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第三期中华文明的经典体系与经学 作者：吴展良 来源：原载于 《文化纵横》2017年8月号刊 时间：孔子二五六八年岁次丁酉九月十一日庚寅 耶稣2017年10月30日 ［导读］当今时代是重建中华文明新的经典系统的关键时期，我们既要实现对中华文明内在传统的承继与发扬，又要面对近代以来的种种变革，找到应对意义与价值混乱局面的解药。吴展良先生从既有的经学传统以及中国的国家/社会性质出发，正面回应了这一问题，并提出我们在确立中华文明的经典体系之时，必须有发展的文明观念，学习并超越性地融合汉、宋、清代经学与西方经典。特此刊发，以飨读者。 【大纲】 一、三期中华文明与其经典体系 二、华夏文明的根本性经典与三期的中国 甲、中华文明的根本性经典与其文明基本特质 乙、六经作为华夏文明生活方式与政教体制的根源与根本 i.六经与孔子 ii.孔子与中华文明 丙、四书道理体系的普遍性与特殊性 丁、古典原理在三期中国的展现 三、辅益性传统经典 甲、从子部到经典的老庄 乙、人人当读的中华佛典 丙、理学经典 四、发展中的现代中华新经典 甲、自由、民主、科学与法治等西方启蒙式经典[2] 乙、融合型与传统型新典：三民主义、现代儒学、现代佛道 丙、社会主义与社会正义经典：马列毛邓与其他 丁、其他西方、世界与中华经典 戊、数百年后而论定 五、建设现代儒学与现代经学 六、继承传统面向未来的「现代经学」 甲、发展中的中华文明与现代经学 乙、经典的辩证发展 丙、学习、超越与融合汉、宋、清学与西学 七、分门、专精与兼通 甲、「存其大体，玩经文」 乙、研究格致诚正修齐治平的根本问题 丙、专家之学与通人之学 丁、以西学研究中华经典 戊、镕铸中华文明的新体系 一、三期中华文明与其经典体系 中华文明一直是一个「超级的国家型文明」，从这个观点来看，中国历史可依其国家的基本性质分为三期。第一期是封建时期，虽然有天子，可是其下各国相当独立，有数以百、千计的国家，共同组成一个依中央礼制所建构的天下型国家。第二期是大一统的帝制时期，从秦一直到清末，大体上实行或企图实行由皇帝做为最高统治者的郡县制。第三期则是民国跟共和国时期。[3]这三期中国文明的基本性质都有非常重大的变革。因此，在这三个时期，所谓经典或经学的概念，其实相当不同。 第一期的华夏文明，是经的诞生时期，当时还没有所谓的经学。依清代章学诚，所谓的「经」是记录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等三代圣王得位行道、经纶世冑，建立稳定政教结构的历史纪录。三代圣王透过世界性秩序的建构，让天下老百姓都能安居乐业，而且在伦理、道义与文化上大幅提升，成就极其斐然，所以后世尊此大业之记录为经。[4] 后世所谓的经学主要盛行于中国文明的第二期，也就是汉以下的帝制中国。汉人为了因应大一统的需要，重新解释并整理古代的经典。此因秦用法家而速亡，汉初用黄老也产生诸多问题，最后只得法古更化，透过重新学习三代之治让汉朝稳定下来。这显示中国文明从第一期过渡到第二期的过程中，由于变化幅度太大，经历了一段很不稳定的时期。最后，惟有通过重新阐释并运用三代的经典，方得以建立稳定的新政教体系。这才是经学诞生的首要意义。此后的中国历史，则如冯友兰所说，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直至清末，学术思想基本上定于经学。冯先生意存批判以表现他新时代的见解，但古人确实如此。在历史上，经学让中国的政教稳定了两千年，自然有其伟大的价值。 从第一期中国转型到第二期中国当中政教体制长期不稳定：先用法家与诸子，最后转回汉人对古代经典的重新诠释，并融入了法家与诸子学。此一历史经验特别值得我们注意。在中国历史的大转型时期，政局及其使用的主要思想—也就所谓的「教」——往往变动难定。中国文明从第二期到第三期的转型过程也是如此。如果将中华民国当视为第三期中国的第一共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便是第二共和。此第一与第二共和的政教体制皆不甚稳定，或用三民主义，或用马列毛思想，现在则偏向国族暨实用主义，而许多人都认为必须思考探索新型态的政教体系。中国做为如此巨大、举世无双的「超级国家型文明」，一向需要一个适当的政教体系才能稳定。从汉至清的历史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传统的经学即在此一时期负担了稳定政教体系的功能。如今中国文明已进入第三阶段，初期以「主义」取代了经与经学，但未来仍有必要重建新的经典体系与经学，否则恐难以维系此一文明之政教体系的稳定与发展。 不同于中国文明，所谓西方文化并非一个一体的「国家型文明」，而由多个国家与文明结合在一起，亦缺乏统管「国家政教」的经或经学的传统。埃及与两河流域文明各自发展，两河流域尤其有多种外来文明进入。希腊各城邦的规模很小，政教体系极其多样化。罗马帝国则由罗马城邦统一众多文化高度歧异的殖民地而形成。罗马衰亡后，西方进入没有共主的封建时期，靠基督教而非一统国家建立起共通的文明基础。至于现代西方文明，则是在高度分散的封建社会与基督教文化基础上，复兴并发展了希罗的古典文明。是以其文化虽然相通，但政治上高度分裂，最后走上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列国体制。整体而言，西方文明的政治型态，一般趋于分散。各期与各国的政教也融合表现了各种不同的文明，所以并非一「国家型文明」。另外，印度文明历史上分裂多于统一，且后期的统一主要靠蒙古与英国所达成，主要是个宗教型文明而非国家型文明。伊斯兰世界虽实行政教合一，仍主要仍属于宗教型文明。早期统一，如今也分为五十余国。历史上，印度与伊斯兰文明在其实行政教合一的时期，亦皆有统管「国家政教」的经与经学的传统 在并世人类大文明之中，只有中国文明长期保持国家型文明的样态。国家型文明首先必须处理的课题，必然是稳定国家的体制。因此，华夏的根本性经典，主要皆聚焦于处理建国与立国问题——《诗》、《书》、《礼》、《乐》、《易》、《春秋》皆与立国体制和政教大端密切相关，均为当时建国、立国的重大文献或相关记载。汉人法古更化、体儒用法，此后中国历代立国的体制，尤其社会礼教文化，大体渊源于此，是以后人尊之若天。入宋以后，士人对于经典的解释较偏于人伦义理与教化，然而宋元以降政治之积弊日深。民国以来，传统大衰，提倡传统的学人多只能侧重于阐发经典之哲理。若深入考察中华经典的根本，六经与四书均带有高度的政治性与教化性，不可偏废，故知宋以下之经学实有所偏。 综上所述，关键问题在于：华夏文明底下的生存发展，需要何种根本性经典？过去一百多年来，此一问题的答案剧烈震荡，经过许多深沉的历史教训，方于今日逐渐浮现。两千余年来，第二期中国的政教体系以儒家经典为主，维系了文明的稳定与繁荣。然而，此一体系在近代遭逢西方文明后，受到一连串的重挫，乃至有亡国灭种之忧，从而引发革命。此后中国的政教系统便不断更替，至今难以稳定。起初，革命党以为民族主义与民主思想能解决问题，但民初政治分裂混乱。袁世凯企图恢复帝制与儒教，各地军事强人割据。之后国民党以三民主义与列宁化的革命党，作为新的政教中心，方能局部性地统一中国，获得初步的成功，却依旧未能应付内乱外患的挑战。共产党起而代之，改行共产主义与马列毛思想，获得前所未有的成功。但在文化大革命之后，此一体系又发生巨大的变化，并引起深刻争论。