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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学大道 必兴中华 作者：钱宗武 来源：《光明日报》（2016年05月23日16版） 时间：孔子二五六七年岁次丙申四月十七日乙巳 耶稣2016年5月23日 《史通》云：“夫《尚书》者，七经之冠冕，百氏之襟袖，凡学者必精此书，次览群籍。”此论多为历代学者共识。故汉唐以来，上自庙堂，下至闾里，人莫不习。解之为史鉴，援之以赞治，释之为训诫，授之为教化，引之以立论，《书》之大经大史地位，莫可比肩。 当下，随着传统文化的复兴，《书》学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尚书》的现代诠释显现出巨大的张力。作为经典中的经典，《尚书》的当代价值正日益彰显。 一 《尚书》为“政书”之祖。司马迁《太史公自序》称“《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荀子《劝学》篇明言“政事之纪也”。历朝历代的政治领袖们都十分重视阅读和研究《尚书》。 梳理比对世界上最古老文明形态的诸种文化因子，可以破解四大文明古国为什么仅仅华夏文明一枝独秀，生生不息。远古的黄河流域孕育的文化形态具有独一无二的区别性特征，这就是具有最为悠久独特、最具生命力的文献传统。这一传统最早的文献性质是政书，也就是《书大序》所谓“上世帝王遗书也”。《书》学文献总结上古坟典的政治智慧，用圣君贤相的嘉谟善政确立了“先王政治”，建立了传统中国较为系统的国家治理模式，进而在后世形成绵延不绝的“政统秩序”；用以德范位的道德诉求直接规约着君王的思想言行和士民的家国情怀，塑造民族的精神世界，进而形成历久弥新的“道统观点”。《尚书》引出千年的“王道”“霸道”历史哲学之争，成为历代士人对现实政治的价值规范。《尚书》中的圣贤形象成为民族的“人格理想”，确立了民族的价值标准。《尚书》这一切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从政、理政和治政的理念、策略和方法，是最适应中国文化特点、区域特征以及民众心理的共同基因，具有最强大的凝聚力和执行力。 《尚书》的文献传统及阐释传统，反映了中国文化的特征。这种特征以文献坚守历史，以阐释适应时代，民族文化中最优秀的因子得以保存，历史发展环环相扣，文化传承绵绵不绝，原典成为文化标识，诠释成为时代象征，原典与诠释的融合成为民族和谐、文化认同和与时俱进的最大动力。因此，从哲学高度看，《尚书》中呈现的虽然是王朝时代的大经大法，但其超越时代的“道”却是任何时代治政理国的金科玉律。 二 段玉裁《古文尚书撰异序》认为“经惟《尚书》最尊”。《尚书》是中国乃至世界最早的经典，是雅斯贝尔斯所谓“轴心时代”以前的原始文化形态。《尚书》于传统文化诸元素之始创性论述最为广泛丰富，是华夏文明一些重要思想、理论、概念、观点的渊薮。诸如，《尚书》开篇的《尧典》首节就提出“修齐治平”的政治哲学思想：“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舜典》提出中国最早的文学理论术语“诗言志”，揭示诗的本质特征。朱自清先生《诗言志辨序》认为，这是中国历代诗论的“开山的纲领”，对后来的文学理论有深远的影响。《大禹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所谓的虞廷“十六字诀”，是构建宋明理学庞大学术体系的理论基础，也是阳明心学的真正源头。历代对《尚书》一些特定篇目和类型的系统研究不仅形成了新的学术体系，例如《禹贡》学、《洪范》学，还形成一些新的文化观念和学术见解。《洪范》“五行”对于民族宇宙观和认识论之建构，“九畴”对于国家法权制度的建立；《禹贡》行政区域界划标准的设计对中国历史地理学、自然地理学和经济地理学之影响，九州的假想设定对国家认同以及“大一统”观念的确立；《吕刑》对中国法律思想之建设；典、谟、训、诰、誓、命等对中国文体学之形成。科举时代，《尚书》作为科考重要内容，在民族教育、人才选拔与社会主流意识构建等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尚书》之于中国文化诸元素的构成贡献巨大。《尚书》是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和文化基因。《尚书》学是大道之学，历代对《尚书》的语言诠释、政治诠释、历史诠释、心理诠释以及由此形成的诸学理论，与当代学术体制中的政治、经济、哲学、历史、法律、天文、地理、文学、艺术等领域密切相关。历代对《尚书》文本连续不断的多角度诠释，既保持了《尚书》基本理念和价值观的相对稳定，又进行了适当的推陈出新。《尚书》悠久的思想智慧总是直接介入生气勃勃的时代思想建构，这些思想在今天同样可以成为民族精神的重要内核。研究《尚书》及《尚书》学文献就是追本溯源，继往开来，延续传统文化的学术正脉。 三 经学经典集中反映了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一直是“政治、社会、人生教育的基本教材”。