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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世界需要孔子拯救”传言的考察及反思 作者：王奇昌（宗教学博士，内蒙古工业大学人文学院讲师） 杜星怡（内蒙古工业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来源：《原道》第25辑，陈明 朱汉民主编，东方出版社2015年出版 时间：孔子二五六八年岁次丁酉三月十七日庚午 耶稣2017年4月13日 内容提要：近些年来，所谓“若干诺贝尔奖学者获得者集体宣言只有孔子才能拯救21世纪的人类”的传言，在社会上颇为流行。这里面有孔子固有的巨大影响力的因素，也是其部分拥护者在西方文化颇为强势的大背景下有意或无意地借助外国人之口来提升孔子地位的具体体现。但对孔子的这种神化，一方面会给部分对中国的快速发展心存疑虑的西方人以攻击中国的口实，另一方面也无助于发挥孔子给我们留下来的遗产、解决当前国内的问题。 关键词：孔子 拯救世界西方文化 文化优越论 关于孔子在世界上的地位，社会上近些年来这样一种传言，就是若干诺贝尔奖获得者集体宣言人类要想在二十一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寻求孔子的智慧。这种说法无论是在政界学界还是学界，都颇为流行。例如，一位政界人士曾指出：“可能网友们也知道，在二十多年前，1986年，有六十几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在巴黎聚会，最后他们发表了一个巴黎宣言，其中有这样一段话，大意是时至今日要想挽救世界，需要我们把脸掉向东方，向2500年前孔子那里汲取智慧。”[i]而笔者在参加2014年10月举办的“2014‘儒教重建与道德教化’学术研讨会”时，还看到一与会者散发的材料仍有若干诺贝尔奖获得者集体认为只有孔子才能拯救人类的言论。在笔者看来，这种传言的产生有孔子固有的巨大影响力的影响，也是在西方文化强势的时代背景下部分孔子的推崇者有意或无意地借助外国人之口来提升孔子地位的具体体现。虽然无论是夸大或者贬低孔子的影响，都无损于孔子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但当前这种对孔子的神化一方面会给持部分对中国的快速发展心存疑虑的西方人以攻击中国的口实，另一方面也无助于有效发挥孔子给我们留下来的遗产、解决当前国内的问题。下面就一一叙之。 一、对“世界需要孔子拯救”传言的考证 关于孔子影响的传言有很多，“世界需要孔子拯救”此条无非是现代人对孔子所作的最成功、影响力最广远的一个神话。 据说这是诺贝尔奖获得者于1988年在巴黎会议结束时的宣言。根据张颂之考证，新加坡的吴德耀最早提出这一说法。[ii]吴德耀在1989年指出：“一九八八年一月，全世界的诺贝尔奖金得奖人在法国巴黎开了一次会议，结束时做了一个破天荒的宣言说：‘如果人类要在二十一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头二千五百年，去吸取孔子的智慧。’”[iii]但这一说法遭到了不少批判。李慎之曾撰文指出：“会上根本没有提到孔子。”该文提到，1988年1月18日至21日，由当时的法国总统密特朗提议，75位诺贝尔奖得主共集巴黎，议题是“二十一世纪的挑战和希望”，但会上根本没有提到孔子。他还询问了以弘扬儒学为己任的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先生，得到了明确的答复“没有听说过”。[iv]李慎之的文章引起了马为民的注意。马为民是当时的《人民日报》国际部记者，曾常驻法国，也采访了那次会议。他随即以与会记者的身份发表文章，证明那次会议上“根本没有提到孔子”，并进一步说：“这一点，我可以作证。至于说二十世纪的‘诺贝尔们’把两千五百年前的孔子哄抬到人类下个世纪精神导师的地位，那就纯属凭空演义了。”[v] 自然，也有人提出辩护，如胡祖尧援引国家图书馆的顾犇博士带回来的《堪培拉时报》复印件，提出：“从这段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出，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大会上谈论孔子的事情确实是有的，而不是凭空杜撰出来的。《堪培拉时报》是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最大的报纸，其严肃性是没有问题的。