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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里仁》记有孔子的一句话“君子怀刑”，这里“刑”与“型”相通，意思是法式、榜样、典范。孔子告诫人们，君子应该有正确的处世原则，有恰当的行为标准，应将道德规范内化于心，有型有范走正道，有模有样做好人。 孔子这句话，很多人却是迷惑不清的。孔子的原话是：“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有人认为“刑”就是刑罚、法纪，可是，小人的“怀土”与“怀惠”相应，而君子的“怀德”与“怀刑”怎么却相对了呢？如果说君子要心怀德行很容易理解，而所谓“心怀刑罚”总有些费解。要知道，法纪、法度不过是道德的底线，是做人的最低要求而已。 有一天，孔子与鲁哀公讨论识人、选人的问题。孔子认为人可以分为五类：庸人、士人、君子、贤人、圣人。孔子说：“所谓士人者，心有所定，计有所守。虽不能尽道术之本，必有率也；虽不能备百善之美，必有处也。是故知不务多，必审其所知；言不务多，必审其所谓；行不务多，必审其所由。智既知之，言既道之，行既由之，则若性命之形骸之不可易也。富贵不足以益，贫贱不足以损。”他心目中的士人应该知其所务，明其所执；心存慎终之规，口吐训格之言；力行以自定，执守不改变。士人如此，何况君子？ 在那个时候，“君子”一词有本义与引申义的区分。“君子”的本义是为政者或贵族男子的统称，从“君”的字形就能看出，它本来是指发号施令的人，后来则指道德高尚的人。这个概念意涵的变化体现了传统政治思想的一个特点，即格外重视为政者自身的表率作用。因为责任大，所以要求高；既然是尊贵的人，就该是高尚的人。即使是庶人平民，也要修身守礼，领导者更应严于律己。 中国古代政治治理中特别注重“刑百官”，即规范官吏的行为，使他们做万民表率。西周时期有太宰之职，掌管邦国治理中的“六典”。这“六典”分别是治典、教典、礼典、政典、刑典、事典，“刑典”即“以诘邦国，以刑百官，以纠万民”。太宰“刑百官”当然不只是简单地诛罚、惩罚犯法的官吏，而是使他们具有正确的是非、荣辱标准。当他们都心中“怀刑”的时候，教化的目标就实现了。 在《周礼》的职官制度中，太宰地位最高。天官冢宰设卿一人，这就是太宰。太宰位于天子之下、百官之上，不仅管理天官一系，还要将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统起来，合教、礼、政、刑、事而成治，使各得其分。太宰负责的刑典，实际责任与权力很大、很重要，也很关键。“刑”与“型”相通，有典范、榜样的意义，古籍中常见这样的用法，如《大盂鼎铭》“今我唯即刑宪于文王正德”，《诗经》“仪式刑文王之典”、“刑于寡妻”等。 古代中国进行社会人心教化，尤其强调对百官的管理，强调为政者的表率作用。对于百官，应当如孔子所说“以礼御其心”，“属之以廉耻之节”，树立法式与标准，这便是“刑百官”的本义。《周书·蔡仲之命》说“周公位冢宰，正百工”，《周礼》所说“刑百官”，“刑”与“正”相同，“刑百官”就是“正百官”。“刑”的重点在于目的而不是手段，“刑百官”的内涵至少包括两个层面：第一，从正面为百官树立标准、提供型范；第二，从反面对百官救偏补弊、端正行为。就这二者而言，前者显然更为紧要。 《孔子家语·刑政》篇记载孔子的话，有“以政焉导民，以刑禁之，刑不刑也”这样的句子。所谓“刑不刑”中的“不刑”，就是“不符合典则”的意思，对此应当“以刑禁之”，这个“刑”当然就是“处罚”或者“处治”的意思了。该篇还说“刑，侀也；侀，成也。壹成而不可更，故君子尽心焉”，这里的“刑，侀也”，是对太宰何以“刑百官”最直接的回答。所谓“侀”，与“型”相通，原指铸造器物的模型，引申为“定型”、“完成”的意思。 在周代，对百官奖惩严明，但处罚仍比较慎重。对管理者，重要的在于以礼义统御人心，防止被外物所化。为政者懂是非、知荣辱、明曲直，就实现了“刑百官”的目标，就可以“纠万民”了。对违礼犯法的大夫贵族要特殊处置，如让受死刑者“跪而自裁”，虽不粗暴对待，但仍“不失其罪”，这是为了“愧耻之”，实际是对为政者更高的道德要求，也是为达到教化的目的。 总之，“君子怀刑”内涵太丰富了！君子之所以为君子，就在于他能明理修身，循道而行，在于他有爱心、有情怀、有担当、求上进，规范与典则刻在了内心深处。（来源：《山东画报》 作者：杨朝明）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