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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德贵:冯永轩和冯天瑜的父子学术接力

http://www.newdu.com 2023-01-17 武大传统文化研究中心 佚名 参加讨论

    青鸟点评:今天收到山东大学荣休教授蔡德贵先生从美国加州发来的文章《冯永轩和冯天瑜的父子学术接力——为冯天瑜先生七十大寿而作》,仔细拜读,很有意思。先生对清华历史了如指掌,如数家珍,娓娓道来,别具风味。冯永轩是史学教授,早年就读武昌高师(武汉大学前身),从学著名语言文字学家黄侃,后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第一期,师从梁启超、王国维。从小的家庭文化环境,让冯天瑜深受史学熏陶。这是文脉相承,薪火相传的独特方式,在北风肃杀花果飘零的时代,竟然灵根自植起死回生。说明中化文化元典精神:一个是自强不息,永远奋进;一个是厚德载物,包容万象。(冯天瑜语)冯永轩先生藏墨:山高水长中有神悟,风朝雨夕我思古人。(左宗棠联)聚散皆是缘,离合总关情。灵隐三生石,身异性长存。
    
    冯天瑜虽然仅比不才年长3岁,但是年轻时候就大名贯宇宙,我辈很早就知道先生的大名了。最初就知道先生初学的是生物,而后对人文社会科学感兴趣,写出权威的孔子研究文章,是毛泽东欣赏的年轻学者之一。我常常纳闷,这种学术转变是如何完成的,一直在探索这个秘密。
    我初识先生却是在很晚的时候了,那是在1995年夏天,由先生担纲组织编撰的《中国地域文化大系》邀请了季羡林先生做总顾问,编写会议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举行,我和先生在会场上相识,会下闲谈甚欢,后来听说,先生不仅文章写得好,而且善于绘画,尤其是素描,于是我就穿上了成吉思汗的服装,摆出一副“成吉思汗”的架子,拿着一杆大枪,也不管什么一回生二回熟了,第一次见面,就毫不客气地请先生给我素描。先生几笔就把我的“帝王像”描绘出来了,惟妙惟肖,在场者陕西师范大学的刘学智先生等人无不叫好。
    这次会议之后,我在想,冯天瑜先生为什么原先学生物,而后却成为人文学者、历史学家?
    除了自身的勤奋和其他各方面的因素,我以为冯永轩先生对后代的影响,文化基因的影响,就是家学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冯永轩先生(1897——1979),湖北红安人。据说自幼全靠半耕半读,学习8年的古代文化典籍。1923年入武昌师范大学,得名师黄侃指导,为冯永轩奠定了古文字学的扎实根基。1925年,曹云祥校长将清华学校升格为清华大学,并且设立清华国学研究院。
    曹云祥担任清华学校校长以后,逐步实现了将清华由一个中等程度的留美预备学校,改办为完全大学的计划。他报请北洋政府外交部批准了《清华大学工作及组织纲要(草案)》,将清华学校改组成大学部、留美预备部、研究院三部分。
    1924年初春,曹云祥经过深思熟虑,充分考虑了在美国耶鲁大学和哈佛大学学习的经验,和咨询国内学者,包括胡适等好友的意见,用英文写出了《西方文化与中国前途之关系》的小册子,小册子分序言、中国受输入文化之影响及其应改良之方法、清华学校对于输入文化所应尽之责任,及其所新设之计划和结论,一共4章。该书奠定了清华大学创立的基本原则,包括对研究院的基本方针都作出原则性的指导。在同学的要求下,曹云祥又利用一个假期将英文版译成中文出版,以便使更多的人知道这个原则。在此原则的基础上,形成了1924年的《清华大学之工作及组织纲要》,决定清华学校建立研究院:本院备清华大学或他校之毕业生,对特种问题为高深之研究;其研究由专家指导之。具体计划当视本校之财力、人力,与所选之问题而定。(《清华周刊》第332期,1924年12月26日)
