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化创造，最为核心、最为根本、最为精髓的，可以归结到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德。无论从文化特性看，还是在中华文化体系中，它的地位与意义都不可小觑。传统八德历经数千年沉淀与凝结，深深影响了每一位炎黄子孙，具有历久弥新的价值。德与道密切相连。什么是“德”？说起来，“德”很抽象。不过，《说文解字》说得很容易理解：“德，升也。”德有登高、攀登的意思。这就不复杂了，人有了德，就进步了，就与原来不一样了。 在古籍中，“德”有时与“得”相通，有的注解说“德者，得也”。中国传统的人文教育要“止于至善”，《大学》说：“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人知道努力方向，明白走向哪里，才能神定心静、踏实安宁、思虑周全，才会有“得”。人生不迷茫，就能登，就能得，就具有了“德”。 “道”与“德”可合成一个词，即“道德”。“道”与“德”本来也有分别。“道”无言无形，却承载一切，只能用思维意识去感知它；“德”则用来昭示“道”，有德的人顺应道，按照自然、社会、人生的需要去做人做事。 正像老子的著作被称为“道德经”一样，孔子的《论语》《孔子家语》等也可以说是孔子的“道德经”，其中所谈也是“道”与“德”的问题。孔子常说“修道”与“立德”的问题。孔子说：“夫道者，所以明德也；德者，所以尊道也。是以非德，道不尊；非道，德不明。”这话说透了“道”与“德”的关系。只有遵道而行，德行才好。 道属于价值信仰，德则是行为规范。道与德二位一体，相辅相成。信仰决定德行，德行体现信仰。有怎样的信仰和追求，就有与之相应的为人处世方式，视听言动体现着德行。诚如“五常”与八德的关系，有对仁、义、礼、智、信的尊奉，才有八德的具体表现。 道德属于文化的本质。早在西周时期，中华先人就已开始“尊礼”。礼乐文化是人文理念很强的文化，如何处理好人的自然性与社会性的矛盾，怎样在“人心”“道心”之间“允执厥中”，如何在“天理”“人欲”之间“好恶有节”，人们进行了不懈的探讨，形成了中国博大精深的道德文化，由此形成了中华传统文化的鲜明特色。 为了共同生活的和谐美好，人们从不同角度和层次思考“德”，也出现了许多概念与归类。《尚书》中说到了“九德”，那时，仁、义、圣、智、信、孝、慈等概念已被普遍使用，各种“德”都围绕这些概念铺陈阐发。 在总结前人的基础上，春秋时期的思想家继续凝练提升，认识更加全面、系统、严谨。如管子较早提出了“四维”的概念。《管子·牧民》篇说：“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礼不逾节，义不自进，廉不蔽恶，耻不从枉。”战国时期，人们更为关注君臣、父子、兄弟、长幼、夫妇这些社会关系。如《郭店楚墓竹简》中有“六德”说，即圣、智、仁、义、忠、信。孟子提出了仁、义、礼、智“四端”之说。无论“六德”还是“四端”，所论都是中国早期思想家探讨的中心话题。从“四维”“六德”到“四端”“五常”，虽然角度不同，却都为八德的出现做了充分准备。 到宋代，人们对儒学与社会改良的认识更为清晰。他们更加注重自身修养，注重向人心“内求”，同时也从社会结构出发，立足于“中国”文化立场，更注重个人、家庭对于国家和谐稳定的关系，有一种挥之不去的家国情怀。将孝、悌、忠、信、礼、义、亷、耻并称连用的越来越多，有的称之为八德，有的还称之为“八行”或“八端”，以之涵养良知良能，视其为“修身之要”和“教化之道”。八德是中国道德文化的内核，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它影响着人们的世界观、荣辱观、审美观，它属于文化的底层或深层，决定和影响着制度、物质等层级的文化。 八德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在八德概念形成后，也有人试图进一步整饬与发展，出现了八个德目的新表述，但认真研究其内涵与内在关联，都不如传统八德显得更为严谨齐整。八德之间有一定的并列关系，也可视为相互递进的两个层面：孝、悌、忠、信为第一个层面，即正心诚意的内在修为；礼、义、廉、耻为第二个层面，是个人修为的外化。前者属于做人做事的修身层面，后者则是为政治国不可或缺的。在八德中，孝与悌、忠与信、礼与义、廉与耻，意义相邻相近，也可组成几组概念，同样是层层递进。 人修身，是为了适应社会，处理好与他人、集体、国家乃至自然环境的关系，做一个“社会的人”。为此，人应该把自己放在社会中，遵守社会规范。《礼记》说“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这里的礼义，指礼的内涵。 怎样修“礼义”呢？中国古代非常注重“成人”教育。所谓“成人”，就是具备人的内涵的人。《左传》中说：“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礼者，谓之成人。”人能“自曲直”表现在“赴礼”上，这就具备了正确的价值观，符合“礼”的要求。这个“礼”就是指礼义，即“礼”的本质内涵。 人类社会不可缺少爱与敬，儒家学说有仁爱精神与敬畏观念。中国历代重视孝悌，孔子说“人道政为大”“爱与敬，其政之本也”；又说“立爱自亲始”“立敬自长始”，所以八德始于孝、悌。孔子教学“先之以诗书，导之以孝悌，说之以仁义，观之以礼乐，成之以文德”，目的在于使人“成德”。儒家思想的中心也是教人“入德”，传统的“大学之道”在于使人明德向善。随着科技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作为中华人文文化精粹的八德，在爱与敬的培育方面或将更加具有旺盛的生命力。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这应该成为铭刻在亿万中国人心中的训诫，成为全社会评判是非曲直的标准。社会责任需要全社会成员共同担当，德行修养需要全社会积极参与。但为政者起着关键作用，领导干部要做守德的模范。中国古代管理智慧的最大特点，就是格外强调“为政以德”，由为政者的“正”引导全社会的“正”。为政者要积极践行八德，具有德政主体意识，自觉加强德行修养，按照八德的要求去做。 八德的施行需要制度的保障，以引导全社会形成善良的道德意愿、道德情感，引导人们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在新的时期，继续讲好八德的故事，是继承前人道德智慧，推陈出新发展道德的需要。修好八德，提升个人素养，就能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自觉认同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今天进行道德建设，需要与社会的全面进步相适应，需要与社会的公平与正义相一致。优秀传统文化是今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丰厚文化土壤，八德是最具代表性的中华传统美德，已经沉淀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构成我们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成为历代中国人“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因此我们不能淡忘八德的历程，应该继续讲好八德的故事。（原载：《中国纪检监察报》3月10日第七版 作者：杨朝明）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