经过笔者核对，该报道中所涉及的人物及其获奖情况都没有任何错误，可见报道的严谨程度。”[vi] 笔者曾为此事与顾犇博士进行了联络。他虽然认为该篇报道应该没有问题，但他在澳大利亚时并没有联系到作者，因此无法考察为何这个消息只是由澳大利亚的一份发行量仅有几万份的报纸报道。而笔者也曾经电子邮件联系当时与会的丁肇中博士，但没有收到回应。《堪培拉时报》上面的报道的原文是这样的：The high pointsof the conference’s final press briefing were contributions from Dr HannesAlfven (Sweden, physical, 1970) who hasreached the conclusion at the end of a brilliant career in plasma physics thatif mankind is to survive it must go back 25 centuries in time to tap the wisdomof Confucius. [vii]译成汉语就是“在此次会议的新闻发布会上，最精彩的是汉内斯•阿尔文博士（瑞典，物理学奖，1970年）的发言。他在其等离子物理学研究领域中的辉煌生涯即将结束时，得出如下的结论：人类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到2500年以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从这里可以看出，即使认为《堪培拉时报》的说法可信，也不能证明有7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发布集体宣言说要学习孔子的智慧。 李慎之曾指出：“一百多年来中国人好像到现在还没有摆脱一种心理，一个人、一件事情或者一样商品好像只要得到洋人的夸奖或者起一个洋式的名字就觉得脸上特别有光。前几年流传一种说法，说是美国的西点军校挂有雷锋的画像（也有说是树雕像的），把他作为美国军人学习的模范。对此我曾问过在那里教书的中国教授，得到的答复是‘没有听说过’。”[viii]在笔者看来，这固然说出了一方面的原因，但孔子拯救世界的传言如此流行，背后还有别的原因。 二、“世界需要孔子拯救”传言产生的原因 对孔子的神化并非近现代的产物，实属早已有之，无非进入近代以来面对西方文化的强势，部分孔子的推崇者有意或无意地借助外国人之口来提升孔子地位。历史上，孔子一生颇为坎坷，但死后却极受尊崇。自汉朝起，他开始被加之各种封号，其最高的称号乃为“大成至圣文宣王”。这些封号扩大了孔子在社会上的影响。特别是宋朝理学兴起之后，“半部《论语》治天下”之类的说法就大为流行，包括到了现在仍有一定影响。洪业对此条进行了详尽的考证。在他看来，赵普言行更近法家，其读书范围也颇为广泛，而且北宋末年开始流传的说法也是“定天下”、“辅陛下”或“致太平”各用半部，不是仅用半部。[ix]蒋非非对此也做过说明。在中国古代，《论语》并不是一开始就有很高的地位。汉朝设五经博士，但《论语》在汉代并不具经书地位。唐代九经中也有没有《论语》，《孝经》《论语》只称“兼经”。明经科一般考《九经》中的两经，只有十岁以下的童子科，应试者考一经并加试《孝经》《论语》。汉魏至唐，儿童启蒙先学《孝经》、《论语》，其后才学《诗经》等儒家经典。[x]就是一般被认为是成书于南宋末年的《三字经》也指出四经和《孝经》只是读包括《诗经》在内的六经以及子书的基础，子书还要更后一点。略举笔者所见到的版本：“为学者，必有初，小学终，至四书。《论语》者，二十篇，群弟子，记善言。……《孝经》通，四书熟，如六经，始可读。……经既明，方读子……经子通，读诸史。”[xi] 进入20世纪以来，中国传统文化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康有为等人组织了孔教会，结果遭到猛烈抨击。但残酷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西方文化受到怀疑。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于这次战争即将结束时出版，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梁启超在1919年旅欧途中看到欧洲战后种种现象，思想上发生了“从崇拜西方科学到否定科学万能”、“从鼓吹竞争进化到提倡互助互爱”、“从输入西方文明到弘扬民族固有精神”的转变。[xii]因此，以孔子思想为重要内容的中国传统文化又得到重视，很快社会上就出现了“西化派高呼打倒的儒学转眼之间就披着振兴世界文化的道袍重新登场”的现象。