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苗力田（1917.4—2000.5），黑龙江省同江县人。新中国成立前，曾执教于中央大学；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执教于南京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后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先后任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常务理事、顾问，全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理事，先后担任多届北京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1988年获得吴玉章优秀教学奖，1991年获得首都劳动奖章。 【哲人追“思”14】 西学东渐以来，中国人对西方哲学的了解从最初零散粗浅的介绍逐渐走向系统全面的研究和逐渐平等的对话，这得益于几代学人的呕心沥血、辛勤耕耘，得益于那些早期的拓荒人和播火者。苗力田作为我国西方哲学研究的开拓者之一，是我国著名的西方哲学史家、翻译家、古希腊哲学研究专家、教育家。他对古希腊哲学有着非常深邃的研究，主持翻译了《亚里士多德全集》，这是中国人从古希腊语翻译过来的第一套希腊哲学家全集，也是西学东渐以来中国哲学界翻译的第一套西方哲学家的全集。他对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康德、黑格尔哲学也有非常独到的见解，为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来源的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 1.坎坷的爱智求真、学术报国路 苗力田的一生是爱祖国爱人民、追求进步的一生，是爱智慧求真理、献身学术的一生，是淡泊明志乐观豁达、以精神幸福战胜肉体痛苦的一生。 从东北流亡学生到国难哲人。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九一八事变，迅速占领了东北全境，大批学生流亡到关内。1934年，北平（今北京）成立了一所名为“国立东北中山中学”的学校，专门接收东北流亡学生，不用交学费和食宿费，实行军事化管理，旨在培养抗日救国人才。1935年，苗力田考入国立东北中山中学高中部文科组，12月初北平爆发“一二·九”学生抗日爱国救亡运动，12月16日苗力田带领高中部同学参加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活动并在天桥举行大会。1936年，东北中山中学由北平迁往南京市郊板桥镇。1937年，日本侵略军发动七七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0月南京告急，在南京大屠杀前一周，东北中山中学又被迫西迁，最后经长沙到湘潭，落脚在湖南的永丰镇。1938年1月，学校复课，苗力田作为应届高中毕业生，报考了当时已经迁到重庆的中央大学。1938年年底，日寇占领岳阳，直逼长沙，苗力田和几位还没有等到高考发榜的同学结伴徒步西行千余里，挑着铺盖沿着湘川公路，历经艰难险阻，历时47天走到重庆，于1939年顺利入学就读中央大学哲学系。 苗力田在哲学系求学期间笃实勤奋，广泛阅读，博采众长，与宗白华、熊伟、方东美等老师交谊甚密，还参加了《新华日报》自然科学副刊的编辑工作，并开始阅读马列著作。苗力田各门成绩优秀，在大学二年级时参加第二届全国学业竞试的乙类竞试，通过初试复试，成为全国132名选生之一，获教育部奖书券。苗力田一直保持着东北流亡青年的爱国救国之心，在大学时代，他用辛白、陆夷等笔名在重庆《国民公报》文学副刊《文群》和《新蜀报》文学副刊《蜀道》上发表了许多揭批时弊、思考人生、怀念家乡的散文和杂文，其中包括《东北青年教育的展望》《对东北青年的新认识》等。 从远征军翻译到校园进步青年教师。1941年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世界反法西斯同盟成立。中国远征军开始在大学四年级学生中招收战地服务团，培训3000名译员。1942年年初，苗力田应征入伍成为随军机要翻译官，随中国远征军赴缅甸作战，与那里的英国军队一起抗击日军，几个月后撤回到中缅边境为中美航空队做随军翻译，为民族解放和世界反法西斯事业贡献了自己的力量。1943年，苗力田以“陆夷”的笔名在《时与潮》副刊上连载五期发表了他1942年1月4日至5月24日从到达远征军部队到返回国内这5个月间的日记，在重庆引起了强烈反响。 1944年，苗力田考取中央大学研究院哲学学部的研究生，跟随陈康先生学习希腊哲学。