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我在孔庙开展现场教学，讲到如今每年一度的“9.28祭孔大典”。有学员问道：“既然八佾舞是天子祭祖、祭天才能使用的最高规格，祭祀孔子使用八佾舞岂不也是僭越？这不是孔子所反对的吗？”我们读《论语·八佾》，都知道那句有名的“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就是对鲁国权臣季孙氏“八佾舞于庭”的激烈批评，足见礼乐秩序在孔子思想中的重要位置。如果简单地基于此这种认识，我们当然有理由相信，谦卑守礼的孔子会反对“八佾祭孔”。不过，今天的我们同样也应该认识到，后世以最高规格祭祀孔子，则是出于最诚挚的敬意，而作为“万世师表”“至圣先师”的孔子是完全当得起这一礼敬的。 中国文明是“礼乐文明”，在中国传统社会表现出“伦理本位”的特质。礼乐在古代中国政治、社会、人生的各个层面都具有建构意义，即“礼序乐和”，展现着中国人对于秩序的理想和追求。  儒家经典《礼记·乐记》中说：“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在古人看来，天地是有秩序的，万物是有秩序的。基于“天人合一”的思维，人类社会作为宇宙的一部分，当然也要有秩序。 中国人以为，天有天道，地有地道，人有人道。各行其道，各安其位，各司其职，各显其能，就是秩序，秩序才能带来安全稳定，保障生产生活。根据马斯洛的心理需求层次理论，安全是人类的基本需求。所谓，安全就源自自然与社会的正常有序运行。古往今来，人类恐惧地震、洪水、六月飞雪，甚至担心“行星撞地球”，就是出于对自然界失序会造成灾难或毁灭的担忧；人类厌恶战争、冲突、乱伦，是因为这些社会失序也将造成动荡，带来灾难。古人所谓“治乱”的区分，就是有序与无序的区分。国家统一、安定有序，就是人们向往的治世，反之就是乱世。儒、墨、道、法等诸子，其追求无不是“务为治”。其中，儒家更主张通过礼乐来建构和谐有序的治世。 在传统中国，礼序乐和主要体现在政治上的等级制度和社会上的伦理关系。在人类历史上，等级制的出现曾经是一种进步，古人甚至将等级差别被视为“天经地义”。先秦时期，人们相信“天有十日，人有十等”，公侯伯子男的等级十分普遍。这种等级秩序在后世也大体得到沿袭，实际表现就是在礼乐方面有具体而严格的区分。上文所说的“佾舞”就是一种体现。其实，这种礼乐所彰显的等级秩序，在我们考察历史、参观文物时依然随处可见，对我们理解传统的历史文化非常关键。 前些年古装剧盛行，尤其是清宫戏格外的火。大家稍加留意就会发现，剧中官员所穿的朝服，胸前背后各有一块方形“补子”。这正是明清官服特有的装饰，代表的是品级。据《明会典》记载，洪武二十四年（1391）规定，补子图案，文官绣禽以示文明：一品仙鹤，二品锦鸡，三品孔雀，四品云雁，五品白鹇，六品鹭鸶，七品鸂鶒，八品黄鹂，九品鹌鹑；武官绣兽以示威猛：一品、二品狮子，三品、四品虎豹，五品熊罴，六品、七品彪，八品犀牛，九品海马。所以，对这些知识如果了如指掌，在观剧时就会对官员身份地位一目了然。 再比如古代建筑。无论是看北京故宫还是游曲阜三孔，大家都会感受到礼乐秩序的巨大影响。北京紫禁城布局严谨有序，建筑规模宏大，中轴对称，左右均衡；前朝后宫，界限分明；黄瓦红墙，气象雍容，绝对的帝王气质。而曲阜孔庙，三路布局，九进院落，也足以见出其崇高地位。不论是建筑的高度、开间、进深，还是屋顶形制、覆瓦颜色、斗拱、彩绘，甚至脊兽规格与数量，都有明确规定，显示出严格等级。故宫太和殿，面阔十一间，进深五间，重檐庑殿顶，黄色琉璃瓦，仙人脊兽11个，施金龙和玺彩画，代表了中国古代建筑的最高等级，体量之大，建筑之精，艺术之美，无出其右。曲阜的孔府，大堂为五间九架，面阔五间，进深三间，高10.5米，宽28.65米，深16.12米。灰瓦悬山顶，屋脊饰有瓦兽，就是严格按照朝廷颁布的规制建造的。重光门，是孔府的仪门，是王公贵族身份的象征，也是一般的府邸不能建造的。 不仅如此，古人的生老病死也都有“礼乐”的规范，吉凶军宾嘉“五礼”涵盖了从生前到死后的各个环节。如果大家喜欢考古，就会留意到，专家发掘一个墓葬，从随葬品等就可以大体判断墓主人的身份。