    曹云祥在《西方文化与中国前途之关系》的小册子里,列举创办国学研究院的理由:(一)值兹新旧递嬗之际,国人对于西方文化,立有精深之研究,然后可以选择适当,融化无碍;(二)中国固有文化之各方面,须有透彻之了解,然后于今日国计民生,种种重要问题,方可迎刃而解,措置咸宜;(三)为达上言之二目的,必须有高深学术机关,为大学毕业及学问已有根底者进修之地,且不必远赴欧美多耗资财,所学且与国情隔阂。
    所以现在的认识非常清楚,清华学校的国学研究院,发轫于曹云祥的这本英文写成的小册子,这也是当时公认的,舆论这样认为,就是当时的实际执行者吴宓先生也是这样认为的。任史当时评论说:“研究院创办之动机,始于民国十三年之5月,其时本校曹校长发表《西方文化与中国前途之关系》一文,对于研究院之设立,已为其所新设计划中之一,俟后与大学筹备,同时进行。至十三年12月时,已通过研究院简章八条。决定于十四年起,开办国学门,先设中国历史语言文学哲学各科,十四年2月,校长委任吴雨僧先生为研究院筹备主任。研究院筹备处,即于此时成立”(任史《研究院现状》,《清华周刊》第408期,1927年4月29日,第497页)曹云祥办研究院的思想,在当时的清华是尽人皆知的。
    曹云祥在这部著作中的主要思想,是奠定了清华大学和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基本框架。提出清华学校“为国家计,且为融洽世界之文化计,不能不大加以改良刷新。更不能不顺时势之要求,力求上进,而别谋远大而有利益的计划,其大计划约分三种”:1.改设大学,于1925年起设立“清华大学部”;2.筹备大学基金;3.拟设研究院。(《西方文化与中国前途之关系》,《清华周刊》第326期,1924年11月14日,第34页)
    他批判了那种“群趋欧化,如醉如狂”的现象,“然而环视我国现状,其果承受此等文化,而能一一融洽否也?且其所输入之文化,果皆西人精华,而非徒具形式否也?是不能不生疑问。若徒具形式,而无精神,则植诸中华断不能得完全之美果。准斯以后,则吾人今日所汲汲者,不在输入文化,而在将所输入之文化,如何融合,如何承受,令其有实用于国家”(《西方文化与中国前途之关系》,《清华周刊》第326期,1924年11月14日,第31页)。这样就必须进行研究,建立研究院。“但以本校棉力,安能肩此重任?最适宜之办法,则莫如以美国第二次退还庚子赔款,为研究院之基金。凡事须有正确之研究,然后乃有真正之效果”(《西方文化与中国前途之关系》,《清华周刊》第326期,1924年11月14日,第32页)
    清华学校“不愿守默守雌,而愿借箸代筹,作此破天荒之举动”(《西方文化与中国前途之关系》,《清华周刊》第326期,1924年11月14日,第37页)曹云祥对研究院的学风也作了阐述:“研究院之成功,在各高等教育机关,本合作之精神,求文化之事业,不宜抱竞争之念。其目的在解决问题,发明学理。”(《西方文化与中国前途之关系》,《清华周刊》第326期,1924年11月14日,第36页)
    曹云祥注意到,中西文化的区别是非常明显的,即是毕业一词,中西方也有自己不同的解释。中国叫毕业典礼,是庆祝大学学习的结束,而西方则谓之“开始”礼,是毕业之后开始为人之意,犹如从前读书人考中秀才叫“进学”,是一样的意思。(曹云祥《大学生之利益与责任——(圣约翰大学)毕业典礼训词》,《约翰声》1931年第42卷,第1页)
