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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曲阜的“圣人家”，由于受到历代封建帝王的扶植，逐渐成为了世袭罔替的贵族。阙里文献中，记载了孔氏后裔受田、占有田产的情况。孔氏拥有田产土地，是经过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曾伴随着时代变革，社会动荡，朝代更迭，而有所变动和增减。朝廷对孔子后裔的优渥，还渗透进了教育等相关领域，这对孔氏家族的传承与兴盛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 孔氏获封田地，由来已久，如窥其本源，应追溯到汉代。《阙里文献考·户田》卷二十六说：“土田之制，自汉元帝初元元年，诏关内侯霸，以食邑八百户祀孔子。”这是汉元帝刘奭对孔霸的封赐，也是刘奭对儒学的一种姿态。孔霸是孔子的第十三代嫡孙，生在元帝时代，可谓正逢其主，因为刘奭是一位好儒的皇帝。这时期的孔氏家族，是一段健康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在孔族发展史上，留下了诸多耀眼炫目的闪光点。 赐食邑八百户祀孔子，这是孔子子孙封户食邑的开始。食邑，是中国古代诸侯封赐所属卿、大夫作为世禄的田邑，包括土地上的劳动者在内。盛行于周。分封是以宗法制度为根据，大小按封爵等级而定。卿、大夫在采邑内享有统治权利并对诸侯承担义务。《汉书·刑法志》曰：“一同百里，提封万井，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园圃、术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赋六千四百井，戎马四百匹，兵车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也，是谓百乘之家。” 食邑原为世袭。卿、大夫世代以采邑为食禄。战国时的采邑主相互兼并，世袭制度废弛。秦汉行郡县制，承受封爵者在其封邑内渐无统治权利，食禄已改为征敛封邑内民产赋税拨充，其多少按民户计算。孔霸所食邑的八百户，就属于这种情况。 自从汉元帝刘奭赐孔霸八百户，以所采邑祀孔子后，孔子的后人们，爵为列侯，又晋上公，其封户或加至一千户、二千户，或减至五百户、二百户、一百户，并以子孙之岁入充宗庙之祭祀。至唐中宗神龙元年（705年），始诏以邹鲁百户，为隆道公采邑，后逢唐季时局动荡，廪给不时。宣宗大中元年（847年），从宰相白敏中奏请：“给文宣公岁绢百匹，以充享祀，而采邑复废。”（《阙里文献考·户田》） 然而，时局的变化，总是令人无法预料。正是在唐代，孔氏享有的食邑制度，被废止了。对此《阙里文献考·户田》解释说：“土田之制，自汉元帝初元元年诏关内侯霸，以食邑八百户祀孔子始，嗣后爵为列侯，又晋上公，其封户或加至一千户、二千户，或减至五百户、二百户、一百户，并以子孙之岁入充宗庙之祭祀。至唐中宗神龙元年，始诏以邹鲁百户为隆道公采邑，寻以唐季丧乱，廪给不时，宣宗大中元年，从宰相白敏中奏，给文宣公岁绢百匹，以充享祀，而采邑复废。”《宋书·儒林》也予以证实：“自策自昭俭，三世岁给封绢，以供享祀。”自汉元帝初元元年（前48年），到唐宣宗大中元年（847年），行使了895年的食邑制度，就这样废止了。 宋代，对阙里孔氏而言，值得铭记的事实在太多了，别的且不说，仅就赐田一项，就有五次，达330顷之多。这时候的孔氏，才开始拥有了真正意义上的田产。据《曲阜县志·通编》卷二十四记： 大中祥符元年丙辰，帝幸兖州，以州为大都督府。