百年来中国人所服膺的政教方针始终未能稳定，是以吾人至今皆难以确定第三期中国的政教体系究竟应当安顿于何处，主导整个国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主要架构与内涵的基本经典又是什么？因此，为了中华文明的稳定发展，我们必须重新思考如何确立中华文明新的经典体系。 二、华夏文明的根本性经典与三期的中国 首先，从整体文化与政教渊源来看，华夏文明的根本经典仍应当是六经与四书。六经是华夏文明生活方式和政教体制的根源与根本，四书则是对其所蕴含的基本道理所作的伟大发挥。这关系到华夏文明之所以能稳定发展，及其道理体系的根本价值。六经何以是华夏文明生活方式和政教体制的根源与根本？因为传统政治、社会、学术、文化，皆主要渊源于六经所代表的古典时代。[5]经过数千年的积累，即使时而至今，华夏文明的各种基本特性莫不与六经四书相关。例如对于家、亲人、人情与人际关系的重视，至少可以追溯到商周的祖宗崇拜与宗族体系。另一方面，自三代以降，政治而非宗教才始终是中华文明的核心，而中国文明之政治，倾向于照顾整体的秩序与福祉。这渊源于三代的宗族主义以及由天子、诸侯、卿、大夫、士构成的政治体制，再透过封建礼制所完成的整体秩序，深入渗透后世的郡县制度与政治社会文化。封建礼制以照顾整体的秩序与平衡为第一义，后世虽号称帝王一统，仍必须重视中央与地方的平衡。而现代无论中华民国或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都依然有中央及广大地方间的平衡问题。换言之，从三代以降，中国文明的诸多基本特质始终延续。此种高度的延续性，当然有其内在根源。 两千多年第二期中国的稳定性，很高程度建立在对第一期中国所产生的《诗》、《书》、《易》、《礼》、《乐》、《春秋》等经典的不断阐释与运用。法家式的秦代官僚、法律与郡县等制度固然非常重要，在汉朝以降却只被当作社会上层行政架构，至于中国的社会生活与文化，乃至政治观念，两千年间虽颇有变化，其基本原理却一直延续三代。换言之，第二期中国无论在观念或制度上，皆大量沿袭自第一期中国。此所以经学一直为儒者所尊，并成为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直至清末才废除。四千年来中国人的学术、思想、礼法、生活方式与文化，都深受经学的笼罩。尽管许多人认为，经学在现代化之后已经成为过去式，不但不再被需要，而且是必须破除的限制。但如从比较文明的观点来看，华人或中国人的基本生活方式与思想文化，至今仍明显不同于西方人、印度人及回教徒。这些差异从何而来？即使中国人往往不自觉，外国学者与观察家普遍认为中国特质显然源自儒家的政教体系。由是观之，六经与四书实为华夏文明的根本，数千年来国族的生命赖之而存。其中必有甚深奥义有待发掘，并非简单的现代化理论或某种主义、学说所能取代。 第三期中国虽然经过天翻地覆的革命，输入了大量西方学理，其建国过程却大体延续了传统中国打天下的方式，而与所有西方国家不同。毛泽东打败蒋介石，好比当年刘邦打败项羽或朱元璋打败陈友谅，而后平定天下。毛泽东与朱元璋均带领由基层农民所组成的红军，而且同样运用信仰，不过昔年的信仰是明教，现在则是马列毛。[6]第三期中国的建国方式不是自由、民主和法治，因为这些理念在民国时期无所着力，无法有效建国。新中国的建立，明显沿袭了几千年来的历史格套，故而在立国之后，其政治的基本型态亦不容易改变。中国历代开国的格局一般难以改变：明太祖建立明朝，其基本政治型态经过太祖、成祖两代定制，此后两百年大抵无法改变。宋代王安石变法亦以失败收场；汉代尝试改变，结果闹出王莽，一度亡国。然而，为何中国政治开国后的基本格局不易改变？主要因为中国的规模极为巨大。如此巨大的国家，一旦基本的政教体制发生变化，稍有不慎，便是千万人头落地、血流成河。当然，这并非意味着中国文明与朝代的基本体制不能改变，但从历史经验来看，确实很不容易。 在这层意义上，「现代中国」是否真的已「西化」或「现代化」？「现代中国」不理会或抛弃旧中国的体系与格局，是否能够安定下来？恐怕实在未必。各种历史研究皆显示，现代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等诸多基本构造与要素，都与传统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尤其与明清的传承性很高。例如党主席、总书记或「核心」之于皇帝的决策权，中央政治局之于清代军机处或明代内阁，两百多个中央委员之于清代约两百多名可直接上奏的大臣，乃至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等等，在基本结构上都与明清有相当大的类似性，而不同于西方任何一个国家。由是观之，中国基本的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等结构并不容易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一般人大多高估了中国大革命与现代化的意义。如果经过百年来不知死了多少人与流了多少血的多次大革命之后，中国文明的「基态」仍难以改变，期望之后发生断裂性的改变恐怕也绝不容易。以中国规模之大，内部状况之复杂，之后的政治即使自由民主化，诸如菁英、集中、整合性等政治特质，恐仍将以一种新型态延续。现代中国固然在各方面已有巨大改变，然而从深层结构与大历史的角度来看，传统中国的延续性却仍然相当强。合延续与巨变两方面同时客观考察，才更能接近真实。 从社会与文化来看，作为中华文明根基的家族伦理，其源头与基础皆在于家族，而家族关系的亲疏远近规定于《丧服》。从先秦到清末，《仪礼・丧服》规定了中国人与人之间的基本关系，影响不可谓不深远。中国的家庭与家族主义发达，是以个人主义始终不发达。立基于自然与血缘关系的家对于中国人或华人而言极度重要，从三代以降，始终是其生命、伦理、价值与道德的根本。在民国以前同时是社会与政治组织的根本。三代的政治属于家国同构，尽管秦汉之后政治「体儒用法」，并非家国同构，但家族与扩大的家族主义仍然是中国社会与文化的基本特色，也是华夏文明生活方式与政教体制的根源与根本。现代化之后，中国人固然提倡各种超越血缘关系的政治社会与经济组织，但当今中国立国之本，其实依旧是「国家主义」，亦即将对于家的情感，放大至对于「国家」这个大家庭，未曾摆脱「扩大的家」的概念。至于中国的社会主义，虽然名义上以照顾受迫害者与弱势者为目标，但实际上却更接近「集体福址主义」与「国家主义」，仍然为一种传统大家庭思想与情感的扩大，对于社会上受迫害与弱势者的照顾反而有限。以上种种传统特质在今日固然均面临现代个人主义与人为主义的严重挑战，但也不容易舍弃。既因子千年的传统不易去除，也因西方当代的个人主义与人为主义均已产生很多本质性的问题。 以上所论仅为其中一例，中国文明在政治、经济组织、社会构造、宗教、学术、思维方式、情感、行为模式、文艺心灵等所有重要层面几乎均与西方文明有着根本性的不同。虽然屡经革命，数千年的传统对于现当代中国文明仍有着极深的影响。从文明的深层结构到具体面貌上，传统特质依然处处可见。所以即使到了现今世界，华夏文明的根本性经典恐怕依然必须是六经，因为他是华夏文明生活方式与政教体制的根源跟根本。 既然国体与时代巨变，新时代讲述与理解六经的方式，自然必须与传统的，亦即第一、二期中国不同。汉代以降一般认为孔子删《诗》、《书》，订《礼》、《乐》，作《春秋》，六经经过伟大的圣人之手，所以为六经。