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科视野中的历史政治学：以历史社会学、政治史、比较政治学为参照 作者：姚中秋 来源：作者授权儒家网发表，原载《政治学研究》2020年第1期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庚子三月廿四日己丑 耶稣2020年4月16日 内容提要：历史政治学是中国学者提出的研究政治学之全新范式，但当然不是从零开始，而有众多可资利用之知识资源，本文探讨其与历史政治学之关系。历史政治学与历史社会学均致力于带回历史、带回国家，并共享众多方法；但后者有西方中心论偏见，奉行价值无涉原则，止于理解或解释；历史政治学则破除西方中心论，公正对待中国等非西方国家、文明丰富的政治实践，且有明确价值追求，致力于从历史中探究善治之道。历史政治学呼吁历史学再度重视政治史，并使之有政治学想象力。历史政治学可为比较政治学带入大历史视野，以矫正其以西式政治制度为标准的偏失。 关键词：历史政治学 历史社会学 政治史 比较政治学 方法论 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科于2019年中发出了发展历史政治学之倡议，引起学界广泛反响。其中也有疑惑：国际学界已有成熟的历史社会学和历史制度主义范式，包括政治学界在内的国内学者已有发展历史社会学的努力，何必再提历史政治学？ 在2013年的一篇文章中，笔者基于中国的超大规模特性提议发展历史政治学，但此概念是否值得广泛倡导，杨光斌教授、任锋教授与笔者曾多次讨论，有过犹豫。最后，见多识广的朱云汉教授一锤定音。从学科发展角度看，提出历史政治学的理由至少有以下三点： 第一，明确地服务于政治学学科的发展。从学科归属看，历史社会学在社会学范围内，政治学可借用其研究成果，但以之为政治学之学科分支或研究进路，终究名不正、言不顺而事难成。历史政治学则明标其政治学学科属性，名正言顺，有利于推动政治学学科的发展。 第二，为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探索新路。100多年来，中国的学院政治学以引进、移植日本、苏联、英美等异域外来理论为学术发展主要动力。而今世界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欧美国家普遍陷入政治衰败，连累其政治理论丧失学理和道德的感召力；中国在政治上已有足够自信，开始寻求政治理论之自主自立。内外两个因素要求中国政治学独立地进行理论创发，重建政治学之核心概念、基本命题和底层逻辑。但突破口何在？原创理论只能来自于直面事实，而宪法序言第一句话如此定义中国：“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中国有悠久的国家历史，故有丰富的政治经验，此为中国政治学进行理论创发之宝贵资源。同时，中国有漫长而丰厚的历史学、实即历史政治学的学术传统。故中国政治学之转向历史，是国家、文明之内在属性和自身学术传统所决定的，沿此范式发展，顺天应人，可有丰硕成果。 第三，树立中国学术的自主性。历史社会学最早形成于欧洲，20世纪中期以后繁荣于美国，中国学者于此范式只是后来的消费者，只能以其已有方法、逻辑、理论解释中国事实，而难有原创性学术贡献。历史政治学却是全新范式，中国学者率先提出，并从最底层构建其研究纲领，学术自主性不言自明。同时，在既有政治学范式失灵之时，转向历史是普遍的选择，因而，历史政治学的展开，不仅有益于中国政治学的发展，甚至可能推动世界政治学之范式转换；考虑到政治学在现代社会科学体系中之关键地位，也可能助推其他社会科学领域之范式变革。 正历史政治学之名后，我们各自思考，写作、发表了若干论文，对历史政治学的研究纲领作初步讨论。在此过程中深切认识到，有必要厘定历史政治学与历史社会学间之关系，本文将讨论两者之同与异。同时，历史学、政治学两门学科中的政治史专业也有历史和政治两个维度，与历史政治学内在相关；历史政治学又广泛使用比较的历史分析方法，与比较政治学关系密切，故本文亦将简单讨论历史政治学与政治史、比较政治学之关系。需要说明的是，揭明不同，不是为了树立学科藩篱，而是为了更好地自我认知：以他者为参照，更为准确地认识历史政治学的学术取向与方法。 一、历史政治学与历史社会学之同 讨论历史政治学与历史社会学之异同，立刻涉及一个问题：什么样的历史社会学？