陈康于1929年中央大学哲学系毕业后赴英国伦敦大学学习，1930年秋转往德国学习，先后师承多位著名专家学习希腊语、拉丁语和希腊哲学达10年之久，1940年获得柏林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后回国任教。1943年前在西南联大任教，1944年开始在重庆中央大学任教。同年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了陈康译注的《柏拉图巴曼尼德斯篇》，该书不仅仅是一部译著，它是世界上研究柏拉图和希腊哲学的重要研究著作，其中的注释是原文的九倍。他在该书的“序”中讲到，他研究希腊哲学要做到“使欧美的专门学者以不通中文为恨”，这充分展现了中国学人的学术自信和文化自信。正是在这一年，苗力田考取陈康的研究生，同他一起学古希腊语和希腊哲学。1946年，中央大学从重庆迁回南京。1947年，苗力田毕业后留在中央大学任教，讲授哲学概论、伦理学等课程。陈康1948年去往台湾大学哲学系任教，1958年去往美国，先后在埃默瑞大学、得克萨斯大学、哈佛大学、纽约大学、南佛罗里达大学任教，哈佛大学教授哈桑称陈康为“当今亚里士多德学的世界第一权威”。改革开放后，苗力田和陈康取得了联系，他晚年决定翻译《亚里士多德全集》也是受到陈康的鼓励和支持。 虽然苗力田学习的是古希腊哲学，但是关心政治、追求进步、有正义感是他一贯的风格。他经常参与进步学生的一些活动，一次一位前来借宿的同乡学友在他的床底下的箱子内翻出了《共产党宣言》《土地法大纲》《新民主主义论》等当时的“禁书”，同乡学友劝他赶快将书转移，说如果被发现是会要坐牢的，苗力田说，“不怕，都是自己人，早一天看到这些书有好处”。1948年年底，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失败已成定局，南京政府开始向广州转移，中央大学也成立广州分校，动员师生去广州分校然后转往台湾，苗力田在雨雪纷飞的冬夜拖着病体去找青年教师做工作，劝他们不要走，留下来为新中国出力。后来他参加了护校委员会，迎接共产党来接收大学。 从南京大学、北京大学到中国人民大学。从重庆迁回南京后，苗力田就得了肾结核，南京解放前夕，他的脊椎结核病到了晚期，后经大学附属医院动了手术，割掉了一侧的肾，脊椎用钢板固定，手术后人躺在石膏床上不能动，前后卧床三年。但是他仍不放弃学习和工作，用一块平滑的木板夹着书，仰着头看。他还担负哲学系本科生的教学任务，学生们围坐在他床边上课。1952年秋，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所有大学的哲学系都合并到北京大学哲学系。当时，苗力田是被抬着上火车的，到北京后则是由北京大学的救护车拉进了中关园宿舍。开学后，他乘坐人力车到未名湖边的哲学楼去听苏联专家的课。康复一段时间后，人可以站立起来自主行走，但他腰部因为钢板固定直不起来，从此一辈子离不开拐棍。1956年，中国人民大学成立哲学系，请求北京大学支持中西哲学的骨干教师，苗力田和石峻一起从北京大学调到中国人民大学，苗力田成为中国人民大学外国哲学学科的创始人和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的第一任主任。 苗力田虽然身体有病、行动不便，但是他意志顽强，乐观豁达，“文革”期间下放江西“五七”干校劳动三年，他拒绝特殊照顾，承担的劳动量并不比别人少。晚年除了腰椎的病痛外，还有白内障、肾衰竭、严重药物过敏等其他疾病，他80多岁时还坚持到教室上课，而且从不坐着讲课，一站就是一上午。苗力田一辈子甘于寂寞，心无旁骛，潜心学问，他的肉体大多数时间是痛苦的，但他的精神一直是高尚、快乐、幸福的。2000年5月28日，苗力田在参加完博士生答辩后的第三天去世。 2.把学哲学、教哲学作为一辈子的生活方式 苗力田把做学问、研究哲学看作毕生的追求，把当老师、教书育人看作最崇高的事业。学哲学、教哲学是他一辈子的生活方式。他教育学生时经常借用奥林匹克“更高、更快、更强”的口号，提出了哲学的奥林匹克精神：“更深（远）、更细（密）、更广（博）。”苗力田在他漫长的学术生涯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治学原则。 “多学几门外语，做学问50岁之前只是打基础。”苗力田要求学生出奇严格，他常常说，研究外国哲学首先要学好外语，要从原文去领悟哲学家的原意，不懂哲学家的原文就不懂原哲学，就不要写关于他的论文，避免隔靴搔痒。最好要掌握两门死语言、三门活语言，那就是古希腊文和拉丁文，英语、德语、法语。外语学好了，多读原文原典。研究外国哲学必须从第一手资料出发，译本是普及用的，用以了解大意，原文原著才是真正的第一手资料。他认为，做学问，在50岁之前只是打基础，他本人就是这样践行的。 他一辈子都没有停止过学习，精通古希腊语，英语、德语、俄语，初通拉丁语。他在20世纪30至40年代学习了英文和古希腊文，初步了解了拉丁文。1950年年初，他在动过手术后躺在床上不能动时，硬是凭着让夫人唐夕华白天去大学课堂旁听俄语课，回家后教给自己的方式，学会了俄文。