[xiii]社会各界随后围绕如何看待以孔子思想为重要内容的传统文化展开了激烈论战。[xiv]但整体而言，孔子的地位还是大为下降。列文森写作于1965年的《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中有较为详细的描述。在他看来，孔子“或许是一颗耀眼的星星，然而这颗星星已成了历史”。[xv]在“文革”期间，“批林批孔”运动对孔子的地位又形成了新的冲击。 但是随着被视为儒家文化圈的东亚地区的经济起飞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大陆经济的高速增长，孔子思想得到重新重视。不少人以做“儒者”“儒商”为荣。特别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对自己的制度与文化有了更多的自信。例如郑瑞平就针对西方社会出现的一些问题，对儒家贤能政治进行了新的阐释。[xvi]孔子还被赋予了作为连接海内外华人的纽带、宣传中华文化的新意义。继2004年由曲阜市政府主持祭孔大典之后，2007年山东省人民政府等省级机构开始联合主办祭孔大典，并延续至今。因此，在多方合力下，孔子得到民众越来越多的关注，政界人士也给孔子及其学说以高度关注和肯定。但西方文化依旧强势，“与国际接轨”仍是中国的重要话语，因此一些孔子的推崇者就经常四处宣扬出处颇为可疑的若干诺贝尔奖获得者集体肯定孔子一事。 诚然，面对一个纷争不断的世界，主张“和为贵”的孔子的思想确实有诸多值得世人借鉴的地方，一些国人也开始大力提倡向世界宣扬孔子的思想。季羡林曾向2008年奥运会开幕式的总导演提议：“我建议在开幕式上将孔子‘抬出来’，因为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当今世界并不太平，到处都是你争我夺。而中国向来是一个追求和平、和谐的国度，奥运会正是一个展示我们国家和民族伟大形象的机遇。”[xvii]虽然他的这一设想遭到一些人的反对，但最终还是得到了落实。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一开始，就有2008名演员吟诵“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在后续的表演中又有810名手持竹简的士子齐诵“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三人行必有我师焉”，897块活字印刷字盘变换出不同字体的“和”字。[xviii] 三、“世界需要孔子拯救”传言背后的风险 中国试图通过孔子向世界展示中国爱好和平的形象，但从现实来看，部分西方人并不这样看，他们总是怀疑中国的意图。有学者指出，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长，“和谐世界”的提法并没有产生足够的影响，而在扩大与周边地区的经贸往来中所使用的“战略大通道”“西进”“桥头堡”等词语也引起了一些国家的误解。[xix]这足以引起我们深思。在中国这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发展中国家，如何利用包括孔子学说在内的各种资源解决我们当前所面临的问题乃是当务之急，其他国家如何发展并不是我们需要关心的事情，也超出了我们的能力范围。 当前中国的经济文化实力有了很大的提高，“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xx]已是历史往事，但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对中国仍有影响，西方的文化依旧强势。例如，《中国话》这首歌曾经风靡一时，但且不说“让世界都说中国话”这种想法是否值得商榷，歌手却起了英文的艺名，原唱组合名字也为S.H.E，歌词中也有英文，他们的不少歌曲和演唱会名字用的也是英语。如果我们不顾现实而津津乐道于“世界需孔子拯救”之类的传言，很容易会被掌握着世界媒体主导权的西方塑造成中国谋求霸权的一个例证。部分西方人本来就对中国的发展心存疑虑。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中担心儒教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冲突，又在《再论文明的冲突》一文中忧虑“潜在的、最危险的冲突”在中美之间展开。[xxi]最近基辛格在和傅莹的对话中，提出中国历史上存在着中华文化优越论，而这是要求别国供奉称臣的朝贡制度的重要支持理由。