社会学在欧洲兴起时，受当时占据支配地位的历史学之影响，又受初步兴起的实证主义之挤压，自然坚持历史取向，而呈现为历史社会学样态，卡尔·马克思（Karl Marx）、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埃米尔·涂尔干（Emile Durkheim）等社会学三大创始人、尤其是前两位，均立足于历史构建其理论，从而奠定了历史社会学范式。近两百年来，历史社会学经历了几个阶段的演化，形成了多样的研究取向，本文仅主要关注与政治学紧密相关之历史社会学。 具体说来，本文参考两位政治学者的选择，划定所要讨论的历史社会学之范围：杨光斌列举了历史社会学的四个重要分支：“摩尔学派”，主要人物是推动历史社会学于20世纪60年代兴起之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使之中兴的西达·斯考切波（Theda Skoepol）；另有“梯利学派”、迈克尔·曼（Michael Mann）的社会学理论和沃勒斯坦等人所创发的世界体系理论。杨光斌总结说：“历史社会学是关于现代国家史的研究，在研究现代国家形成的过程中，总结出现代国家形成的政治道路、国家形成中的阶级关系、革命、民主、民族等重大议题。”这些研究显然与政治学密切相关，故杨光斌将其列为“政治学理论历时性知识资源”。郭台辉访谈了15位欧美历史社会学家，并指出其共同点：“他们转向历史，专注于革命、社会冲突与变迁、工业化、阶级形成、国家形成、民主化、资本主义起源与变迁、官僚制等，开创了宏观－比较－历史分析的新潮流。”这些均为政治学的重要研究议题，是具有政治学属性的历史社会学或“准历史政治学”。 历史政治学与这一具有较强政治学色彩的历史社会学之间确有密切关系，两者有诸多共同、相通之处，历史社会学已发展成熟之重要学术取向和方法，足可供历史政治学所取法，举起大者如下： 第一，两者共同致力于“带回历史”。历史政治学和历史社会学均冠以“历史”二字，明白显示其共同的学术志向，即克服社会学和政治学领域中的“去历史化”倾向，重新带回历史，以“历史想象力”构建理论。 在社会学领域，去历史的、静态的结构功能主义曾占主流，但到“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之间，由于美国国内乃至全球的政治冲突所引发的反叛，使得体现于结构功能主义静态和发展模式中的含蓄的世界观并无多大意义。”部分社会学家起而反思结构功能主义，而有历史转向，倡导“历史想象力”，致力于历史地探究现代社会之起源及其多样性。 过去几十年，与社会学领域中历史方法颇受重视相反，在政治学领域，去历史的、静态的政治理论居于支配地位，“历史终结论”是此范式之醒目招牌。当然，后发国家尚有一段历史要走，但这是有明确目的之“转型”，或转向现代，或转向民主，走向欧美已站立之历史终点。故总体上，政治学界普遍无视甚至厌恶历史；有些中国学者甚至以历史为包袱，试图彻底铲除历史，以进行制度移植。 然而，历史没有终结。对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来说，历史再度开启，人类进入“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欧美普遍的政治衰败同样意味着其历史之再度开启。曾被人膜拜的政治教条失灵了，政治学不能不重回事实，再返历史，重建“历史想象力”，从历史中总结、提炼、发展新的理论——不仅中国政治学需转向历史，西方政治学同样需转向历史。在此，历史社会学的历史想象力及其所取得的重大学术成就，构成倡导历史政治学的一个重要理由。 尽管如此，历史政治学与历史社会学仍有所不同。除少数例外，历史社会学重在解释现代社会、国家、世界体系之起源和结构，故主要关注1500年以来的现代历史。历史政治学则拉长时间尺度，关注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所说的“长时段历史”或“大历史”——甚至比布罗代尔所说“长时段”的还要长，达到四五千年的时间尺度上，并且当然以政治为中心。 历史政治学倡导如此悠长的时间尺度，基于人类政治的基本事实：在考古学中，国家的建立是人类进入文明状态之根本标志，四五千年前，世界上若干地区包括中国，率先建立国家。国家历史如此漫长，历史政治学必须把研究视野放宽到四五千年间，关注世界上具有政治创造力的各民族、国家、文明在历史上曾经建立、并对今天仍有影响的各种政治价值、制度、机制，探讨其起源、演化，比较其成败得失。