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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与人谈及人性问题，有人认为人性无论善恶，皆是人为假设，无甚意义，并提出人性乃是“无”的看法。若纯粹从思辨哲学角度看，尤其从本体论而言，说人性是“无”，亦无不可。但就人性在数千年历史中的展开而言，此说则失之偏驳。 一 关于人性善恶的问题，中国人探讨的比较多，若进行分类，大致可分为：人性善，人性恶，人性善恶混杂（性三品），性善情恶，人性无善无恶等诸种。但总体而言，人性善占据了主要地位。为什么人性善占据了主体，这显然与儒家的主导文化地位相符合，虽然儒家“治世”思想从未得到真正地实现，但历代王朝大致还是采用了儒家的德治思想，尤其“顺世”更是如此（乱世以道，盛世以儒）。 那么儒家为什么要提出人性善的说法？此与其天命意识及其德治思想息息相关。天命意识又称天的意志、天命或天性，大抵可比作西人眼中的上帝。在古人眼里，上帝式的“天命”是全善、全能的，当天命降注或灌注于常人，常人便“分有”了神性，无疑此不被污染的神性即为“至醇”的人性，当然是善的——此从其来源谈。《中庸》谓“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即从天命的向下“灌注”而言人性。当然，即便对于儒家内部而言，这种看法似乎并不统一，如作为先秦晚期的旷世大儒荀子，则明确提出“人性恶”的主张。因为主张“人性恶”，所以荀子提倡“化性起伪”的教育，用外在的教化（礼、法）来规范人们的行为，使之向善（当然，我们也可以反过来讲，因为主张“重法”、“隆礼”，所以荀子要提出“人性恶”）。就这点来讲，荀子的“性恶论”其实与“性善论”目的是一样的。 提倡“性善论”的子思学派所谓的“修道之谓教”同样重视教化，不过那种教化是维护“仁”心的教化，就象孔子赞美颜回那样：“回之为人也，择乎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恶弗失之矣。”(《中庸》)荀子的教化则是去“恶”，性善论的教化是“存”仁，其目的皆是让人成为“谦谦君子”，乃至达到圣人境界。无疑，在这两种人性理论中，逻辑上，皆能保证人成尧舜，然而“性恶论”成圣的现实性不强、动力不足。（对此，牟宗三先生有过精彩分析，有兴趣的读者可参阅其《中国哲学十九讲》。）其实，佛教也持性善论，佛陀开悟之时所感叹的“人人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即为明证，可遗憾地是，无始以来，人类刚愎自用，性静明体被外物染污，由此佛陀提出八万四千法门以救助人们八万四千烦恼。假若佛教持“人性恶”的态度，人人成佛的承诺务必要挂空。更何况，儒家的天人一体思维模式是带有“回向”性质的，天命“下灌”于人，而人并非机械的接受者，还需主动的“回应”天命，要自我提升，通过自我修养的提高，去“遥契”天命，“与天地参”。与天地参，乃是“回向”。这样经过天命的流注与人之德性的跃迁，才能达到圣人境界。此为儒门“人性善”的立意之所在。 二 当然，若纯粹思辨角度而言，无论性善、性恶，乃至性不善不恶，似乎皆不过是一种理论预设，甚至带有任意性。然而，若我们将此预设和其文化背景联系起来，当知其意义重大。因为不同的人性预设经过历史的积淀、文化的浸染、理论的整合以及制度的落实已实然“构造”出不同的文化模型。当预设“成为”现实，我们就不能简单地否定之，更不可采取“粗暴”的态度，认为“人性论”的预设没有任何实质意义，而要对之持谨慎的、客观态度。如西方持“人性恶”的预设，于是种种制约“人作恶”的法律制度发展并完善起来。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西人之所以有如此完备的制度建设乃基于“人性恶”的预设。在强大的制度限制下，西人似乎真正成为“好公民”的典范。