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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认为孔子主张“言必信，行必果”，并进一步认为孔子很讲诚信。其实在《论语》中，孔子认为“言必信，行必果”这种境界并不高，当然他也不主张出尔反尔。结合整部《论语》，会发现孔子主张结合具体的情形而有变通，如果说过的话符合仁义，不去做便违反仁义的话，显然要言出必行。如果随着认识的加深，发现做法不对，那也应该停止。总之，一切以仁义为判断标准。 在一些文学作品中，经常看到“言必信、行必果”这句话，是用来形容人讲信用、有担当的。很多人知道这句话出自《论语》，便以为这是孔子所主张的，事实并非如此，先来看《论语·子路》中的记载： 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上矣。”曰：“敢问其次。”曰：“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曰：“敢问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曰：“今之从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 大体的意思是子贡问“士”的层次是怎么样的，孔子说了几种，“言必信、行必果”勉强可以算是第三等，但孔子将此类人定义为“小人”，似乎有所讥刺。韩愈、李翱在其合撰之《论语笔解》中说：“硁硁，勇敢貌，非小人也。小当为之字，古文小与之相类，传之误也。”粗看似有道理，细思则不然，其一，先秦古文的“小”字与“之”字区分较为明显，讹误的可能性不是很大；其二，若“小”字是“之”字的误传，则似乎前面不必有一个“然”字了；其三，孟子说“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孟子·离娄下》），明显是根据孔子的意思而加以发挥的，他见到的文本应该也是“小人”；其四，孔子说：“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论语·里仁》）可见孔子和孟子一样——或者应该说孟子和孔子一样——在人与人的关系中，是把义放在很高的位置上，并没有确定地主张“言必信、行必果”。朱子说：“小人，言其识量之浅陋也，此其本末皆无足观，然亦不害其为自守也。故圣人犹有取焉。”（《论语章句集注》）朱子的理解比较接近孔子的原意。孔子当然不会断然否定“言必信、行必果”，但这样做的话并不在一个很高的层次上，最高的判断准则是“义”。 孔子最重视的是仁，那是最高的德性，除此之外，最重要的便是“义”了，仁是可以反省内求的，是生生不息，不及于外物也可以有仁；然而一般来说，义是要接触到（至少要在思想里接触到）外物和他人才能表现出的德性。陈淳说：“义就心上论，则是心裁制决断处。宜字乃裁断后字，裁断当理，然后得宜。凡事到面前，便须有剖判，是可是否。文公谓：‘义之在心，如利刃然，物来触之，便成两片。’若可否都不能剖判，便是此心顽钝无义了。”（《北溪字义》） 义可以表现为合宜，但这个合宜的标准与依据是理，所以决不能把义（宜）理解为随心所欲。孔子说的“义之与比”也可以说是“理之与比”，孟子说的“唯义所在”也可以说是“唯理所在”。绝不是左右摇摆，怎样对自己有利就怎样。也就是说，合乎理与义的，就要“言必信”，必须去做，至于行有没有果，那就不是行为主体所能掌控的了，尽量做好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就好。若这件事是不义的，则不能去做。 然而有些事是处于中间状态的，比如说甲拿着枪威胁乙，要求乙去打丙几个耳光，若是乙自己觉得身负重任，生命很重要，不得已答应了甲，和生命比起来的话，丙的一个耳光显得稍微次要一些；假如甲威胁之后就离开了，乙不去打丙也可以，因为乙答应甲本身就出于不义，这个强迫下的“答应”在强迫自动解除后也可以随之解除，这并不违反诚信原则。若是甲还在面前，要看着乙动手，那还要看乙的认知，乙若是认为丙会为了生命而牺牲一下，那么假如乙打了，也不算多么的坏，假如没打，那说明乙的品质比较高，可见到底打还是不打都问题不大；但若是乙认为丙会不堪其辱而因此自杀，那么乙就一定不能言出必行了，因为为了自己的生命牺牲同样宝贵的别人的生命，显然是很自私和卑弱的、违反仁义的行为。 假如把这个故事的情节稍微改动一下，甲拿着枪威胁乙，要求乙去杀掉丙，然后乙可以活命。事件一开始，乙的脑中已经知道后果了，所以出于义的话，他是宁可自己死也不能答应的，这时候出言也要谨慎。其实孔子是主张“言不必信、行不必果”的，但不是说一个人可以随口乱说，而是出言、践行的时候也要十分的谨慎，先判断是否符合仁义。不论说与不说，做与不做，都是以仁义为标准的。 当然这两个例子都是特殊情况，在今天这个讲究诚信的社会，是否要言出必行呢？也不一定。比如甲从乙那里订购了一车橘子，事先交了30%定金。结果甲收到货后，发现有一半都霉烂了，事先也没有任何合同规定，也没有商讨过质量问题，甲是否要遵守承诺，交给乙剩下的款项呢？那也未必，因为事先乙存着欺诈之心，一个协议的达成暗含着橘子是好的这个前提。在双方没有任何证据与文书的情况之下，没法寻求程序上的正义，那么甲不交余款也不会有第三者加以批评。因为甲的做法完全是符合“义”的，义就是达成协议前不该有欺诈，不该交付余款助长这种作风以危害社会。可见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并不违反诚信原则，出于义的信才是真正的信，这在任何时代都是深刻而有意义的原则。 孟子所说的“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来源于孔子，孔子自然也是如此主张的。仔细思索孔子的意思，会发现还可以有稍微不同的另一种解释：“言必信、行必果”可以理解为说出的话不管过程如何艰难，条件如何恶劣，都要最终全部实现，要有一个功利的结果，为此甚至不择手段。这肯定也是孔子反对的。比如孔子周游列国，是为了实现王道，但是遇到不尊重自己、不尊重学问的，孔子就会离开，并不会为了自己的言行或者说理想而改变自己的操守，去逢迎国君和同僚。孔子宁可不施展自己的抱负，也不违反仁义的原则。 总之，孔子并不主张“言必信、行必果”，而是主张“言不必信，行不必果”。这并不违反诚信原则，而且在任何社会都有意义。因为孔子说这些话的时候，是有仁义和天理在后面支撑，具有普遍性，正是因为由于各种不通用的缘由而使“信”和“果”会与普遍的仁义造成牴牾，所以孔子才这样主张。我们决不能把孔子的意思理解为随口乱说，随时可以背信弃义，任意欺骗他人，这些孔子是加以反对的。总之，一切依仁义而行，自可心安理得而畅通无阻。 【参考文献】： 1．朱 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2010年。 2．简朝亮：《论语集注补正述疏》，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 3．陈淳著，熊国祯、高流水校：《北溪字义》，中华书局， 2009年。 4、卢坡尔著，陈燕译：《伦理学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原载：《正本清源说孔子》 作者：王舍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