这里当然要采用运用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的“大结构、长过程、宽比较（Big Structures，Large Processes，Huge Comparisons）”的视野和方法，斯考切波的“宏大理论视角”与“比较历史方法”。一旦采用“长时段历史”视野，则中国就是至关重要的研究对象，这一点，下节将予以讨论。 第二，两者共同致力于“带回国家”。社会学诞生之初，致力于解释现代社会之起源；而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之最大区别在于国家更为强大，故历史社会学两位创始人马克思、韦伯都非常重视国家。不过，到了20世纪，随着西方现代国家体制逐渐定型，国家议题逐渐淡出。但对主流建制有一定批判意识、因而“处于传统学术方式的边缘或是对立面”的历史社会学者，重返革命、建国、国家等议题。20世纪七八十年代，斯考切波等历史社会学者在强调“国家自主性”的脉络中，发出“带回国家”的呼声。他们着重研究了现代国家多样的形成过程及其所造就的多种现代国家形态。有些敏锐的中国学者欲以历史社会学作为政治学之重要知识资源，原因正在于此。 政治学的研究对象首先是国家，即研究权力的配置、基本政治制度的构建和完善等。不过，在美国政治学却有点例外：其较少受大规模阶级冲突和破坏性战争的冲击，政制相对稳定；“美国例外论”信念导致其有美国政制已臻完美之幻象，故20世纪以来的美式政治学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国家主题，沿三个方向发展：日益碎片化的权利政治学，推动历史终结的转型政治学，量化主宰的实证主义政治学。国家被消解了。不幸的是，这种政治学传入后发国家，导致其迷信分权制衡、公民社会、第三部门、自由企业等议题，忽略国家建设，甚至弱化本就软弱的国家，从弱国家的前现代一步踏入反国家的后现代，最终在无秩序的困境中苦苦挣扎。在中国，过去二三十年来，学院主流政治理论也日益倒向权利中心论、社会中心论。这种政治学反噬欧美，今日其所面临之根本困境正是政治衰败、国家碎片化、根本宪制失灵。福山正是见及于此，及时转向历史政治学，强调国家建设的优先性，这贯穿于其十年来的诸多著述中。 历史政治学呼吁人们拉长时间尺度，考察人类四五千年来的文明历程；由此立刻可以发现，国家之建立、建设和持续改进是共同体兴衰存亡之关键所在，也是人群幸福或悲惨之决定性因素。历史政治学呼吁政治学“不忘初心”，始终以国家、尤其是国家根本制度也即宪制之建立、改进，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同时，拉长时间尺度有助于克服历史终结论幻想，使人们认识到，任何政治制度都会衰败，因而任何国家都需要持续改进其政治制度、机制。在历史政治学看来，国家难有完备形态，而是持续生成之过程，因而始终需要政治学及时提供改进政治制度、机制之知识和智慧。在此，历史社会学的“带回国家”、强调国家自主性，极大地支持了历史政治学的呼声。 当然在这方面，历史政治学与历史社会学亦有所不同：历史社会学多偏重于探究政治制度之社会基础，比如探讨形成不同形态的现代国家之经济、社会乃至意识形态力量。迈克尔·曼的巨著名为《社会权力的来源》，即清楚表明其用心所在。历史政治学则不然，主要研究国家、研究宪制本身。 而且，20世纪90年代以来，历史社会学的主流明显地偏向于社会史、文化史，也即明显地去政治化、去国家化。如此研究取向相对于当今世界的现实困境，过于奢侈了。倡导历史政治学，有助于矫正这一偏颇，促使学界再度聚焦于政治、国家。 第三，两者的研究方法也有相通之处。在各门社会科学中，政治学的历史最悠久，但似乎对方法论似乎不甚措意。相反，也许正因为诞生较晚，历史社会学反有强烈的方法自觉。赵鼎新总结历史社会学方法的基本取向谓：“历史学家按时间序列叙事讲故事，社会学家追寻着结构/机制叙事找规律，而历史社会学的真谛就在于对这两种叙事进行整合。”时间叙事和结构刻画的结合，生成历史社会学之诸多方法：韦伯确立了理解、理想类型、长时间跨度、大范围的结构性比较等方法；摩尔以来的历史社会学更是有意识地发展各种方法，比如蒂利所说的“大结构，长过程，宽比较”，斯考切波的比较历史方法等；晚近以来甚至形成“方法导向的历史社会学”。在强调制度至关重要的学术风气中，由历史社会学母体发育出“历史制度主义”范式，则以历史方法理解制度变迁之复杂机制。 