十一月戊午，幸阙里，谒孔子庙，加谥元圣文宣王，拜其墓。赐祭田百顷及孔氏钱帛。 乾兴元年春二月，知兖州孙奭修葺庙学，以杨光辅为讲书奉礼郎，召孔道辅为左正言，始给学田。判国子监孙奭上言，知兖州日，建立学舍以延请诸生至数百人，臣虽以俸赡之，然常不给也，乞给田十顷为学粮，从之诸州。给学田始此。 宝元三年春，文宣公立尼山庙学学舍，置祭田。周显德中，兖守赵某，以尼山为孔子发祥之地，始创庙祀，至是始即庙为学。 元祐元年，改建三氏学于庙之东南隅，初置庙学教授一员。令于举到文官内差，或委本路监司举有义行者为之，令教本家子弟，其乡邻愿入学者，听寻，添入颜、孟二氏子孙。又拨近尼山田二十顷，充庙学生员供膳，赐经史书各一部。 元祐元年，增赐孔子祭田一百大顷。 元祐八年春三月，新赐孔氏祭田一百大顷。敕将旧赐田一百顷均给族人。新赐田一百顷，以二十顷赡庙学生员；二十顷充岁时祭祀；十顷置殿庭簾幕；五十顷岁收出租修葺祠宇。是年又赐田一百大顷，令以供祭之余，均诸族属，以乡例自招佃种，而罢制禄之法。有佃户自此始。 以上就是北宋时赐田的大概情况，自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以祀孔子的名义，始专赐祭田百顷，于是，采邑食户一变而为赐田领有。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增赐田一百大顷，八年三月，敕将旧赐田一百顷均给族人，新赐田一百顷，以二十顷赡庙学生员，二十顷充岁时祭祀，十顷置殿庭帘幕，五十顷岁收出粜，修葺祠宇。同年，又添赐田一百顷，使其家依乡原例，自招人耕种，更不用职田制犦之法。有一点是需要说明的：孔氏在宋代所获得的这些土地，是赐租而并不赐赋，孔氏收取地租以供祭祀用度之外，必须与民田一体向国家输纳赋税。 金朝，是以北方女真族，取代辽国后建立起来的政权。女真贵族统治北方后，充分认识到尊孔崇儒的重要性，于是，吸收了汉族以儒学为主的思想文化，推行汉法，承继和发展了儒家思想。在优礼孔子后裔方面，金朝统治者，也是频出新规。比如在田产问题上，宋是赐租不赐赋，孔氏在收取地租以供祭祀用度之外，必须与民田一体向国家输纳赋税。金太宗为了表示更崇儒重道，于天会八年（1130年），诏免前朝赐田税课，对孔子的后裔显得更加优礼了，从此开了赐田免赋之例。《曲阜县志·通编》卷二十六记： 金太宗天会八年，免衍圣公赐田税课。从主簿孔若鑑之请也。 天德二年冬十二月，定衍圣公俸格加于常品，晋承直郎。 章宗明昌元年，拨补祭田。以兵革后，旧赐田二百大顷内失地四十八顷十六亩，户部札于徐州丰县地六所拨补，曰区村，曰张村，曰新村，官亩一百二十三顷有奇。 章宗明昌五年，增孔子庙祭田六十五顷，屋四百间。 泰和元年秋七月，诏拨给地助释奠费。林庙东南泮宫地，六十四亩有奇。 通过以上记载可知，有金一朝，不但诏免了孔氏的赋税，而且还又有新拨赐的田地。金章宗明昌元年（1190年），因宋、金南北战争，佃户离乱逃亡，田地荒芜，旧赐二百大顷土地，失额四十八顷余，报部核查，户部札付徐州，于丰县之区村、张村、新村、潘村、李村、慕义六处贴补足数。明昌五年（1194年），续给地六十余顷，房屋四百间。泰和元年（1201年），又拨给地六十四亩余，以助释奠之费。 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是一个出身平民的皇帝，他为了笼络士大夫以巩固其新王朝，而着意进行尊孔和优礼圣裔。明太祖洪武元年（1368年），单是祭田，衍圣公一次性就获赐二千大顷，分为五屯四厂十八官庄，拨佃户承种，供庙祭及属官廪给，余为衍圣公禄俸。五屯是：郓城屯、巨野屯、平阳屯、东阿屯和独山屯；四厂除东阿屯无附设外，其他四屯各附一厂。