当时，国内哲学界掀起了学习了解俄国哲学和苏联哲学的热潮，苗力田阅读和翻译了大量俄文文献，写出了《十九世纪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的哲学和社会政治观点》（中国青年出版社，1959年）一书。到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我国哲学界开始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来源的研究，外国哲学领域就十分重视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康德、黑格尔哲学的研究。苗力田本来是不懂德语的，这时他开始学习德语，后来又翻译出版了《黑格尔通信百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和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原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他到七八十岁时为了给学生上课，早上6点多就在家里阳台上背外语单词和整段的原文，希腊文的词根、变性变位等熟记于心，上课时信手写满黑板。他告诫青年学者，应该排除一切干扰和诱惑，把做学问视为神圣的事业，潜心追求真理。他一辈子的主要学术成果确实是在60岁以后完成的，他为晚辈们树立了一个难以企及的榜样。 多读、多思、少写。苗力田先生认为，搞外国哲学，学好外语，熟读原著原典，把著名哲学家的基本思想、基本理论弄清楚，非一日之功，写出高质量的能同世界著名哲学家对话、同国外同行对话的文章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不要知道点皮毛就夸夸其谈、大发议论。要多读、多思、少写，做学问首先要有一种老老实实的态度，只有老老实实做人，才能老老实实做学问。他提倡的“多读、多思”是指治学力求达到有广博的知识和深刻的领会，做到“博大精深”，“少写”是指要反对做学术太急功近利，浮躁跟风，应该把学术质量放在第一位，他认为粗制滥造的作品不如不写。他说的“少写”不是不写，而是要写高质量的作品。苗力田20世纪50年代末指导的第一个研究生刘放桐后来成为外国哲学知名教授，他认为不能把先生所说的“少写”作错误理解、过分强调，因为人文社会科学的学习和研究，读、思、写是不可分割的，通过写可以促进对所读的东西思考得更全面、更深刻，更好地对提出的问题作进一步探索。 苗力田一辈子把三尺讲坛看作他的人生舞台。他在人民大学哲学系的讲坛上先后开设过欧洲哲学史、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斯宾诺莎《伦理学》、黑格尔《小逻辑》、西方哲学原著选读、现代西方哲学、存在主义、康德伦理学、英语哲学文献、古希腊语、古希腊哲学导论等课程，到80多岁仍然站在讲堂上讲课。 他把上课看作一件很庄严神圣的事情。在学生看来，他是有一整套程序的：一，如果要上课，一定是这一周都在备课，把要上的内容烂熟于心。二，到上课的那一天，早早起床，把皮鞋擦亮，换一套整洁的衣服，将头发梳理好。三，上课一定是站着讲，即使晚年他是用轮椅推到教室的，但是到了教室扶上讲台还是站着讲，一讲就是一上午，为了少上厕所，上课不喝水。四，上课没有讲义，只有几张用旧台历做的卡片，上面是外文多于中文，大多写些名词、概念的词源和演变，上课时他也基本不看这些卡片。五，讲课要讲清哲学概念，从希腊文的词根讲起，然后拉丁文、德语、英语，这些哲学概念是怎样演变的，把来龙去脉讲清楚，弄清楚概念的原意会让我们更好地理解、消除误解。六，讲课要讲清由概念到命题以及从命题到命题的论证过程，挖掘出哲学家本人的思维线索和逻辑推演过程。苗力田认为弄清楚哲学家怎么说的比哲学家说了什么更重要，结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哲学观点是如何被论证的，弄清楚这个过程就是对学生进行的思维训练。因为教哲学是要培养学生思考问题、探求真理的能力，重要的就是要弄清楚以往哲学家怎样思考，向他们学习思维方法，提高我们的理论思维能力。七，上课一定要用通俗浅显的语言说清深奥的道理，用老师消化后的语言表达出来，不能是用一堆晦涩的概念，让人不知所云。无论是人大哲学系1956年建系时的第一届本科生如罗国杰、郑杭生等，还是1978年人大复校后哲学系第一届本科生如张志伟、李秋零等，说起他们听过苗力田先生讲课时，总是感到无比幸运和回味无穷。 3.中国人翻译的第一部西方哲学家全集 苗力田先后从英语、俄语、德语和古希腊语翻译过哲学著作，作为一名翻译家，他在几十年的翻译实践中总结出自己独特的翻译原则。 他总结的翻译原则是：“历史感”，即对一些关键概念术语，一定要作词源学渊源考察，要考虑哲学家和思想家使用它们时的特殊语境，不能仅从其现代意义简单翻译；“确切”，即要忠实完整地传达原作者的本意；“简洁”，即不随意对原文加字衍句，自己不能任意铺陈；“清新可读”，即让现代读者能准确无误的理解把握。 