但是近现代的史学研究其实一再显现孔子并没有如前人所说的那样删《诗》、《书》，订《礼》、《乐》。孔子确实作了《春秋》，但意义也与传统说法不同。[7]基本上，六经是由古代建立世界秩序的先王们所留存，可以垂之久远的政教历史。这些记录以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及其贤臣与后代英主所开创之政教为中心，后人以其为伟大典范以及现有体制与文化的根源，故不断加以研究，且高度崇敬。《论语》、《孟子》、《尔雅》与《孝经》原本皆不列于经。六经作为古代传世的政教典范，其核心是诗书礼乐。周公制礼作乐而安天下，这个「礼」包括了社会、经济、文化、宗教、学术、艺术等方方面面，属于整体的构成。这是第一期中国政教秩序的核心。毛泽东作为第三期中国最主要的建构者，在推翻一切之后，也希望重新制礼作乐，创作一套包含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完整体制。当然，毛泽东也希望其所创制能像周公制礼作乐一般，垂之久远。 孔子学习古代先王留下的经典，再经过自己的思考体会，融成一个完整的道理体系。因此，孔子最重要的贡献在于解释并发挥了六经的根本道理。孔子也根据鲁史作了《春秋》，史书与史官原本是周代维持世界政治秩序中很重要的一环，史书经孔子笔削，而表现出应有的世界秩序，获得新的意义。孔子继承伟大政教传统，并藉之创造了一个完整深刻的道理体系，这点非常重要。六经包括政治、经济、社会、学术、宗教、艺术等各方面的制度文化，本以周代的政教为中心。孔子学了文武之道，对六经体会反思后，才创造了儒家的道理体系，四书的第一本书《论语》于焉而生。孔子的道理体系广大周遍，而以仁义礼智、孝悌忠信为本，德智兼修为基。孟子与《大学》、《中庸》都继承了孔子的学说。孟子深刻发挥仁义对于人生人世的无上价值与性善的道理。《大学》与《中庸》则深富天道与性命的内涵，并提供了学圣贤的具体办法，而为宋以下的中国人普遍重视。四书主要提倡仁义礼智、孝悌忠信的道理，从古代重要的政教文化举措当中，抽绎出一些最根本的道理。这些价值具有高度的普遍性，直至今天。 上下尊卑是古代治理天下的重要原则，而深受现代人批判。第一期中国是贵族制，又特重整体的秩序与福祉，上下尊卑在各方面均极为重要。天子、诸侯、卿、大夫、士按照他们在政治上的不同地位，给予饮食起居礼仪等各方面不同的待遇。到了第三期中国，六经中上下尊卑的讲法不能再延续，但仁义礼智、孝悌忠信、德智兼修等道理并没有问题。这些人生基本德目或目标很具有普遍性，且与新时代的事物——无论是自由、民主、平等、法治、科学或者社会主义——并无根本性的矛盾。因此，四书的道理体系比六经更具有普遍性；但后人仍不能不研究六经，因为它是华夏几千年文明的根基，四书实源于此。 六经与四书体系也有其特殊性。其特殊性首先在于中国自古的政教体制非常巨大，必须照顾到亿万众生，故而非常看重整体的生存发展，以及彼此的互保互育，所以特别强调「仁」的概念。再者，由于中国不是宗教型文明，一切人生义理必须另有所本，所以选择源于也含摄人伦关系的仁义当作做人的根本。现代的自由、民主、正义乃至法治的概念，源于古代雅典。雅典只是一城邦，其政治的规模相当小，通常只有三、四万的自由人，最多时亦不过十万。另外，雅典同时是个高度商业化的文明。相较之下，中国这样的大农国与宗族社会，自文明肇始之际，其所需的政教体系就与商业化的小城邦雅典截然不同。西方一切政治、社会理论与文化的主要源头是雅典与罗马，再加上埃及与两河文明的远源，兼以基督教文明的涵育，使得西方文明从一开始就与中国文明大为不同。举例而言，西方的法治有两个重要根源：首先，法律起源于宗教诫命，超越的宗教传统让西方人有一个悠久的守法传统，从苏美法典、汉摩拉比法典、《圣经》的十诫到《旧约》的种种律法皆然。其次，共和国制的城邦系由自由公民与权贵集议立约，共同选择创造保护自己与城邦的制度与法律。因此共和国的人民有深刻的自主、自律的概念，其守法的性格深入骨髓。相反地，中国人身上则根本找不到这种深层的守法性，这主要因为中国人既缺乏宗教立法的传统，也没有城邦式自主立法的传统，双方的大传统实有巨大差异。以上举例说明了六经与四书的道理体系既有普遍性也有特殊性。其普遍性在于仁义礼智和孝悌忠信等基本德目与德智兼修的追求。其特殊性则例如四书何以特别强调上述德目，而非自由、平等、正义等德行；以及对于性本善以及人可以通过德智兼修而完成的肯定。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各自的体制不同，其所强调的德行与人生目标亦不相同，但彼此亦能互相欣赏，互相补益。我们既要认识六经四书道理体系的普遍性，也要认识其特殊性，才能深入继承本文明的主体特质，又能够不断吸收与发展新文化。 三、辅益性的传统经典 第二类是辅益型的传统经典。就此方面，建议纳入老庄、中华佛典与理学经典。学者难免怀疑，理学原本列于子部，而老庄与佛家的经典均不在四部——仅释道类后代中国人著作收在子部之末，是否可列入经典？[8]若将老庄、中华佛典与理学经典列入经部，必然引起很大的争论。但在历史上，他们确实对中华文明的发展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深深浸入几乎每一个华人的生命之中，应该列入第三期中华文明的重要经典，但必须在性质上与根本性经典进行区分。笔者认为，他们不代表中华文明的源头、根本或结构，但对此文明的运作大有帮助。是以不属于根本性的经典，而是辅益型的传统经典。 中国人读老、庄两千余年，老庄对于儒家有很多根本性的批评，与儒家相反而相成。儒家容易拘守于礼法与各种整体性关系，老庄则让人能逍遥，自由开展个人的生命体验。老庄深入探讨天地自然广大丰富的意蕴，其气化的宇宙观成为中华后世宇宙观主轴。老庄同时深入探讨语言、知识、身体的奥义，直探其本性，从而具有丰富的意义与现代所谓的哲学性，乃中国哲学性思想的重要源头。 佛教从汉代进入中国，影响至为深远，提供中国传统所较缺乏的「宗教」，尤其是「人生宗教」面向。在中华佛典方面，《心经》、《金刚经》、《六祖坛经》等属于人人当读的佛典。《大乘起信论》、《楞严经》、《大方广佛华严经》、《妙法莲华经》或许也可以选择纳入。佛学入中国两千年，与儒家相反相成，与道家则既竞争又融合。儒释道三教长期成为华人的心灵归宿。到了近现代，儒家与道家颇为衰落，反而佛教在民间的延续性甚强。佛学的哲学性与哲理性，同时非常为学界所重视。  悬空寺三教殿塑像，中为释迦牟尼，左为孔子，右边为老子。在历史进程中，三者融汇贯通，造就了中华文明的一部分。 儒释道三家早已融入中国历史之中，其中最为重要的融合结果便是理学的诞生。在融合之前的中国，魏晋南北朝主要盛行老、庄，隋、唐则流行佛学乃至道家。然而，当中国的主导性思想为老庄跟佛学时，容易在政治与社会上发生问题。举例而言，士大夫在上朝议政与主持家务时用儒家，而个人之心灵世界则安顿于佛、老之学，人生分成两截，心态与内涵矛盾。以唐代为例，唐代风气与今天颇为相似，平常追求功名利禄、酒色财气，崇尚自然人性，喜欢富强、宏大、征服与进取，但在另一方面，内心又有许多苦痛烦闷，故而普遍相信佛道。这形同将人生分成两截，矛盾而且不理想。降及宋明理学，才将佛家与老庄的优点尽量吸收进儒家。在此之后，理学化的儒学长期独尊，超过佛教跟老庄，直到清末都主导着中国政治与教化。所谓「前有孔孟，后有程朱」的说法渊源于此。由是观之，理学经典应该也可以列入辅益性的经典。 