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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在北京大学做公开讲座时，强调一个外国文学翻译者和研究者应该“用自己的眼光去发现一流的作家”，那么您是以怎样的“眼光”和标准去发现？ 许钧：就文学翻译而言，涉及译什么与怎么译两个重要的方面。一个好的译者，应该具备批判的精神，具有发现的眼光。文学经典是不断生成的，翻译家不能只盯着已经经典化的作品，不能一味地重译，也要善于发现新的作家，介绍新的作品，阐释新的作品。我的标准很简单，读一部新的文学作品，首先看有没有独特性，有没有一种文学特质；其次看有没有深刻性，能否拓展你对于存在、对于生命的体验，能不能引起你的共鸣；再次看有没有丰富性，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需要给读者留下阐释的空间，能吸引读者，让读者进入作品。在我看来，一位优秀的翻译家，既要发现好的作品，也要通过自己的翻译，成就一部好的作品，让好的文学作品在异域获得新生命。 1975年毕业后留校任教，一年后被公派去法国学习，您的翻译事业伴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能否谈谈四十余年来，您的学术道路经历了怎样的变化？ 许钧：我是1975年2月大学毕业，1976年8月底去法国留学的，那个时候“四人帮”还没有打倒，到了法国之后，心理的冲击是非常大的。但幸运的是，我们的好奇心也被激发了。我对法国语言、文学、文化都很感兴趣。对新的语言现象很关注，积累了很多材料，为以后的语言研究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文学方面，我们在国内时几乎什么都没有读过，只知道巴尔扎克，知道一点雨果。当时在课上，接触了不少新的流派、新的作品，除了好奇，心里感觉时不时有一种冲动，想把自己喜欢的作品介绍给国内的朋友，由此埋下了翻译的种子。我在1978年8月回国，恰逢改革开放的春风。我开始研究法国语言，大量阅读法国文学，发现好的文学作品就翻译，翻译多了，就有些思考，于是把翻译研究当作自己的主要方向，一直坚持至今。 您在留学期间就买了几十部法国文学名著，了解到存在主义、荒诞派戏剧、新小说等流派，能否谈谈您那个时期的阅读？ 许钧：你知道，法国巴黎的塞纳河畔，有很多旧书摊，有各种各样的文学书籍。那个时候，我们留学生是国家包吃包住，一个月给10块钱的零用钱，可兑换二十几个法郎。我们买不起别的什么东西，但旧书很便宜，两三个法郎就可以买一本。你说的那些书，我就是在旧书摊买的，像《高老头》《巴黎圣母院》《局外人》《等待戈多》《嫉妒》等。真的感觉得到了宝贝似的，读巴尔扎克的小说很过瘾，雨果也能读懂个七八分，可是读新小说，感觉读不进去，不太明白作品的意思。 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翻译的？如何选择译本？您采取的是什么方式？ 许钧：我在法国留学时，有过不少口译的经历，最难忘的，是给中国卫星火箭代表团当首席口译，任务太重了，太紧张了，前后十来天，人瘦了十来斤。不过，代表团很满意我的翻译，我的自信心大为增强，特别喜欢翻译，包括笔译。在留学时，有过多次冲动，想翻译文学作品。真正有明确的翻译意识，是因为与南京大学的钱林森老师结识，他那个时期在巴黎教授中文，听我说想翻译文学作品，他特别支持我。我和他合作翻译的第一本书，就是他从外国友人那儿要来的，书名叫《永别了，疯妈妈》，1979年出版，获得法兰西学院小说奖。这部书在1980年开始译，1982年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人民日报》《新华日报》等报刊发了书评，给了我很大的鼓励。 您比较早地接触了勒克莱齐奥，并于上世纪80年代初就翻译他的作品，2008年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您如何评价他的作品，可否谈谈您所了解的勒克莱齐奥？ 许钧：我在留学时，读过勒克莱齐奥的《诉讼笔录》。这是他23岁时出版的处女作，获得勒诺多奖，可我基本没有读懂，不明白好在哪里。三年后，钱林森老师得到了勒克莱齐奥的新作《沙漠》，该书获1980年的保尔·莫朗文学奖。我读了以后，感觉与《诉讼笔录》是不一样的写法，有吸引人的故事情节，语言很美，节奏感很强，而且觉得思想很有批判性，于是写梗概，还试译了两章，与钱林森老师一起推荐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译本名为《沙漠的女儿》。通过翻译，我对勒克莱齐奥有了越来越多的了解和理解，感觉他的作品别具一格，具有诗意。后来，我一直很关注他的作品，他有新作出版，都会寄给我，记得有一部叫《流浪的星星》，他在书的扉页赠言，还画了一颗星星。