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董、何之争与晚清公羊学之发展 作者：曾亦 来源：作者授权儒家网发表 选自作者所著《共和与君主——康有为晚期政治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据《后汉书·儒林传》，何休字邵公，任城樊人也。休为人质朴讷口，而雅有心思，精研六经，世儒无及者。太傅陈蕃辟之，与参政事。蕃败，休坐废锢，乃作《春秋公羊解诂》，覃思不窥门，十有七年。又注训《孝经》《论语》、风角七分，皆经纬典谟，不与守文同说。又以《春秋》驳汉事六百余条，妙得《公羊》本意。休善历算，与其师博士羊弼，追述李育意以难二传，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废疾》。 劭公师博士羊弼，又追述李育意以难二传，而李育“少习《公羊春秋》”，而史籍不载其习严、颜二家之事，然羊弼、李育既为博士，则其学当不在严、颜之外。 又据邵公《解诂》自序云： 传《春秋》者非一，本据乱而作，其中多非常异义可怪之论，说者疑惑，至有倍经、任意、反传违戾者。其势虽问不得不广，是以讲诵师言至于百万犹有不解，时加让嘲辞，援引他经，失其句读，以无为有，甚可闵笑者，不可胜记也。是以治古学贵文章者谓之俗儒，至使贾逵缘隙奋笔，以为《公羊》可夺，《左氏》可兴。恨先师观听不决，多随二创。此世之余事，斯岂非守文、持论、败绩、失据之过哉！余窃悲之久矣。往者略依胡毋生《条例》，多得其正，故遂隐括使就绳墨焉。 可见，劭公对严彭祖、颜安乐之学颇为不足，故推本胡毋子都《条例》，隐括《公羊传》义，撰《解诂》而为传注，是以劭公之学相对于严、颜二家，实一新解也。[1] 案汉初《公羊》先师，唯胡毋生、董仲舒，二子同业，俱为景帝时博士。其后各自异传，董子之学传在官府，而立为博士，然胡毋生之学不知所传，殆犹古文之学，在民间或有传习焉。汉廷设科射策，以利禄奖诱经术，[2]则官学之分途，由师法而家法，董子之后，又有严、颜二家异说，此或必然。而民间传习之学，恪守师说，反较纯粹，绝无俗儒之讥。故邵公之学，实反泉源而探师说之本也，而绝不同于西汉博士之学，故段熙仲谓其为“西京博士之教外别传，而直承胡、董先师之说者矣”[3]。 清阮元谓劭公“为胶西（董仲舒）四传弟子，本子都《条例》以作注，著《公羊墨守》《公羊文谥例》《公羊传条例》”，邵公与董生年辈相去甚远，不可能止有四传，故此说实属不经。虽然，劭公之学实兼取胡毋生、董子二人。然江藩《公羊先师考》力辨之，谓“休之学出于育，育之学本之子都”，又谓“仲舒推五行灾异之说，取京房之占，不师仲舒可知矣”，“今之公羊，乃齐之公羊，非赵之公羊也”。诚如此说，则劭公之归本胡毋生，犹宋孝宗之承统反正也。[4]段熙仲尝作《〈春秋公羊传解诂〉所据本考》，多有取于江藩之论，考订颇精审，断言邵公《解诂》所据为胡毋生本，与董子《繁露》不同。[5]若如此说，则劭公之学盖传自胡毋生也。 故劭公之学术渊源，大致有四：其一，就李育、羊弼俱得立为博士而言，当为严、颜二家之学。其二，就劭公之不慊于严、颜之徒而言，当返本于胡、董。其三，依胡毋子都《条例》而作《解诂》，则上承胡毋生。其四，兼师胡、董。 