四、发展中的现代中华新经典 第三类，也是是最难确定且具有争论性的，是为发展中的现代中华新经典。传统的经学跟经典有一个重大缺点，就是缺乏发展性。中华文明几千年来一直守着几部经典，认为古代的圣人太伟大，一切的道理都已经「致广大、尽精微」，而无以超越。这种想法使中华文明很难发展。[9]因此，中国文明到了新时代，必须深入反思，也不断加入新的经典。本文所论中华文明的经典与经学，是一种随着历史发展，不断扩充的经典与经学的观念。本此发展性的观念，在新时代中，当然必须纳入代表现代性的经典。 现代性的核心是自由、平等、民主、科学、法治与社会正义，这是西方近代发展出的伟大的成果，其中包含许多的经典，数之不尽，难以尽收。要如何变成中华新经典？必须由历史来选择，使部分最重要也最适合的西方经典，通过时间的考验，融入我们的文明体系。中国体系已经存在四、五千年，并不是每一样输入的东西，都能被顺利接受。近现代引进的西学，其中有些影响巨大，除各种自然科学外，另有天演论、民族主义、国家思想、穆勒的自由说、卢骚的民主思想、实验主义、多种社会主义等等；但同时也有更大量的西方学说未曾带来重大的影响。我们应对所有的西方学理保持开放的态度，然而何者将成为中华新经典则有待历史的选择。与此同时，许多以提倡引进西学为主的学者，例如前期梁启超、鲁迅、陈独秀、胡适等大家的著作，其作品皆大有可采的部分。未来应该有人择其可传、当传的部分，做出选集，列入中华现代经典。 除上所述，现代中国自身发展出来的传统型或融合型的经典亦相当重要。儒家学人继承传统文化的精华，面对西方现代性的巨大挑战，做出了许多重要论述，例如康有为、后期梁启超、梁漱溟、钱穆、熊十力等大家，乃至一些新儒家的学人，都做出了值得注意的成果。此外，近现代的佛道之学，如太虚、欧阳竟无、印顺、吕澂等人都值得关注。相形之下，道家与道教的传承较隐密，需要有熟知其内涵的人为之整理。无论儒释道三家，未来都需要有人择其可传与当传的部分，做出选集，列为中华现代经典。 在此必须特别提出三民主义。三民主义何以重要？首先，其民族主义是辛亥革命的基础，没有民族主义就没有中华民国，而「国族主义」至今仍为中国立国的基础。再者，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既重视本民族的独立自主，也兼顾世界大同，既重视本民族道德与学术的继承，并且对世界开放。孙中山曾说：革命派里头只有我继续讲传统，其他人都反传统。在革命的浪潮中，既能面向世界，又能继承传统，实为及难得的少数。孙先生不仅西书读得最多，同时擅于融会贯通与创造。他的民权主义一方面强调自由民主，另一方面发挥传统菁英思想。此因广土众民、各地文化与民族矛盾甚多的中国政治，难以走上缺乏菁英领导的政治制度。是以孙中山主张人民有权、政府有能的「权能区分」制，尝试建立一个菁英型的民主化「万能政府」。他说老百姓或许是阿斗，但一群阿斗可以选出能干的诸葛亮，这相当符合中国政治的实际。中国政治至今仍脱离不了高度的菁英主义，可以为证。另外，孙的民生主义兼顾社会主义跟资本主义，并以发展国家与个人资本为先，也是其高瞻远瞩之处。中国至今仍须兼顾国族与世界主义、资本与社会主义，自由民主与菁英主义。由是观之，孙先生的三民主义至今仍有重要的引领意义。 接下来是社会主义经典，其中对现代中国有重大影响的，当然首推马列毛。虽然有不少人对此抱持异议，但从大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国近百年来有两个最根本的问题：第一是必须快速现代化的问题，第二则是如何重新建国与立国的问题。亦即在新的世界列强压迫与列国体制下，中国传统的国家体制无以支撑，必须转型成一个新型态的国家。清末变法既然未能成功，中国只好重新建国与立国。然而经过民国初期的实验，发现无法凭借自由民主与议会的方式达成中国的建国，最后逼出由组织严密、权力集中的政党领导革命。国民党、共产党都是列宁化的政党，通过菁英化的党员掌控党政军，并领导群众从事革命。[10]若无法有效地建国，根本无法在内乱外患中从事建设。中国近代史的第一要务就是重新建国与立国，马列毛对此当然有大功。 运用某种主义而成功，并不表示该主义就是真理。这其实显示中国体系需要在此一时期运用该主义来解决某些重大问题。马列毛思想在第三期中国初期的建国立国过程中，造成如此重大的影响，自然功不可没。但至于下一个阶段当如何，则必须等未来论定。不仅马列，若没有毛泽东，现代中国完整的建国立国仍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在此之前，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与国际派皆不能成功。毛泽东在建国方面的贡献，古今鲜有其比，属于数百年难得一遇的人才。然而，毛泽东在如何立国方面，却发生很大问题。他用整风、运动，尤其是以延安经验领政，以农民团体的方式发展现代化，最后都不能成功。即使如此，毛泽东对于今天中国体系之形成仍有绝对重要的影响。当然，在此之后的邓小平也有重要影响，同样都必须深入研究。惟有如此，方能深入认识今天的中国体系为何物。 无论来自西方或中国自身的经典，也无论是自由民主派、传统派、融合派与共产、社会主义派的经典，他们做为中华文明之经典的价值，在今日尚难以充分确认，而有待数百年后论定。笔者个人认为，上述这些类别中最优秀的经典，在数百年后都将留下来，并应整理成几本重要的典籍。历史与经典学家，现在就可以开始不断地编集与讨论这一百年有真正重要性，应该会留下来的经典作品。如此一来，随着中国现代化的逐渐成功，孰优孰劣，数百年后自然清楚明白，现在不必过度争论。 当今时代是开始重建中华文明新经典系统的关键时期。必须要有新的经典系统，否则一切的意义与价值难免混乱不堪。就中华文明而言，根本性经典仍是六经与四书。在历史上，中华文明曾在此基础上吸收了老庄和佛家，今天也当进一步吸收西学。只要凿井及泉，掌握根本义，随顺时代因革，自然能够吸收自由主义、社会主义以及各种具有价值的现代与西方思想文化。若论其矛盾，佛教主张出离，与儒家更为矛盾，但最终亦得以融合。主张无为与为我的老、庄，与儒家非常矛盾，而同样早已融合。这正是古人伟大的地方。只要有足够的聪明智慧，并善于掌握双方最根本的原理，便能够在更深刻的意义上加以融合。人性相通，世界为一，只要是真正最好的传统，和真正最好的西方与现代性，就必能融合。事物在第二义、第三义的时候，经常矛盾；一种思想陷入教条主义时，更经常与其他事物发生矛盾。然而一旦讲到最高、最深之时，反而能够融合。譬如前述仁义礼智等儒家最根本的道理，与自由、民主、法治与社会主义并无必然的矛盾。与老庄、佛教强调无欲无执的道理也不矛盾。当然，不矛盾并不意味着相同，这就必须善为融通调和了。 从整体来看，中华文明大概很难不以六经跟四书所揭示的根本道理为主。历朝历代皆在此一基础上，像海绵般不断吸收新的因素。所谓「海纳百川，方能成其大」，这正是中华文明伟大的地方。历史上中华文明其实是因为不断吸收异族的成分才能成其大。举例而言，一般认为秦是华夏，其实秦在当时被称为蛮夷。秦融合了西戎与欧亚草原带的文化与血统，将中原国家一一消灭，从而统一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更有大量胡族的文化血统融入。至于隋唐盛世，亦如陈寅恪先生所指出：隋唐制度渊源于北朝，而北朝君主都是胡人。[11]唐代以融合胡汉与对世界开放著称。明清时期，中国正因未能及早融入西学，后来百余年一直处于劣势，所以中国一定要有开放的心胸。