比如，2002年7月，在洛阳东周王陵考古中，考古工作者发现了举世震惊的“六马之驾”，这与古文献记载的“天子驾六”正相印证，可知其为天子陵墓。其中的缘由，就是古代在礼仪方面有严格的等级规定。 孔子生活的春秋时代，无疑是个无道乱世，而其特征就是“礼坏乐崩”。所谓“礼坏乐崩”，并不是指人们都不再使用礼乐，而是意在表明，人们对礼乐所代表的等级制度的僭越，已经突破乃至颠覆了礼乐所体现的秩序。正如前文提到的，孔子激烈批评季孙氏“八佾舞于庭”。 根据礼制，作为鲁国大夫的季孙氏祭祖时，只能使用四佾（四四十六人）的乐舞队伍，但是他却不管不顾，使用了八佾（八八六十四人）的庞大乐舞队伍，而这在当时是只有周天子才能享有的规格。孔子之所以如此严厉地批评这种行为，其实就是看到了这种破坏和颠覆秩序的行为所带来的严重后果。“礼乐”是秩序的象征，一旦凌越，意味着秩序的崩塌。礼制破坏带来的失序状态，将会给社会造成严重的动荡。孔子教导儿子孔鲤“不学礼，无以立”，也正是针对当时“非礼”现象层出不穷而来的。 中国传统社会是伦理社会，礼序乐和的又一表现就是伦理关系。“五伦”的观念是礼教的核心，是维系中华民族的群体纲纪。在中国，每个人生来就处于一种人伦关系之中。儒家乃至整个中国文化，是以一种社会网络的视角来看待人的，这一点非常接近于马克思所说“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每个人都处于伦理关系之中，具有多重伦理角色，同时每个角色又都承担着相应的义务。比如，《大学》中说：“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这种伦理义务又通过情感来维系，突出“其乐融融”，而不是法律关系那种“冷冰冰”。因此，古人所理解的“伦理”就是既有秩序，又有和谐的关系。 尽管传统伦理也在现代社会受到巨大冲击，不能完全适应现代人生，但是社会依然需要伦理，甚至在原来的五伦基础上发展出新六伦、九伦等。就以夫妻伦理来说，“男尊女卑”早已成为历史，婚姻自由和夫妇平等成为新传统。但是，传统的婚姻观念，还有值得我们去汲取的智慧。比如我们对待婚姻要慎之又慎，不能草率。比如发掘传统婚礼的合理内核，认真继承、科学转化，制定出既有传统礼义又合乎时代的新婚礼，以完美的礼仪来完成人生嘉礼。恋爱和婚嫁，虽然不再遵循所谓“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但还是应该征询父母和长辈的意见。如果出现分歧则应进行有礼有节的交流，妥善解决。如此一来，营造一个和谐美满的家庭，才有事业成功的大后方，才有工作之后享受天伦之乐的港湾。  礼乐代表的是和谐的秩序，反映的是秩序的和谐。北宋大儒程颐说：“推本而言，礼只是一个序，乐只是一个和。”如果说礼强调区别，那么乐则重视和合。礼与乐相辅相成，目的就在于构建和谐的秩序。 其实，和谐的秩序，也一定意味着自由与秩序的平衡。孔子说“从心所欲不逾矩”，即在一定边界内做到从心所欲，这才是真正的自由。孔子认为“克己复礼为仁”，意思就是要约束克制自己的欲望，使之达到“公序良俗”之礼的要求，从而涵养出仁德。礼作为一种“规矩”，是通过对人情、人欲的约束来树立规则，维护秩序。一方面，礼的基础是人情与人心；另一方面，礼对人情与人心有所节制和约束。古人所谓“礼者，因时世人情为之节文者也”，即是此意。人也只有懂得了“克己”，做到了“自律”，才能在秩序中“游刃有余”，获得自由。 礼在古代就扮演着这样的角色：体现一定的规则、秩序，同时这种规则和秩序又保护人的自由，确切地说是维护和保障着最大多数人的利益。文明社会，幸福生活，离不开礼乐的滋养。正如徐复观先生所说：“礼乐在社会方面的意义，是要建立一个‘群居而不乱’，‘体情而防乱’，既有秩序，又有自由的合理的社会风俗习惯。每一个人，生活在合理的风俗习惯中，可改过迁善于不知不觉之中，以遂其性、养其性，大家相互过着‘人的生活’。” 我们增强文化自信，对礼乐的现代价值应该有充分的了解，做好“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工作。新时代需要让礼乐参与到社会伦理与文化的建构之中，发挥“礼序乐和”的积极意义，构建友善和谐的命运共同体。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