十八官庄，在曲阜者十二：即张阳、南池、春亭、红庙、安基、颜孟、齐王庄、齐王坡、马草坡、下地屯、胡二窑、城西大庄；在泗水者四：即西岩庄、安宁庄、魏庄和戈山厂；在邹县者二：即鲁源庄和黄家庄。 成祖朱棣永乐五年（1407年）春二月，又赐衍圣公滋阳县田七十三大顷。据《阙里志》解释，此为拨赐的赡庙田，共有四段，“袁家庄一段，计地五十大顷，坐落兖州西，即今滋阳县；杏林庄一段，计地二十大顷，坐落任城县东北，即今济宁州；颜村店一段，计地二大顷；故县村一段，计地一大顷，俱坐落滋阳县西，俱四至碑记。”这七十余顷土地，以其地段毗连复置一屯，因洸河环绕，名曰“洸河屯”。 到了明末万历年间，在曲阜和泗水还有几起官置的“四氏学田”，计地十一顷八十八亩，具体的坐落位置是：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巡盐御史吴达可置曲阜县蔡庄地三顷，泗水县城西临泗地四顷五十四亩。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巡盐御史毕懋康增置曲阜春亭庄地三顷二十六亩。万历四十年（1612年），兖州府知府陈良材增置曲阜贺庄地五十八亩。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兖州府知府张铨增置曲阜大庙庄地五十亩。 明代的赐田，可以说是空前的，其坐落位置，也不仅仅限于曲阜及周边，而是分布在山东、江苏、河南、河北、安徽五省三十七个州县内。这些田地有的阡陌连亘，跨州越县；有的却是零星片段。 大面积的土地占有，以及众多在这片土地上耕种劳作的佃民，可想而知，孔府必须设立一套缜密有效的管理系统和组织系统，进行管理，才能使其正常运转。其管理机构包括：百户、管勾、典籍、司乐、知印、掌书六厅，等等。另外，频繁的祭祀活动和大面积土地的耕种，以及为了朝贡、迎接皇帝“巡幸”、供府所需等，孔府设置了许多供役的户人。专供徭役的户人，称当差户；供纳特定产品的户人，称贡纳户。孔府有大面积的祭田，也有常年在这大片土地上劳作耕种的佃户。朝廷在赐予孔府祀田的同时也赐佃户，赐予的佃户，叫“钦拨佃户”或“实在户”，还有一类佃户是农民租种祀田的，叫“寄生佃户”或“寄庄户”。孔府佃户耕种的是免赋和优免差徭的祭田，因此在向孔府交租以外，得以“身免丁、地免粮”。明正统四年（1439年）八月，正式确定为五百户二千丁。钦拨佃户之外的寄庄佃户，也得以优免差徭。《阙里文献考·户田》卷二十六曰： 明太祖洪武元年，赐祭田二千大顷，分为五屯四厂十八官庄，拨佃户承种，供庙祭及属官廪给，余者为衍圣公禄俸。七年，以岁久田荒诏添拨佃户承种。成祖永乐五年二月，又赐赡庙田七十三大顷。英宗正统四年秋八月，户部奏准存佃户五百户，凑人二千丁，专以办纳籽粒，以供祭祀。 佃户承种的是祭田，在向孔府交租外，还享有“一应杂泛差役”均予以免除的待遇。和一般佃农比较，他们的负担相对要轻。孔府利用历史上沿袭下来的特权，给予佃户若干经济上的好处，这无疑是对佃户的发展，起到了某种程度上的保护作用，也是对孔府整体经济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同时，在维护佃户对孔府的隶属关系上更是有利。《孔府档案》ＯＯ七九中明确记者： 佃户，凡孔庙郓城、钜野、平阳、东阿、独山五屯佃户，系洪武二年钦拨民间无过俊秀五百户，凑人二千丁。见丁百亩，佃种五屯祭田，办纳籽粒，以供本庙祭祀等项支用。其民间一应杂泛差役，俱行蠲免。 为了证明孔府佃户身份的真实性和合法性，孔府给佃户都发放了户帖，类似于现在的身份证和户口本。地方官主要是依此帖来验证其身份，而给予优免差徭的。康熙十三年（1674年）五月，邹县佃户头张应时，因没有收到孔府的户帖，而向孔府讨要：“邹县户人户头张应时等启为讨户帖事。