然而，中国亦不能没有自身的根本，否则流荡难归，无以自立。西学各家各派甚为分歧，中国究竟要师法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抑或俄国？根据过往百余年的历史，以上各国文明，中国皆曾师法，却无一能照抄。因此，惟有本诸自身的文明体系与历史脉络，勇于吸收外来文明，不断改造、发展出自己的政治教化与经济社会体制。也因为如此，经典必须随之变化，此即笔者试图提出的新时代的经典概念。 五、建设现代儒学与现代经学 接下来，笔者将在上述意义下讨论如何建设现代儒学与现代经学。「现代经学」是「现代儒学」的一部分，故首先必须探讨如何建设「现代儒学」。基本上，中国今天的学术界实为西方学术界的附庸，所有的学术分类、研究方法乃至所用语言都按照西方学术进行，无所谓真正的儒学。目前学界所有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衡量，皆以西欧、北美为准，不符合此一标准即不入流。就学习西学而言，这有其必要，在学习阶段确实必须这么做，笔者亦主张讲西学就应该彻底地照西方的标准。然而，只有西学恐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首先，人生的价值、意义、道德与伦理问题，以及中国许多根本性的文化与社会的问题，只用西学难以解决。其次，中国的政治问题其实无法只靠西方政治学来解决。如果不懂得中国政治与历史的独特性，以及中国政治社会运作的方式，其实难以处理。中国当今的政治型态高度继承中国传统，尤其是明清以来的政治型态，其中问题并非只依靠西方的政治学就能解决，一定要有自己本身的学问。就其大者而言，中国之为中国，依据六经、四书与诸史，首先是一个以高超的伦理与文化所抟成的国家。若其伦理与文化衰败，则危机四伏。例如中国的疆域，依《尚书．禹贡》，当分侯、甸、绥、要、荒五服，依其亲疏远近与实际状况，有不同的治理与对待方式，而不宜直接使用西方现代民族或主权国家的观念，强力求其内部的一致，反而容易造成民族冲突与边疆问题。 今天的西学训练都是专家之学，只适合处理专门问题，而且有些专门问题还无法有效处理。举例而言，现代经济学家如果实际经商，一般常失败；现代政治学家如果担任政治领袖，结果往往也很不理想。尤其在华人社会，不懂中国式政治不行。西方政治学侧重解释性的学理，固然在知识上很有贡献，在理想上亦甚有启发，但若以此处理中国的实际政务，却未必适用。 儒学传统以实践与实战见长。儒家长期且普遍担任政治与社会的领导工作，却不太重视解释性的理论。西方人喜欢探索具有「普遍性」的理论，然而学者自己往往不见得能实践。儒学不同，其核心目标就是具体的修齐治平。传统上研读经史子集，重点在于从事修齐治平的大业。百年来的经验显示，仅西学不足，现代中国必须要复兴儒学，否则无法解决自身修齐治平等根本性的问题与危机。如一般所熟知，中国当前的价值与意义体系混乱，伦理及家庭体系亦趋于衰败。由于意义与伦理体系的败坏，整个社会或人与人之间缺乏基本的互信，对内、对外的行为粗暴，从而造成各种严重的问题。国家体制不稳定，与周边及世界多国的关系亦并不顺畅。因此，我们必须复兴儒学，才能面对中国当前价值、意义、伦理、道德、家庭与文化的危机，并改善政治、社会、经济与国价等方面的问题。 重建现代经学是复兴现代儒学的关键部分。这当然非常困难，因为今天的教育及学术体系中并没有儒学与经学的位置。笔者建议各大学设「华学院」，以培养现代儒学的人才。目前有一些大学已经设了国学院，然而「国学」一词不祥。国学一词由日本人当初为了维持民族自尊与保持民族特色而提出，以之对抗西学。[12]「国」既然意指本国，何必要学习其他国家的学问？既为我国之学，其他国家又何必重视？相较之下，「华学」更能代表中华民族有容乃大的传统，而不是本国主义。我们必须在以西学为标准的现有人文学院与社会科学院之外，另立华学院。此学院的研究以经史子集为主，目标在研究与从事中华民族的修、齐、治、平之大业。毕业后可以到各级学校任教，或从事社会文化工作，也可以担任政治、社会、经济的管理工作。儒学与经学是最好的人文社会素养，可以投入各行各业。大陆现有的国学院，其实还只是各种西化的相关学科的凑合，缺乏完整的学术概念与方向，或许应朝上述方向转型。 六、继承传统面向未来的「现代经学」 在此新时代研究经学，首先应讲明「经典」在新时代的意义。若只将其当作几本重要的古典文献，依现有方式埋头研究的意义有限。当然，今日亦不能再一厢情愿地认为经典为圣人所传，包含了一切人文社会乃至自然界的至高道理。我们宜如前述，从一个文明如何奠基，如何在此基础上持续成长与吸收融合的观点，来研究中华经典与经学的诞生与发展，从而深入探讨其中无穷的内涵。毕竟，从今天来看，并不是有了孔子与六经就能解决中华文明一切问题。六经与四书固然是中华文明价值与文化的根本，但不能只有六经与四书。 因此，我们需要立基于中国历史，建立一个「发展中的经典与文明」的观念。经典体系的发展经常具有辩证性，且往往关连到中国文明如何面对危机。历史上，封建制度衰微，于是发展出子学，而诸子学一方面继承、一方面批判传统，与六经有辩证性的关系。两汉的经学源自经典与诸子学的结合，而后世的四书，更源出于子学。两汉经学衰落，儒学与老庄及佛教发生进一步的辩证关系，经过很长的时间，最后镕铸出理学。至于今日，我们当以六经、四书暨中华释老、理学传统与西方文明体系做辩证性的研讨，以镕铸中华文明的新学理与文化体系。这是建构中华文明的新经典体系，使中华文明能有本有原并不断发展的关键。我们当以「发展中的经典与文明」的观念，建立「现代儒学」跟「现代经学」，也就是「中华文明第三期的儒学与经学」。历史上的中华文明，第一期是经的时代，第二期是传统经学的时代，到了第三期中国，必须要有新型态的现代儒学与经学。今人必须建设能充分因应现代性挑战的现代经学与儒学体系，以继承传统，并迎向具有高度发展性的未来。 「现代经学」必须学习并超越融合汉、宋、清代经学与西方经典学。汉、宋、清代经学与西方经典学，各有其学术与学派传承乃至师承家法，必须高度尊重，方能深入堂奥。学者以一人之力，通常只能依循一种学术暨学派传统以求深入，然而一旦凿井及泉，则可以此为基础，力求融会贯通。清末民初经学与「国学」大家，早已提出融通汉、宋、清代经学以及佛、老、诸子与西学的主张。其中各学术传统大不同，必须分别求之，又必须融会贯通。这是现代经学乃至整个中华学术文化所面临的最大挑战，且舍此亦无他途。 汉代经学伟大，然而并不只是因其讲明经典与圣人的古义以传诸后世而伟大。汉代经学的真精神在于「通经致用」，亦即建立与匡正整个朝代的制度与文化。随着汉代难以避免的渐衰，汉代经学家开始要求国家变法改制。他们认为每个朝代皆有其德，一盛难免一衰，衰落后则必须有贤德之主取而代之，新莽一朝缘此而来。当时朝野皆支持王莽，后世则视之为乱臣贼子。其实，如果王莽不如此迂腐，而是个头脑清醒而务实的政治家，中国政治最困难的症结，也就是高权力的轮替问题，或许可以就此得一解决。每隔大约一百五十至两百年，当官僚体系腐化，制度、人心也产生各种难解的问题之时，若能变法改制，移转政权，中国皇帝制度的根本问题，岂不可以大幅抒解？这种「天命转移」的思维方式，至今依然很可以为我们所借鉴。只可惜新莽以失败告终，魏晋南北朝又窜弒频仍，从此禅让、天命改易与改制成为污词，再也没有人敢提起。 敢于反省与批判最高政权，正是汉代经学了不起的地方。宋代经学发达，促成了庆历与熙宁变法，同时促使坚持经义的儒学家长期与因循苟且的官僚集团抗争。