苗力田本来研究的是古希腊哲学，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和服从教学的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未能静下心来专门研究希腊哲学。1983年，他开始招收希腊哲学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后来不久又招收希腊哲学的博士研究生，他亲自教授古希腊语，教学生先掌握基本希腊语，然后接着读希腊哲学原文原典，最后开始带着学生们搞翻译。经过几年的努力，从希腊哲学残篇中整理、编译出的希腊哲学原著选读《古希腊哲学》一书，1987年定稿，1989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接着，苗力田又树立了一个更高的目标：“要让亚里士多德说中文，让亚里士多德全集中文版出现于20世纪我中华大地，不让日本人在亚洲专美。”因为日本人翻译了亚里士多德全集，而中国还没有。苗力田不顾七十岁高龄、体弱多病，又带领学生们积极申报“七五”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编译《亚里士多德全集》，并获批准立项。《亚里士多德全集》的翻译工作历时十年（1987—1997），共10卷，达300万字，苗力田本人亲自翻译《形而上学》与《尼各马科伦理学》两卷，还校阅了全部译稿。许多重要概念和译名的统一，不同译稿之间语言风格的统一，他反复推敲，反复修改，有时每天工作10多个小时，可以说他为《亚里士多德全集》的出版呕心沥血、殚精竭虑。 1989年9月初，苗力田赴意大利中部城市佩鲁吉亚参加第二届国际柏拉图哲学讨论会，来自北美洲、欧洲、拉丁美洲和亚洲的25个国家的近100名柏拉图哲学研究者出席了这次会议，苗力田在会上宣读了论文《从钟爱者到爱智者》，他在大会上也讲到了他正在将《亚里士多德全集》翻译成中文，在国际哲学界引起了热烈反响。1997年《亚里士多德全集》十卷全部出齐之后，在学界引起轰动，光明日报、中华读书报、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栏目等都作了大量的报道。这不仅是中国人从古希腊文原文翻译出来的第一部希腊哲学家的全集，同时也是西学东渐以来第一部由中国人翻译的西方哲学家全集。该书多次获全国性大奖，如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优秀研究成果一等奖（1998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优秀研究成果一等奖（1999年），第四届国家图书奖（1999年）。2000年1月，《亚里士多德全集》被中国人民大学作为礼品赠送给希腊驻华大使馆。 4.求知是人的本性，思辨是最大的幸福 苗力田在20世纪40年代末开始发表哲学论文，例如《作为自我具体形式的神》，50年代末开始研究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俄国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家的哲学，但是他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古希腊哲学和德国古典哲学，尤其是亚里士多德哲学和康德哲学。他有许多深邃的思想和独到的见解体现在他为译著所写的“译序”中，例如：“《〈形而上学〉笺注》序：科学是目的不是手段”“《尼各马科伦理学》译序：品质、德性与幸福”“《道德形而上学原理》译序：德性就是力量”“《康德著作全集》译序：哲学的开普勒改革”等。 哲学思考是由好奇开始，为了知而求知，无用之用是为大用。苗力田的哲学观深受希腊哲学影响。他认为希腊哲学的特点是，爱智慧，尚思辨，学以致知。在希腊语中，哲学就是 “爱”和“智慧”两个词合成的，亚里士多德说，哲学就是对智慧的爱，对真理的追求。在希腊文中“思辨”一词在现代语中应为“理论思维”，它的名词形式theoria也就是现代语中的“理论”，“尚思辨”意思是注重理论思维，思辨科学现代语应解读为理论科学。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一书的第一句话是“求知是人的本性”，哲学是一门为了知而求知的学问，求知本身就是目的而不是手段，它不带有任何功利的目的。思辨科学、理论思维的研究对象是普遍的、自身同一的，它以自身为目的，是为了知而求知，在自身之外别无所求，学以致知。 苏格拉底的名言是“自知其无知”，柏拉图在《泰阿泰德篇》中提到过“哲学由好奇开始”，而亚里士多德认为“人们都是由于好奇而开始哲学思考的”“一个感到疑难和好奇的人，便觉得自己无知”“如若人们为了摆脱无知而进行哲学思考，很显然他们是为了知而追求知识，而并不以某种实用为目的”。苗力田将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三人的哲学思想联系起来了，认为为了知而求知、学以致知，就是为了克服无知、消除因好奇而产生的疑难，这就是怀疑精神、科学精神，这是思辨哲学的传统和本质特征。 