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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中国人是世界各民族中对“时”最为敏感的族群。中国人的“二十四节气”，是古人观察自然而窥测天道的结晶。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地自然有条不紊，和谐有序。尽管孟子强调“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但明智的古人从来不否定天时的重要性。天时是“道”的某种体现，违逆天时，其实就是在背道而驰，是万万要不得的。在“天人合一”思维指导下的中国人，向来主张做事要“顺天应时”。对“时”的推崇，也体现在礼乐文化之中。 礼首先要合乎天时。伴随着四季更替，中国古代有“四时之祭”的传统。古人依照四时的变化而祭祀自己的祖先，通常分别称之为春祠、夏礿、秋尝、冬蒸。汉代以后，由于二十四节气逐渐发展完善，这些祭祖之礼就慢慢融汇到了与节气相关的礼俗之中。春分、清明、立夏、夏至、秋分、冬至等节气时，人们往往应时而祭祀自己的祖先。孟夏时节，小麦丰收在望，处处瓜果飘香，在古代，正是祭祀的好时候。传统社会，收获新鲜食物后，首先要祭献祖先，称为“荐新”。尤其是在有了新收获的夏季，这种仪式更为常见。北方有的地方俗称为“过夏麦”，或选取颗粒饱满的麦穗，或将新麦做成馒头、饺子，置于祖先牌位前；南方也有类似礼俗，立夏时人们将樱桃、新茶等时鲜荐于祖庙。无论南北，其用心相同，即通过祭祀以感念祖先的生养之恩，祈求获得庇佑。中国人向来尊重自然，有知天、敬天、天人合一的传统，会根据四季变化、昼夜长短等自然规律来安排政治、经济和社会事务。而礼乐本就源于天道，是天道在人类社会的体现。所以《礼记》中才会特别强调，祭祀一定要顺应天时。 礼体现出顺应天时的理念，乐也是如此。中国古代音律以“黄钟”为首，从低到高依次为黄钟、大吕、太簇、夹钟、姑洗、仲吕、蕤宾、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故有“十二律吕”之称。汉代以来，古人曾有意识地将律吕与月份、节气相配。《后汉书·律历志》中就有“取律以候气”的记载，说的是在缇室内按方位设置“律管”，这是一种古时用来确定音高的标准器，每管末端则放置葭灰。据言，到了某一时节，相应律管内这种由苇膜烧成的轻灰就会动而飞出，由此表明该节候已至。对于这一做法的科学性，我们暂且不论。但从思想文化的角度看，这种律学与历法相结合的学说，源于声音之道与天地之气相通的理念，是古代人有意识的顺应天时的一种表现。老杜诗云：“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刺绣五纹添弱线，吹葭六琯动浮灰。”正是这一思想的生动描述。  2021年9月28日，辛丑年祭孔大典在孔子故里山东曲阜孔庙举行，以纪念孔子诞辰2572年。 新华社记者 郭绪雷 摄 其实就礼乐与“时”的关系而言，《礼记》中更为经典的表述则是“礼，时为大，顺次之，体次之，宜次之，称次之。”这是说，在具体实践中，礼乐的使用既要适应时代、顺乎伦常、合于人情，又要适合于祭祀对象，符合祭者身份。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礼乐的制作、践行与传承必须讲求时变。换言之，“时”是制礼、行礼的重要标准，如果“时”发生变化，时代、形势、场合不同，那么，礼乐的表现形式和应用策略就该相应变通，绝不能泥古不化、食洋不化、照搬照抄。这与儒家的“变通”精神是相一致的。很多人以为儒家是保守的，甚至是“抱残守缺”的老顽固。岂不知，儒家不光重视常道、重视传承，也特别强调“变”和“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这是《易传》的智慧；“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是《大学》的理念。这种在传承与创新之间的巧妙平衡，才是儒家的真精神，中国人的大智慧！ 《庄子·天运》篇有言：“礼义法度者，应时而变者也。”所以，除了上述顺应天时的内涵外，“礼乐应时”还体现为礼乐要顺应时代的发展变化。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礼乐，时代改变了，礼乐制度也必须随之修订，应时而变。自唐代以来，中国历代都会颁布官方礼典作为国家礼制的基本准则。从唐代《大唐开元礼》，到宋代《政和五礼新仪》，再到明代《大明集礼》、清代《大清会典》，虽然吉、凶、军、宾、嘉“五礼”的体系大致相同，但涉及到具体仪程时，大都会根据各自朝代的特点进行修订，这体现的就是“应时”的基本精神。即使在当代，国家层面的礼乐建设依然需要根据时代要求而有序推进。每年国家烈士纪念日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的仪式，欢迎外国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来华访问的仪式以及国庆节的阅兵仪式等，与古代的吉礼、宾礼、军礼多有相通之处，但当代社会的这些礼乐仪式是经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是符合当前时代要求的。 时代性也是后人取舍古礼的重要标准。南宋大儒朱子曾与郭子从通过书信讨论丧服制度。古礼规定，男子殊衣裳，妇人不殊裳。古时上曰衣，下曰裳。“男子殊衣裳”是指不论吉凶，衣和裳的颜色均不同；而妇人在服丧时，上衣与下裳的颜色必须同一，此之谓“妇人不殊裳”。然而，在他们所处的南宋时期，由于时代变迁，这些衣裳之制已经不为人知，甚至还被认为是迂阔怪诞，以为非礼。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顾时代需要，在社会中强行推广古代的丧服礼制，其后果可想而知。朱子则是相当开明的，他回信说：“若考得古制分明，改之固善。若以为难，即且从俗，亦无甚害。”