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孔子圣迹图》 光明图片/视觉中国 “群”与“众”密切相关，“群”本身就有“众”或“众多”的意思。《国语·周语》讲：“人三为众。”《周礼·大宗伯》说：“大师之礼用众也，大均之礼恤众也，大田之礼简众也，大役之礼任众也，大封之礼合众也。”正是由于“群”与“众”相通，以至于形成了“群众”组合词，代表“许多人”“众人”。古典文献存在“群众”一词的使用现象。例如，《荀子·劝学》：“群众不能移也。”《史记·礼书》：“宰制万物，役使群众。”王安石《虔州学记》：“尚可以鼓舞群众，使有以异于后世之人。”进入20世纪，“群众”与“人民”“大众”等范畴基本同义。 先秦儒家不乏“众”的论说，某种意义上发展了一种“众论”。孔子的“众论”极富特色、意涵深刻，集中体现了先秦儒家特有的群众责任观念。荀子不但提出了“群众无门”“群众不化”“欺惑愚众”等论断，还从性伪之辨角度指出了圣人与大众的区别在于“圣人之所以同于众，其不异于众者，性也；所以异而过众者，伪也”（《荀子·性恶》），也阐明了成人的德操是“权利不能倾也，群众不能移也，天下不能荡”（《荀子·劝学》）。 儒家视野中，为政者的群众责任观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则主张爱众。孔子主张仁者爱人，这其中必然包含着对百姓、对民众的爱。为此，孔子对弟子提出了孝悌、谨信和泛爱众等责任伦理要求。对于孟子来说，爱众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与众同乐”。他认为，“独乐乐”不如“与人乐乐”，而在“与人乐乐”中“与少乐乐”又不如“与众乐乐”（《孟子·梁惠王下》），由此体现了对广土众民的爱民责任承当。 二则强调济众。在回答子贡关于“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可不可以称为“仁”的问题时，孔子说：“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语·雍也》）在孔子看来，一个真正的仁者能够做到己立立人、己达达人，如果广泛地给予人民以好处，又能接济广大的民众，不仅属于仁者，甚至可以说已经达到了圣人的境界。孔子这里对仁的诠释，包含着对仁者要爱民济众的政治道德要求。 三则倡导得众。在与弟子教学过程中，孔子不但指明了“仁”为“爱人”和“知”为“知人”，而且阐明了真正的智慧之人应当是“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论语·颜渊》）。对此樊迟不理解，孔子弟子子夏解释说：“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论语·颜渊》）舜汤之所以拥有天下，就在于注重从人民大众当中选贤任能，使得心存不仁不义之心的人远离。“选于众”就是“得众”，就是“尊众”，体现了原始民主的精神。不惟如此，孔子还揭示了如何“得众”的德性功夫。《论语》为我们生动地讲述了尧舜以民为本的治理之道：大舜对继任者大禹耳提面命地说：“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所重：民、食、丧、祭。宽则得众，信则民任焉，敏则有功，公则说。”（《论语·尧曰》）要收服天下民心，得到民众拥护，就必须讲究宽容，做到宽以待人。孔子传承了大舜“宽则得众”的理念，认为能够做到恭宽信敏惠五德就可以称为仁，他指出：“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论语·阳货》） 四则提倡容众。与“宽则得众”一脉相承，孔子弟子子张从人际关系角度阐明了“容众”的责任伦理。据《论语》载：子夏之门人问交于子张。子张曰：“子夏云何？”对曰：“子夏曰：‘可者与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张曰：“异乎吾所闻。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贤与，于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贤与，人将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论语·子张》）子张认为，不论一个人可交不可交都应当与之交往，君子既尊重贤人又能容纳众人，既赞美善人又同情能力差的人，关键是自己要具备贤良之德，如此才有拒绝别人的资格。显然，子张所倡导的是普遍交往准则，追求的是“尊贤容众”的责任美德。 五则认同从众。儒家既主张从众又反对盲目从众，一切视具体情况而定。孔子说：“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拜下，礼也；今拜乎上，泰也。虽违众，吾从下。”（《论语·子罕》）孔子重礼，但也重义，认为礼的践履应以是否合乎义来取舍，也就是注重礼的适宜性和合理性。他表示，虽然用麻织礼帽惯常认为合乎礼制，但是即便改用丝帛却由于节俭，因而我可以遵从大家共同的做法；做臣的在堂下跪拜君主是合乎礼制的，如今大臣直接到堂上跪拜就过于骄泰，因此即使违背众人意愿，我仍然认可先在堂下跪拜。可见，孔子根据礼与义的双重原则来确定是从众抑或是违众。儒家一贯反对“乡愿”人格，把没有原则只知媚俗趋时、同流合污的人称为“德之贼”（《论语·阳货》）。孟子对孔子之所以将“乡愿”称为“德之贼”做出解释说：“非之无举也，刺之无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众皆悦之，自以为是，而不可与入尧舜之道，故曰德之贼也。”（《孟子·尽心下》）由于“乡愿”之人同流合污且自以为是，它违背了尧舜之道，故它败坏了道德。孔子说：“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论语·卫灵公》）众人都厌恶一个人，必得仔细审察；众人都喜好一个人，也必得仔细审察。这一所谓的“相人之术”绝非一些俗人所理解的那样是用以整人、治人，是宣扬“众人服我”的“自我本位”或“自恋自大”，而是主张以事实为根据去判断一个人的好坏，强调不能局限于“俗见”“成见”，不能以众人的好恶作为标准做出决断。要知道，从众并不是绝对善的，而审察是正确识人、用人的基本要求。 无疑，儒家所彰显的爱众、得众、济众、容众和从众等群众责任观，由于缺乏现实经济政治基础而带有一定的理想主义成分，但它毕竟表达了对广大民众的关爱之情，对民事民瘼的同情之感，对民众力量的认同之心，因此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启迪意义。一方面，它对于一些对群众缺乏仁爱之心的官员来说不无某种劝诫教育作用。当前部分官员不体察民情民意，群众观念淡薄，少数领导官气十足，官僚主义作风严重，对人民群众指手画脚，态度蛮横，“冷、硬、推、拖、顶”。少数干部不仅对群众疾苦漠不关心，反而利用手中的权力，贪污受贿，欺压百姓，造成了干群关系的疏远乃至紧张。学习借鉴先秦儒家的群众责任观，相信有助于领导干部培养爱众、济众、容众和从众的情怀和行为。 另一方面，它有助于推进以德治国和以德治民治理方略的实施。国以民为主，不论是国家政权的获取，还是政权的巩固和维护，以至国家的繁荣昌盛，都离不开广大民众的支持与参与。儒家倡导的群众责任观主体和重点无疑是为政者，它们要求当权者在治国理政过程中，不仅要具备较高的德性修养，也要求掌权者要治理民事，以协调好官民关系，真正履行好为民、爱民的责任，做到执政为民。（转自：《光明日报》2018年05月12日11版 作者：涂可国，系山东省社科院文化所研究员、所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