董、何之间的异同，素不为学者所重视，然自清中叶以后，随着常州今文学派之兴起，开始注意到董、何之间的差异，尤为重要者，此种差异直接影响到晚清变法思想以及经世学术之取向。 一、刘逢禄之“规何” 早期刘申受（1776－1829）讨论何、郑之争时，完全以申何为宗旨。1805年，刘申受撰成其最重要的著作《春秋公羊何氏释例》一书，即以发明劭公义例为宗旨。此书已论及董、何异同问题。一方面，刘氏认为，董、何之书“若合符节”；另一方面，刘氏论及张三世例时，有“鲁愈微，而《春秋》之化益广，内诸夏，不言鄙疆是也”一段，其下有小字注文曰：“董子《观德篇》云：‘稻之会，先内卫。’《奉本篇》云：‘诸侯伐哀者，皆言我。’俱胜何氏注义。”可见，至少申受在此处认为董氏优于何氏。 刘氏关于张三世例的讨论，对清代公羊学的发展极为关键。然而，不论在董子那里，还是在劭公那里，最重要的却是“通三统”，清末朱一新、苏舆辈欲攻南海改制之说，乃甚扬此论。朱一新谓“《公羊》大义在通三统”[6]，苏舆则谓“实则《公羊》家言，惟张三世最无意义”。盖汉人论《春秋》，首重通三统义，宋人则重内外之旨，至刘申受，始将张三世义置于首要地位，其后龚、魏之徒，莫不承此绪余而张大之。 且就张三世而言，本有二义：其一，世有远近，恩有厚薄，情有亲疏，故辞与情俱，而有异辞也；其二，辞有详略，因见治有内外先后，而明衰乱、升平、太平三世之旨。 此二义不独劭公言之，董子《繁露》亦明有此二义。董、何俱重前义，盖以为《公羊传》之本义也；至于后一义，乃与内外例合而明之。至申受释何氏例，因《诗》之文论“王道之始基”以至“王道之太平”，因《书》之文推原三代终始之运，因《易》之文见天地之心之“无平不陂，无往不复”，皆发挥后一义也。是以苏舆斥龚定庵言张三世于“何注恩王父之说，亦复不词”，即谓其专主张三世第二义，盖龚氏此种倾向实始于申受也。 不仅如此，申受对“通三统”的讨论亦对龚、魏、康等人极具影响。 不论在董子那里，还是在何劭公那里，“通三统”之义极是丰富，然刘申受独重其中“改制”之旨，而于“改制”旨中又独重文质损益之说。盖董、何论“改制”，斯有二义： 其一，由“三正”之说而入，明王者改制乃“顺天志而明自显”，所以“明天命”、“见天功”，此董子所谓“法先王”也。（《春秋繁露·楚庄王篇》）至若申受，言“三正”，欲以言“三王之道若循环”也；言“三王之道若循环”，欲以言“终则复始，穷则反本”，以至于《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此为南海专尚改制微言之说张本。 其二，由夏、商、周三教之不同而发“损文而用忠”、“变文而从质”之义，而遂以“法后王”为旨，至于董子“无易道之实”语则阙而弗讲，此固清季公羊家所乐言。王者改制，实兼二义，而申受专以发明文质损益义为事，清季康、梁轻躁言变，则申受亦不得辞其咎焉。 此外，申受对异外内例的讨论亦影响到后来南海的大同思想。 在董、何那里，异内外义有二：其一，别内外，即尊王攘夷。其二，一内外，即治自近者始。然而，申受却专主一内外之义。如此，内与外的区别不再有严分华夷的内涵，只是王者治世先后的问题，如是渐次由升平而至于太平，即天下大同。章太炎攻申受“以《公羊传》佞谀满洲”[7]，又谓其“世仕满洲，有拥戴虏酋之志，而张大《公羊》以陈符命”[8]，攻魏默深“妖以诬民，夸以媚虏”[9]，谓南海“大同之说兴，而汉虏无畔界”[10]。 