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迹图》是一部反映孔子生平事迹的连环图画。孔子是我国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一生颇为坎坷，政治上并不得意，以“仁政德治、克己复礼”的主张游说诸侯，以冀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建立一个“天下大同” 的理想世界，可惜终不为当世所用。孔子去世时仍是一介布衣，但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在其所著《史记》中却破格将其列入“世家”，与诸王侯并列，并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鲜明地宣告自己继承孔子的事业：“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司马迁同时撰有《仲尼弟子列传》《孟荀列传》《儒林列传》，这些文章郑重记载了儒家创立者的功绩、众多弟子的生平以及秦汉以来使儒学显于世的人物事迹，构成了最早的儒学史。 孔子死后，其众弟子散游诸侯，大者为卿相师傅，小者友教士大夫，儒家之学影响渐广。至西汉时汉武帝采纳董仲舒建议“独尊儒术”，孔子的地位因此得以提升，谥号从汉代的“褒成宣尼公”不断追封至清代的“大成至圣文宣先师”。为表达对孔子的崇敬和怀念，有关孔子的文学和美术作品在历代不断涌现。司马迁博采各种儒家典籍及其他学派中有关孔子的资料，并“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备载孔子行事，状写其言谈风貌，成《史记·孔子世家》一篇。其中详尽记载了孔子一生的重要事迹，对孔子及其弟子的形象刻画得生动传神，血肉饱满，为后代创作《孔子圣迹图》提供了想象的空间。  明代《孔子燕居像》（孔子博物馆藏） 西汉景帝时蜀郡太守文翁建学宫时曾绘孔子与众弟子像于壁上；东汉灵帝时京城设置鸿都门学，亦画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但这些建筑及作品均已不存，今天我们能见到较早的孔子形象多出现在汉代画像石刻之上。西晋太康中，益州刺史张收于益州学馆画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唐代阎立本、吴道子，南唐画家董源、卫贤、王齐翰，宋代画家石恪、高克明、李公麟、马远、梁楷也画过与孔子相关的作品，孔庙圣迹殿内至今还保存着相传为晋代顾恺之所绘的孔颜随行像刻石、唐代吴道子所绘孔子行教像和司寇像石刻。元代的画家赵孟頫，明代画家吴伟、吴彬，清代画家黄慎等人也都有以孔子为主题的书画作品问世，至今曲阜孔子博物馆内还完好地保存着十余幅元、明、清三代的孔子和弟子的肖像画。早期的孔子和弟子画像，虽能让人识圣贤遗容，但多为单幅作品，很少有故事性，使人无法通览圣贤事迹，但它们为一系列连环画作品《孔子圣迹图》的出现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孔庙圣迹殿 连环画艺术是从古代小说中的插图如“绣像”“全图”等演变发展而来，可以说连环画和文字的关系密不可分。根据相关资料记载，汉代的画像石里已经有连环画的雏形存在，但图面构图简单，文字说明较少，很难将其称为真正意义上的连环画。明正统九年（1444），监察御史张楷依据宋代朱熹节选《史记·孔子世家》中的孔子史事，旁采《论语》《孟子》等记载，辑成连环画《圣迹图》，并撰写了说明和赞诗，可谓是我国最早且保存完整关于孔子的连环画。明成化、弘治年间，又有人略增孔子圣迹，重新刊行，这是我们迄今能看到的我国最早的《孔子圣迹图》，也是我国最早、最完整的彩绘连环画——现存于孔子博物馆的明代三十六幅彩绘《圣迹之图》。孔子博物馆现藏有两套彩绘绢本（明代三十六幅和三十九幅彩绘版）、一套明代木刻本，曲阜孔庙圣迹殿内还存有一套明代“圣迹之图”石刻，各具特色。其中三十九幅彩绘《孔子圣迹图》署名作画者为仇英，书文者文徵明，设色鲜明、绘制精细，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  孔子博物馆圣迹厅展示馆藏 明代木刻版和绢本《圣迹图》 三十九幅彩绘《圣迹图》内容与三十六幅彩绘《圣迹之图》大致相类，有十幅左右与三十六幅彩绘《圣迹之图》略有出入。