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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以直报怨”非“对等复仇” ——兼与张明辉老师商榷 经典往往因为年代久远，脱离了当时的语境和环境，而在后世的理解中呈现出多义性。汉人董仲舒倡“诗无达诂”，莎士比亚说“一千个观众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都是对文学经典多义性的一种表达。《论语》是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记录，虽然语言平实简洁，但由于时代殊隔，在某些章节的理解上颇有争议。2022年3月7日本版刊发的文章《“以直报怨”辨正》，就是作者张明辉老师对《论语》“以直报怨”章细致研味所作的解读。但是“以直报怨”是否能等同于“以怨报怨”，似乎仍有探讨的空间。 一 《论语·宪问》载，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张文着重阐述了“直”字具有相当（相值）、对等的含义，因而他认为，“《论语》中的‘以直报怨’即‘以怨报怨’，但它强调的是对等复仇，不因怨恨而加重报复”。此说有一定道理。 然而“怨”在本章中是否有“仇怨”义，是佐证张文观点的关键之一。按《说文》：“怨，恚也。”“恚，恨也。”可见其本义偏向于“怨恨”。《论语》中“怨”字共二十见分属十五章。如，“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里仁》），“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公冶长》），“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宪问》），“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卫灵公》）。其中，“怨”字均偏向于“怨恨”，而非“仇怨”。因此，张文所谓“报仇”或“复仇”的说法有待推敲。此其一。 再者，怨恨如何能够衡量，以至于“对等”，这也是一个难题。要知道，德（恩惠）与怨（怨恨）都是抽象概念，不是具体可以对等的事物，并没有能够判断是“对等复仇”或是“加重报复”的“天平”。因此，“直”能否解作“相当、对等”值得怀疑。察张文所举“直”作“相当、对等”解诸例，亦佐证了这一点。如文中所引《管子·山至数》《秦律十八种·金布律》等，是数量方面的“对等”；所引《法律答问》《吕氏春秋·孟夏》《诗经·柏舟》等，是说判罚与罪行、爵禄与身份、婚姻双方的相当，但其“相当”语义偏向于“匹配”义，而非“对等”义。此其二。 按，“直”，《说文》曰“正见也”，在《论语》中凡二十二见分属十六章。如哀公问曰：“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为政》）再如，“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雍也》），“吾之于人也，谁毁谁誉？如有所誉者，其有所试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卫灵公》）。其义均与“正直”“直道”相关，因此武汉大学已故教授吴林伯先生说“孔子贵‘直’或‘直道’”（《论语发微》），“直”或“直道”正是孔子所肯定的品质。此其三。 综上，张文既未体察“怨”与“直”在《论语》中之含义，也未考虑抽象概念如何对等的问题，所谓“对等复仇”的说法恐怕也不能成立。 二 诚如张文所言，“‘用公平正直报怨’到底是如何报怨”，这似乎难以理解。在本章中，“德”与“怨”是一组相对的概念。因而我们可以译作：有人问“用恩惠来回报怨恨怎么样”，孔子答“那用什么回报恩惠呢”。可见孔子是不支持“以德报怨”的。而“直”或“直道”是孔子所看重的品质，因此，“以直报怨”与“以怨报怨”似乎就成了矛盾的观点，这也是张文立论的起点。故而，吴林伯先生才说：“言外以德报怨非‘直道’，必以怨报怨，以德报德，方合‘直道’。”（《论语发微》） 然而“德”与“怨”并不存在非此即彼的关系。例如，甲和乙可以有恩，可以有怨，也可以是平和相处的对象，或是无感的陌生人。因此，朱熹说：“于其所怨者，爱憎取舍，一以至公而无私，所谓直也。”（《四书章句集注》）其说以至公无私之“直”来回报怨恨，而未落入“德”与“怨”的伪二元对立“窠臼”。 如前所述，《论语》中的“直”义均与“正直”“直道”相关，因而多有人以此解释本章，且从字义与《论语》内证角度考虑恐怕更符合本章的内涵。如皇侃云：“不许以德报怨，言与我有怨者，我宜用直道报之。”（《论语集解义疏》）邢昺也说：“既不许或人以德报怨，故陈其正法，言当以直道报仇怨、以恩德报德也。”（《论语注疏》）这又如何理解呢？ 孔子所生活的春秋时代，士大夫文化盛行，孔子自谓“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宪问》）。他所提倡的“君子”，不仅可以指代当时的贵族，更是被他赋予了强烈的德行色彩。如，“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为政》），“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述而》），“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颜渊》），“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卫灵公》），等等。他所提倡的君子人格不同于自私自利的小人（指德行不高的人），需要通过克制自我欲望来提升道德水平，因而恰与张文观点相反，他并不会支持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报复方式。 君子要正道直行，叶公与孔子曾就党人之“直”展开讨论（《子路》）。因而，我们可以把本章细译为：“用符合直道的方式回报怨恨，用符合恩德的方式回报恩德。”其义在不能为怨恨情绪所蒙蔽，诬告陷害、私相械斗、公报私仇、恃强凌弱，或者说为报复而报复，通过制造新的怨恨来回报怨恨，这非君子所为。所以，孔子强调应当克制肆意妄为之私欲，正身直行，寻求惩治罪恶、消弭怨恨之方法，通过正当途径待其时而报之，以回护恩德。 举例而言，轻微的口舌之争，一般可以不予回应。倘使因被轻视、歧视而心存怨恨，则当思奋发图强、提升自我。或有言辞激烈、行为过当者，则可以诉之于衙署，绳之以律法，如江秋莲诉刘暖曦生命权纠纷案。有时也需要含蓄隐忍，待时而报，如孙膑两败庞涓以报失足之痛。当然，这并不是说倘若面对生命危险，君子就要束手就擒、坐以待毙，孔子是很反对这种迂腐做法并非常重视生命的；而是应当视事情之轻重缓急酌情处理，在符合直道原则的基础上选择相应的回报方式，正当防卫同样属于直道的内涵。 因此，朱熹所谓“至公无私”之“直”意在摒弃妄为之私念而寻求公正处置之法，是对“以直报怨”的深化理解；杨伯峻主张以“公平正直”报怨，只是表述简单，注解并无问题。 世界上的早期文明莫不以惩恶扬善作为社会的努力方向，它们不但宣扬和鼓励善良，而且比较成功地从法律和道德方面惩治罪恶以回护善良。没有一种文明是以鼓动复仇而存在并流传后世的，中华文明也不例外。孔子直承三代“直道而行”（《卫灵公》）的优良传统，他不可能宣扬以怨报怨的个性复仇，换而言之，君子报怨，必由正途。 “以直报怨”的思想在今天仍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它的目的是惩治罪恶、消除怨恨，以倡导和培育德行，引导个人正身直行，而非制造新的怨恨。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人与人的心理距离逐渐拉大，摩擦和冲突时有发生，“冤冤相报何时了”，“以直报怨”则为我们处理这些人际关系问题提供了一种行之有效的指导原则。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