历史政治学刚刚上路，除援引传统历史政治学的方法之外，必然主要借用历史社会学的方法，这种借用也是完全可行的，两者均为基于历史的社会科学研究。 二、历史政治学与历史社会学之异 以上列举历史政治学和历史社会学的相同、相通之处，也涉及相同中之不同；除此之外，两者有更重大的不同，此亦为倡导历史政治学之根本理由所在，至少可列举如下两点： 第一，历史社会学普遍有西方中心论倾向，历史政治学则要彻底走出西方中心论，全面、公正地考察人类历史上各民族、国家、文明丰富多样的政治实践；当然，中国在其中居于头等重要地位。 历史社会学初起于欧洲，其时，其文明正如日中天，难免产生西方中心论倾向，这在韦伯身上就有明显表现。巴林顿·摩尔以来的美国历史社会学，由其议题限定也不自觉地陷入西方中心论。赵鼎新概括说：“在西方，历史社会学的核心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工业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产生的原因和后果。”西方实现了两者，当然成为主角、成为标准；非西方国家、文明成为配角，成为“化”的对象，其现代历史之主题是费正清所说，对西方“冲击”作出“回应”。历史社会学尤其有西方制度优越论倾向，把自由主义价值观、西式民主选举、法律支配制度和西式资本主义制度视为现代社会的正统，其他制度则被判定为变态。哪怕是福山的历史政治学，尽管已放弃了历史终结论的妄想，仍基于其意识形态信念断言中国的政治制度不能长久。 近些年来，已有越来越多中国社会学学者转向历史社会学，积极推动其本土化，因而重视中国研究，比如重视中国革命研究，重视中国自成一体的国家治理体制、机制的研究。这些努力已初步撼动了历史社会学的西方中心论。 历史政治学更进一步，立足于中国，重建世界视野。中国学者提出历史政治学范式，当然是从中国看世界，格外重视中国事实。这无关乎民族主义情绪，而基于如下事实：中国拥有悠久而不间断的国家历史，这可能是世界上独一份；且按韦伯标准，中国早在秦汉时就已建成“现代国家”，而且是实行普遍“直接统治”的超大规模郡县制国家，更重要的是，这一形态历经两千多年，延续至今。因此，对中国的国家起源、演化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有助于发展更为普遍的国家理论，有助于找到国家维护统一、保持超大规模的普遍机制。就此而言，历史政治学完全有理由“以中国为方法”，以中国为标准、典范，进行大历史、大范围的宏观历史比较。 同时，一旦进入长时段历史中，则在过去两百年历史中被遮蔽的众多非西方国家、文明之丰富政治实践，也可进入政治学视野。这些国家、文明曾发明过延续至今的诸多重要政治价值和制度。就此而言，历史政治学有鲜明的学术道德意识，它决心公正地对待所有国家和文明而无所偏颇。由此发展的政治学理论将会克服西方政治的地方性局限，更为包容而普遍，因而更为有效。 这一点对处于大变局中的今人尤其重要。局限于西方地方性知识体系中，即便西方国家也未必能为其政治衰败找到出路，何况非西方国家。充分地利用人类积累的一切政治智慧，人类或许才有可能找到解决当下政治困境之良方。因此，历史政治学决意为政治学带入中国，带入广大非西方国家的丰富政治经验，事实的扩展必定可以刺激理论的创发。 第二，历史社会学普遍奉行“价值中立”原则，以解释或理解社会变迁为己任；历史政治学则有明确价值追求，本乎“资治”传统，以寻求善治之道为己任，从历史中寻找构建或改善政治秩序之方案。 这一重大不同由政治学和社会学的学科属性所决定。自诞生起，政治学就以追求善治为己任。孔子说：“政者，正也。”政治事业之目的是促使所有人、事均处在正的状态，“各正性命、保合太和”。柏拉图（Plato）说，政治是实施“正义”；亚里士多德（Aristotle）说，“一切社会团体的建立，其目的总是为了完成某些善业”，城邦作为“社会团体中最高而包含最广的一种，它所追求的善业也一定是最高而最广的”。服务于政治、城邦的知识努力即政治学，当然以追求善治为己任：亚里士多德说，政治学应以研究“理想政体”为中心。即便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也致力于走出“自然状态”，以维护和平秩序，避免人们相互伤害，此为最基本的政治之善。 社会学另有其传统。极大影响社会学发展的韦伯倡导学术研究的“价值中立”“价值无涉”（value-free）；韦伯也强调研究者与对象之“价值关联”，但前者影响更大。