圣人有言：“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礼记·经解》说：“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墨子·天志》论《诗》《书》：“书于竹帛，镂之金石，琢之槃盂，传遗后世子孙。曰将何以为？将以识夫爱人利人，顺天之意，得天之赏者也。”《墨子》的作者认为《诗》《书》并不在讲述后世之所谓史，而是传承顺天爱人之理，承担着道德教化的功能。 《书》教疏通知远，重视德教。“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好生之德，洽于民心。”治政强调“正德、利用、厚生”的“三正”原则，正身之德，利民之用，厚民之生，富民安国。修身主张“勤”“俭”“谦”“和”，“克勤于邦，克俭于家”，“满招损，谦受益”，“神人以和”。 当道德重建成为一个民族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时，当我们需要重建当代社会核心价值体系时，《尚书》的道德哲学和伦理价值无疑是我们必须汲取的文化营养。道德重建呼唤《书》学的回归，《书》学的回归首先是《书》教的回归。圣人有言：“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尚书》文本自不能言，需要人理解阐释，实现《书》学与现代文化的相融共通。研读《尚书》就要把注意力放在义理的发现上，以求“圣人之心”。朱熹说：“唐虞三代事，浩大阔远，何处测度？不若求圣人之心。如尧，则考其所以治民；舜，则考其所以事君。”经之为经的意义即在于教人立身行事。经典无疑是传统中国个体修身的蓝本，是中华民族价值体系建立的基础。《尚书》中的“民本”思想、“修身”思想、“德治”思想、“和谐”思想，都包含着丰富而深刻的内容，都可以转化为现代的价值理念，而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内容。 习近平同志说：“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有其独特的价值体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必须从中汲取丰富营养，否则就不会有生命力和影响力。”道德文化层面的《尚书》学研究和教育可以为匡正人心、凝聚正能量提供强有力的思想保障。 四 华夏文明曾经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文明，自汉唐至明清，中华文化一直保持着强劲的正输出态势，辐射区域广泛，影响力度强大。例如，朝鲜半岛信史时代的第一个王朝史称箕子朝鲜（公元前1122年—公元前194年），即为殷末王族箕子所建。周武王灭殷后曾向箕子请教治国方略，也就是《洪范》的“王访于箕子”。箕子根据夏禹时的《洛书》，详细记叙了治理国家的九种大法，史官记叙箕子的话就写成了《洪范》。《尚书大传》记载，后来“箕子不忍周之释，走之朝鲜”，同时带走《诗》《书》《礼》《乐》、医药卜筮。《洪范》之后成为朝鲜半岛王朝时代帝王的政治教科书，这在当代的韩国经学史中亦是不争的事实。 古代中华文化圈各个国家的政统、道统、学统皆一依中国，都保存了大量的《尚书》学文献，日本和韩国最多。以韩国为例，古代朝鲜学人用汉语著述的《尚书》学文献以千万字计，影响涉及政治、哲学、思想、法律、教育、文化等领域。纵观古代各国历史，虽然王朝更迭频仍，然而鉴于《尚书》文本内容、文化特质及与各民族文化的契合性，《书》学作为整个王朝时代政治教化的重要工具却从未改变。研究表明，域外《尚书》学汉籍千百年来构成所在国主流思想意识形态，具有其他文化形式所不具备的心理接受惯性。没有一个国家会无视自己的历史传承与文化积淀，没有一个生命个体会拒绝血缘联系和认祖归宗。血脉异域相连，精神古今相通，域外《尚书》学汉籍作为文化交流融合的特殊文化形态，是无可否认与回避的历史印迹。 历史印迹是文化对话的前语境。全面整理和深入研究域外《尚书》学汉籍，梳理汉文化在异域文化中的存在形态与演变脉络，发掘出双方文化的共性因子与异质元素，将静态的古老文本诠释与动态的当代学术研究进行融合延伸，既保持历史所赋予的特定亲和力，又融合时代所赋予的鲜活生命力，这样的文化对话可以非常容易地形成共同感兴趣的话题，激活对话对方的历史记忆，提升对话己方的文化自信。通过国际学术交流，共同整理和研究域外《尚书》学文献，寻找新时代传统文化传播的新形式。这是汉文化高品质国际传播应该采取的最为正确有效的策略。 历史的发展进程证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极强的增殖能力和调节能力。中国历史上的每一次文化变革和价值转换，都与经典的重构及诠释的重建紧密相关。面对由来已久的反传统思潮和学术理论的西化倾向，我们需要在历史与现实、传统与传承中重建民族的话语体系和价值体系，《尚书》作为政史文献最早的典籍，可为弘扬气象恢宏的华夏传统文化，提供不可缺失的文献依据与思想基础。广泛深入展开《尚书》及《尚书》学研究，是深刻体认源远流长传统文化的根本，提炼中国文化特征“古为今用”的基本条件。 （作者单位：扬州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