其后，龚定庵倡“宾宾”之说，欲异姓之魁杰得满廷之礼遇焉。至于曾文正尽忠虏廷，钱宾四既讥之，又哀其志，谓“湘乡曾氏削平大难，欲以忠诚倡一世，而晚境忧讥畏谗，惴惴不可终日。异姓之宾，虽掬忠诚以献其主，其主疑忌弗敢受也。故湘乡之倡导忠诚，亦及身而歇，无救于一姓之必覆”[11]。此种批评诚为太刻，然清廷倡言满汉大同，申受之释“异内外”例不能不受此影响。[12] 申受又云： 余览《春秋》进黜吴楚之末，未尝不叹圣人驭外之意至深且密也。……然则代周而改周法者，断自秦始，何其辞之博深切明也。秦始小国僻远，诸夏摈之比于戎狄。然其地为周之旧，有文武贞信之教，无敖僻骄侈之志，亦无淫泆昏惰之风，故于《诗》为夏声。其在《春秋》，无僭王滑夏之行，亦无君臣篡弑之祸，故《春秋》以小国治之，内之也。吴通上国最后，而其强也最骤，故亡也忽焉。秦强于内治，败殽之后，不勤远略，故兴也勃焉。楚之长驾远驭强于秦，其内治亦强于吴，故秦灭六国，而终覆秦者楚也。圣人以中外狎主承天之运，而反之于礼义，所以财成辅相天地之道，而不过乎物，故于楚庄、秦穆之贤而予之，卒以为中国无桓文则久归之矣，何待定、哀之末而后京师楚哉？于吴光之败陈许，几以中国听之，慨然深思其故，曰：“中国亦新夷狄也。”……故观于《诗》《书》，知代周者秦，而周法之坏，虽圣人不可复也。观于《春秋》，知天之以吴、楚狎主中国，而进黜之义，虽百世不可易也。张三国以治百世，圣人忧患之心亦有乐乎此也。（《春秋公羊何氏释例》卷7，《秦楚吴进黜表进黜表序》） 申受在此无丝毫贬黜夷狄之意，甚至许夷狄能取周地，改周法，张秦、楚、吴“三国以治百世”，则夷狄反为中国，中国反成夷狄也。刘申受盖美满清能以礼义主华夏，是以章氏之讥良有以也。 此外，申受以《春秋》内外义释《易》乾六爻之升降，又以《文言传》“德溥而化”语释内外之大一统。董、何本以建五始言大一统，而明奉天之旨；至申受，乃以内外言一统，“德博而化，而君道成，《春秋》所谓大一统也”，而《论语述何》亦谓“《春秋》大一统，必自近者始”，皆以夷、夏之大同为大一统也。此董、何与申受之不同也。 此种见解不仅影响到康氏的大同思想，即轻视夷夏之大防，倡言满汉一家，[13]而且，康氏在其变法主张中又大量采用西人的政治、社会制度，不免以西人为夏，而贬吾为夷矣。公羊家之三世说本有“远近大小若一”之旨，中经《礼运》，一变而为康氏之大同思想，即以西方为升平、太平世，中国不过剧乱世而已，其自居卑陋之立场实自此出矣。 综观刘申受对三世说的解释，虽自标“申何”之旨，且谓董、何若合符节，然而事实上却仅强调了劭公的某些方面，甚至根本上曲解了劭公之说。可以说，刘氏对公羊学义例的独特阐释，又与随后经世致用之风相激荡，深深影响了晚清思想及现实政治的走向。 1809年，申受又撰成《解诂笺》一书。此书开始对何氏进行了“匡弼”。其序云： 余初为《何氏释例》，专明墨守之学，既又申其条理，广其异义，以裨何氏之未备，非敢云弥缝匡救，营卫益谨，庶几于《春秋》绳墨，少所出入云尔。康成《六艺论》曰：“注《诗》宗毛为主，毛义若隐略，则更表明。如有不同，即下己意，使可识别。”余发明何氏，窃取斯旨，以俟世之能墨守者董理焉。 康成遍注六经，通常以一家为主，而兼取他说，杂糅今古，不为一家之说。