这种取向主导了历史社会学，多数学者致力于解释或理解现代社会之形成，较少涉及价值判断，较少思考社会、国家如何趋于善治。韦伯本人比较了不同文明的宗教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探讨了现代官僚制的起源，虽对后者颇有担忧，却未以其广博知识开出药方。摩尔以来的历史社会学大范围地比较了现代国家和资本主义体制在不同国家形成的不同类型。其中隐含西方中心论倾向，偏向于个人主义价值、自由市场和代议民主制，但普遍比较克制，仅止于理论解释或理解，未进一步进行规范性讨论，指出各类型国家或具体制度之内在缺陷，并寻求改进之道。 历史政治学在政治学范围内，有明确的价值关切，致力于寻求善治之道。可用马克思的话说明两者之别：“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历史社会学属于前者，从各个角度解释现代国家是如何形成的；历史政治学则有后者之志，基于长时段绩效，比较不同国家形态及其具体政治制度之利弊得失，提出相应的改进之道。 福山的历史政治学就是这么做的。他追溯自秦建立历史上第一个现代国家以来两千多年间人类塑造和维护政治秩序的机制，总结出国家、法治、负责制政府三种最重要的制度，并以此衡量各政治共同体之利弊得失，比如肯定东亚儒家文化圈的强国家传统，但认为其应加强法治；对非洲、拉美国家，则认定其应强化国家。对此类具体判断可赞可弹，但其研究取向清楚显示了历史政治学之根本理由：止于善治，通过长时段、大范围的历史比较，探索各种制度及其不同组合的利弊得失，以求建立优良政治制度，或改进现实政治制度、机制，使之更好地造福于人民。 对历史政治学来说，最重要的任务恰在于重建政治价值体系。现代西式政治学以自由或个人权利保障、私人产权保障或民主作为政治的基本价值，是否可取或足够？是否普遍？已有很多人产生怀疑，历史政治学要拉长时间尺度，西式政治价值的独断，容入历史上各重要文明和国家的政治实践，考察其得失，从中抽绎政治之善，厘定善政之构成。由此可以构建更为合理而普遍的价值体系，包容西式价值，但其未必排序如此之高，中国人所说的成德、生生，古典政治学普遍肯定的秩序，或许更为根本。 此处涉及西方思想之重大命题：事实与价值两分，不能从“是”推出“应当”。然而，从中国思想立场看，这种两分本身就是虚妄的。道在器中，道、器不可离；理在事中，理、事不可分。“应当”就在历史地展开的“是”之中，正是时间让“是”凝定为“应当”，且让后人可从先人之“是”中探知“应当”，也即从历史中探求致善之道，舍此，别无他途。 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把事实与价值的两分转化为古典的自然权利与现代的历史主义之对立。历史主义指如下信念：过去已死，今天一定好于昨天，今人不必受历史的羁绊。然而，历史政治学持守中道，既不迷信哲人思辨地构造的自然权利，也不是历史主义的，而是要泯古今之别，肯定历史是活着，故“好古，敏以求之”，并通过大尺度、大范围的比较，发现可取的、善的价值、制度和机制，资以改进现实。 三、政治史转向历史政治学？ 同有“历史”“政治”二字，历史政治学与政治史内在相关。这里所说的政治史包括政治制度史、政治思想史（包括政治哲学史），以及狭义的政治史，即政治事件史。由历史政治学立场而言，其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政治史的知识供应，当然也就期待政治史的繁荣。但现实则不如人意。 传统历史学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政治史，且以“资治”为目的，因而也就是历史政治学，不论中国、西方，均是如此。在中国，周公自觉地“监”于夏、殷之成败，制礼作乐并建立敬天爱民的政治新价值，此即历史政治学之肇始；孔子“因史记作《春秋》”，寓大义于微言之中，“义”就是政治之根本原则，“贬损之义，后有王者举而开之，《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春秋》是历史政治学的典范之作。司马迁作《史记》，“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成一家之言即是欲跻身于诸子百家之中，而百家何为？“务为治者也”。司马光作《资治通鉴》，其命名即显示了历史政治学之用心。