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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民国合修《孔子世家谱》是孔氏宗族继乾隆大修180多年之后的又一次大规模修谱活动，也是,孔氏第一次合修全国族谱。其得以合修并修成，尊祖、敬宗、收族、防奸杜冒是内生动力，应对因时局变化导致的不断下滑的政治与经济地位是外部动因，家族头面人物的热心支持是保障，民国时期便利的交通为其提供了有利的客观条件。孔子家族之所以以谱系明晰、辈次有序而有别于他族，与历朝统治者崇儒重道，以及圣裔重视和维系孔氏家族的正统谱系密不可分，这主要取决于内因。而民国时期，受西学冲击，孔道式微，外因在此一时期的修谱活动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所以，就此意义而言，民国合修《孔子世家谱》是孔府和孔氏族人在外力冲击下为确保其优渥地位的一次自救行为。 关键词：《孔子世家谱》；民国合族修谱；内生动力；外力冲击 家之有谱，犹国之有史也。孔氏家族，素有“天下第一家”之称。其宗谱，千年来不断续修，记载了孔氏一族的历史，是研究孔氏宗族甚至中国历史不可忽视的文献。学界对孔氏宗谱已有一些研究，但大多只针对谱牒本身。其中，王纯对《孔子世家谱》的姓源、编纂体例、文献价值作了探讨，杨斌华等着重分析了修谱程序和特点，孔庆福介绍了《孔子世家谱》的内容。就修谱原因而言，仅周祚绍有只言片语，但未提及民国时期。 修谱是孔氏宗族的大事，明弘治二年（1489）衍圣公孔弘泰规定孔氏宗谱六十年一大修，三十年一小修，大修以甲子为期，小修以甲午为期。此后天启、康熙、乾隆三个甲子均有大修。乾隆之后，按规定在清代嘉庆、同治朝当有两次大修，但由于国家对修谱的干预、皇帝亲临曲阜、经费筹措困难、族人参与不积极以及清季战乱不断等原因，孔府屡议未果，迟至1928年才又重新组织大修。民国修谱是孔氏宗族历史上第一次合修全国通谱，意蕴深厚。此次修谱在中断180多年之后被提起，究竟是历史的偶然，还是社会环境的使然？对该问题的探讨不仅可以管窥孔府在社会转型时期所面临的社会危机，也能探知政府、社会与孔府围绕崇儒重道而展开的角逐与较量，因此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本文以新近开放的《孔府档案》和民国《孔子世家谱》为主要史料，拟就此问题作一探讨，以请教于同仁。 一 敬宗收族与防奸杜冒 宋代以降，尊祖、敬宗、收族一直是各地谱牒编修的重要原因，孔氏家族也概莫能外。民国《孔子世家谱》所言“礼莫大于尊祖，敬宗莫大于修谱”“收族于庙而宗庙严，收族于谱而子姓秩”，即是此理也。 1、收族于谱 孔氏家族派源先师孔子，自第四十三代孙中兴祖孔仁玉之后，人丁繁衍，枝远益分，宗派慢慢分成五位、二十派、五十七户，继而增加至六十户。户大丁繁，非谱无以志之。然而自乾隆甲子大修后的180 多年间，除各支自修支谱外，只有75代衍圣公孔祥珂于光绪甲午间主持过一次小修。而孔氏人丁不断繁衍，加之迁徙散漫，导致谱牒人丁遗漏的情况时有发生。如长山县蔡庄户族人孔毓秀等，本是蔡庄户孔彦泗的后裔，“于明初因家计萧条，经商在外。