    曹云祥指出,西学“输入之初,学者急不暇择,竹头木屑,并蓄兼收”,是否与中国文化龃龉不合,一概不问。研究院之设立,即是为解决此问题的。“吾所欲设之研究院,即本斯义。无论何种学术,皆须先明其研究之法,然后用之以研究中国问题。凡对于国计民生,有直接关系,或对于世界文化,有间接影响者,皆广集通才,详加研究。待其明白解决,不但国家真得学术之用,即东西两文明之真相,亦可因之而表明。……吾料自有此院之后,数十年来中西隔阂之病,新旧相仇之状,可以悉数捐除。”(《西方文化与中国前途之关系》,《清华周刊》第326期,1924年11月14日,第32-33页)“此院一设,则不特欲研究高深之学术者,不必远赴欧美,而学成致用,且更适合中国之国情,即西人之欲研究中国学术者,亦可于此间得相当之机会,化散漫为坚实,变粗浅为精深,一转移间,数善皆备,催促学术进步之法,盖未有妙于此者”。(《西方文化与中国前途之关系》,《清华周刊》第326期,1924年11月14日,第33页)“是此院之设,与东西文化,皆有极大关系。所望智识之士,力求精进,勿但抱璞以长终也”(《西方文化与中国前途之关系》,《清华周刊》第326期,1924年11月14日,第33页)“故此院之设,不可一日再缓。推广言之,物质文明,固应研究,他如国家政治机关之组织,财政之整理,统一之方法,裁兵之计划,道路之修筑,工商之改良,凡属与人生有关之问题,何一不在应该研究之中?”(《西方文化与中国前途之关系》,《清华周刊》第326期,1924年11月14日,第36页)曹云祥极力说明,值兹新旧递嬗之际,国人对于西方文化,宜有精深之研究,然后可以采择适当,融化无碍。中国固有文化之各方面(如政治、经济、哲理学),须有通彻之了解,然后于今日国计民生,种种重要问题,方可迎刃而解,措置咸宜。为达上言之二目的,必须有高深学术机关,为大学毕业及学问已有根柢者进修之地,且不必远赴欧美,多耗资财,所学且与国情隔阂。此即本校设立研究院之初意。
    曹云祥如此具有世界眼光,他说:“天下之学术,须天下之学者共任之。本校不过愿贡献其地点与设备,为天下学者研究之集合聚会之所而已。如以为适则用之,如以为不适则去而之他。”(《西方文化与中国前途之关系》,《清华周刊》第326期,1924年11月14日,第39页)
    曹云祥仿照美国大学研究院之办法,商请老朋友胡适担任筹备大学顾问,并且担任院长。胡适坚辞,坦承:自己“非第一流学者,不配作研究院的导师,我实在不敢当,你最好去请梁任公、王静安、章太炎三位大师,方能把研究院办好。”(蓝文征《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始末》,载《追忆陈寅恪》,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79页)他还提出美国研究院制度不尽适应中国,建议曹云祥采用中国宋元以来书院的导师制,并吸取外国大学的研究生院的学位论文的专题研究法。曹云祥接受胡适意见,“因曹氏毕竟是业内人士,精通教育与学术。自此,曹氏将清华‘改大’与设研究院事一直挂在心上,不辞辛劳,为此付出了极大努力。”(荆竹《吴宓与清华国学研究院》,《黄河文学》2006年第2期)胡适给曹云祥建议要聘请一些一流学者任教,其中的一个就是当时的帝王师王国维。
    1924年12月8日,老朋友胡适先陪同曹云祥拜访王国维。第二天,曹云祥在致胡适之信中写道:“昨承偕访王静庵先生,晤谈之后,曷胜钦佩。敝校拟添设研究院,即请王君为该院院长。兹将致王君一函并聘书送请察阅如蒙同意,即请转致,并恳玉成是荷。”(沈卫威:《胡适周围》,中国工人出版社2003年,第39页)12月11日曹云祥致胡适一信,约王国维与胡适同至清华聚餐。1925年2月,国学研究院筹备处开始办公。吴宓持曹云祥签署的聘书,到北京城内织染局10号王国维住处,商聘王国维来清华国学研究院任教事。由于曹云祥求贤心切,在未与胡适、王国维协商妥当之情况下,便按本校聘教员之惯例,给王国维送上了校方统一印制之印刷品聘书。事后,曹云祥发现此法不妥,便立即致信王国维解释,并附手写聘书一件。信和聘书皆请胡适代转。