蒙示给发户帖，优免差徭，遵将本户丁名逐一开报，恳乞老爷恩准颁发，感恩上启。”（《孔府档案》五Ｏ四七）孔府为了杜绝假冒等弊端事情的发生，还经常更换佃户的户帖。清康熙时，在一次换帖时，崇圣社佃户王进虎，为了换帖，向孔府启请：“崇圣社户王进虎等启讨领户帖事。蒙示更换户帖，遵将本户丁名逐列，伏乞老爷恩准颁给印，备照上启。”（同上） 孔府开始获得大量祭田的时间是北宋。现存档案中，没有关于宋代佃户情况的资料，就当时全国的情形来看，佃田农民对田主的隶属关系是很深的。在这种条件下发展起来的孔氏贵族，佃农的地位应当是低下的从属关系。明朝初年，佃户的人身依附关系，仍然相当突出。如《明实录》记：“佃见田主，不论齿序，并如少事长之礼。”说白了，佃户与田主之间，就是一种主仆间的关系。 二 朝廷对对孔子后裔的优渥，不但体现在田产上，而且还体现在教育上。孔氏家学有一个不断发展递进的过程。从家学、到庙学、再到三氏学，直到明神宗万历十五年（1587年），由于曾氏的添入，又有了“四氏学”之名。从此“四氏学”之名固定了下来，一直到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相沿未变。自从四氏学设立后，朝廷和官府大大加强了对四氏学的扶持力度。 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巡盐御史吴达可，于城北蔡庄置学田三顷，又于泗水县城西临泗两庄置学田四顷五十亩，做为科贡盘费使用。三十七年（1609年），巡盐御史毕懋康，于城北贺庄置学田五十八亩。是年，提学道陈瑛言于抚按曰：“四氏学官有教授、学录，视国学则少杀，视郡学则较隆，其廪增额数自当比视郡学，向因人材未盛，故旧额仅三十人。今后裔蕃衍，入学者已三百有余，而廪额如故，非所以重圣贤之裔也。应将四氏学廪生加十名，如府学数，增广生员亦如之，廪饩在学田内支领。儒童岁科两试入学四十名，岁贡每年贡一人。”（《阙里文献考·学校》）抚按根据陈瑛的请求，上报到朝廷，得到许可。 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孔子六十三代孙，曲阜世职知县孔贞丛，迁建四氏学于庙西观德门外。其建制：中为明伦堂三间，左右厢各五间，东曰启蒙斋，西曰养正斋；后为尊经阁，左为教授署，右为学录署；外闢重门，门外为泮池，跨以桥，桥前为状元坊。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兖州知府张铨，于城北大庙庄捐置学田五十亩。 明熹宗天启元年（1631年），云南道御史李日宣，请将孔氏后裔，于山东省额中式外，每科加举一、二人，贡之阙下以光新政，礼部议准。孔氏后裔另编耳字号，于填榜时总查各经房，如孔氏无中试者，通取孔氏试卷，当堂公阅，取中一名，加于东省原额之外。但不必拘定一人，以滋多碍，凡历五科，皆取中二名。后于崇祯七年（1634年），鲁宗学分去一名，遂只中一名。 清顺治十四年（1657年），提学道施闰章言于山东巡抚，题准将旧额二名归还四氏，不拘孔颜曾孟，凭文取中。雍正二年（1724年），复增一名，共正额三名。乾隆元年（1736年），恩科广额于三名外，得广一名。儒童入学之数，顺治初裁为十五名，寻又增五名，定为二十名。四氏学设有武生，武生之设始于康熙四年（1665年），每遇岁试，考取十五名，永为定例。 四氏学学官的俸禄，明时于赡庙田土内支给，额定每月各支俸米五石，节次裁减，岁支银二十四两。清代，定百官品俸，令于曲阜县正项钱粮内岁给教授、学录俸银五十六两九钱六分，斋薪银各十二两，马草银各十二两。而岁贡袍帽伞盖银十三两九钱七分，还有斋夫门斗各役工食，亦准于县中正额内开销。