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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教是形成优良家风，维系家族繁荣的重要基础，故中国自古以来就有重视家教的优良传统。作为中国古代最伟大的教育家，孔子不仅创立私学，开私家讲学之先，培育众多弟子，与此同时，他在家庭教育方面也颇有创获，后人经常提到的“幼承庭训”“诗礼传家”等典故，其实都与孔子的家教有关。孔子所开创的家教传统，立足诗礼教育，重视道德养成，对孔氏家学的发展向路及孔氏家族家风的形成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一、孔子对伯鱼的教育 在曲阜阙里孔子庙的东侧，有一座建筑，名曰“诗礼堂”，其义即来自《论语》中孔子教育儿子伯鱼的典故。《季氏》篇云： 陈亢问于伯鱼曰：“子亦有异闻乎？”对曰：“未也。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他日又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礼乎？’对曰：‘未也。’‘不学礼，无以立。’鲤退而学礼。闻斯二者。”陈亢退而喜曰：“问一得三。闻诗，闻礼，又闻君子之远其子也。” 伯鱼向孔子弟子陈亢回忆自己受家教的情况。有一天父亲独自站在堂上，自己则快步从庭中走过，这时孔子问他：“学诗了吗？”伯鱼回答：“没有。”孔子告诉他：“不学诗，说话就不会得体”；又有一天，同样是在家里，孔子问：“学礼了吗？”伯鱼说：“没有。”孔子便告诉他：“不学礼，就不懂得怎样立身”。孔子要求伯鱼学习诗、礼，并告诉他学习诗、礼的意义，真可谓语重心长。 《阳货》篇亦载： 子谓伯鱼曰：“女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 孔子认为，人如果连《诗经》中的《周南》《召南》都没有学过，那就好像面对墙壁傻站着一样，寸步难行。此句十分耐人寻味，不仅显示出孔子对《诗经》的重视，而且从孔子说话的语气中，我们也能体会到其家教之严格。 更为重要的是，孔子不单单给伯鱼指出学习的方向和内容，而且还适时地教给他正确的学习态度和方法。对此，《孔子家语》中有着详实的记载： 孔子谓伯鱼曰：“鲤乎，吾闻可以与人终日不倦者，其唯学焉！其容体不足观也，其勇力不足惮也，其先祖不足称也，其族姓不足道也。终而有大名，以显闻四方，流声后裔者，岂非学之效也？故君子不可以不学，其容不可以不饬，不饬无类，无类失亲，失亲不忠，不忠失礼，失礼不立。夫远而有光者，饬也；近而愈明者，学也。譬之污池，水潦注焉，萑苇生焉，虽或以观之，孰知其源乎？” 孔子常自谓“好学”，他结合自己的切身体验，语重心长地告诉伯鱼：“我听说整天使人不知厌倦的，恐怕也只有学习吧！”“容体”“勇力”“先祖”“族姓”等不足以使人扬名四方、流芳后世，只有学习才能真正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和内在素质，所以孔子提出学习才是君子立世之本。孔子为伯鱼讲述了学习的重要性，并给他指出“内学外饰”的方法，耐心而细致，可谓循循善诱，由此亦足见夫子对家庭教育的重视。 综上所述，孔子对伯鱼的家庭教育主要是劝导和训诫。一方面，孔子向伯鱼反复申明学习的重要性，提高其认识。另一方面，孔子又对伯鱼加以督促和训导，在学习方法、学习内容上进行认真指导。孔子“庭训”伯鱼堪称我国古代家教最为生动的写照，无论是理念，还是方法，都给后人留下了无尽的启示，影响深远。唐人王勃在《滕王阁序》中即引此典故，曰：“他日趋庭，叨陪鲤对”，以此喻指受父亲教诲。 二、孔子对子思的教育 孔子不仅对儿子伯鱼严格要求，对孙子子思也十分关心。孔伋，字子思，伯鱼之子，孔子嫡孙。《汉书·古今人名表》列为第二等“上中”，归仁人。孔子去世后，子思又从曾子等人学习，而孟子学于子思之门人。因此，子思上承孔子、曾子，下启孟子、荀子，在儒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被后世尊称为“述圣”。 孔子晚年时，儿子伯鱼和最得意的弟子颜回相继去世，这是对孔子的巨大打击，他时常担心自己的理想和学问不能被继承。恰在此时，聪颖机敏的子思看出了祖父的心思，表示愿意继承祖父未竟的事业，赢得了孔子的赏识。于是，孔子着力培养子思研习《诗》《书》《礼》《乐》并不时对他进行指导： 子思问于夫子曰：“为人君者，莫不知任贤之逸也，而不能用贤，何故？”子曰：“非不欲也，所以官人任能者，由于不明也。其君以誉为赏，以毁为罚，贤者不居焉。” 子思问于夫子曰：“伋闻夫子之诏，正俗化民之政莫善于礼乐也。管子任法以治齐，而天下称仁焉，是法与礼乐异用而同功也，何必但礼乐哉？”子曰：“尧舜之化，百世不辍，仁义之风远也。管仲任法，身死则法息，严而寡恩也。