[xxii]在某种程度上而言，“世界需要孔子拯救”正可以归为中华文化优越论的具体体现，因此不能忽略此类传言背后的风险。 更重要的是，“世界需要孔子拯救”此类传言无助于发挥孔子给我们留下来的遗产、解决当前国内的问题。以孔子为代表的古人给我们的民族提供了丰富的生存智慧。但是孔子学说毕竟是脱胎于农业经济的，并不完全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现在人类早已进入太空时代，但不少国人却仍津津乐道于中国“古已有之”。在中国历史上，孔子曾经带着自己的弟子亲身实践过自己的思想和抱负，结果是处处碰壁，还险些丢了性命。后来孔子学说一度成为整个社会的官方意识形态，但其既没有挽救中原王朝亡于游牧民族之手，也没有使近代中国摆脱屈辱的命运。如果说宋朝以半壁江山亡于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还是情有可原的，那明朝亡于仅有百余万的满族政权之手的残酷现实确实值得国人深思。虽然明朝的灭亡有很多原因，但至少说明作为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孔子的学说并没有拯救当时的中原王朝。同样，孔子学说也没有使清王朝免于陷入屈辱地位。而纵观中国历史，大一统局面的首次形成是由厉行法家的秦国实现的；虽然汉武帝“独尊儒术，罢黜百家”，但汉朝整体上还是“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汉书•元帝纪》）；唐朝颇为尊崇道佛，儒学地位颇有起伏；[xxiii]正是孔子得到高度推崇的明清两代，中国逐显颓势。拯救世道人心、拯救现代世界的重任，这实在是孔子及其学说不能承受之重。 笔者并不是否定孔子思想的伟大地位，但一种伟大的学说并不等于能够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当前中国大陆进入改革开放的深水期，有着一系列的社会问题需要解决。上面提到的郑瑞平认为西方出现了很多问题，如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的流行和传统美德日益削弱，因此需要发扬儒学，但那些问题在中国也照样存在。如今大陆报纸上老人得不到赡养或死在家中若干天才被发现的新闻并不少见。事实上，就是当前一些宣扬孔子学说的论者，也很难说在实际生活中就依照孔子的教导行事。一名自称是于丹伦敦之行翻译的发帖者，指责于丹在《于丹〈论语〉心得》英文版欧洲首发式过程中，“不断换房”“呵斥助理”“辱骂翻译”等“撒泼恶行”，实在不像一名以《论语》研究知名的学者所能做出的行为。于丹则给出回应，认为是那位翻译水平不够，达不到要求，当时她并不见怪，但那位翻译却恩将仇报，在网络上攻击她。[xxiv]此事的真相还没有澄清，结果又有报道说于丹2008年在东京大闹外国记者俱乐部，在当时的日本首相面前斥责其陪同人员先用日语介绍她是在抢话。[xxv]换而言之，如何继承和发扬孔子的学说并非一个可以轻松回答的问题，我们还有太多的事情要做。 四、结语 孔子的学说无论在过去还是当前都对中国社会起到了重要作用：在过去，孔子的学说有利于“形成和维护中国团结统一的政治局面”“形成和巩固中国多民族和合一体的大家庭”“形成和丰富中华民族精神”“激励中华儿女维护民族独立、反抗外来侵略”；在当前，孔子学说也有助于“推动中国社会发展进步”“促进中国社会利益和社会关系平衡”“延续民族文化血脉”，而且“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认识世界、认识社会、认识自己以及开创美好未来必须不断发掘和利用包括孔子学说在内的文化遗产。[xxvi]然而四处传播“世界需孔子拯救”此类说法绝对不是对孔子学说的发掘和利用。面对当代中国的种种社会问题，我们需要继承和发扬孔子思想，但并不需要挟洋自重或者盲目自大，无需套用并不存在的外界的夸奖来立论。[xxvii]一些论者假借诺贝尔奖获得者之口来肯定孔子的思想反而可能会让中国在外交上陷入被动，也无助于国内各种社会问题的解决和开创美好的未来。 注释： [i] 许嘉璐：《中医崛起，要有自信和韧性》，《人民日报》2007年12月6日。 [ii] 张颂之：《对现代孔子神话的反思》，《中国文化研究》2002年第2期。 [iii] 吴德耀：《古今人对孔子的评价》，《走向世界》1989年第5期。 [iv] 李慎之：《诺贝尔与孔子》，《读书》1997年第1期。 [v] 马为民：《我可以作证》，《读书》1997年第7期。 [vi] 赵鹰、胡祖尧：《诺贝尔奖得主们究竟说过没有——查证‘诺贝尔奖获得者认为21世纪人类要吸取孔子的智慧’的报道》，《现代教育报》2003年1月20日。 [vii] PATRICK MARNHAM, Nobel winners say tap wisdom of Confucius,The Canberra Times, January 24, 1988. [viii] 李慎之：《诺贝尔与孔子》，《读书》1997年第1期。 [ix] 洪业：《半部论语治天下辩》，《洪业论学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05-426页。 [x] 蒋非非：《流传千载的一句谎言：半部<论语>治天下》，《光明日报》2007年11月26日。 [xi] 李逸安译注：《三字经百家姓 千字文 弟子规》，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4-24页。 [xii] 董增刚：《第一次世界大战对梁启超的思想影响》，《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 [xiii] 罗荣渠：《中国近百年来现代化思潮演变的反思》，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五四以来有关中国的文化趋向和发展道路论争文选》，黄山书社2008年版，第11页。 [xiv] 参见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五四以来有关中国的文化趋向和发展道路论争文选》。 [xv] [美]约瑟夫•R•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郑大华、任菁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72页。 [xvi] 范瑞平：《走向儒教贤能政治：在现代西方政治陷入困境之际》，陈明、朱汉民主编：《原道》第22辑，东方出版社2014年版。 [xvii] 卞毓方：《一位文化老人的“和谐观”》，《人民日报》2007年7月27日。 [xviii] 《第二十九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北京隆重开幕》，《人民日报》2008年8月9日。 [xix] 郑永年：《中国重返丝绸之路的几个重大问题》，《当代社科视野》2014年第7期。 [xx] 李鸿章：《复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梁启超：《李鸿章传》，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94页。 [xxi] [美]塞缪尔·亨廷顿：《再论文明的冲突》，李俊清编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3年第1期。 [xxii] 《傅莹对话基辛格：美国因高估中国而对华有焦虑》，《环球时报》2014年11月21日。 [xxiii] 李岩：《三教争衡与唐代的学术发展》，《社会科学家》1994年第5期。 [xxiv] 吴冷颜：《于丹和她的“撒泼门”》，《记者观察》2009年第6期。 [xxv] 刘鸶：《于丹东京撒泼记》，http://www.hkcd.com.hk/content/2010-09/29/content_2605476.htm。 [xxvi] 习近平：《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联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孔子研究》2014年第5期。 [xxvii] 认为联合国大厅悬挂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中文标语的说法也颇为流行。笔者曾于2006年向曾担任联合国高级官员多年的赖尚龙博士求证。他曾告诉笔者：“联合国大厅里并无悬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中文标语，以前台湾地区曾经送给‘大道之行’之类的匾幅，挂着一个走廊里，但后来不知何处。虽然联合国有类似的英语格言，但各个国家都会有类似的东西，否则就无法生存。圣经里面就有类似‘己所不欲，勿使与人’，这是任何一个文明发生到一定程度都会产生的思想。中国提倡的很多道德规范，别的国家、民族、宗教都会有的。牺牲小我，保全大我。这是每个民族都会有的思想。”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