    按照曹云祥当时的设想,国学研究院是一独立的研究机构。招生对象为大学毕业生,参照英美大学的研究院制度,采用“导师制”,强调学生自修。学制为一年,特殊情况,经导师批准,可延长至二到三年。国学研究院的培养目标是训练“以著述为毕生事业的国学研究人才”。学科范围包括中国历史、哲学、文学、语言、文字学以及西方学者对中国文化的研究成果等。
    冯永轩先生为第一期生,与高亨、吴其昌、姚明达、王力、王静如、姜亮夫、刘盼遂、徐中舒、刘节、谢国祯、戴家祥、蔡尚思、陆侃如、卫聚贤、杨鸿烈、陈守实、蒋天枢、储皖峰、罗根泽、朱芳圃、杜钢百、周传儒、王庸等同学。而先生专攻历史考据学。梁启超的史论、政论研究,王国维“文献与地下发掘互证”的精密考据学研究,陈寅恪的中古文化及其民族史研究方法论研究,对他的影响颇深。在名师指点下,他完成的毕业论文《匈奴史},是20世纪较早的匈奴史研究专论,获得不少啊赞誉。1925年秋研究院决定聘任的教职员有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1926年到校)、李济、陆伟钊、梁廷灿、章明煌、吴宓、卫士生、周光午。
    1925年9月28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正式开学。下午4时研究院举办茶话会,师生见面,共有五十多人参加。校长曹云祥亲自主持了开学典礼,向学生逐一介绍任课老师并讲了热情洋溢的鼓励的话。王国维、梁启超、李济等也相继讲了话。他们都强调,研究院以“研究高深学术,造成专门人才”为宗旨,研究院培养的目标是“(一)以著述为毕生事业者。(二)各种学校之国学教师”。王国维的学生姚名达在《哀余断忆》中记载了当时情况,他写道:名达始识静安先生,1925年9月28日,午后四时,清华研究院第一次师生茶话会,出席者达五十余。名达(姚名达)方以是日午前到校,举目无亲,逢人辄询姓名,而又素不识先生。见有布袍粗褂,项后垂辫者,私心猜想,“此岂李济先生耶?”须臾,主席致辞,并一一介绍,始知久仰而素昧者,即为此老,聆其声,望其貌,盖忠厚人,可与语,然面生口涩,终席不敢启齿也。又明日,午前九时,受先生课《说文》,始惊其妙解,而有从学之心。”(《国学月报》纪念号)
    冯天瑜先生在《在记忆浅层底下》(《光明日报》2006年1月10日国学版)说:冯永轩是清华国学研究院一期生,师从梁启超(1873一1929)、王国维(1877—1927)。自第二期就任研究院导师的陈寅倍(1890—1968)后来戏谓,清华国学研究院诸生是“南海圣人再传弟子,大清皇帝同学少年”。“南海圣人”指康有为(康氏广东南海人,以孔圣人后继白况,故称),梁启超为康氏弟子,故国学院学生为康氏“再传弟子”;王国维是末代皇帝宣统师傅,故国学院诸生恰与前清逊帝同门。父亲就学清华研究院时,选题《诸史中外国传研究》,毕业论文《匈奴史》,作指导的是王国维先生。清乾隆以下,边疆史地及民族研究渐兴,显示出一统帝国的壮阔气象,而晚清国防危机日迫,此学更极一时之盛,此为治学者忧国心切的表征。王先生亦多有相关论著,收入《观堂集林》的便有《西胡考》、《西域井渠考》、《萌古考》、《长春真人西游记校注序》等。父亲得王先生耳提面命,终生致力西北史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父亲先赴新疆工作,后任西北大学教授,又著《西北史地论丛》,皆为着完成王先生早年指导的此一课题。父亲对王国维先生的教诲念念在兹,一直保存着王氏为其手撰的书单,该书单撰有“《蓬莱馆地理丛书》丁谦著;《元史译文证补》洪钓(撰),广雅丛书”。书单左侧,草“康居悦般保塞之民冉阂杀匈奴”等短语,显然系当年师生对话时,王氏在书单后面信笔所写,以说明讲述要点。父亲珍藏此一书单数十年,并在右首楷书:“王静安师墨迹在清华读书时王师所开书目”,又加盖印章“冯德清字永轩”,冯永轩的研究题目是“诸史中外国传之研究”,毕业论文为《匈奴史》,王国维为导师。梁启超、王国维给冯永轩都有赠墨宝。