若管仲之知，足以定法，材非管仲而专任法，终必乱成矣。” 子思问于夫子曰：“物有形类，事有真伪，必审之，奚由？”子曰：“由乎心。心之精神是谓圣，推数究理，不以物疑。周其所察，圣人难诸？” 三段文字同出于《孔丛子·记问》篇，这些文字或许经过后人润色，但孔子曾对子思有所教诲，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上述材料中，第一段谈及选贤用人的问题，第二段论述礼乐治国和以法治国的异同，第三段探索“心”“圣”在认识上的作用。从任用贤人到治国方略，再到修心成圣，由低到高，由表及里，层层深入。 众所周知，子思因忧道学失传而作《中庸》。而在《中庸》一文中，子思对治国用贤、礼乐治国等问题均有论及。可见，上述三段文字透露出子思所关心的问题与《中庸》主旨正相吻合，这不仅表明《孔丛子》中子思少年时代学于孔子的记载是可信的，而且也可以看到孔子的家教在子思自身思想形成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还需要指出的是，子思受教于孔子是双重的。他不仅幼年时直接问学于孔子，亲受孔子教诲，而且后来还间接从孔门弟子那里听到孔子教诲。子思曾对鲁穆公说：“臣所记臣祖之言，或亲闻之者，有闻之于人者，虽非正其辞，然犹不失其意焉。”子思以孺子之年即怀继承祖业之大志，以昭明圣主之德为己任，并不懈于学。孔子去世后，子思或又曾受业于曾子、子游及子夏等人，仍可以受到孔子思想的影响。 在孔子的指导下，子思对《诗》《书》《礼》《乐》等典籍均十分精熟。如，《礼记》记载了子思关于丧礼的言论： 丧三日而殡，凡附于身者必诚，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于棺者必诚，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丧三年以为极，亡则弗之忘矣，故君子有终身之忧，而无一朝之患，故忌日不乐。 子思之言道出了君子对待丧礼的正确态度：怀有终身的哀思，而不使父母的墓冢遭受意外的损坏，每逢祭日都不举行吉庆之事。此外，《檀弓下》篇则还记载了子思回答穆公所问“为旧君反服”之礼的问题。可见，子思对礼乐有很深刻的认识，深得孔子真传。 三、孔子家教的特点 孔子对伯鱼的“训”与“劝”，以及对子思的言传身教，具有鲜明的特点，体现为立足诗礼教育，重视道德养成。 从上述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诗与礼是孔子在家教中极为看重的两个方面。其实，在对门下弟子的教育中，他同样强调“先之于诗书”“观之以礼乐”。《孔子家语》中有一则记载，谈到了孔子的教育。子贡来到卫国，卫将军文子对他说：“吾闻孔子之施教也，先之以诗书，而导之以孝悌，说之以仁义，观之以礼乐，然后成之以文德。”可以说，卫将军文子之言很好地总结了孔子的教育理念，这也显现出孔子对诗礼教育的一贯重视。 为何孔子对诗礼教育的重视一以贯之？在孔子看来，诗礼教育本质上是一种价值观的教育。通过学诗、学礼可以端正受教者对待事物、情感的态度，从而引导他们树立健全的人格。换言之，孔子将诗礼之教作为家庭教育的核心内容，其着眼点恰恰在于道德的养成，即通过诗、礼之教提升自身道德修养。 “诗三百”内容丰富，不仅可以“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还可以有兴、观、群、怨之用。但在家庭教育中，孔子更看重的则是其在道德养成方面的作用。他曾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在孔子心目中，《诗》三百篇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就是敦厚真诚而没有偏邪，而这种思想纯正所带来的正是道德的感召力。以《关雎》为例，此篇固然展现出爱情之美好，但其中蕴含的对待情感的合理态度才是孔子所赞赏的。情感是人之本性，压制或放纵均非上策，合理引导方为正途。《关雎》篇恰好体现出这种中道原则，“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不仅是“辗转反侧”“寤寐思服”，还要“琴瑟友之”“钟鼓乐之”，从而合理引导人们的情感，实现更全面的发展。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孔子“不学诗，无以言”的良苦用心。 孔子向孔鲤强调学礼的重要性，其着眼点亦在于道德的养成。人同时具有动物性与社会性，双重属性的存在使得我们必须学会正确处理“天理”与“人欲”的关系，否则将无法成为真正的“人”。显然，人们所追求的是“文之于礼乐”社会性情感，而不是无限泛滥、无所顾忌的动物性。通过“礼”的学习，人们可以知晓人禽之别，于潜移默化之中提升自身道德修养。