逮至长山，见其山川秀美，风俗淳厚，遂家焉。”上届修谱之时，以族等丁单家寒，户头未曾传知，故而未能入谱，是以谱内注‘无传’二字。民国修谱时为解决这一问题，规定“老谱载明‘无传’者，今日其后人既来送谱，又历历可考，或系乾隆甲子修谱时误刊‘无传’ ，则将‘无传’削去，注其子孙迁居于某地，将遗漏之人丁重新收归于谱”。不仅如此，民国时期还存在孔氏行辈“今”“令”不分的现象，使孔氏族人意识到有必要通过修谱避免宗支混淆、昭穆失序的问题。最终编修完竣的民国《孔子世家谱》一部共有154本108卷，包括六十户、中兴祖以后各流寓支派、中兴祖以前各流寓支派及上代失叙各支。 2、敬宗睦族 “遵（尊）祖敬宗，子孙自茂，敦宗睦族，谱牒宜修。”除收族外，族谱还有尊祖敬宗、敦宗睦族的作用。族谱中记载有族人的嘉言懿行，一方面是为了将贤俊载于家史，免于湮灭历史；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弘扬祖宗功德，教化家族后代。正如孔德成在《孔子世家谱》序中所言：“俾览斯谱者咸晓，然于迹之厚者流自光，则尊祖敬宗之心庶乎油然而生矣。”除此之外，修谱还可以增强宗族间的凝聚力。“合远为近，合散为聚”，将散居四方的孔氏族人联络起来，万派归纳于一本，大宗领小宗，昭穆不紊。然而现实情况却令人堪忧，孔庭族长孔传堉就曾感叹：“全国族人支繁派别，散居而无聊属，憾事也。”谱成之后，族人便可如百川之汇海，联千里于一堂。民国十年（1921）,大宗户族人、前清监生孔宪成等人在给31代衍圣公孔德成的一件禀文中写道：“况族谱已逾大修之年，如不及时续修，不惟不能尽敦宗睦族之义，诚恐伦序紊乱，将有失谱混宗之虞。” 3、防奸杜冒 防奸杜冒是收族于谱的另一表达，意在防伪。自西汉开始，历代王朝对孔氏族人多加优待。孔氏族人作为圣人孔子的后裔，不论身居东鲁或流寓他省者，都有别于编户，享受豁免差徭的待遇。此外，孔氏六十户嫡裔还可入四氏学学习，随四氏学应试，享受国家给予的教育优待。于是一些人想方设法，混入孔氏族谱之中，以图达到获取圣裔身份、冒受国家恩泽的目的。而早在五代时期发生的“孔末乱孔”事件，使得孔氏一族对外姓的冒入更为警惕与痛恨。为保证圣裔血脉纯粹，孔氏一族规定：“凡养异姓为子者、赘婿冒姓者、子随嫁母携来同居者……俱不准入谱。”即便如此，仍有人希图混入孔氏宗谱，其中伪孔的混入更是防不胜防。伪孔因同为孔姓，再加之别有用心者窃取孔氏行辈取名，如不仔细甄别，很容易混入真孔行列。例如直隶开州白楼孔氏支族于乾隆六十年（1795）自修支谱时，就有一外孔名为宪拭的混入谱中，嘉庆四年（1799）才被族人告发，吊谱验查。孔氏谱牒长期不修，更是为伪孔乱真提供了可乘之机。《孔府档案》中记有一则孔氏大宗户族人孔昭鼎呈报伪孔乱宗的例子，孔昭鼎言：“今计大谱未修七十余年，‘六十户’中谱上有名者百不存一，故伪孔乱真，此时尤易于借口。”因此请求衍圣公调查核夺。衍圣公随后委派执事官孔昭华调查，发现“近今窜入圣泽社，诡寄粮名不下数百户，似非我孔氏失谱子姓”。延至民国，这一问题也没有得到完全解决，在民国孔氏合修大谱的过程中，仍旧发生有异姓乱宗、伪孔冒入之事。