    1926年10月底,研究院师生举行本学年的一次茶话会,王国维、粱启超、赵元任、陈寅恪四教授均到会,校长曹云祥也应邀出席。冯永轩保存了这次茶会之后的一张合影,是非常珍贵的。
    国学研究院对教师的要求相当高。正教授的要求是:应为学术家,曾在研究院研究高深学术,或作有名著,并宜有著名大学教授充分之经验,及其品学堪为师资者。教授:应为学术家,曾在研究院研究有素,或著有著作,并宜有著名大学教授充分之经验者。副教授:应为学术家,曾在研究院研究有素,或具有其他相当程度者。(《清华大学筹备委员会报告草案:清华大学之工作及组织纲要》,《清华周刊》第332期,1924年12月16日,第36页)
    研究院在教学上注重个人自修,教授专任指导;其分组不以学科,而以教授个人为主,致使学生与教授关系非常密切。而学员在此短期内,于国学根底及治学方法均能确有收获。为此研究院聘请宏博精深、学有专长的学者前来任教。于是就有了著名的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和赵元任四位学者;另外还有一特别讲师李济。教师与学生之间主要教学活动,是通过普通演讲(即课堂讲授)和指导学生进行专题研究的方式来进行。
    王国维的演讲有“古史新证”、“古今文字”、《尚书》、《礼记》等,梁启超有“中国通史”、“历史研究法”、“儒家哲学”、“读书示例——《荀子》”等,陈寅恪主讲“西人之东方学之目录学”、“梵文——金刚经之研究”、“《高僧传》之研究”、“梵文文法”、“《唯识十二论》校读”等,赵元任有“方言学”、“普通语言学”、“中国音韵学”和“韵练习”等;李济主讲“人文学”、“人体测验”和“考古学”。从他们所讲授的内容,无不是各自研究的精华,“出其平生治学之心得,就所最专精之科目讲授之”。学生入学后,各教授都用自己的体验向学生进行学习和选定研究题目的指导,以助学生能够根据自己的“志向兴趣学力之所近”,去自主地选定自己的学习方向和研究课题。这种方法启动了学生学习和研究的积极主动精神,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
    其实,在清华学校,谭唐博士介绍过的德国大学“三自”经验,对师生也有一定的影响。谭唐即Geoige.H.Danton,于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学士、博士学位,历任哥伦比亚大学比较文学教员,哈佛大学德文导师,巴特勒大学德文教授,纽约大学交换教授等。在清华有很好的名声。所谓三自经验,即自由教授,自由求学,自由转学。(《德国的大学》,《清华周刊》第396期,1926年12月31日,第880-881页)这种三自经验体现了高等学校的学术自由。
    研究院师生不辜负创办者的初衷,勤于研究,著述甚丰,成果多发表于自己所办的刊物上。
    梁启超向来主张在社会上要做一位“不逐时流的新人”,在学术界上要造成一种“适应新潮流的国学”。梁启超在茶话会上作了长篇讲演。他对着曹云祥和诸位师生说:“校长,诸位先生,诸位同学:今天是研究院第一次茶话会,本来早就要开,因王静安先生有不幸的事发生(此处指王国维的长子王潜明病故),到上海去了,所以缓后了许久。到今天,大家有个聚会的机会,我很高兴。”他从研究院的宗旨,是改变“呆板的教育”,因此“参照原来书院的办法”,“创造一个新学风,对于学校的缺点加以改正”。他认为学校不应该只是一个贩卖智识的地方,而是应该树立“智、仁、勇三者并重”的新学风,他说:“本院发生一个新学风,是我们唯一的责任。”“诸同学既在这全国最高学府内修业,必当发奋做一个伟大的人。”这次演讲由陆侃如、刘节二人记录为文,以《梁任公先生在清华研究院条话会演说辞》为题,刊于《清华周刊》第389期,1926年11月12日。