《礼记·曲礼》有言：“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礼的存在，能够使人把自己与禽兽区别开来。礼教人恭俭庄敬，而这正是人生的准则，乃立身之本。所以孔子会说：“礼也者，理也。”礼就是做人的道理。有礼则安，无礼则危。故不学礼，无以立身。 四、孔子家教的影响 孔子虽然只是直接施教于伯鱼和子思，但他开创的家教传统对孔氏后人、孔氏家族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在孔氏家族家风的形成、孔氏家学的发展向路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孔子“庭训”子孙为孔氏后人树立了榜样，其注重家庭教育的理念深入人心 比如，子思深受孔子家教的影响，后来自己亦十分重视对子孙的教育，在孔氏家族产生的初期，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在《孔丛子·杂训》篇中，就记载了子思对其子孔白的悉心教导。他直接以先人之训教导儿子，要求孔白以《诗》《书》《礼》《乐》为学习内容，指出只有这样才能获得真知、提高才能。子思对儿子的教育，与当年孔子教导伯鱼如出一辙，同样堪称家教的典范。 又如，有清一代，孔氏家族科甲相继，簪缨不绝，文人辈出，先后入诸史料记载的共有170余人，创作诗集、词集、文集180余部，形成了一个极为庞大的文学创作家族。更为特别的是孔氏家族中的女性作家异军突起，涉足文坛，取得了不斐的成就，形成了家族女性作家群。在女性社会地位相对较低的传统社会中，女性在文化方面的成就少之又少，但孔氏家族中不仅出现了女性作家而且以群体性的状态涌现，不得不令人感到惊叹，而这无疑与其历来重视家庭教育的传统有着密切的关系。 （二）孔子“庭训”子孙不离《诗》《书》等经典，直接影响了孔氏家学的发展向路 众所周知，在周朝末年官守散失的时代，孔子是第一个保存文献的人。孔子自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并说“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他本着这种精神不断地学习、研究、整理古代文化典籍，“论次”《诗》《书》，“修起”《礼》《乐》，“赞”《易》，“作”《春秋》。 孔子本人对“六经”的重视，通过其家庭教育，深深影响了孔氏后人，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孔氏家学。孔氏家学历经两千多年，虽具有涉猎广泛、兼容并包的特点，但也有其一贯的脉络，即以《诗》《书》等典籍为传承主线。 需要指出的是，这种传承较少受到时代因素的影响，在儒学相对盛行的两汉时期，孔家学者秉承先祖遗风、继承家学传统，研治五经，代代相传，使孔门成为经学世家，对汉代儒学乃至中国文化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而在玄学之风盛行、儒学相对衰落的时代，魏晋时期的孔氏家学仍能恪守传统，传承不息，起到了保留火种的作用，其历史贡献不言而喻。 （三）孔子的家教为孔门家风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对于家教与家风的关系，有学者指出，家庭是“本”，家教为“术”，家风乃“魂”。如果将家庭作为“本体”“场域”的存在，那么“家教”作为“中介”之“术”贯穿于家庭之中，协调各种家庭关系、培养子孙后代，从中孕育和呈现出家庭的风范、风尚和作风。可见，家风的形成，往往离不开行之有效的家教传统。 古人经常讲：“君子之泽，五世而斩。”民间有谚语谓：“富不过三代。”在今天的中国，部分“官二代”“富二代”的恶劣形象已经成为众矢之的。然而，我们看到中国古代和近代的那些文化世家，大都能够繁衍昌盛，受人尊重。之所以如此，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这些文化世家大都有着良好的家教，养成了优良的家风。 衍圣公府门前的那副对联将孔氏家族在中国历史中的地位清晰地描绘出来：“与国咸休安富尊荣公府第，同天并老文章道德圣人家”。对于孔氏家族这样一个传承了2500多年的文化世家，能够跨越朝代的更迭而繁衍不息，绵延至今，影响巨大，除了政治上的因素外，孔子所开创的家教传统无疑发挥着重要作用。孔氏后人正是秉承孔子所开创的家教传统，以诗、书、礼、乐为传承主线，世守家学，修身养德，从而代有贤达，发展成为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延续时间最长的文化家族。（来源：孔子研究院微信公众号 作者：房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