又，旧廪三十名，每名给米十二石，闰月加一石，在曲阜存留粟米内支领。后添廪十名，应加米一百二十五石，在本学学田籽粒内取给。后改米为银，折廪银三百七十两。 应当说，四氏学是历代统治者，尊孔崇儒所衍生出来的产物。受教于其学的是孔颜曾孟四家的后裔子孙，即孔子、颜子、曾子、孟子的后人。这反映了历代统治者对儒学的推崇和对圣贤后裔的优礼。 四氏学在科举考试中，享有特别优厚的待遇。清代，兖州考场设东、西二棚，东棚在曲阜，西棚在兖州。清乾隆以前，参加东棚考试的有邹县、曲阜等十二县的县学及四氏学。考试时，以十四个单位计算，四氏学顶两个县的名额。乾隆十九年（1754年），沂州新设考场，原参加曲阜东棚考试的各县学重新划分试所，结果东棚只剩下曲阜县县学和四氏学，不够一棚之制。为此，山东学政以“圣人之乡久建之棚，不可轻废”为由，行知兖州府议准，复将泗水、滕县、峄县、邹县、宁阳等五县的县学划归东棚，从而使曲阜考棚得以保留。当年山东学政的咨文是这样说的： 案照沂州府属随曲阜考试，今沂郡已建考棚，止有曲阜、四氏二学，不敷一棚之制。而曲阜为圣人之乡，久建之棚，不可轻废。相应于附近曲阜之州县，酌分几邑随曲阜考试，庶属平协。合饬查议，今据兖州府详议：所属泗水、滕县、峄县，赴曲路途，较之赴郡近捷。又宁阳、邹县，均属曲阜邻封，至郡与至曲阜道里相等。应请将宁阳等五县并曲阜、四氏两学，其七处生童隶于曲棚考试。其余滋阳等八州县生童，仍兖郡考试，到院，据此，除仰兖州府照议转饬各县遵照分别调考外，拟合移明。为此合咨贵府，请烦查照施行。（《孔府档案》五八七五） 在名额分配上，四氏学亦享有特殊待遇，《重修试院碑记》记曰：“曲阜学使者校士衙门，即昔年察院也。所试邹县、泗水、滕县、峄县、金乡、宁阳、单县、城武、曹县、郯城、费县、并曲阜四氏共十四学，是为兖州府之东棚。”碑文中共列十二县，却为十四学，这因为除曲阜等县以外，四氏学又多给两个名额。 在科举考试中，四氏学独编“耳”字号。《曲阜县志》卷四十二记曰：“四氏学教公世子，即仿古大学教公卿大夫嫡子之意。其学之长视郡博，其副视国子监学录。四氏生，衣青衫，坐耳号。”《阙里文献考》卷二十七亦云：“准孔氏后裔另编耳字号。于填榜时，总查各经房，如孔氏无中试者，通取孔氏试卷，当堂公阅，取中一名，加于东省原额之外。但不必拘定一人，以滋多碍。凡历五科，皆取中二名。” 自明天启年间开始，每庙乡试，将孔氏后裔另编“耳”字号。单就命名“耳”字来讲，也有颇多讲究，因为繁体字的“聖”字组合当中，含有一个“耳”字，因此，特取“聖”字左上一“耳”，其意就是“取自聖贤”。在填榜时，总查各经房，如无孔氏中考者，则在山东原额之外增加名额取之。乾隆元年（1736年）之后，四氏学每次科中的人数却在三名以上，到同治九年（1870年），竟达八名之多，故山东乡试有“无孔不开榜”之说。 原来，四氏子孙中式者，皆系《诗经》，不准他经中式。到了乾隆元年（1736年）又允许愿治他经者，即以他经应试，仍编“耳”字号。《孔府档案》五八七四卷记曰： 山东学政李光墺奏称：四氏子孙中式，皆系《诗经》，不准他经中式。请嗣后不专以《毛诗》取中，令习《五经》等语。……请嗣后四氏子孙《毛诗》之外，亦令兼习他经，其愿治他经者，即以他经应试，仍编耳字号。不拘何经，主考官择其文之佳者，取中三名。如此，则四氏子孙皆留心经籍，不专以《毛诗》肄业。庶可仰承家学，不负我国家培养之至意矣。俟命下之日，臣部载入《科场条例》，并行文山东巡抚布政司，一体钦遵施行可也。 很显然，这是优待四氏学的又一具体措施，由于四氏学子孙的考试大大扩大了，就更有利于学生的特长发挥。（原载：《孔子文化季刊》总第10期 作者：孟继新，曲阜文管会资料研究室课题研究组组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