苗力田常说，哲学是无用之学，它没有具体的功用，不能问爱智求知有什么用，那样就把它当手段或工具了，如果是为了功利、功用，那就不是真正地爱智慧，如果爱智求知是为了升官发财、沽名钓誉，那就不是追求真理。但无用之用是为大用，哲学是世界观、方法论，能培养我们追求真理的精神，能训练和提高我们民族的思维水平，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能没有哲学。 苗力田对于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伦理学有独到的理解。他认为，德性分为两类，一类是伦理的，一类是理智的。伦理德性就是关于痛苦和快乐的德性，它既不能过度，也不能不及，伦理德性就是我们感受好和坏的品质，过度和不及都是坏的、不应该的，只有合乎中道的行为才是好的、才是应该的。在快乐和痛苦的感受中、在实践活动中找到这种中道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这种实践生活中的智慧就是“明智”，它是对个别事件的智慧，是以个人为终极对象，主要是种政治品质。理智是灵魂最高贵的部分、最神圣的部分，是主宰和向导。伦理德性在于倡导良好习惯的培养，理智德性在于加强思维能力的训练，是清楚明白确切地理解，反复思考和策划。理智德性是伦理德性的导航者，理智德性的思考使伦理领域拓宽、层次加深、目光放远，而成为总体的一般的德性。幸福是人生的终极目的，它是合乎德性的实现活动。思辨是理智的德性，是合乎本己德性的实现活动，思辨是自足的，自身之外别无他求，它最为经久、最为快乐。在合乎德性的实现活动中，思辨是最大的幸福。理智就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地方，对于人来说，合乎理智的生活就是最大的幸福。 德国古典哲学也是一种思辨哲学。苗力田认为，思辨哲学是西方哲学中的一种传统，德国古典哲学同于古希腊哲学，其主流都是思辨的。“思辨哲学存在两种思维方式，一种是实体论的，一种是现象学的，实体论的思想是从对象的存在入手，而思辨它们的存在方式，现象学的思想则就对象的显现来探索它们显现的表象。在德国古典哲学中，黑格尔是实体论思维方式的典范。他从最单纯的存在出发到绝对理念为止，描述思辨理性、概念运行的整个历程。至于现象学的思维方式，虽然直到20世纪才在西方哲学中形成主流，而康德则公认为他们的先驱”，苗力田认为，康德以彻底的德意志精神探讨了思辨理性的来源、范围和客观有效性。康德对思辨哲学进行了改革，在提出学说和论断之前，对认识能力自身加以批判和清理，确定认识的来源、范围和客观有效性。康德在批判经验论和理性论的基础上，对二者进行了综合统一。“就像开普勒发现我们所栖息的星球要遵循着有两个焦点的椭圆形运行一样，思辨理性的运行轨迹虽然以理性为中心，但应该有两个焦点：感性和知性，直观和思想。”康德哲学的改革是将经验材料和先天的知性直观形式相结合，使科学知识既有来自经验的新内容，又具有普遍必然性。所以，康德是一位思辨哲学的改革家。 思辨理性和实践理性是同一理性。苗力田在翻译完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原理》后，写出了一篇一万五千余字的译序，可以说这是国内研究康德德性论伦理学最有分量的一篇研究论文，在这篇文章里他对康德的德性论进行了深入剖析，将其与亚里士多德的德性论进行了比较研究，阐明了二者的差异。苗力田认为，思辨理性着意于认识对象直到认识先天的最高原理，实践理性则着意于规定意志，规定它最终的和完全的目的。这两种理性不过是同一理性在理论和实践中的不同运用而已，意志在康德这里不是非理性的、反认识的，它和理论理性一样，也是一种认识。善良意志是自由意志，也是自律意志，自由和自律是联系在一起的，意志自由是自律性，就是它自身的规律性。苗力田认为，康德是德性论的杰出代表，《道德形而上学原理》对西方思想影响之深远远在柏拉图《国家篇》和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之上。他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既肯定了康德伦理学启蒙主义的意义，又揭示出它理论的无效性和资产阶级的软弱性。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指出：“对教师来说，想把学生培养成什么样的人，自己首先就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迫切需要我们的教师既精通专业知识、做好‘经师’，又涵养德行、成为‘人师’，努力做精于‘传道授业解惑’的‘经师’和‘人师’的统一者。”在学生的心目中，苗力田正是这样一位“经师”和“人师”的统一者。 （作者：冯俊，系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特聘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