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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我写了篇小文章，重点是把儒学的发展划分成为两种形式，一种是传承发展，一种是创新发展。我们今天把儒学设立为一级学科，编撰儒学教材。这应该是属于传承发展的范畴，而不属于创新发展。创新发展应该是指那种有原创性的、重大的见解和重大的思想体系的建立等等。我们今天所做的不属于这一类型，我们做的应该是传承发展。 在我看来，对今天而言，传承发展比创新发展更重要。为什么？因为，建国以来，至少从上个世纪50年代初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到70年代中期的批林批孔、评法反儒，儒学的传承发展实质上被中断了，变成了绝学。今天，经过三十多年的努力，儒学慢慢走上了复苏之路，还谈不上复兴，只是走上了复苏之路。即便今天我们把儒学设立成了一级学科，它仍然不能恢复到儒学在传统社会的盛况。比如说，在汉代设立五经十四博士之学，还有我们经常说的宋明道学或者宋明理学，在那时都享有崇高的地位，远远不是当今一个学科能够比拟的。今天我们即便把儒学设立成一级学科，而现在的学科体系里一级学科有几十个，把儒学设立为一级学科，也只是这几十个一级学科里的一个，只占几十分之一。儒学所占的比重和自身的地位都和过去的儒学不可相提并论。 舒大刚教授关于编纂这套儒学教材的基本设想，我认为是下了很大功夫的，考虑得很周全，具有可行性。当然，也不是没有可讨论的地方。我觉得儒学教材的编撰和儒学学科的设立应该是相应的，也就是说，我们首先得有一个相应的学科体系，然后根据学科体系来编撰教材。如果把儒学设立为一级学科，我们就必须考虑它的学科体系。比如说，设立了儒学一级学科，自然就可以设立儒学的二级学科，要考虑儒学二级学科都有哪些？二级学科下边可不可以设立三级学科？我认为是可以设的。以我刚才讲的汉代的五经十四博士之学为例。那个时候当然没有学科的概念，但是，五经的每一经我们可以把它看做是一个一级学科，如：诗经学、尚书学、易学、春秋学，等等。五经下边又分了十四博士之学，也就是每一经又分出几家专门之学，像《尚书》有欧阳、大小夏侯三家专门之学；《春秋》有穀梁学、公羊学；《易》有施、孟、梁丘三家之学，等等。这些类似于我们今天所说的二级学科。这还不算完，二级学科之下还有三级学科，春秋公羊学又分出了严、颜两家之学。 我们今天要把儒学设立为一级学科，就要考虑它下面的二级和三级学科，可以根据二级和三级学科的需要来做儒学教材的编撰。我觉得学科和教材是相应的，我们要把学科体系梳理清楚，建立起来，然后才方便编撰教材。 我的另外一个想法是比较具体的，就是儒家经典这一块，除了十三经以外，还有《荀子》《国语》《出土文献》等等，在我看来，在这些经典教材之上应该有一个类似于《经学通论》或《经学概念》的教材。也就是说，我们如果把儒学设为一级学科，经学完全可以作为一个二级学科。如果它作为一个二级学科，那就需要有一个《经学通论》或者《经学概论》的教材，来对经学做出一种全面的、系统的、概要性的介绍和说明，把经学看作专门的学问，把它的思想体系、价值体系、知识体系梳理得清清楚楚。如果我们有了这个教材，再来考虑五经。儒家经典最重要的就是五经，这五经中随便拿出其中的一经来，它的重要性都比那些新增加的《国语》《荀子》等要大得多，比十三经里的其他经典，像《尔雅》《孝经》，也要大得多。为什么呢？因为五经中的每一经至少从汉代开始就形成为专门之学，有它自己的知识体系。像春秋学在汉代就发展得非常完备，春秋学下面的“三传”，特别是《公羊传》，可以独立地成为一种专门的学问——“春秋公羊学”。直到今天还有不少的学者在从事“春秋公羊学”研究。这样看来，在设计的教材体系中，如果把五经和其他的经典并列的话，我觉得无论从思想体系、价值体系、知识体系来讲，还是从它的影响力和重要性来讲，都有点不是太相应。也就是说，五经的重要性和五经作为专门之学的知识体系就凸显不出来。这一点我们是不是在编撰教材上应该有所考虑？加大五经的份量，这样才能使我们的教材编撰与儒学发展的真实情况相符合，我认为儒学教材编撰应该考虑这一点。（来源：凤凰国学，作者：王钧林，孔子研究院尼山学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