此种做法，一般不为今学家所许。对此，李兆洛为张金吾作《两汉五经博士考叙》云： 今之所谓汉学者，独奉一康成氏焉耳，而不知康成氏者，汉学之大贼也。……惜哉！汉学亡，而所存者独一不守家法之康成也。 其后皮鹿门论康成，亦谓“郑采今古文，不复分别，使两汉家法亡不可考，则亦不能无失”，“郑君为汉儒败坏家法之学”，“郑学出而汉学衰”。[14] 然而，申受却于《解诂笺》中明确指出“何氏之未备”，且颇取法康成注经之路径，自谓“窃取斯旨”，因此，后来陈立批评这种做法乃“自乱家法”。案申受本以“競守汉师家法”为归趣，而《公羊传》的家法则莫外乎劭公，不过，我们从《解诂笺》中可以看到，申受不仅有据《公羊》传文论何氏之失，乃至于有不信《公羊》传文者。刘申受在《解诂笺》中所表现出来的倾向，从《释例》之墨守何氏的立场来看是后退了，但从《谷梁废疾申何》来看，这种倾向却是一以贯之的。[15] 因此，我们更倾向于这样一种总的看法：清代公羊学从庄存与（1719－1788）、孔广森（1752－1786）开始的家法意识，不断得到增强，尤其在刘申受这里得到明确地表述，然而，又多少保留了唐中期以来新《春秋》学兼采三传的旧习。 其子刘承宽《先府君行述》论《解诂笺》云： 说者谓府君墨守何学，然《笺》中规何五十余事，至于母以子贵及夫人子氏、惠公仲子之属，则并舍《公羊》而从《谷梁》，甚至宋灾故一条并舍三传而从宋儒刘原父、胡安国之说。 《行述》此说自是属实，然美之以“求公是而袪门户”，则未必为后来之今学家所苟同也。 而且，从整个《解诂笺》一书的篇幅来看，竟有五十余条批评劭公，这固然有出于匡弼何氏的正面意图，然而，这已背离了其早年“申何难郑”的宗旨，而且，对于以后公羊学的发展，影响极是深远。此种影响大致有两方面：一方面，如陈立等，强调胡、董、何之一致，因此，回到劭公，即是回到西汉家法。另一方面，如龚、魏、康之徒，则由劭公进一步回到董子，这就事实上造成了这样一种认识，即董、何之间是有差异的。而相反的一派，如古文家，也是抓住董、何之间的差异而批评三世、改制之说乃出自公羊末学。这种思路导致了对《穀梁》的重视，如廖平即是将《穀梁》看成更接近孔子《春秋》要旨的阐释。可以说，所有这些思想，都不同程度可以追溯到申受《解诂笺》中的某些做法。 刘申受这种扬董抑何的的学术倾向影响颇为深远，是以晚清公羊家皆以董仲舒为宗，而于何劭公多有出入，龚、魏、康如此，至于力辟清代公羊家的叶德辉、苏舆辈，亦莫不集矢何休。若叶氏曰：“孔子改制乃七十子后学之说，何休取之以说《公羊》，遂为今日邪说之所本。”又曰：“何休之徒一误再误，至于今日，无君之禽兽接踵于天下矣。”[16] 惜乎劭公因清人之累，遂致非难如此焉。 二、龚自珍、魏源与公羊学之转向 西汉景、武之世，胡毋生与董子同治《春秋》，董子述大义，胡毋生明章句、条例，各有所主，然两汉《公羊》博士皆宗董子也。东汉末，何劭公惩于博士之徒“守文、持论、败绩、失据之过”，乃依胡毋生《条例》而作《解诂》，多得其正，至于董子书，则无一言及之。清嘉、道间，《公羊》学复兴，然孔巽轩、刘申受虽为《公羊》专家，“亦止为何氏拾遗补阙，而董生之书未之详焉”。故默深撰《董子春秋发微》，自序其意云： 所以发挥《公羊》之微言大谊，而补胡毋生《条例》、何劭公《解诂》所未备也。 