在他看来，考订古礼并能够以此改进现有礼俗自然是好的，但如果不被时人所认同，难以推行，那么也切不可拘泥于古代，依顺时下的礼俗习惯也是可以的。所以，经过他损益古今之礼而成的《朱子家礼》能够在当时、后世通行七八百年之久，就可以理解了。今天的我们实际上也面临着与朱子相同的状况，比如古代的“三年之丧”、官员的“丁忧”制度等，在讲求效率的当代，显然已经难以推行。但这些制度中所蕴含的孝道之义，却又是当代社会所缺失并亟待增强的。所以，这就需要在尊重传统的基础上，对古礼进行符合时代要求的改造。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正是当下提倡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目的所在。 礼乐文化既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又具有一定的历史继承性。所以，践行礼乐文化，既要顺应时代要求，又要注意针对不同场合、不同身份和不同对象来具体运用。也就是说，礼乐要合乎事宜，因地制宜，这也是“礼乐应时”应当具有的内涵之一。孔子讲过，用麻布制作礼帽子符合古礼的规定，现在大家改用丝织成的布来制作，这样容易制成且更为节俭，我赞成现在的做法；臣子拜见君王先在堂下先行跪拜礼，然后再升堂而拜，这是符合古礼规定的；现在只在堂上行礼，这是骄泰的表现，我遵从古礼。可见，在对待礼的态度上，孔子是崇尚圣贤但不远离古制，顺应习俗而不偏离时宜。汉代桓宽将此概括为：“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显然，孔子是既眀且智的。 礼乐还需要因地制宜。比如，祭祀孔子是传统社会位列国家祀典的礼制，长期位于“中祀”乃至“大祀”的地位，影响可谓既深且远。举行孔子祭祀的场所被称为“文庙”，在传统中国，有学校的地方就一定会建有文庙，“学”与“庙”是相依而存在的。文庙属于国家礼制性建筑，国家层面对它的建筑制度有相应规定，不可僭越。但由于各地建立文庙的选址不同，文庙与学校的方位关系就会有因地制宜的变化，一般而言，庙学布局有三种基本形式，即前庙后学，左庙右学，右庙左学。北京国子监孔庙始建于元代大德十年（1306），是元、明、清三代的国家最高学府所在地，为“左庙右学”的布局。随着中华文明在海外的传播，祭祀孔子也被“儒家文化圈”内的一些国家所接纳，成为所在国追求先进文明的见证。在礼仪实践上，各国都增加了具有本民族特色的形式，韩国将古代朝鲜历史上最为重要的18位儒学家从祀文庙，越南则将授予教授资格的仪式安排在当地文庙举行，这些同样体现了因地制宜的特色。 礼乐以时为大的理念，来源于中国文化中因时而变易的传统。《易传》中经常谈到“时”，如卦辞中就有“观乎天文，以察时变”，“损益盈虚，与时偕行”，“凡益之道，与时偕行”，“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等说法。“时”的智慧启发我们，世间万物处于发展变化之中，要以历史的、辩证的思维方式看待事物的发展。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因时而变异”并非单向的、断裂式的变化，而是一种多向度的、传承性的变化，是在继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这正是孔子所说的“损益”。 子张问孔子：“今后十代的礼制现在可以预知吗？”孔子回答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在孔子看来，每个历史时期的礼乐制度都有继承和创新的问题，世事变迁，礼法自有损益。外在的礼仪虽每代有变，而其实质内容即礼义应该保持连续性。所以，何止是十代，一百代以后也是可预知的。 正是由于这种“损益”的特质，所以古人讲：“礼者，义之定制，义者礼之权度。礼一定不易，义随时制宜。故协合于义而当为者，则虽先王之未有此礼，可酌之于义而创为之礼焉。”这说明，礼乐的“应时”必协诸“义”。孟子与淳于髡之间曾有一次关于礼的论辩。淳于髡抛给孟子一个看似两难的问题：“如果嫂子掉到水里了，能用手去拉她吗？”之所以称为“两难”，是因为在孟子的时代，“男女授受不亲”是符合当时礼法规定的，伸手救援也就意味着“违背”当时礼的要求。但孟子并没有犹豫，而是非常肯定地说到：“如果不救，那就是豺狼。”在孟子看来，礼的规定是原则，自然应当遵行，但当面临着极为特殊的状态时，礼则需要变通。具体到淳于髡所设定的情境来说，“男女授受不亲”是礼，但当嫂子溺水，生命受到威胁时，那就必须伸出援手进行帮助。这是因为，任何礼的规定，都是将人的生命放在第一位的，而礼的目的性，也是在于建立稳定的社会秩序，保护个人权利，礼必须以人为本。在这经与权、原则与变通之间，孟子始终站在“道义”的一边，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人格榜样。 应时，除了要顺应天时，与时俱进之外，还有一个意思，就是“回应时代”。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问题，尤其是今天，在古今中西的纠葛不休，“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已然出现的情况下，时代给我们提出了更尖锐更棘手的人文、社会难题。从自身的视角，发挥自己的优势，回应“时代之问”，破解“时代难题”，助推中国人身心生活的优化，让整个社会更和谐有序，人民生活更富有尊严，礼乐乃至整个传统文化才有生命力可言。正如贺麟先生说：“儒家思想的新开展，基于学者对于每一时代问题，无论政治、社会、文化、学术等各方面的问题，皆能本典型的中国人的态度，站在儒家的立场，予以合理、合情、合时的新解答，而得其中道。”对于新时代的礼乐建构而言，更是需要这种“合理、合情、合时的新解答”，在强调礼乐之“合理”“有情”的同时，更应该呼吁礼乐之“应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