    冯永轩国学研究院毕业之后,于1926年-1927年先后在武汉中学和国共合作的党义研究所任教,与同乡和好友董必武共事,交谊甚厚。1935年,冯永轩到新疆,实地考察西北,研究西北史地,以继晚清进步学人留下的未竟事业。其间,冯永轩对鄂东古民族史产生浓厚兴趣。1943年,冯永轩先生任安徽师范学院历史系教授。1946年受聘于西北大学,任历史学教授。后任湖南大学教授、武汉师范学院历史系任教授。1958年他受到不公正的对待。1979年春因病逝世。但他的“学无倦,教不诲”的精神给孩子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冯永轩生性耿直,治学严谨,博闻强记,教学时每能对经传及其诸家注释背诵无遗,且有独到见解,鞭辟入里,深得学生敬佩。他专于古文字学,西北史地和楚史,精心收藏考证古文物。
    由于他在典籍与实地考古两方面均有深厚造诣,成为湖北省博物馆考古工作者经常咨询的专家。60年代初,他曾对江陵出土文物作出重要阐释。晚年在病榻还为北京大学赴鄂考古队释疑解难。所著《楚世家会注补正》,纠正了日本学者龙川的《史记楚世家会注》的若干错误,并旁征博引,补充大量材料。《说楚都》一文对楚都地望进行了严密而科学的考释,其楚史研究成果引人注目,是楚文化研究的开拓者之一,其论著多为今人借重。他苦‘心经营多年的《楚史》文稿数十万言,十年动乱中散失,甚为可惜。
    冯永轩对鄂东古民族史有独到而深入的研究,其经实地考查而写成的《论五水蛮》长文,论析缜密周详,是湖北古民族史研究的较早专论。所著《西北史地论丛》,运用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研究甘肃、新疆史地和民族史,创见颇多。此外,还有《特勒非误辨》等多篇论文遗世。
    冯永轩家教颇严,以正直、勤奋、爱国、气节为教子之圭旨,其五子均在各自的学术和工作领域作出了贡献。
    冯天瑜先生在编辑《近代名人墨迹——冯永轩藏品》的时候,直言:因五兄弟中只有我研习史学,算是“继承父业”,故父亲的很多文稿存放我处,但一直苦于找不到出版机会。10余年来,偶尔于清夜间翻阅文稿,深为先父那种“大著述者必深于博雅,而尽见天下之书,然后无遗恨”(郑横语)的治学精神所感染,又忆及先父刚直不阿的性格、严厉中深蕴亲情的言谈举止,以及1961—1964年寒暑假中向我讲授先秦典籍时议论风发的状貌,激动之情往往不能自已。前几年我曾数次将文稿交有关学者审阅,他们都一致肯定其学术价值,并对先龙架作学术考察的途中,与楚史专家张正明先生谈及先父遗稿事,张允生力促将文稿交付出版,以利当下楚史研究。不久,湖北教育出版社武修敬社长以扶植学术事业的阔大胸襟,慨然接纳这部发行量可能很小,排印难度却较大,因而无“经济效益”可言的专门之书。我于楚史外行,加之案头另有他务,此书相当繁难的校勘任务由张君博土承担。张君是楚学界的后起之秀,他在数周内即完成书稿核查引文等难度不小的工作,足见其才思之敏捷,学力之深厚。此间张正明、宋公文先生也惠予关切其事,卢峰先生则细致描摹书中甲骨文、金文。值得一提的是,湖北考古研究所王善才先生保存着他20世纪60年代初听先父讲授楚史的笔记,这便成为本书附录二《有关楚史的几个问题》的文本来源。正因为诸友人伸出援手,又承蒙湖北教育出版社的盛意和编辑孙艳魁君的勤勉,这部“劫余”方获面世,这既可为楚学研究增添些许砖瓦,亦可告慰先父于九泉。(龙架作学术考察的途中,与楚史专家张正明先生谈及先父遗稿事,张允生力促将文稿交付出版,以利当下楚史研究。不久,湖北教育出版社武修敬社长以扶植学术事业的阔大胸襟,慨然接纳这部发行量可能很小,排印难度却较大,因而无“经济效益”可言的专门之书。(冯天瑜《人文论衡》,武汉出版社,1997年,第573页)