可以说，清代公羊学至默深乃有一根本转折，即由劭公回归董子。盖默深倡言复古，不仅由东汉之古学复归于西汉之今学，且就公羊学而言，亦将由东汉之何学复归于西汉之董学。其后，康南海承默深之绪余，乃以述董为标的矣。 《董子春秋发微》凡七卷，惜未刊刻，今仅于《古微堂外集》卷一得其序与目而已。其序赞董子书云： 若谓董生疏通大诣，不列经文，不足颉颃何氏，蟠天而际地，远在胡毋生、何劭公《章句》之上。盖彼犹泥文，此优柔而餍饫矣；彼专析例，此则曲畅而旁通矣。故抉经之心，执圣之权，冒之道者，莫如董生。 案董、何之书体例不同，苏舆《春秋繁露义证·例言》谓汉人撰述有注经体与说经体，则董子《繁露》为说经体，而劭公《解诂》为注经体也。默深乃谓董书之体于明义为优长，盖能“抉经之心，执圣之权，冒天下之道”也。 董子书固长于明义，不专为条例，然条例尽在其中。故默深举董子《繁露》二十五篇之文，与劭公所总括之条例相比对。今据其序，胪列其目如下： 繁露第一 张三世例、通三统例、异内外例 俞序第二 张三世例 奉本第三 张三世例 三代改制质文第四 通三统例 爵国第五 通三统例 符瑞第六 通三统例 仁义第七 异内外例（附公始终例） 王道第八 论正本谨微兼讥贬例 顺命第九 爵氏字例（尊尊贤贤） 观德第十 爵氏字例（尊尊亲亲） 玉杯第十一 予夺轻重例 玉英第十二 予夺轻重例 精华第十三 予夺轻重例 竹林第十四 兵事例（战伐侵灭入围取邑表） 灭国第十五 邦交例（朝聘会盟表） 随本消息第十六 邦交例（同上） 度制第十七 礼制例（讥失礼） 郊义第十八 礼制例（讥失礼） 二端第十九 灾异例 天地阴阳第二十 灾异例 五行相胜第二十一 灾异例 阳尊阴卑第二十二 通论阴阳 会要第二十三 通论春秋 正贯第二十四 通论春秋 十指第二十五 通论春秋 盖默深以董书不独优于明义，其言例亦不稍逊焉。 刘申受之公羊学大致以述何为标的，然又不主专门，其中多有莫衷一是者。刘氏以申何难郑为主，至论母以子贵事，乃申郑而难何；刘氏主《公羊》家法，至论夫人子氏、惠公仲子二事，乃引《穀梁》以驳《公羊》；刘氏虽善董、何若合符节，然又讥董书文质异法之不可据。至定庵，始稍据董书以驳申受，而默深乃明白斥言董、何之不同。默深既以述董为志，则于申受之述何，实为歧出之一新方向，对晚清公羊学之影响至为关键。 默深论邵公《解诂》之未备，今不得详，惟于序中见其攻邵公论叔术妻嫂一事，曰： 况何休之偏执，至以叔术妻嫂为应变，且自谓非常可怪之论，玷经害教，贻百世口舌者乎？ 案叔术妻嫂一事，经未有明文。昭三十一年，黑弓以滥来奔，《公羊传》乃备载其事，而贤其让国。案叔术杀杀颜者，又妻嫂，其罪甚大，然较之让国，则功过相除，恶少而功大焉，故《公羊传》乃许其世大夫而贤之。 昭二十年，“曹公孙会自鄸出奔宋”，何注谓“叔术功恶相除，裁足通滥尔”，徐疏曰： 叔术以让国之功，除其妻嫂杀颜之恶，裁足通滥邑以为小国而已，不足以得邾娄也。 《公羊传》许叔术之贤而世大夫，劭公深明其义，裁叔术之功以仅得小国而已。且劭公未明以叔术事为“可怪之论”，实出徐疏之言也。是以默深所讥，未必劭公之过，当《公羊传》尸其咎者欤！ 三、康有为之尊董与述董 孔子之道在六经，而六经统一于《春秋》。南海曰： 六经粲在深美，浩然繁博，将何统乎？统一于《春秋》。[17] 孔子之大道在《春秋》，两汉之治以《春秋》，自君臣士大夫政事、法律、言议，皆以《公羊》为法，至今律犹从之。