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院的历史价值与现代意义 作者：朱汉民 来源：原载于《原道》第28辑（东方出版社，2015年版） 时间：孔子二五六六年岁次乙未十月廿九日庚申 耶稣2015年12月10日 近年来，随着传统文化的日益升温，传统书院研究和当代重建也渐成热点。为澄清有关书院文化的若干基本问题，更好地指导当代书院重建，本刊记者采访了中国书院学会会长、湖南大学岳麓书院院长朱汉民教授，并将访谈稿整理发表，以飨读者。  岳麓书院二门 中国书院与西方大学的自治权有区别 《原道》记者：近期有一股复兴中国传统书院的潮流。素闻您对中国书院文化有研究，特邀您接受我们的采访。不乏学者将中国历史上的书院文化与西方大学制度相提并论，请您谈一谈中国古代书院的兴起、组织形式等方面与西方大学制度有哪些异同？ 朱汉民：中国书院与西方大学的历史比较，是一个很有意义的问题，甚至可能会涉及到中西文化的历史特征和近代命运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中国书院产生于十世纪的宋代，但继承了先秦儒家的教育传统、学术传统；而西方大学也产生于中世纪，比书院稍晚两百多年，继承了古希腊的教育传统、学术传统。应该说，中国书院与西方大学均在各自的文明发展上做出重大贡献，而且二者的组织制度方面均有一些重要的共同点，其中最突出的是它们均是学者的自治组织。学界认为，西方大学的主要特征是它作为学者的自治组织而具有的自治权。其实，中国书院也是中国古代士人的自治组织。书院作为一种官学系统之外的教育组织，它是“士大夫留意斯文”而建立的学者团体的自治组织。在宋代，书院没有朝廷的正式诏令而建立，一般也不纳入朝廷或地方的行政管理。书院作为一种官学之外的独立教育机构，在高度中央集权的中国古代社会有相对的自治权，宋代书院学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创建和修复书院，以便能研究与传播学术思想；能够独立自主提出自己的办学理念，在教学内容的选择、教学方式与方法的运用、内部管理体制等方面都表现出独立性。 但是，中国书院与西方大学的自治权有区别。西方中世纪大学拥有的自治权是一种法权，这种自治权的获得则是师生仿效城市自治和行会自治，通过不断向教皇、君主和市政当局争取而来的，而且被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大学可以颁布独立于教会和世俗政权的法令，大学法定的自治权主要表现为对外争取发展空间和独立处理学校内部事务两个方面。中国古代书院的自治权不是一种法权，以皇权为主导的行政权力决定着书院自治权的有无和大小。元明清以后，随着中央集权的加强而皇权对书院的控制逐渐深入，其形式也由间接向直接转变。所以，中国书院在近代化过程中的改制，不能仅仅从教学内容的变革来理解。  岳麓书院 宋学与书院是一种互动的关系 《原道》记者：我们知道，历史上的书院在学术思想的传承、学术派别的形成、乃至学术思想的争辩等方面扮演重要的角色，请您从中国学术思想史的角度谈一谈，书院文化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功能与作用。 朱汉民：中国学术史存在一个非常突出的现象，就是学术与教育的紧密结合。这里以中国学术史的重要阶段和形态——宋学与书院为例来谈谈。宋学与书院是一种互动的关系：宋学学者推动和影响了书院教育，书院则为宋学学术的繁荣和发展提供了条件。宋学主要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学术思潮，学者们特别需要一个来自民间的研究学术和传播学术的基地，而独立于官学之外的书院满足了这种需要，从而促进了宋学思潮的蓬勃发展。宋学思潮的发展离不开下列几个途径：第一，在深人研究儒学的基础上实现对新的学术体系的建构；第二，广泛而持久地传播这种新的学说，培养宋学人才；第三，在前二者的基础上建立学派。由于宋学学者能充分利用书院的特殊条件潜心研究学问，同时，他们在书院广泛持久地传播宋学，培养新学术人才，从而促进宋学思潮的发展。书院不仅是教育中心，也是学术研究中心，其教育活动和学术研究又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从宋初到庆历的数十年间，正是书院初兴、成型的重要时期。以范仲淹为首的庆历士大夫集团，在推动宋学兴起的同时，亦推动了书院的兴起。范仲淹对书院教育的推动，主要表现在他在睢阳书院的教学活动。“宋初三先生”石介主持徂徕书院、孙复主持泰山书院，推动了宋学的发展。张栻、朱熹、陆九渊、吕祖谦是南宋四位著名的理学家，他们主持的岳麓、白鹿洞、象山、丽泽四所书院成为“南宋四大书院”。全祖望说它们“并起齐名，四家之徒遍天下”。南宋四大书院的学术影响大，教学卓有成果，成为闻名全国的四大理学学派即湖湘学、闽学、婺学、江西学的学术基地。因此，“南宋四大书院”的出现既标志着中国书院史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其实，它同样标志着宋学史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朱汉民 书院复兴的关键是继承与弘扬书院精神 《原道》记者：在传统文化日渐复兴的今天，书院应该承担起怎样的功能？如何传承书院文化的精神？据您了解，目前现存几大书院开展了哪些有意义的工作？ 朱汉民：中国书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百多年来，它们都面临严重的挑战。近些年来，在中国文化复兴的大背景下，中国书院也得到人们的关注，传承书院精神、复兴书院的呼声愈来愈高。许多传统书院与新建书院也在从事教育与学术活动，主动承担起中国文化复兴的的功能和使命。 中国书院的复兴，离不开下列几个途径： 其一，修复现存的中国古代书院，继续发挥它们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承传和发展的功能。许多古代书院在历史上就是传统学术、传统教育的重要基地，它们的复兴与激活，具有特别重要的文化象征意义。岳麓书院、嵩阳书院、白鹿洞书院等传统书院就是这一类书院的代表。 其二，在有条件的地方创办新的书院，这包括由学者群体创办的书院，它们可以成为国学研究、国学人才培养的重镇，如八十年代北京大学的中国文化书院，近年来新建的圣源书院、原道书院等等；另外还有更多传统文化普及型的书院，这些书院在发挥国学的普及工作。 其三，中国书院的复兴，关键的是我们应该继承与弘扬中国书院精神。中国书院精神的最大特点是求道与求学的统一，体现出价值关怀与知识追求统一的精神。同时，中国书院是“士大夫留意斯文”而建立的学者自治组织，故而书院能够保证价值关怀与知识追求统一的精神得以实现。一方面，我们必须重视中国书院精神及其书院制度对现代中国大学建设的重要意义，中国现代大学应该继承中国古代书院的精神文化与制度文化，使中国现代大学具有明显的中国气派。另一方面，无论是重修的古代书院还是创办的现代书院，要能够承担起中国文化复兴的的功能和使命，必须继承与弘扬中国书院精神，并且继承学习书院作为“士大夫留意斯文”而建立的学者自治组织制度方面的特色。 朱汉民，男，1954年生，湖南邵阳人。1978年就读于湖南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湖湘学派与岳麓书院》、《圣王理想的幻灭》等。现为湖南大学岳麓书院院长、兼任中国书院协会会长、湖南省社科联副主席、中华孔子学会理事会副会长。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