汉、宋两代是中国经学最盛时的时候，都发生了重大的变法与政治改革，这才表现出中国经学的真精神。明清之际的经学依然有此精神，然而在高压政治下，乾嘉经学只能致力于考据。这虽然有知识上的重要价值，但对于国计民生实少有贡献，所以到了清末，学人一举而尽去之，从此再难恢复。要复兴「现代经学」，首先应该要恢复汉、宋经学的真精神，更上溯古先「圣王」创造经典的原意，真实面对中国现当代的政治与教化问题，力求改变整个时代乃至改善整个世界。这才是中华经学的原意。[13] 胡适之仅从知识上论，认为清朝是中国的文艺复兴。[14]清朝在知识考据上确实是很进步，但这些经生因循度日，顶多以学术上的「平实精详」移至于政事，却对于当时的诸多根本性问题，一无见解与办法。如此读书有何用处？国家社会养一群书袋子又有何意义？汉朝博士经生的章句之学，论辨抄写甚繁，后来通通散失，而今天的论文比古代的经注更繁琐。汉代秦近君说尧典「曰若稽古」四字用了三万字，如今更小的问题动辄考据数万字，其繁琐难用一也。 中华文明第一期的经，是古代圣王创造世界秩序与文化的纪录。第二期的经学，旨在透过经义改变世界，这是汉、宋经学的真精神。第三期中华文明的经学，在继承前两期的精神下，应当融入西学，以深入研究并改善今天的政治与社会文化。要超越并融合汉宋清学与西学，首先接受他们的长处。两汉宏大的学术格局与通经致用，宋学的义理、心性、法天道，清学的知识考据与西方的科、哲学都是现代经学所当学习的重要内涵。我们要学习、融合而超越，这才是新时代的经学。 七、分门、专精与兼通 儒学的核心目标是研习与解决修齐治平的根本性问题，其学术则是经史子集之学，尤其以经学为中心。古人治经的切要方法是《汉书艺文志》所说：「古之学者耕且养，三年而通一经，存其大体，玩经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蓄德多，三十而五经立也。」[15]读经的重点在于明白其主要的意涵，学习古圣先王原有的气魄与精神，培养自身的德性能力，从而面对修齐治平的根本性问题。如此治经，要而不繁，才能得其大体，发挥其大用。 两汉博士之学发展得专门而繁琐，最后全部不传。然而后世的经学，依然不免分经而治之，随着时间的发展，内容极其丰富，在各时代固然有其各自的价值，然而时过境迁，意义大幅衰减。后世学者，必须继承汉、宋、清人之经学，又必须有现代学术的观念，势必取精方能用宏。随着时代的发展，当今学术首先牵涉专家之学与通人之学的关系问题。单一个人的能力有限，不可能门门皆通，所以一方面对诸经、诸史要有贯通性的理解，但另一方面，每个人也必须有各自专精的领域。譬如有的人治《论语》、有的人治《春秋》，专精之后则诚如曾国藩所说，「凿井而及泉」，可以通于各种学问。[16]「通」与「专」之间，相辅而相成。能专精方能兼通，而学问通达亦大有利于专门之学的创辟与深入，也才能将其专家之学放在适当的位置上。二者可互补而不见得矛盾。 揆诸中西学术本质性的巨大差异，以及世界学术发展的趋向，建议宜分成儒学与西学两种不同的路径来研治第三期的中华经典，彼此互相学习。儒学的精神与道路，主要如同上述。儒学依传统亦可分成专家之学跟通人之学，且彼此应互相学习。就专家之学而言，有的人偏从经学治经，有的人偏从史学治经；有的人偏从汉、宋或清学治经，或在诸经中侧重某经。这既是入门，也是求深入时所必须。深入有得之后，其才性通达者，当然可求兼通。科学化的西学则均为专门之学，宜严格依照西法治之，可以为经典开出新意义。此新途径与意义，亦应与儒学相融通，以开拓现代儒学的视域与内涵。 不仅如此，现代经学是现代儒学的一部分，应与现代儒学中的史学、子学与集部之学相通。现代经学的体系最难重建，至于现代史学则比较简单，现代史学应该既研究中国史也研究世界史。然中国史学传统与西方史学之不同，着重于研究「世运兴衰、人物贤奸」，「天人之际、古今之变」与修齐治平之道等根本性大问题。因应此目标，所以其方法上更注重博雅、通贯与学者的修养。这个传统，与西方现代史学有相辅相成的效果。子学指各种专门或一家之学，可推而广之，包含西方近现代各种专门之学与哲学。集部之学则是个人生命的整体完成之纪录整合，而并非西方文学或文艺的概念。集部之学所看重的是一个一个的人，譬如朱文公文集、杜工部集，乃个人生命完成的相关文献集结，又称之为别集，而总集则表现某特定时代人群的特殊风貌。此因儒学的重点，如钱穆先生所指出，不是知识的完成，而是人的完成。西方学术的重点是知识的完成，故以知识做分类。儒学是以人的完成为重，在实际的历史里从事修齐治平。因此，若能深入集部之学，便得以懂得各个不同的人，以及各个不同的时代。[17] 或问通人之学如何可能？其实儒学自古以来致力于贯通经史子集的通人之学。以今天的标准来看，四部之学所涉及的书籍与知识皆难以计量，前人之所以从来可以研习，因其多只从经史子集——尤其是经史，因为儒学以经史之学为中心——当中择其最要的经典研读，数量有限。若能读懂经典，其他自然容易。就古人而言，经部是五经与四书，以通其大义为主。二十五史则以史、汉（或前四史）与近现代史为主。先仔细通读，或可能先专治某方面，而后再通于其他。如朱子所说，道理相通，读第一部书花十分力量，第二部则花六、七分力量，第三部便只要两、三分力量，然后势如破竹，可以完成通人之学。 学通人之学者可从事各种事业，尤其适合从事政治社会文化的领导工作。在今日社会，广义的通人之学也包括管理、商业、政治、媒体、文化等领域，而修齐则是每个人都应当做的事情。至于从事通人之学的人将来是否有出路，最终将由市场来决定。此所谓「市场」，系指广义而言，包含国家社会的需要。这当然也牵涉政府的政策问题，但儒学终究必须证明自己，才能够获得存在的价值，而不应推给国家政策。如果中华文明需要这些人，证明读过经典与古书的人，在修齐治平方面比从事西方专家之学的人表现更好，久而久之，众人便自然会不断加强这方面的训练。反之，如果这些人表现一直不佳，那就表示传统的经史子集之学无价值。当然，初期阶段可能要靠国家政策培育，譬如某省或某地觉得此一办法合适，便举办华学院培养相关人才。我个人相信，受过传统经典教育，同时又愿意接受现代教育与文化洗礼的人，在修齐治平上的表现，肯定比现今只懂专门之学的专家更好。 于此同时，中华经典不应只留在华学院，或只限于现代儒学，而同时应当按照西方分类的现代学门加以研究。事实上，研究政治问题的人若只学西学，而不懂得学习传统经典，则不仅对于中国的很多事情不得其门而入。对于世界人类的理解，亦将受西学的视角所限。不懂得原本立基于六经四书与诸史的中国政治社会，如何理解与处理现代中国政治？只用西学看世界，如何真能看懂其他文明的价值。所以即使是现代政治学门也应该研究传统经典，并以最标准的西方学术基底与方法加以研究，如此方能开拓双方的门庭，促进彼此的理解。同样地，经济、社会、心里、人类、文学、哲学乃至其他各种社会与人文科学，也都应该严格地按照西方学术的方法研究传统经典，以求获得新的知识，并透过读中华经典，增加自己的视野。以儒学的方式或用西学的方式治经，将得出非常不同的结果，很可以互补相通。这样就会形成一个具有开展性的中华文明跟中华经典体系，既有自己的本根，也能不断的吸收融会其他文明的长处。期望新的经典体系与经学，能让中华文明得到更美好的发展。 【附录】 第三期中华文明的经典简介 华夏文明绵延数千年，根源于三代，一统于帝制，转型于民国。其学术与政教文化体系根本于六经，发明于四书及理学，辅以道释诸子，而于现代大重构以西学。此一悠久巨大之文明自有其本源、体系与发展脉络，与其他诸大文明截然不同，是以其未来自身之人文社会学术体系，似仍当以儒学立其根基，道释诸子辅其不足，并全面吸收西学与现代学术以增益改换其体质。