[18] 是以“学孔子而不学《春秋》，是欲其入而闭之门也”[19]。 孔子以后，南海大致并推孟、荀。[20]至若论传孔子之道，孟子犹在荀子之上。南海曰： 孟子乎，真得孔子大道之本者也！……欲得孔子性道之原，平世大同之义，舍孟子乎莫之求矣。……孟子乎，真孔门之龙树、保罗乎！……通乎孟子，其于孔子之道得门而入，可次第升堂而入室矣。[21] 孔子之道在《春秋》，故孟子能传孔子之道，以其深于《公羊》而尊《春秋》也。南海谓孟子“上述禹、汤、文、武、周孔而及孔子，不及其他书，惟尊《春秋》”，而《公羊》详素王改制之义，故惟《公羊》能传《春秋》。[22]故孟子可谓“《公羊》正传”[23]，“《公羊》、孟子独明《春秋》，力拒杨、墨，真《公羊》之嫡传哉”[24]。宋儒以孟子道性善而尊之，南海则以孟子深于《公羊》而尊之也。 至于荀子，则深于《礼》也，乃专为据乱世而施。南海曰： 荀卿传《礼》，孟子传《诗》《书》及《春秋》。《礼》者防检于外，行于当时，故仅有小康、据乱世之制，而大同以时未可，盖难言之。《春秋》本仁，上本天心，下该人事，故兼据乱、升平、太平三世之制。子游受孔子大同之道，传之子思。而孟子受业于子思之门，深得孔子《春秋》之学而神明之……传平世大同之仁道，得孔子之本者也。……荀子以人性为恶，而待隐括之，传小康、据乱之道，盖得孔子之粗末者也。[25] 荀子得孔子之粗末，不过传小康、据乱之道而已。若孟子，则深得孔子《春秋》之学，而传平世大同之仁道，可谓得孔子之精微也。 南海与宋儒皆尊孟，以为皆有传道之功，然其所取不同。盖南海取孟子明《春秋》改制微言，而宋儒则以孟子明性善，得道统之真也。荀子虽不与传道之功，至就传经之学统而论，南海则以孟、荀并举，谓孟子为《公羊》正传，而荀子为《穀梁》太祖也。其《桂学答问》（1894）有云： 圣学原有此二派，不可偏废。而群经多传自荀子，其功尤大，亦犹群经皆注于朱子，立于学官也。二子者，孔门之门者也。舍门者而遽求见孔子，不可得也。二子当并读，求其大义，贯串条分之。[26] 不过，即便就传经而言，南海又攻荀子之拘隘，至于以下刘歆、朱子，皆以不明太平大同之道，不过割据六经之一偏而为说耳。[27]南海曰： 浩乎孔子之道，荡荡则天，六通四辟，其运无乎不在。……始误于荀学之拘陋，中乱于刘歆之伪谬，末割于朱子之偏安，于是素王之大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令二千年之中国，安于小康，不得蒙大同之泽，耗矣哀哉。[28] 南海又谓朱子之学实出于刘歆： 朱子之五经，于孔子五经皆失，惟日在刘歆宇下盘旋奔走，归附后行而已。……今天下所言孔子者，皆非孔子之学，实朱子之学而已。而言朱子学者，又非朱子之学，大半实刘歆之学而已。刘歆之学，只有据乱、小康之学，而不知太平大同学者也。……朱子惑于刘歆据乱之世，据《礼运》大同之说为老子之学，是朱子舍弃孔子太平大同之说，而无以范围方今民主社会之义，则孔子之道穷矣。天下既误尊朱子为孔子，而朱子守刘歆之据乱说，不能范围民意，不能范围社会。……朱子知四书而不知五经，知据乱而不知太平大同，非割去中原等于偏安而何？[29] 盖南海欲参用西法，以变中国数千年衰乱之制，则不得不尊《公羊》改制之说；又雅不欲夷之变夏，故尊《公羊》以及孔、孟，以为西法亦未出吾古圣先贤之藩篱也。