不过，若细推究下去，这种“好”并非道德上的好，也很难说是“良心”发现，而实为“博弈”后的“实用主义”使然：因为如果不守法，其将受到严厉的制裁。换言之，在积极意义上，守法比不守法能得到更多的好处；在消极意义上，守法比不守法更能避免不必要的惩罚：这种“功利性”的选择并不能凸显出“道德”的含义。然而，当这种“守法”转变为良好的习惯且逐渐固定而转化为精神信仰之时，他确实既有利于培养、扶植人之“善”，又可有效地避免人之“恶”。虽然西人“人性恶”不能开出“天地与我为一”的天人境界，如西人在上帝面前，仍然有负疚感，甚至犯罪感，他们永远是上帝的“忏悔者”等等，然而他们确实塑造出现实的“好公民”甚至培养出良好的道德意识，这种务实的精神和做法依然值得学习和借鉴。 另外，在当今管理学中，有所谓的X理论、Y理论、X\Y理论，实则皆根基于性善、性恶、性具善恶等等学说，由此可知“人性”之预设影响之强大。 三 主张“人性善”的中国，在理论上，每个人都应为“谦谦君子”，然而具有反讽意味的是国人经常陷入严重的“道德危机”之中。既然“人人皆可为尧舜”，那么为什么国人的德性竟致如此“不尽人意”呢？这里，笔者无意为儒家辩护，而旨在以“人性善”为例，探讨人性说之意义，并就此阐明儒家“人性善”之旨趣。 儒家“人性善”之立意，约略有三。一则在于提供一种根据——人人成圣的根据。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人性善”之提供“成圣”的一种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二则在于强调“教化”（礼）的作用——德性的感化与润泽；三则在于表明人皆有选择成圣的意志自由。 对于第一点，比较容易理解，“可能如此”不代表“必然如此”，但如果若无“人性善”之前提，那么“成圣”的可能性则大打折扣。这里需要说明的，“性善论”并非《三字经》所谓的“性本善”，而是“性向善”。“本善”乃是把人说成全然一体的善，这并不是儒家的立场（孔孟皆未言及“本善”之义）。关于此，告子与孟子有过精彩的论辩。告子以水比喻人性，认为人性若水，引之西则西，引之东则东，进而得出“中性”论。孟子则将话题引向深入，他认为水固然可东（流）可西（流），但却不能向上流，而人则不然，人具有向善之心，可以向贤、向圣，追求更为完美的人格。孟子的“性善”（向善）论乃标明了人与动物的区别。“向善”乃是人之为人的依据，也因此奠定了人类自我超越的理想与可能。在这个意义上，熊十力先生不同意冯先生所谓“良知是一个预设的”说法，倘若只是预设，那么这个宇宙中又有什么不是预设？科学理论的前提不也是预设么？倘若我们把一切都视作假设反对的话，那么还有什么可以信赖的（宗教信仰是最大的预设，但我们不能否定其存在的意义）？他坚持“良知乃一呈现”的观点，良知不在外，就在内心呈现的一刹那。对于第二点，“人性善”的主张尤其注重“教化”的作用，即为时下人们所谓的道德教育。恰如孔子所谓“志于道，据于德，立于礼，游于艺”（《论语·述而》）那样，人们要在“礼”中立“起”来，“礼”并非仅仅指外在的“礼仪”，而是一种有着熏陶、化育的润泽功能，“礼”不是悬空的，而是贯穿生活本身。孔子认为，唯有“礼”方可使人“立”起来。人“立”的含义也意味着“止”，意味着一种行动规范。换言之，就是给人的行为规划一个范围，即言“礼”让人止于所“止”，“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大学》）。在“独处”时，则止于“慎独”。只有严格遵循“礼”所规定的活动范围，渐次提高自身修养，以致在“礼”中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出神入化的状态——此时的“礼”俨然不是一种限制，而是与生命内在地融为一体。如此看来，这一套“道德润泽”不仅仅是对人的教化，亦是古人生命的存在方式。正是通过道德实践的逐步提升，人才可以达到“游于艺”的艺术境界，这一艺术境界亦为天人境界——中国人的德行之修的终极目的乃是贯通天地的。 