如民国十八年（1929）湖北武穴族人孔祥鹤贿通族棍，妄图使两俘子入谱；更有戴庄户户首和大宗户户首违背异姓不可乱宗的规矩，收受贿赂，将伪孔纳入谱中。如此，为剔除伪孔、防止奸利之徒的冒入，修谱势在必行。 二 挽救孔府下滑的政治地位 从西汉始，孔子思想就被确立为国家意识之正统，备受推崇。历代王朝为巩固自己的统治，对孔子不断崇封与释奠，孔子先后被追谥为“褒成宣尼公”“邹国公”“文宣王”“大成至圣文宣王”“至圣先师”等，汉高祖、北周太祖、唐玄宗、宋真宗、清康熙、乾隆等皇帝还亲赴曲阜祭祀孔子。孔子之尊，由此可见。在孔子的荫泽下，孔氏嫡裔世代优渥，不因朝代更袭而罔替，被封为“关内侯”“奉圣亭侯”“文宣公”等爵位，“衍圣公”这一封号更是从宋代相沿至民国。衍圣公地位与日俱增，明朝时班列文官之首，清代时特许紫禁城骑马。然而清末以来，随着西学输入冲击了士大夫原有的社会观念，加之对外战争的失败所激起的救亡需求，使得孔道无力应对而式微，孔府的政治地位呈现出不断下滑的态势。 民国肇建，制度聿新，虽然先后执政者如袁世凯、徐世昌、蒋介石等仍尊崇孔子，继续给予孔氏嫡裔优待，但社会上反孔的声浪却有越演越烈之势。清末癸卯学制的颁行和科举制度的废除，动摇了儒家思想在文化、政治上的地位。五四新文化运动，掀起了“打倒孔家店”之风。1915年，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人发起了一场“反传统、反孔教、反文言”的思想文化运动，同尊孔思想展开激烈斗争，孔子及其所代表的儒家大受冲击。南京政府成立后，蔡元培更是主张废止祀孔——1928年2月，蔡元培执掌的中华民国大学院以祀孔之举“实与现代自由原则及本党主义大相悖谬”为由，向各省教育行政机关和学校当局，颁布了第一六九号《为废止春秋祀孔旧典》通令： 为令遵事：查我国旧制，每届春秋上丁，例有祀孔之举。孔子生于周代，布衣讲学，其人格学问，自为后世所推崇。惟因尊王忠君一点，历代专制帝王，资为师表，祀以太牢，用以牢笼士子，实与现代思想自由原则，及本党主义，大相悖谬。若不亟行废止，何足以昭示国民。为此令仰该厅∕校∕局长，转饬所属，着将春秋祀孔旧典，一律废止，勿违。此令！ 不仅如此，作为尊孔祭孔的神圣之所，孔庙的境遇也发生了变化。先前，庙宇肃穆洁净，不容稍有污秽，不许有所不敬。而民国成立后，各地孔庙被占用作贱的现象比比皆是。如山东博平县在孔庙内设立单级学堂，“两庑之间作恭厕，臭羶之气遍阶庭。崇圣庙内做讲堂，鸣嗷之声惊古魂，大成殿前为操场，跳健之音震先灵”。湖南各处文庙“军队杂居，学生寄宿，或改作新剧团演唱戏剧，或占为女学校，晒晾秽污”。河南延津县文庙久已损坏，无人修理，“牲畜混杂，便溺粪积，各屋沙尘几厚三尺”。河南信阳县林知事拟将圣庙借组法庭。河南宁陵县知事孙树梅、公款局局长陈金鑸等在大成殿狎妓纵酒、大唱淫戏。曲阜至圣林外神道两旁新栽柏树也被人斩断有十四株。诸如此类，都反映出孔子的尊崇地位已远不同于以前。 随着孔子地位的动摇，孔府也不再像过去那样“安荣尊崇”。1928年8月，国民党内政部认为孔氏嫡派子孙代有封爵，贤哲后裔亦袭世职，但至今日衍圣公府仍袭旧制，揆之平等之义，似不应有此“封建遗典”，呈请取消衍圣公封爵，并在拟定的《曲阜林庙改革办法》中指出“取消衍圣公袭爵，另给孔氏嫡裔以专司奉祀之名义……至衍圣公属管员役，以及圣后裔世职，贤哲后裔世职等，当然一律废除”。