眼睛哭瞎了。曾子前去吊唁时，就批评子夏未能遵守中道，不能做到孔子强调的“哀而不伤”。当然，在一些世态浇漓、人情淡薄的时代，恐怕又往往走向“不及”，有的甚至毁弃礼俗而洋洋自得，败坏人心而不自知。 古人很重视以“守中”与否来观察人、评判一个人是否“守礼”。《礼记·礼器》记载说：“管仲镂簋朱纮，山节藻棁，君子以为滥矣。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掩豆；浣衣濯冠以朝，君子以为隘矣。”管仲生活奢侈，“镂簋朱纮”就是使用的“簋簠”等器具上都精雕细刻着多种花纹，戴的帽子上缀着红红的帽带。“山节藻棁”就是说他住的房子，连斗拱上都刻绘着山岳图形，连梁上短柱都装饰着精美的图案。足见其生活之“奢”，甚至近乎“僭”；而晏婴则恰恰相反，一生节俭，连祭祀先祖时所用的牺牲都很小，放在盛放的器物“豆”中，居然还没有掩盖住“豆”的口沿。穿戴着陈旧的衣冠上朝。足见其生活之“俭”，甚至近乎“吝”。其实，不论是管子还是晏子，都是孔子素所敬仰的贤人。我们知道，孔子曾经盛赞管子“如其仁，如其仁”！也多次赞美晏子：“晏平仲善与人交，久而敬之！”但是在“礼”这一点上，孔子也好、后儒也罢，对这二位还是颇有微词的。孔子批评管子：“管仲而知礼，孰不知礼！”如果管仲懂得礼的话，哪还有谁不懂得礼呢？批评是很严厉的。之所以说他们二位不懂礼，是因为管子与晏子都没做到“守中”。 再来看我们的孔夫子：“温良恭俭让”，出处语默、动容周旋“无不中礼”，君子翩翩，优雅端庄，美在其中！确乎如《中庸》所说：“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作为生命的学问，儒学并不是——更严谨地说是——不仅仅是一种知识，而是一种生活方式、生命状态。通过“礼”之“修身”实现身体之美的呈现，进而绽放出生命的中道之光。这才是我们要“学礼”“知礼”的最大理由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