我们因翻译结缘，成了朋友，四十多年了。感觉他特别真，而且诚，爱憎分明。和他相处，很轻松。2011年，他来南京大学担任教授，给本科生上通识课，发现他读的书真的很多，对世界各国的文化很了解，很尊重。讲课内容深刻，启发性强，对学生有真正的引导。学生都很喜欢他，叫他勒爷爷。 您提到自己的翻译受到傅雷、许渊冲、钱林森等人的影响。能否具体谈谈？ 有没有读书方面的影响？ 比如要求您必须读什么书？ 许钧：简单地说，许渊冲对翻译艺术的追求影响了我，但慢慢地，我和他的观点不一致，我们有过激烈的学术论争，但他对我很好，也很信任我，他离世前把15部手稿捐给了我所在的浙江大学中华译学馆，这是一份十分珍贵的遗产，也是一份难得的信任。钱林森老师是我文学翻译的领路人。我和他合作翻译过好几部书。他对学术的痴迷，让我敬佩。傅雷先生，对我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让我明白了何为翻译，何为翻译精神，何为翻译艺术，何为翻译价值。 您曾翻译出版法国文学与社科名著30余部，能否以某部作品为例，谈谈您在翻译中遇到最具挑战性的问题？ 法语的长句等特点，是否也给翻译带来难度？ 许钧：翻译太难了，文学作品翻译的难与社科著作翻译的难是不一样的。社科著作的术语很难把握，我曾经翻译过一部叫《第一哲学》的书，感觉在中文里找不到可以传达原文关键术语的词，我翻译了四五万字，最后放弃了，还写了一篇文章，叫《翻译是有限度的》。文学翻译，也难，句子简单，很难译，译出来感觉没有味道；句子长，也难译，感觉断不了句，译出来，句子重心有可能变了，逻辑关系也可能变了。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的长句，对谁都是考验，法国读者也不一定能读懂，我们要译好，难度可想而知。普鲁斯特的意识流，主要是靠句式来呈现的，不能随意断句。我花了两年时间，才译出了出版社交给我的第四卷的前半部分，20余万字，一天只得几百字。不过我收获很大，以这部书的翻译为研究对象，写了一部书，叫《文学翻译批评研究》，讨论长句、隐喻、形象、风格的翻译问题，1992年由译林出版社出版，应该是国际上第一部探讨文学翻译批评的著作，三十年后，这部书得到了许国璋语言研究奖。 在《名士风流——许钧译文自选集》（中译出版社）中，您选择了《邦斯舅舅》等法国经典作家作品和《沙漠》等法国当代作家作品汉译。翻译哪些法国文学作品给中国读者，您的选择标准是什么？ 许钧：这部自选集，我选得很用心，展现了我四十多年的翻译历程，也体现了我的翻译理念。我一直认为，一个优秀的翻译家，要发现经典，成就经典。从自选集的编排看，上编选的都是法国经典作家的经典之作，有现实主义的巴尔扎克，浪漫主义的雨果，开意识流之先河的普鲁斯特；下编选的是20世纪优秀作家的作品，有自己的发现和选择，如勒克莱齐奥的《沙漠》、特丽奥莱的《月神园》；有前辈专家柳鸣九先生推荐的，如波伏瓦的《名士风流》；也有出版社邀请翻译的，如昆德拉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三十多年前，杨武能先生嘱咐我，要给读者选择、翻译优秀的作品，我的选择的基本标准，就是作品要有一种向上、向善的力量。 您有哪些枕边书？有怎样的特点？ 许钧：我的枕边书基本是三类。一是哲学类的，读了会明白人何以为人；二是历史类的，读了会明白人是如何发展的；三是文学类的，读了会明白人如何丰富自己的生命。我不喜欢读经济类的图书，科技类也很少读。我翻译的也基本是这三类书。 能否谈谈您最近在读的书？您有怎样的阅读特点？ 一般读几遍开始翻译？ 许钧：我有很多作家朋友，我喜欢读他们的小说，最近在读格非教授的《人面桃花》。还有歌德与席勒的《文学书简》、浙江大学中华译学馆刚刚推出的《译艺与译道——翻译名师访谈录》。我读书有个习惯，必须过笔，写写画画。外文书也常读，遇到好的，就会给出版社推荐。我翻译的书，一定要自己特别喜欢的，读着读着，有时会有冲动，想立即翻译出来。有的作品，读一遍就可以开始，如《名士风流》，有的作品，读四五遍也下不了手，像《追忆似水年华》，我翻译第四卷的时候，原文与译文，前前后后读了六七遍。 如果有机会组织一场宴会，您最希望邀请哪些人到场？ 许钧：这个问题从来没有想过。假如有这样的机会，我会邀请法国的老朋友勒克莱齐奥，中国作家界的毕飞宇，中国翻译界的王克非、仲伟合，还想邀请我做翻译和翻译研究的弟子。中外文学、翻译界聚在一起交流，不亦乐乎。 如果您可以带三本书到无人岛，您会选哪三本？ 许钧：三本太少了。如果只能带三本，我带图尼埃的《星期五》，看看人到无人岛上如何继续为人；我还想带一本郭宏安先生翻译的波德莱尔的《恶之花》，看看人在绝境时如何发现美；还想带一本《道德经》，看看道在何方。（主持：宋庄） （许钧，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中国翻译协会常务副会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