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初夏时节，花落而叶茂，杨柳摇曳生姿，暖风徐徐拂面。此时的孔子研究院，古色古香，欣欣向荣，好一个良辰美景，让人流连忘返。徘徊久了，你便会发现隐藏在这诗情画意背后深厚的文化底蕴。自孔子研究院东门进入，沿左侧长廊步行，直抵腊梅树下，有一处石刻，矗立在流水之旁，上面正文阴刻有“和为贵”三个字。此处石刻在院内众多景点中算不得起眼，却意蕴悠长，可以称得上是孔子研究院的文化总基调。  “和为贵”出自《论语·学而》：“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有子，即孔子弟子有若。据记载，有若外貌酷似孔子，故而在孔子去世后，其部分弟子为了怀念孔子而欲把有若当作孔子来侍奉。事实上，有若不只是容貌上长得像孔子，其思想更是上承孔子，“和为贵”便是有子继承孔子“中道”思想的集中体现。 “礼之用，和为贵”。儒家认为，人和人之间的交往都是要讲礼仪秩序的，大小尊卑，都有一个秩序。无论是在家庭中，还是在社会上，人人都需要遵守最基本的交往秩序，而这个最基本的秩序就叫做“礼”。 小到每个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父母和子女需要讲“礼”：父母要爱护子女，抚养子女，这是他们的责任；子女要尊敬父母、赡养父母，这是他们的义务。尊老爱幼，是家庭中最基本的“礼”。大到整个社会，每个公民都应该遵守最基本的社会公德。每个人在社会中都有着不同的身份，因分工不同，职位不同，所处的位置也就不同，不同的岗位有不同的要求，不同岗位的人都应该按照自己的岗位要求履职尽责，做好分内之事，行为举止符合自己的身份要求，不僭岗、不逾行，这便是人在社会交往中的“礼”。 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没了“礼”，整个社会就乱了套，社会也就很难向前发展。因此，我们在人际交往中需要讲“礼”，而讲“礼”的最高境界即达到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有子这里所说的“礼之用，和为贵”，强调的即是在人际交往中，人人都需要讲“礼”，而讲“礼”最重要的就是要懂得“和”。所谓的“和”，大概即是“中和”、“和谐”之义，也就是孔子的“中庸”之道。有子认为，讲究“和”是“礼”的最高境界，先王之有德行者，凡事都以讲究“和”为至美之境界。 当然，有子所认为的“礼之用，和为贵”并非是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只要做到“和”这一层面就可以了。人际交往中，除了做到“和为贵”，在“有所不行”的时候，还需要“以礼节之”。“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先王之有德行者，凡事都以讲究“和”为至美之境界，倘使一个人就此而奉信“和为贵”为至高无上之法则，为了追求“和为贵”而不过问是非、对错，遇到原则性的问题也不加以判断，一切事情均以“和为贵”为标准去解决问题，则此人也就曲解了“和为贵”的真谛。当遇到不符合“礼”的行为，却去追求所谓的“和”，这无异于是在破坏“礼”，也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和”。 正如孔子在《论语·先进》篇中所说“过犹不及”。子贡问孔子，子张和子夏两个人谁更优秀，孔子回答说子张为人做事太过了，而子夏又有所不及，太过了和有所不及两者差不多。孔子之意，即凡事均需讲究“度”，讲究“适度原则”。任何事物一旦过了“度”，事物的根本性质就会发生变化，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中所讲的“适度原则”。事物的发展总是处于量变转向质变的过程中，任何新事物的发展总是从量变开始的，当量变达到临界点时，也就是“度”时，如果再向前迈一步，事物的根本性质就会发生变化，事物也就由量变转变为质变，新事物产生，旧事物灭亡。 从孔子的“过犹不及”思想，可以知道做人做事均需秉持“中庸”之道，不走极端，一旦走了极端，就会陷入相反的境地，正所谓如果方向错了，停止就是进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适度原则”也在启示我们：做事情要有一个“度”，保持“适度”才能保有事物的本质特征，一旦过了这个“度”，也就失去了事物本来的面貌。无论是孔子，还是马克思，其在讲究“中”，讲求“度”的问题上竟有如此一致的相似性。而有子所讲究的“和为贵”的思想，正是源于孔子“过犹不及”的“中庸”思想。“礼”的外在体现以“和”为至高追求，只知道“和”为“礼”的至高追求，却一味地讲究“和”，而不顾“礼”这个根本，也就陷入了“过犹不及”之“过”，这与做不到“和”这一至高追求没什么差别。 2013年11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孔子研究院并召开专家学者座谈会发表重要讲话。这对于孔子研究院，对于圣城曲阜，乃至对于整个传统文化氛围浓厚的山东来说，都具有非凡的意义。“和为贵”的思想内涵，不仅渗透在孔子研究院每一位工作人员的思想意识中，渗透在每一个中国人的血液里，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强盛，它作为人类和谐共存的思想基点，也必将会得到世界各国人民越来越多的理解和认可。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