至于现代，钱穆是历史学家，其《政学私言》则基于历史研究，提出完整的政制设计方案。 西方传统史学同样以政治为中心，以求治为目的。即便标榜实证的兰克史学，也以当时正形成的民族－国家作为叙事主体，呈现为“一种修昔底德式的政治史学”。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9世纪的美国有“历史政治学（Historico-politics）”，历史学家承担政治学的功能，以条顿民族的历史来论证美国共和制度之生命力。 不过，社会学在西方的兴起逐渐瓦解了历史学的政治关怀。“社会”浮现、并日益突出，乃出现社会史分支，进一步细化出“文化史”，两者持续扩张其范围，关注普通人日常生活的微观史大行其道。相应地，政治史受到挤压，空间日益逼仄。历史学逐渐偏离历史政治学传统，勉强维生的政治史在“新政治史”范式引领下也日益社会史化。 中国历史学经历类似演化过程。新文化运动冲击下的历史学已放弃了其政治功能，胡适的“整理国故”就是去政治化的历史学的宣言。具有强烈政治关怀的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在历史学中居于支配地位，反倒强化了历史学的政治学属性，中国学者对中国历史上的国家形态进行了细致的研究，而这种研究是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只是这种研究颇多意识形态色彩，故20世纪80年代以来，历史学迅速脱出这种范式，甚至厌恶政治史本身，迅速社会史化、文化史化。由此“碎片化”，对此，史学界已有所反思。而从根本上说，历史学碎片化之首因是政治史萎缩：在任何共同体中，政治均有统摄全局之地位，也有贯通古今之作用，政治史萎缩的结果必定是历史学沉溺于细枝末节；其次，因为历史学界缺乏理论、尤其是关于国家、世界体系的宏大理论之构建能力，而这同样与政治史的萎缩有关，只有以政治为中心，才可能构建宏大理论。 几乎与此同时，在政治学学科内，政治史的地位同样大幅下降。受美式政治学影响，政治学以研究权利或转型为主，近些年来定量研究又方兴未艾，结果，历史无足轻重。唯一的幸运是，受儒学复兴热、施特劳斯热的推动，政治思想史尚有一定活力，但其基本上是杨光斌所说的“思想史中的思想研究”。 历史政治学范式有赖于政治史提供中间品，因而期待政治史的复兴。历史政治学有历史和政治两个角度，愿同时向两个学科喊话：一方面，呼吁政治学重视历史，有“历史想象力”；另一方面，呼吁历史学重视政治，让政治史重归历史学舞台之中心。文明与国家的成立同步，在文明时代，权力、政治、军事、以及与之相关的意识形态始终是历史变迁之根本动力，以政治史为中心，历史学才能对历史给出可信的解释。这一点尤其适用于现代中国，政党、革命、国家构建等“硬政治”是现代历史之支配性力量，社会、文化乃至于个人生命是被塑造的对象，政治自然应当是历史学之根本议题。 而为有效地描述和解释历史上的政治，政治史须有政治学的理论自觉。在历史学内部，政治史地位的下降多由于社会史、文化史之冲击；在政治学学科内，政治史地位的下降主因则是其研究缺乏理论自觉，多停留在历史事实考证和叙述层面，最多只是运用现成理论进行事实描述或验证而已。政治学是社会科学，政治史若无助于政治理论的生产，当然会丧失在政治学科内的存在价值。政治史存在、发展之正当性在于为政治学的理论生产提供合格的中间品，为此不能不有理论自觉，有“政治学想象力”，关注宏观政治结构、运作机制与演变动力。 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呼吁政治史转向历史政治学。政治制度史可以转向以历史方法发展关于政治制度之理论，政治思想史或可转向以历史资源对今日政治问题进行政治思考。这当然不是否定历史研究本身的意义，但传统历史学之所以享有崇高地位，乃因为其实历史政治学，如司马光所说，致力于“监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得舍非。” 四、为比较政治学嫁接大历史视野 历史政治学广泛使用“历史的比较分析”，与比较政治学有一定交叠之处，后者的方法可为历史政治学所用，反过来，历史政治学的大历史视野也可以供比较政治学参考，从而矫正其内在的价值偏见。 顾名思义，比较政治学的研究对象覆盖全球的广大地区，然而“这种表面的全球性，实际上掩饰了比较政治学在内容、方法、认识论上非常严重的地方性。”