面对爵位即将被夺的局面，并无实权的衍圣公府只能选择妥协，末代衍圣公孔德成谓：“德成生际民国，体制宜有变更。幸天日重光，烽烟悉靖。同游平等之宇宙，适符改辙之初心。用敢掬诚陈请，拟将德成衍圣公名义即时取消，俾符体制。”虽然孔祥熙以衍圣公“只有名号而无政权，与封建遗制之袭爵截然不同”为名，暂缓了衍圣公名号的废除，但孔府的地位已不复往日。可以预见，废除沿用近九百年的“衍圣公”名号也只是迟早的问题了。 家乘也，实道统也。在孔氏族人眼中，孔氏的家族世统与国家道统紧密相连。面对因孔道式微而引起的孔府衰落，孔氏族人认为应当联合起来，集全族力量，共同对抗反孔浪潮，维护孔子道统。1935年孔庭族长孔传堉在全国合修族谱代表大会上谈起修谱原因时所言即为此理，原文谓：“民国十七年六七月间，族人宪滢、繁朴、绍尧等，因为我们姓孔的受社会一种刺激，要想将全国的族人团结起来，倡议合修全国大谱。”同时孔氏大宗主孔德成在其所作的谱序中，强调族谱不仅可以昭世统，更是恢复宗法伦常的重要方式： 自世运陵夷，邪说纷起，宗法失而伦常斁，社会风俗江河日下，君子忧之，则缵绪翼教，导民正轨，非他族人任也……然则斯谱也，又岂徒昭世统而已耶？ 恢复宗法伦常便是恢复孔子道德思想，恢复孔府岌岌可危的地位。缘此，社会上的“刺激”促使孔氏族人“精诚团结起来，以实现我圣祖天下一家、中国一人的大同主义，庶不负我宗主、族长提倡合修族谱的伟大计划及热心”。 三 维护经济领域的优渥政策 除给孔氏嫡裔封官赐爵外，历代统治者在经济方面对孔氏一族也多加优待，譬如优免孔氏子孙杂泛差徭，免除孔府庙佃户人之差役，赏赐孔府祭田，准许其卖官鬻爵。然而，这些依附于孔子和孔府的政治地位、依附于国家崇儒重道而存在的优渥政策，在孔子被拉下神坛后，往往流于形式.面对此景，孔府和孔氏族人心有不甘，想方设法维护经济上的优渥。 1、反对没收孔府祀田 民国建立，孔府卖官收入减少，常常入不敷出： 当此民国成立，诸事多不就绪。从前进款，府内所用皆仗功名一项，现在既无此款可垫，应出之款必须多加撙节，方可年清年款。已经本爵将全年出入各款核夺清楚，如均按旧制办理，年终须亏数万钱不可。此款有何处出也？思维再四，非加节省，除却糜费，才能全年敷衍。 孔府经济的主要来源——遍布五省的祀田，自清末以来迷失不断，或因战乱而丢失，或被管勾官、总甲、小甲私自盗卖，或被佃户私自转让。仅剩的土地也因水旱灾害、兵燹、匪乱等原因，时常无法按时纳租。面对日薄西山的孔府，佃户们也不再劳心劳力，有的佃户甚至因灾祸欠租而抛地出走。在这经济困难的境遇下，孔府祀田不断被政府要求升科纳粮，收归国有。1914年颁布的《崇圣典例》第七条规定：“孔氏各项祭田由各该管地方官清厘升科，概归国家征收。”在孔令贻等人反对之下，1915年袁世凯政府修正了《崇圣典例》，孔府祀田租税仍归衍圣公征收。此次祀田升科纳粮虽未成功，但将孔府祀田收归国家的计划仍在酝酿中。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内务部又以孔府祀田迷失、收租困难，且春秋祀孔已经取消为名，呈请没收孔府祀田。