然而，“能开出好高妙的境界”并不等于必然“开出”，更不等同于德性在“现实中”就一定落实的好。人虽有成圣的潜质，如果缺乏“礼”之润泽、规范，缺乏引导，缺乏德性的自足，这种潜在的“善”也会被恶所蒙蔽。这其实涉及到道德选择的问题，孟子曰：“鸡鸣而起，孳孳为善者，舜之徒也；鸡鸣而起，孳孳为利者，盗跖之徒也。欲知舜与跖之分，无他，利善之间也。”（《孟子•尽心章句上》）当一个人选择了“利”时，“义”则被蒙蔽，此意志自由下的选择最能体现人之品质、德性，它纯粹是自律的行为。也许人们仍会反问，既然人性善，为什么还会选择“不善”的行为呢？其实，此问题上文已经问答，“人性善”的预设是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人虽有“善”根，但如果没有好的土壤，善根也会“蒙蔽”。同时，儒家强调，即使一个人选择了“恶”，并不否认其先天的“善”，恶人仍有“从善”的可能（佛教所谓的“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之说，即此）。就这个意义上讲，儒家的“性善论”确实伟大，它始终秉持“把人当人看”的理念。 毋庸置疑，在缺乏道德润泽、导向、缺乏自律的情势下，尤其缺乏他律的状况下，人当然也有可能下坠至禽兽不如的地步。然而，即使下坠、堕落，在儒家看来，是你自己的选择，而不能由他者承担，即便恶劣的外界情势亦不能被用来作为“堕落的遁词”。孟子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是求有益于得也，求之在我也。”（《孟子·尽心上》）个人的一切选择，乃是“求之在我”的选择，皆体现了主体的意志自由，又怎么能找各种所谓的客观理由呢？所以，真正的儒者是令人感动与钦佩的！遗憾的是，这种择善而“拳拳服膺之”的态度并非每个人都做到，于是才导致了后人的诟病与诘责——“主张性善论为什么却不能保证人人向善？”这当然是个悖论式的话题，但当下我们对此问题的探讨或诘责似乎脱离了“性善论”的得以显扬的“场域”，因为正如“性善论”的主张和“人人皆成尧舜”的理念本然地带有一定的“条件”约定，那就是它不仅需要“礼乐”的教化，还需要“寡欲”（孟子所谓“养心莫善于寡欲”）乃至抑制人的诸多本能，而这种要求恰恰是现实中的人难以做到的。儒家所称道的“一箪食，一瓢饮，住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不堪求乐”的颜回，现实中不知道有几个能够做到。如果，人们能做到若颜回那样，自然就不存在诸多诘责和疑问，但那只是“如果”。就此而言，儒家的“人性善”、“成圣论”无疑带有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和浓烈的理想主义成分。 四 尚需说明的是，从纯粹哲学思辨角度而言，我们当然认为“人性善恶”的问题不过是一种预设，甚至认为“人性乃是一个‘无’”。但此命题不是简单的逻辑所能解决的，因为该理念依然于历史、文化、风俗全然融为一体，或隐或显地存在于生活之中。正如真正的儒者所见，人性善、“良知”绝非是一个预设，而是一个天然的“呈现”。如孟子常说，人皆有四端（仁义礼智）之心，见孺子落井，自然有恻隐之心。有人问孟子为什么会有恻隐之心？孟子的回答是，若无恻隐之心，则非为人，乃禽兽也。此既表明“良知”乃是刹那的呈现，同时亦告诫人们的理性追问应当“知其所止”。譬如，我们提倡哲学需要一种紧追不舍的追问精神，同时哲学还需要一种“知其所止”的态度，需要有明了追问极限的睿智。“人为什么有恻隐之心”之所以不能在追问，就在于“你是人，不是物，不是禽兽”，如果连这个也怀疑，哪里还有探讨人性问题的必要？（原载：《孔子文化季刊》总第11期，作者：郭继民，哲学博士，海军兵种指挥学院中校，副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