比较政治学的地方性内在于该学科诞生之事实中：它主要由美国学者构建于冷战时代。很自然地，美式意识形态支配了这一学科，比如在政体分类中，比较政治学公开或隐含地以西方自由或民主制为标准，以之衡量、判断苏联东欧国家的制度和广大第三世界的制度。于是，比较政治学摇身一变，自居于非西方世界的政治医生之位，其药方则是政治现代化或政治制度转型：非西方国家放弃自己的政治制度，向西方意义上的政治现代化转轨，或建立西式政治制度。在如此研究中，中国及广大非西方国家丧失了认识上的本体意义，完全被对象化；在政治价值上，非西式制度完全被边缘化甚至遭到彻底否定。 平心而论，比较政治学的严重政治偏见未必完全出于学者的身份，而在相当大程度上由其进行比较的时间尺度所决定：纳入比较范围的是当代或现代两百年内的国家之制度及其绩效，而在此历史时期，英国、美国等西方国家确实是成功者，其政治制度当然有资格成为普遍的标准，甚至于其宗教、生活方式、文化都有资格成为普遍的文明标准。 受制于这一内在范式约束，即便中国今日已走上文明复兴之路，西方比较政治学仍难以认真对待中国制度之内在合理性，因为中国今天确实不合乎西式标准。面对这种偏见，中国学者试图构建中国话语体系，但主要集中于对当下政治实践的经验概括，没有提出替代性普遍理论框架，也能改变本身偏颇的判准。这种做法反而不自觉地强化了中国特殊论。 历史政治学的大历史视野，可有效地矫正比较政治学的偏见。历史不是均质的，每个国家、文明的是有兴盛、衰亡之节奏的，不同国家、文明世界体系中形成此兴彼衰的交响曲。考察人类政治，时间尺度至关重要，时间尺度决定有多少事实、什么样的事实进入考察范围。美国人之所以迷信“历史终结论”，不仅因为其狂热的清教信仰，也因为其自身历史过短，尚未经历国家兴盛衰亡的全周期。比较政治学的价值偏见同样内生于其内在的方法缺陷：时间尺度太短。 杨光斌曾推荐斯考切波所倡导、历史社会学广泛使用的“比较历史分析”给比较政治学，呼吁学者重视分析政治制度发展过程中的路径依赖、时机、历史关节点、时序等。本文想强调，为矫正其西方中心主义偏见，比较政治学应积极运用历史政治学所倡导的长时段历史视野，比如在两千年时间尺度中考察比较人类的政治价值、制度和机制。由此可以敞开很多被目前的比较政治学所忽视、但至关重要的事实：西亚很早出现统合众多民族之帝国，中国第一个建立超大规模的、直接统治的官僚制国家，明清时代的中国就是世界工厂。在如此大历史视野中，欧美不再是标准，而是相互平等的比较对象中的一个。 “大历史的比较政治学”可使比较政治学摆脱西方中心论的价值偏见。预设某个国家为标准的所谓比较政治学无从增加人们对善治的知识，只会让偏见在正反馈中不断强化。不把某个国家、文明预设为标准，而是把所有国家、文明平等地放在面前进行比较，分析其异同，比较其制度之利弊得失，比较政治学才有可能生产政治新知识。举例而言，除了比较同一时代不同国家的制度绩效外，也可以比较不同国家在不同时代所建立的类似制度的绩效。由此，人类各民族、各国家曾创造之价值、制度均不会遭到浪费，而有进入今日学术视野、参与构造今日美好政治生活之平等机会。这不正是比较政治学的意义所在吗？ 五、结语 简单考察学术史即可发现，在历史巨变时代，既有学术范式必定失灵，理论大厦必须重建；而重建之要道在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回到事实，也即回到历史。这是我们倡导政治学转向历史、提出历史政治学范式之最大理由所在。 但历史政治学当然不是从零开始，历史社会学、政治史、比较政治学是历史政治学可资利用之重要资源。在现代社会科学体系中，唯有社会学自诞生起就有明确的历史自觉，从而形成历史社会学范式，且在20世纪社会科学化的大潮冲击中，始终有人坚持“历史想象力”，并形成比较成熟的学术传统，有丰富学术成果。历史政治学的研究议题与之颇多重叠之处，其视野、方法和学术成果值得借用，但我们仍决心提出历史政治学，理由在于，历史政治学可以克服其西方中心论偏见而公正对待中国等非西方国家，克服其价值中立而追求善治。同时，历史政治学可以启发政治史之理论自觉，可以给比较政治学嫁接大历史的视野。 或许可以期待，历史政治学以其兼顾历史和理论的双面品质成为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的鲶鱼，一方面，刺激理论性学科之历史自觉；另一方面，刺激叙事性学科之理论自觉；学术创新之道，正在于此。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