为保护祀田财产，衍圣公府以孔德成名义发表了《告全国同胞书》，在文中以“寡妇孤儿”来形容孔德成与嫡母陶夫人的艰难困境，以期获得全国人民的同情与支持： 林庙祀田、书籍、器物，各产业系由宗祖孔子暨历代先祖父子相继所遗留，已二千余年。前年七十六代孙孔令贻去世，经德成以七十七传宗子资格执行继承权，依法全部接受在案。讵料国府委员蔡元培意欲没收私产，提出非法处分。查继承权系天然所赋予，法律所规定，各族均系一律，我姓何得独异？理合根据上开事实理由提起抗诉，务恳准予撤销非法处分提案，以维人权而张公道等词。此次国委蔡元培对于敝族私有产业，不惜蹂躏人权，提出非法处分。德成年幼，寡妇孤儿，闻悉下彷徨无措，经族人孔昭声根据法律提出理由，呼吁于同胞之前。素仰主张公道，用敢陈情。伏祈仗义执言，俯赐援助，阖族幸甚…… 2、试图优免杂税差徭 孔府庙佃户人、礼乐生、属官等人员及孔氏族人所享有的优免杂税差徭的恩例也不再受到保护。1925年戈山厂总甲刘允尧等就曾向孔府声称泗水县强征军需差徭；1928年安基庄小甲刘殿杰等向孔府禀称曲阜县为便宜出税强制佃户栽种鸦片烟；孔庙佾生孙现榛也因县政府强征车辆搬运石料向孔府求助。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尽管涉事主体、事发原由不尽相同，但都是孔府户人、属官优免遭到破坏的明证。 孔氏族人作为孔子裔孙所享受的豁免杂泛差徭的待遇，也被各地方官视为无物。面对纷繁的差税，族人纷纷写信给衍圣公，或希望明示优免待遇是否仍旧，或希望出面与地方交涉，免除差税。河南鹿邑县孔氏族人宪志等人在面对县长的勒派杂捐时，曾询问衍圣公优免恩例是否依旧存在： 宗主大人钧鉴：敬禀者因民国新章纷纷不已，飞差筹款指不胜纪。鹿邑县现以公债票捐与公养警备队捐二端，勒派族等与齐民无别。族等以累代恩例，班班可考，不敢冒出，而首事扳拉、县长督催，刻不容缓。族等欲抗又恐民国恩例与前清不同，欲出又恐与新例有违。事处万难，想民国成立已经数载，优例仍旧与否、公债杂派宜出与否，必有定章。万望公爷关念族情，不辞烦劳，赐一回示。俾族等有所尊（遵）守，庶不至犹豫不定…… 前清时族人向例不交摊派杂捐，却担心民国已不再享受恩例，一旦交纳，又担心与新出的恩例相违背，故而询问衍圣公，请求回信示知。尽管并未在档案中见到衍圣公的回信，但“优例仍旧与否”，从衍圣公孔令贻给直隶大名县知事的移文中可略知一二： 案查至圣后裔优免差徭，历代相沿，著为恩例。民国三年三月十九日，承准大总统教令，公布《崇圣典例》，荣典祀典悉仍其旧。则孔氏族人无论流寓何处，享祖宗之德荫，荷国家之恩荣，自应同霑雨露……烦请查照，一切杂泛差徭概予优免，以遵典礼。 从上可以看出，1914年大总统颁布的《崇圣典例》是衍圣公认定优免一切杂泛差徭的依据。而查《崇圣典例》仅第一章第一条涉及“衍圣公膺受前代荣典，均仍其旧”。这一条款针对的是衍圣公，并不涉及孔氏其他族人。是否继续优免孔氏族人的差徭，政府并没有明文规定。事实上在孔府档案中保存的衍圣公为免除族人杂税差徭与地方政府的来往函件中，地方政府也承认孔氏族人依旧有优免的特权。不过，他们却否认杂泛差徭的存在，“团防捐系为御匪保民而设，并非差徭可比”；或认为本县“向无杂派差徭”，民众应纳之税“不得以地亩差徭论”。以至于其后再有族人请求衍圣公出面交涉优免事宜时，衍圣公批文“查禁差徭，清末已经实行，民国肇建，更无差徭之流。