    冯天瑜非常重视父辈给他带来的恩泽,他在《儿时的省图岁月》(《长江日报》2006-02-16,整理:樊良树)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省图,真乃藏龙卧虎之地。少时我所见过的方壮猷、杨开道等先生,都是名流硕儒。方壮猷先生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任省图馆长,他与我父亲冯永轩是清华国学研究院第一期同学,受业于梁启超、王国维等大师。一次,他巡视成人阅览室时发现我。……馆员告诉他:“这是张老师的儿子。”他马上用浓厚的湖南乡音说:“那不是永轩兄的公子嘛,好,好,这么好学,将来一定能继承乃父事业。”80年代初,听说省图特藏部中还散置不少盖有“冯永轩珍藏”等藏书章的书籍,我几次想进去看看,并想建议省图办一个诸如“冯永轩赠书专架”之类的专区,但念及当时所捐的几千本珍贵文籍,早已风失云散,这种请求也只得强咽下去了。
    至于冯天瑜先生的学术贡献,我自己才疏学浅,不敢妄说。但我非常欣赏并且受益于他和杨华、任放合作的力作《中国文化史》,这部专著多次重版,给读者很多重要的文化信息。该书在重点叙述学术思想文化演变历程的同时,对行为、制度和物质等其他文化层面都有关注,对中国文化史整体脉络把握准确,断代分期明晰;材料新颖,吸纳了最新的出土文献和研究成果,篇幅适中,宜于教学,语言典雅,通俗易懂。诚如作者所说,中国文化史,是中华民族在中国创造文化的历史,中国文化与外域文化的交互关系,也是题中应有之义。如果将中国文化史比喻为波澜壮阔、起伏跌宕的多幕戏剧,“中国”便是演出舞台,“中华民族”是演出主体,“文化”是演出内容。我们研习中国文化史,应当了解舞台、主体和内容“中国”、“民族”、“文化”、“文明”都是汉语古典词,然其在近现代都发生了深刻的内涵演变,这种演变正是文化的古今更革、中西交会的产物,诚如陈寅恪1936年在《致沈兼士》中所云:“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诠释“中国”、“文化”等语,进而考辨中国文化的生态环境、基本特性和历史分期,是研习中国文化史的八门之径。
    冯天瑜先生另外的一篇文章,也是对我启发甚大的,就是发表在《文史哲》杂志2006年第4期的《历史分期命名标准刍议》,他认为,大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历史分期聚讼未决,原因之一是“封建”等核心术语概念有待厘清。在给历史段落命名时.应“制名以指实”、“循旧以造新”、“中外义通约”、“形与义切合”。秦以下两千年命名“封建社会”,名实错位。形义脱节,亦与外来义相左,而称之“宗法地主专制社会”较为名实相符。“封爵建藩”之制(即“封建制”)在秦以下的列朝并未消弭,然仅为“偏师”,而秦至清的制度主体,是贯穿性三要素——宗法制、地主制和专制帝制,故而秦汉至明清的社会形态,似可以“宗法地主专制社会”称之,如此庶几达成“制名以指实”这一命名的基本目标。这些论点都是发前人之所未发的,值得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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