南海之抑刘歆、朱子，实以其不能合于今日社会焉。 孟子以下，南海首举董仲舒而尊之。其谓董子曰：“其传师最详，其去先秦不远，然则欲学《公羊》者，舍董生安归？”[30]又曰：“汉世去孔子不远，用《春秋》之义以拨乱改制，惟董子开之。”[31]南海甚至以董子有过于孟、荀者，其曰： 大贤如孟、荀，为孔门龙象，求得孔子立制之本，如《繁露》之微言奥义不可得焉。董生道不高于孟、荀，何以得此？然则是皆孔子口说之所传，而非董子之为之也。善乎王仲任之言曰：文王之文，传于孔子。孔子之文，传于仲舒。故所发言，轶荀超孟，实为儒学群书之所无。若微董生，安从复窥孔子之大道哉！[32] 孔子立教宗旨在此，虽孟、荀未能发之，赖有董子，而孔子之道始著。[33] 董子贤于孟、荀如此，是以“因董子以通《公羊》，因《公羊》以通《春秋》，因《春秋》以通六经，而窥孔子之道本”[34]，“考孔子真经之学，必自董子为入门”[35]，“董子为《春秋》宗，所发新王改制之非常异义及诸微言大义，皆出经文外，又出《公羊》外，然而以孟、荀命世亚圣，犹未传之，而董子乃知之”[36]。南海称颂董子如此，其地位良非劭公所及也。盖微董子，劭公实不足以抗衡古学诸师矣。 孔子以后，世儒素重朱子，是以南海又举朱子与董子并论，曰： 由元、明以来，五百年治术、言语皆出朱子，盖朱子为教主也。自武章终后汉，四百年治术，言议皆出于董子，盖董子为教主也。二子之盛，虽孟、荀莫得比隆。[37] 则孔子以后，董子对政治、学术之影响，惟朱子可比。至若论传孔子之道，盖两汉经师，去古未远，其传授皆有渊源，则董子犹在朱子之上也。南海曰： 朱子生绝学之后，道出于向壁，尊四书而轻六经，孔子末法无由一统，仅如西蜀之偏安而已。董子接先秦老师之绪，尽得口说，《公》《穀》之外，兼通五经，盖孔子之大道在是。虽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圣人全体不可得而见，而董子之精深博大，得孔子大教之本，绝诸子之学，为传道之宗，盖自孔子之后一人哉！[38] 朱子生于大统绝学之后，揭鼓扬旗而发明之，多言义而寡言仁，知省身寡过而少救民患，蔽于据乱之说而不知太平大同之义，杂以佛老，其道觳苦，所以为治教者，亦仅如东周、刘蜀、削詧之偏安而已。[39] 盖董子得圣人之全体，而朱子之学不过偏安一隅而已。 然南海初不以《公羊》为然。光绪六年（1880），南海时23岁，治公羊学，著《何氏纠缪》，专攻劭公。不久，“既而悟其非，焚去”。[40]即便如此，南海后来摆脱其早年立场，亦多推尊董子，而非劭公。[41]盖南海以劭公传胡毋生，而两汉立于学官之严、颜二家博士皆传董子，“以董子为祖师”，其渊源有自如此，或因以尊董也。[42] 又，治《公羊》者，或以义，或以例，或以礼。以例治《公羊》者，莫善于劭公《解诂》“三科九旨”之例。清世治《春秋》者，首推庄方耕，然徒明其义而已；同时又有孔巽轩，始知《春秋》有例，然不知“三科九旨”，可谓学不由径也。迄自刘申受，始由劭公例入手，遂通《公羊》也。其后，魏默深亦谓劭公例可上溯于董子，南海盖祖其说，故谓“言《春秋》以董子为宗，则学《春秋》例亦以董子为宗。董子之于《春秋》例，亦如欧几里得之于几何也”[43]。