仰即归家安度，无庸过虑”。以此拒绝族人之请求。 实际上，差税的取消，仅是杂税名称的革除，应收数额并没有变化，更有甚者巧立名目，变相收取苛捐杂税。故捐纳差税，仅凭各地零散的孔氏族人是无力反抗的，至圣后裔的优免恩例名存实亡。虽然如此，族人依旧想维持旧有恩例。1932年，河南襄城县北去城三里马园孔氏族人写给孔氏合修族谱总事务处的信件中记载，自民国以来，河南省襄城县以往孔氏族人受到的优待不断被破坏，孔氏族人被要求“各款与齐民一律完纳”，令他们不堪其扰，“公恳大公爷宽施鸿恩，速修支谱，恩例优免公文到县。以杜族等凌辱之患，不致误事”。 为能恢复恩例，享受优待，族谱就成了联系族人与孔府之间的纽带，修谱便成了联络的渠道。1935年召开的全国孔氏合修族谱代表大会上，谱馆成员孔广梅的报告更是一语中的：“能恢复固有的道德，就可恢复旧有的恩例，拥护大宗之道在此，立身之道在此，这才不辜负修谱意义了。”可见孔氏合修全国大谱还出于恢复旧有“恩例”的目的。 四 近代交通的便利 孔氏合修全国族谱，与交通的发展不无关系。宋代以前，孔氏族谱仅载历代嫡长宗子，直到北宋神宗元丰八年（1085）在四十六代孙孔宗翰主持下，才合嫡庶而修之，这是孔氏合修族谱之始，但民国之前的合修并不包括流寓各支。民国时期合修族谱则将范围扩大到全国。1929年，据《全国孔氏合修族谱筹备处通告》记载： 又查我四十八代端友公随宋高宗南渡后，遂分为南北二宗，源远流长，宗支益繁，上项谱事只载世系，而对于南北宗支从未合修，何以序昭穆？何以睦宗族？今为统一南北宗支起见，倡修全国孔氏族谱。 为何民国以前未修全国通谱呢？民国时期孔庭族长孔传堉认为： 惟四次重修，皆于六十户编纂加详，而流寓各支弗与焉。推其故，盖因当时交通未便，调查维难，又鉴于逆末之变，兢兢于杜奸冒防伪人，宁从其缺，毋任其滥也。此次合修，虽曰绍述，究同创举，而风声所树。全国景从者，则以交通便利，既无异畴。昔民族团结，复应时势之需要，而咸具同情。 据上可知，交通不便是以往致使修谱的调查工作无法大范围进行的重要原因之一，再加上“孔末乱孔”的前车之鉴，使得孔氏族人更加提防外族之人的混入。“宁缺一真孔，不滥入一伪孔”即是将合修族谱的范围限制在“六十户”之内的原因。而到了民国时期，随着铁路的建设，邮局、报刊的发展，“交通未便”变成“交通便利”，谱馆派员调查也更为容易，这就给孔氏合修全国族谱提供了客观条件。 在修谱信息的通知上，不同于以往衍圣公给族人举事谕、札的方式，民国时期孔府通过报刊、邮局等现代媒介来广而告之，不仅覆盖范围广，信息传播速度也较快。在正式开馆修谱前，山东曲阜孔氏合修族谱筹备处就在《申报》上发布广告，告知全国族人即将要合修族谱的信息： 全国孔氏合修族谱启事 孔氏自宋分南北宗后，对于谱事从未合修。今特在曲阜城内设立筹备处，倡修大谱，修谱简章函索即寄，凡我族人面函该处接洽可也。 此启 全国孔氏合族修谱筹备处通告 我族自宋分南北宗迄未合修大谱，兹为敬宗收族计，设筹备处于曲阜，凡我族人请面函该处索取简章。 此告 从1928年至1929年，孔氏合修族谱筹备处一共在《申报》刊登了39则修谱广告，尽可能使广大族人得知修谱消息。对于一些偏远地区，修谱筹备处还特请邮局代为分发通告： 全国孔氏合修族谱现已开馆编次，前经登报通告各处，所有同族谱牒业经陆续寄馆。