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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大陆新儒家”与“港台新儒家”之争 作者：曾暐杰（台湾政治大学中国文学系） 来源：《原道》第32辑，陈明、朱汉民主编，湖南大学出版社2017年出版 时间：孔子二五六九年岁次戊戌二月十四日辛酉 耶稣2018年3月30日 一、少数人的“自我标榜”不是问题 台湾因历史时代背景，在中华文化脉络中形成了自我的系统与特色；而在迈入新世纪与两岸、全球新局势的今天，如何从台湾走向大陆、走向世界，与大陆学界交流论道、相互学习与批评，将是未来中华文化与儒学发展的重要契机，亦是我所心向往之的！就我个人的观察，儒学与新儒家在台湾现实中的影响力越趋式微，甚至被视为迂腐的传统学问、与当代律法与价值观格格不入，这就造成儒学仅是学院中的一门死学问，与现实完全脱节。这个情形是身处儒学圈中、自我认同为儒学的承担者所忧心与焦虑的。反观大陆儒学近年来蓬勃发展，大陆新儒家亦蓬勃开展，这是值得台湾学者关注与借镜的。然而，“大陆新儒家”与“港台新儒家”的对话与交流始终不够紧密，彼此间没有足够的认同与理解，这点从台湾中研院文哲所研究员李明辉先生在2015年1月《澎湃新闻》的访谈中所说：“我对‘大陆新儒家’的这个说法不认同。”就可以看出两者间的交锋与误解。 对此，我以为必须要正常开展双方的论辩与对话，在交锋中进行实质交流、在交流中寻求交会。也就是说，应该在差异中寻求共同的普适价值；在共同价值中尊重彼此的差异，应该以理解与包容取代攻讦与谩骂。 在这一波双方的交锋中，可以看出一个问题即在于：彼此追求“正统”的思维相当强烈──谁才是真正继承儒家道统？谁讲得才是真正的“儒学”。李明辉先生不认同“大陆新儒家”的首要理由即在于他认为那是少数人的“自我标榜”；但其实在唐牟徐张四先生当初发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时，也是自觉传递儒家道统，以身为儒学的传道者自立，就这个层次而言亦是一种“自我标榜”。其实“自我标榜”不是问题，只要能够自觉身为儒者，企图以发扬儒学、赋予儒学当代意义、以儒学解决当前问题，那么都可称为“当代新儒家”。但“港台新儒家”当前仍有着太强烈的“自我认同”意识，认为他们是继承“孔孟─陆王─熊牟”一系的唯一正宗与道统，只要不是他们师承系统内的，都不能称为“当代新儒家”。正是这样的道统意识，形成了强烈的排他性。 二、“当代新儒家”不应殊化为专指 由此更凸显出一个问题即是：“当代新儒家”这个本来应该是具有普遍性意义的词语，如今被特殊化为专指“港台心性儒家”一系的儒者。是的，我这里讲的是“港台心性儒家”！因为如李泽厚先生所说，唐牟徐一系的学者，可以说是宋明理学的延续，基本上并没有根本性的突破。也就是说，唐牟徐一系仅可说是儒学的一种形式──心性儒学。那么在当代多元开展的时代，这种只有一宗一派能够称为“当代新儒家”的正统与异端的思维似乎就不太恰当了，因为那是在封建社会下才须要的体制。在清末民初之时，受到西化派的攻讦、在1949年中国风起云涌、猪羊变色之际，唯有熊十力、张君劢、牟宗三、徐复观与唐君毅等一批学者以捍卫儒学道统为己任，那么理所当然称其为“当代新儒家”自然没有问题。但在蒋庆先生于1989年于台湾《鹅湖月刊》发表的《中国大陆复兴儒学的现实意义及其面临的问题》，广义来说可视为“大陆新儒家宣言”；陈明教授于1995年筹办的《原道》发刊，亦可说是“大陆新儒家”的里程碑，尔后各种形式的“大陆新儒家”也如雨后春笋般萌芽、勃发！也就是说，当仅有唐牟徐一脉儒学系统之时，理所当然将之称为“当代新儒家”自然没有问题；但是当儒学的形式与系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今日，这就成了问题了！就好比牧场中只有一批马时，称之为“马”毫无问题，人人都知道所指何物。