三十六幅彩绘《圣迹之图》有文有赞，无题目；三十九幅彩绘《圣迹图》有文无赞，有题目，但与木刻版和石刻版《圣迹之图》的题目不尽相同。木刻版和石刻版题目均为四字，三十九幅彩绘《圣迹图》的题目有三字、四字、五字不等，但题目内容与木刻版、石刻版大致相同，文字说明也多是引用《史记·孔子世家》的原文。三十九幅彩绘《圣迹图》上卷的内容装裱排序不太规范，一般《圣迹图》的第一幅《祷尼山图》竟排在第十二位，可知此套彩绘《圣迹图》可能没有全部保存下来，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后人重新装裱的册本，按时间和事件重新进行排序，内容基本涵盖了孔子一生的重要活动。  明代仇英款《圣迹图·为儿戏图》 流传至今的《孔子圣迹图》有诸多版本，多为民间画师所绘，无作画者署名和确切的作画时间，三十九幅彩绘《圣迹图》有确切的作者的题名和纪年，十分难得。此套《圣迹图》作画者仇英、书文者文徵明，二者皆是明代显赫一时的“吴门画派”的代表人物，绘制年代落款为“嘉靖戊戌春二月”。三十九幅彩版《圣迹图》为彩绘绢本，绫裱成连贯册页，分上、下两卷。每页阔和高都在45厘米左右，画心为35厘米见方。构图得当，人物形象刻画准确生动，笔法工整精细，得宋代院体画之精髓。孔子和弟子的形象在画中多次出现但无雷同，山石树木、楼台亭阁画法多样，色彩艳丽和谐，效果蕴藉典雅，显示出仇英融合传统工笔画法和文人水墨画所形成的独特风貌，高阳许初在后附的题跋中对此画册发出了“孰谓丹青为末技哉”的赞叹。每幅《圣迹图》旁的孔子事迹由小楷写成，工整娟秀，流利典雅，一如明月清风下的江水，温润、精练、秀美。  明代仇英款《圣迹图·齐鲁夹谷会齐图》 三十九幅彩绘《圣迹图》的绘制和书法水平颇高，作画者仇英（约1501— 约1551），字实父，号十洲，太仓人，主要活动于明代嘉靖年间，所写侍女、鸟兽、台观、旗辇、军仗、城郭、桥梁之类，皆追摩古法，参用心裁，流丽巧整，董其昌称之为赵伯驹后身。明代，宋时人物画已经衰落，自元以来，人物画每况愈下，至仇英乃推陈出新，世称之为有明人物第一大家，与同时的沈周、文徵明、唐寅在画史上并称“吴门四家”，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仇英所传世的作品，多为工笔画，尤以人物故事画居多。与沈周、文徵明、唐寅等“吴门”文人画家相比，仇英属于“院体派”画家，擅长于画，但在诗、书方面略有欠缺，在他的作品中较长的诗文题跋十分少见，常常只落名款或加盖图章。三十九幅彩绘《圣迹图》中，仅在最后一幅《子贡庐墓图》的左下方有“实父仇英制”五个小字的落款，这比较符合仇英作品的特点。在《圣迹图》后面所附的题跋中，文徵明赞道：“吾吴人物之妙，仇实父为首推，即宋之周文矩、刘松年不是过也。”  仇英画像 三十九幅彩版《圣迹图》的书文者文徵明（1470—1559），初名壁，字徵明，后以字行，号衡山居士，长洲人。《明史》记载，文徵明“幼不慧，稍长，颖异挺发”，可见其间肯定下了一番苦功。文徵明多才多艺，他学文于吴宽，与唐寅、祝允明、徐祯卿齐名， 合称“吴中四杰”“吴中四才子”；他学画于沈周，远师郭熙、李唐，近师赵孟頫 、“元四家”，师心自诣，自成一家，善于人物、花卉，尤精于山水；他学书于李应祯，篆、隶、楷、行、草各书均有造诣，尤精于小楷，据说至晚年九十岁高龄时，还能写蝇头小楷，其小楷有“明朝第一”之誉。  文徵明画像 在画史上，仇英和文徵明都有相当数量的独立作品传世，许初在后面的题跋中如此赞誉二人合作的此套《圣迹图》：“尝谓古今名绘家欲藉图画以为永传，必选一古人绝胜事经营，非苟焉。”二人天衣无缝的合作为我们留下了这套精美绝伦的《圣迹图》。但由于在文徵明和仇英诸多画迹流传中无此《圣迹图》的相关记载，亦有人推算此作品应为清代早期的作品，因康、乾时驰名江淮间的张密、刘度等人物名家皆宗法仇英，风格颇为类似，其真伪尚需进一步考证，但三十九幅彩绘《孔子圣迹图》以精练的文字和高超的画艺展现了孔子一生的主要事迹，对了解孔子思想有着直接的教育和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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