论者或谓现当代既已转型重构，则传统不足以为经。然现代之中国，虽历百年大革命，故国之轨辙未去（无论其疆域、人民、建国与立国之方式与社会文化），无法变成他者。西学西法数千百家，自来纷纭不已。其政教路线固已多歧，人生家庭及道德伦理尤其各占一说。近现代西方虽以自由民主法治而大兴，然有赖基督教暨古典传统奠立其人生价值之根本，亦有赖各国政治社会传统以确立其国家社会之基型。大文明各有其体系，西方体系诚有其伟大价值，却非其他文明所能袭取，更无法解决华夏文明之整体性问题。窃谓面对未来，华夏文明实必须重建自身之人文社会学术体系。 此体系应以现代化之经史子集之学为本，并同时深入探讨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之理道与实际问题。在经部而言，当选关系此文明体系存续发展之最要经典，首六经四书，次理学，而后老庄佛典，再大治已融入与当融入此体系之现代经典。此所以确立中华文明体系之根基，认清其丰富伟大之价值，讲明其文化根本，并迎向当前与未来之发展。在史部而言，则当先治中华与世界文明凡有关于文明大体与修齐治平之根本问题之历史，以深观古今事物之变化。于子学则当治诸子百家与西方科学、哲学，以广纳百川，并反思改善既有之体系。于集部则广纳生命、文艺与文化之种种，而以人格完成为第一义。四部之学，贵通亦贵专，而以陶铸从事修齐治平大业之人才为目标。此自非一人一世之力所能竟其功，而有赖于此文明之子孙与好华夏之学者群策群力。 六经以诗书礼乐为本，诗者所以歌咏体现具体人生、伦理与政教，所谓「用之乡人，用之邦国」。书者所以载记邦国政教大典，垂范于后世。礼者融社经社会军事宗教文化艺术于一体，本于人伦，而出之以仪节。乐经虽不传，然大乐正掌教育文化，诗礼皆以乐出，不可不学。易本卜筮之书，所以测天意、决嫌疑，而后深观阴阳，发明宇宙人生一贯而变化多方之理。春秋其文则诸国之史，其意则夫子心裁，所以褒贬贤不肖，而可以为千秋万世之法。华夏文明之政治社会经济暨宗教礼俗学术文化之一切种种，几莫不本源于六经及其时代，如何可以不深究穷研之？至于其中所包含从整体至部分之普遍道理，亦可供吾人无尽之研寻。六经虽蕴含极丰富之生活政教典范、历史源流与智慧道理，然而六经之于古人，实为一种具体政教礼仪及生活之记录，并非天经地义之道理或规矩。汉人开后世经学，崇之若天，使帝制中华之政教体系得以稳定发展，虽有其重大之历史意义，却压抑其变化发展之潜能。中华学术文化自此定于一尊，并赖之稳定发展二千余年，得失均在其中。 四书发明六经，而深达于超越自身文化之普遍道理。论语所载，论学、论仁、论义、论礼、论智、论孝悌忠恕，皆孔子所提炼人生与政教之至理。孟子继起，振仁义于乱世，发明性善。荀子博学传经，深察查自然人性，知识虽崇，不足以匹。大学讲明为学次第，自格致诚正以致于修齐治平一以贯之，大有功于儒学。中庸发明天道性命一贯之理，明诚互见，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开后人无穷之智慧。六经奥衍，非人人能读，而四书则为人人所当读。 庄老大明自然之道、虚无因应之理。博大真人通乎天地人一体变化之故，深达有无、虚实、名言、心意之奥。其学早经易传与中庸融入儒家，亦通于名家、兵家、法家、医家、农家、阴阳之学。大振于魏晋，崇扬于唐代，奠宋明理学宇宙观之基础，而与近现代天演暨自由民主思想相合。战国以降之中华学术思想文化，实与庄老有不可解之关系。佛教于东汉入中国，大盛于南北朝隋唐，为一世所宗主。宋以降虽未如隋唐之盛，然中华大地随处可见佛寺庵堂，家家多祀观音弥陀。蒙古、西藏两地，宗仰密教，以其为人生至要之事。儒释道三家之于传统文化，早已融合互补，成为中华文明不可或缺之组成。其间虽有主有从，各从其所好适，然既已深植本文明中，且皆富甚深义理，是以继儒家之后，进庄老与中华最要佛典于经部。理学融庄老、佛家之学入儒学，从而于天道性命之微旨，格致诚正之必需，皆有远过前人之阐发。六经四书之理道，修齐治平之一贯，从而大开生面。其学博大精微，又尚道德与政治践履，是以程朱陆王之学为世所宗仰。宋以下中国之道义与文化皆大有赖焉，是以进理学最要经典于经部。 西学东来，挟近现代文明之威盛，大变华夏文明之故辙。论者或谓自此以降，昔日之经皆不足以为经，而当以西学为经。然百余年以来，西方天演、无政府、自由、民族、国家社会、马列、新自由等主义相继为世所宗，彼此相荡相斥，迄无定论。人心道义与伦理彻底瓦解，国家民族与文化之未来惶惶难识。由之可知华夏文明自有其体质与轨辙，非尽袭他人所能为功。虽然，现代世界之种种进步举措，岂可不具。凡有利于本文明之改善者，岂可不学。除自然科学外，首列自由与民主思想经典。盖以经济、政治、社会与学术自由，实为西方现代化之根本，亦为提升人生价值与创造力之要道。华夏文明之现代化，舍此莫由。不仅如此，华夏文明积数千年之发展，不免僵固。个体之活力、价值与创造力，若不得自由开展，实为个人与群体之大憾。西方重个体自由，与其群体重民主与法治实为一体。舍群体则个体难存，自由化之个体与其群体之政治社会关系，主要有赖民主与法治维系。 虽然，自由民主与华夏民族自古建国暨立国之方，实颇为冲突捍格。中国百余年来始终难以走上西式自由民主之道，岂为无因？孙中山推动辛亥革命，所赖者实为民族主义。盖以君臣一道既衰，非民族思想无以合聚国族。孙先生之民族主义，于本国主五族共和，于世界主平等王道，反对帝国主义，其说实有长久之价值。孙中山之民权主义，在自由民主与菁英政治间求其平衡，又有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之说。盖以中国之大与民族方域之复杂矛盾，仅以西式自由民主之义，实不足以建国与立国。孙中山之民生主义，在自由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求其平衡。盖以中国之大与伦理思想之深，偏于个体或群体主义，均不足以言道。此三大主义，在中国传统与现代西方思想中求其平衡。不仅建立民国，又推动国共两党共同从事革命。其学于中国现代化之进程中，实具有经典性之意义。孙氏之学，既重视世界文明之潮流，亦欲发扬本民族之固有之德慧术智。融通损益，自我创造，实为融合型新典一重要代表。其他现代儒学及现代佛道之学术，虽亦名家辈出，然受限于时代，均尚未能在历史上造成重大影响。其足以抚育教化斯民之代表性新经典，恐尚有待焉。 孙中山之学行虽有重大意义，然其三民主义及其所创立之国民党毕竟未能安立新中国。在内乱外患荐至之际，中共以马列毛思想建立新中国。马克思之人道、唯物史观、阶级斗争、辩证法、反剥削压迫等思想，内涵深刻，开创人类史上新纪元，并启发俄中等后进农业国之反帝反压迫大革命。列宁之菁英化政党组织，给予中国在重新建国之际，取代传统君臣关系与士阶层之高效政治组织。毛泽东将马列中国化，并做创造性之发展，以适应中国之广大农村与特殊之革命情势暨文化。在马列毛指导之下，中共领导群众在高度困境中首次建立一较稳定之现代中国。然毛泽东毕竟以批判现代性始，建国后仅数年便走上躐等以求乌托邦之冒进路线，并导致重大混乱。邓小平之改革开放，在原有体制之基础上，以市场化与自由化大开共和国新生之机，然其实用路线并未能解决思想与体系上之混乱。各种西方现代之学术与文化涌入，世界之门大开，新中国未来之立国之道不能不有新的发展。虽然，马列毛邓与中国化之社会主义思想，对于建立新中国，实有巨大之贡献。探讨中国之未来，岂能不立基于自三代政教以迄于今之所有重大成就？ 