但是当牧场里的马多了，就必须加上属性──白马、黑马、棕马、花马，没有任何一匹马可以顺理成章称之为“马”。这不是个名号之争，而是在现实意义下所必须。 那么陈明教授的“文化儒学”、蒋庆先生的“政治儒学”、干春松教授的“制度儒学”、盛洪先生的“经济儒学”、黄玉顺教授的“生活儒学”，以及如秋风先生、康晓光先生等一批致力于在新时代发扬新儒学的学者，谁人不是“当代新儒家”呢？况且即便在港台地区，也并非每位儒者都认同唐牟徐一系的心性系统，如钱穆先生即言不该把他归入于“当代新儒家”；也并非每位学者都倾心于孟学系统，如台湾政治大学刘又铭教授即倡议“当代新荀学”的开展。 也就是说，这是个多原价值与开展的时代，当中国与世界同样面对着现代化后的艰难，儒学内部必须有着多元观点，去因应不同区域、不同领域的各种问题，绝非单一宗派能够概括一切问题。藉此必须体认到，儒学不是只有心性、不是只有孟学、不是只有心学、不是只有唐牟徐一系才是正宗！ “当代新儒家”应该是个具有普遍性意义群体，应该从将之等同于“港台心性儒家”的特殊化脉络中回归。“港台心性儒家”是“当代新儒家”，“当代新荀学”也是“当代新儒家”──或者可说“当代新儒家─荀学一系”、“当代新儒家─孟学一系”。“大陆新儒家”亦是“当代新儒家”，且在这个概念下可以辖有文化儒学、制度儒学、政治儒学与经济儒学等多种形式。甚至是外国学人认同儒家、以儒家来面对文化差异及解决世界的议题，那么也可定位为“当代新儒家”──如“波士顿儒学”即可视为一脉，南乐山、安乐哲亦可称为“当代新儒家”。 当然，这样的“正名”并不是要否定港台心性儒家的丰硕学术成果，也没有要剥夺唐牟徐诸先生承担儒学志业的贡献，毕竟尔等大儒在港台延续了儒学传统40年，苦心经营与开展是不容抹煞的。而台湾的儒学经验，也的确启迪了不少大陆学者与儒者，让大陆学者看见了儒学对于中国当代发展的可能与希望。 三、两岸新儒家宜有更多理解与对话 只是在新世纪的全球化脉络中，我等企盼儒学能够扮演解决人类问题的关键学说，不要在儒学内部争正统，而是在全球化脉络下的新中国共同开展儒学的现代性意义与价值。我以为，港台心性儒家一代传一代有其自我认同的道统，这点应该给予尊重；但是同样的，心性儒家也应该对于大陆新儒家甚至是港台不同的儒学进路给予理解与空间，而不宜有着过度强烈的排他性。 今日的问题或许在于：台湾的儒者没有积极的意愿对于大陆新儒家进行全面性的理解与交流，多半处于在外缘去观看与批判的视角。而台湾政治大学刘又铭教授，求学问到于心性儒家脉络中，却也反思与批判心性儒学与孟学之“蔽”，故能以较开放而同情地理解各家派进路。刘先生更于2014年于政大中文研究所开设“大陆新儒学专题研究”课程，是台湾首次在大专院校开设关于“大陆新儒家”的专题。刘教授期待透过对大陆新儒家的更多理解与研究，进而开展彼此的优势，更期望青年学人能够藉此能够以台湾经验与大陆新儒家进行深层的交流与对话。这可说是双方对等对话的一个契机与里程碑。 经由此次会议的交流，可以发现一个值得一提的现象：在讨论大陆新儒家与港台新儒家的会议单元中，来自台湾的我在一定程度上批驳港台新儒家而为大陆新儒家辩护；而大陆学者则反思大陆新儒家的体系与哲学高度，而在一定程度上赞同港台新儒家。或许这正是彼此处于不同的脉络中反而能够看到自身的不足以及对方的优势，这样的自我批判与同情地理解对于两岸儒学交流是具有正面意义的。当然，诚如与会学者所言，儒学内部的讨论不须要刻意追求调和与和谐，尽管针对彼此的不足之处做讨论即可，这点是不错的。只是我必须强调的是，彼此的批评应该针对学理本身以及在当前时代脉络中的可行性进行讨论；而非在哲学义理以及谁才是“真儒”的意气之争上！对内，我们可以理直气壮、直指核心；对外，我们应该截长补短、共同开展儒学的意义与价值！两岸的新儒家必须有着更多的理解与对话，但也不必求其同而定于一尊，而应该是求同存异，在各自的问题上寻求特殊性，进而在特殊性上开展共同的普世价值。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