但全国地域广大，我族户大丁繁，恐未周知，仍不免有遗珠之款，兹特仿广告办法由各省邮局代为分散通告。 如此一来，开馆修谱的信息得以在全国传播，而不是仅限于六十户之内了。“今则交通便而声气易达，爰举流寓外省者并录之。”除了开馆修谱的信息外，修谱简章、修谱凡例以及各处族人所修草谱，也多由邮局传递： 贵处寄到草谱，已交该管股存查备编，至修谱一切手续，俱载于简章、条例，暨办事规则之内。各检一分寄上，希即查阅为荷。 在孔氏合修族谱总事务处拟办文牍稿中，这些记载数不胜数。此外，汇款是当时族人最常用的缴纳修谱经费及谱价的方式，如“来函备悉，汇寄大洋卅八元，已交会计股登记矣”，“汇来纸币廿元收讫，即将收据附函寄回”，等等，不胜枚举。这种方式免去了族人千里迢迢来曲阜的劳顿之苦。 《孔子世家谱》得以续修，除上述原因外，还离不开孔府陶太夫人、家庭族长孔传堉、孔府“四十员”等人的热心支持。1928年，在族人宪滢、繁朴、绍尧等人的提倡下，年幼的孔德成向嫡母陶太夫人请求修谱。陶太夫人与“四十员”商议后，认为修谱急需进行，并委任族人孔传堉负责修谱。孔传堉尽心尽职，筹备款项，甚至筹备处所需小费，如雇佣工友及置办茶水等项，皆由他捐输。此外，孔氏族人里显赫人物孔祥熙在修谱期间特捐洋一千元。修谱中的常务职员甘尽义务，“不辞风雨，不论寒暑，又不辞劳碌，始终矢勤矢慎”等等。正是这些孔子家族头面人物的支持与修谱人员的奉献才使得修谱工作能够善始善终。 结语 孔氏宗族于1928年开始筹备合修全国族谱，1930年顺利开馆，1937年投标开印，至1938年印刷完成。其修谱工作得以完成，是在民国新形势下内因与外部环境相互影响、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方面，通过修谱活动，达到尊祖、敬宗、收族、防奸杜冒的目的，是包括孔氏在内的所有宗族通行的办法，也是新形势下维系宗族发展的重要手段；另一方面，随着孔府政治、经济地位的不断下滑，孔府及孔氏族人深感以前“世代优渥”的局面岌岌可危，有必要采取一定措施重新恢复到昔日的荣光中去，这需要广大族人的支持和拥护。而修谱在增强族人的凝聚力、对抗不利于宗族利益的事情上有着特殊的功用。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民国合修《孔子世家谱》是孔府和孔氏族人在外力冲击下为确保其优渥地位的一次自救行为。 然而事与愿违的是，世家谱虽然得以修成，但孔府及孔氏族人并未如愿以偿，孔氏既没能恢复固有的道德，又没有恢复旧有的恩例：“衍圣公”的爵号于1935年被改为“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祀田虽在此阶段未被收归国有，但后来还是没有逃脱被国家清理的命运；孔府直到1947年也没有摆脱财政支绌的困局，府内经济依旧困顿；孔氏族人依旧受飞差侵扰，甚至除山东省曲阜、邹县、嘉祥、汶上四县外，享受不到孔氏子女入学豁免学费的待遇。这些都反映出孔府及孔氏族人的自救行为在近代化语境下举步维艰的特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