回顾过去，展望未来，华夏文明实已走出其历史上最艰困之阶段。华夏文明为人类史上最绵延悠久，人口乃至幅员最巨大之社会。其所以能如此，必有其深根与奥义。此文明肇立于三代，其圣主贤臣所立之政教，构成华夏文明政治社会与文化之悠久基础。载之于六经，发明于孔孟儒家，从而确立我文明不坏之根基。此根基又翼之以诸子百家之学、庄老佛典之教，从而益形富盛光大。至于近世，西学东来，虽有企图全盘替代传统之大革命，然经百年之后，更知本文明之深根厚坻不可弃。是故以儒学立其根基，以道释诸子辅其不足，并全面吸收西学与现代学术，当为本民族未来学术文化之大道。或谓诸学各有所本，各方经典亦自成体系，充斥各种冲突矛盾，岂能融治于一炉？窃谓人间取向之矛盾莫大于入世与出世，昔日入世之儒学可融通出世之佛道而成就理学之伟业，今日又何尝不可融会西学？相反者适足以相成，此我先民早发之慧见。道外无物，物外无道，海纳百川，方足以成其大。中华文明一再重生与复兴之关键，正在于其具备不断吸收融入异民族与异文化之能力。道者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华夏民族之经典自当与历史演进而日新。 注释： [1]本文最早发表于「儒学的当代理论与实践：汤一介思想国际学术会议」，前有提词：汤一介先生曾说：「为什么要重视国学？道理非常简单，一个民族存在的根基在什么地方？在文化传统。站在传统文化的立场上而使它更新，以适应现代社会生活的需要，这样国家民族才有生存发展的良好基础。这个更新完全没有排斥其他学说的意思。更新的条件常常是非常好地吸收其他好的思想文化。从历史上看，我们曾经吸收了佛教，吸收佛教使中国文化有了很大的发展，这是有目共睹的。没有佛教的传入，就不大会有宋明理学的出现。看待西学的冲击，一方面看它的破坏作用；另一方面，正是由于西学的冲击，它刺激了我们，使我们反省，反省我们自己的缺陷，反省他们好的东西并用来充实我们自己。我们一方面要弘扬自己的传统文化，另一方面也要时时地吸收其他文化好的方面。不吸收是绝对不行的。」 汤一介先生又说：「在不同文化传统中应该可以通过文化的交往与对话，在商谈中取得某种共识，这是由「不同」达到某种意义上的「认同」的过程。这种「认同」不是一方消灭一方，也不是一方「同化」一方，而是在两种文化中寻找某种交汇点或者是可以互补的方面，并在此基础上推进双方文化的发展，这正是「和」的作用。」 为纪念汤一介先生上述「站在传统文化的立场上而使它更新，以适应现代社会生活的需要」的主张，也配合本次大会主题「儒学的当代理论与实践」，尤其是其中「儒家典籍的整理、编纂与思想研究」、「儒家思想与现代生活」乃至「中国诠释学（经学）的建构与探索」的子题，我选择提出「建构中华文明第三期的经学与经典」这篇论文，以就教于与会学人。 [2]本文所谓「西方启蒙式经典」，以曾在中国近现代史产生重大反响的作品为原则。早期例如：赫胥黎《天演论》、亚当斯密《原富》、弥尔《自由论》、洛克《政府论》、卢骚《社会契约》、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当代例如：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海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米尔顿•弗里德曼《资本主义与自由》，洛尔斯《正义论》。 [3]吴展良，〈吴展良谈中国的三期建国与立国方式〉，《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6年11月6日）。 [4]章学诚有周公集大成，孔子不得集大成之说。以周公之成就无以复加，尊之若圣神。本文尊其经典源于「圣王」制度之义，然而不采孔子不得集大成之说。章学诚，叶瑛校注，〈原道〉，《文史通义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0），页119-146。 [5]章学诚，叶瑛校注，〈经解〉，《文史通义校注》，页93-117。；钱穆，〈四部概论〉，《中国学术通义》（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5），页2-15。；柳诒征，《中国文化史》上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6]中共的崛起其实与太平天国非常类似，二者皆运用信仰或宗教化信念以及基层老百姓。太平天国的有关特质可参见：李泽厚，〈洪秀全和太平天国思想散论〉，《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北京：三联书店，2008），页1-26。 [7]钱穆，《国学概论》（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5），第一章〈孔子与六经〉，页1-31。 [8]《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有载：「今录二氏于子部未，用阮孝绪例；不录经典，用刘昫例也。诸志皆道先于释，然《魏书》已称释老志，《七录》旧目载于释道宣《广弘明集》者，亦以释先于道。故今所叙录，以释家居前焉。」不录经典，只录华人重要著作。永瑢等编撰，《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四十五（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子部五十五．释家类〉，页3016。 [9]此种思维若限于德性、智慧、伦理与人生基本价值与态度的领域问题较少，若广泛包含政治、社会制度以及学术文化的内容，则将产生严重限制。 [10]事实上，历史原本未必一定选择共产党。毛泽东亲口说过，如果不是日本侵华，共产党难以成功，如此则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将由国民党领导，走上一条不同的道路。但日本毕竟侵华，能够通过最后挑战的，才是历史的选择。 [11]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北京：三联书店，2001）；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北京：三联书店，2001）。 [12]桑兵，《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页5。 [13]以上两段参见钱穆，《素书楼经学大要三十二讲》，《讲堂遗录》（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5），页483-484、638-644。 [14]Hu Shih,"The Chinese Tradition and the Future,"《胡适全集》卷39，页644-657。 [15]班固，颜师古注，《汉书》（台北：鼎文书局，1986），卷三十，页1723。 [16]曾国藩，〈圣哲画像记〉，《曾国藩全集（修订版）》第14册（长沙：岳麓书社，2011），页153。 [17]儒学为通人之学与四部之学之大意，参考钱穆，〈四部概论〉，《中国学术通义》，页33-67。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