南海遂于《春秋董氏序》备列董子所发《春秋》之例，以见劭公例之所本。[44]又谓刘申受以《春秋繁露》解《公羊》，始为知学。[45]凡此，皆见南海之尊董也。 然梁启超谓“畴昔治《公羊》者皆言例，南海则言义”[46]，又谓“有为之治《公羊》也，不龂龂于其书法义例之小节，专求其微言大义，即何休所谓非常异义可怪之论者”[47]，又攻王闿运之《公羊笺》“拘拘于例，无甚发明”[48]，可见，康氏一门皆不尚例也。盖董子虽以《春秋》有例在，又谓“《春秋》无达辞”，其言例尚粗疏，远不若何劭公之精密。南海尊董，实以其学术门径近乎董故也。 若《春秋》之义，所谓“文成数万，其旨数千”，而其义之尤大，又不得微言之者，斯素王改制之说也。良由畏当世大人之故，赖口说而传之将来，至董子乃明言之，“董子为《春秋》宗，所发新王改制之非常异义及诸微言大义，皆出经文外，又出《公羊》外，然而以孟、荀命世亚圣，犹未传之，而董子乃知之”[49]，“公羊传《春秋》托王于鲁，何注频发此义，人或疑之，不知董子亦大发之”[50]。董子能发改制王鲁之说如此，至于三统之说，“惟董子乃尽闻三统，所谓孔子之文传之仲舒也”[51]。南海又具录汉人所言《春秋》之义，皆在《公羊》之外，皆赖董子口说传之。 至于《春秋》之言礼，尤关乎孔子之改制。盖孔子为后世改定之制度，莫能离乎礼，南海谓“《春秋》为改制之书，包括天人，而礼尤其改制之著者”，又谓“孔子之文传于仲舒，孔子之礼亦在仲舒”[52]。董子谓《春秋》乃礼义之大宗，然劭公言礼未备，此劭公之不及董子也。 是以南海极称道董子之书，曰： 《春秋》微言暗绝已久矣，今忽使孔子创教大义如日中天，皆赖此推出。然则此篇为群书之瑰宝，过于天球河图亿万无量数矣。[53] 董子书之可尊如此，是以欲明孔子之学，舍董子而莫由也。 不过，董、何阐发《春秋》之义的政治意图不尽相同。董子大概有约束君权之意，《春秋繁露·玉杯》云： 《春秋》之法，以人随君，以君随天。曰：缘民臣之心，不可一日无君。一日不可无君，而犹三年称子者，为君心之未当立也。此非以人随君耶？孝子之心，三年不当。三年不当而踰年即位者，与天数俱终始也。此非以君随天邪？故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之大义也。 董子盖藉人君行三年丧之礼，以明君王虽尊，然犹当随天，“与天数俱终始也”。清季保守派虽恶维新派君宪之说，亦不能讳此义焉。故苏舆《义证》云： 屈民以防下之畔，屈君以警上之肆。夫天生民而立之君，此万古不敝之法也。圣人教民尊君至矣，然而盛箴谏以纠之，设灾异以警之，赏曰天命，刑曰天讨，使之罔敢私也。视自民视，听自民听，使之知所畏也。崩迁则有南郊称天告谥之文，有宗庙观德之典，屈伸之志微矣。故曰《春秋》大义。 至董子举贤良奏对，极言灾异之理，曰： 臣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尽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强勉而已矣。强勉学习，则闻见博而知益明；强勉行道，则德日起而大有功。（《汉书·董仲舒传》） 是以天之或灾或异，皆视人君能否行道而已。汉儒喜言灾异，其微旨尽见乎此矣。 董子之书颇欲假天道约束君权，此义备见其书。《春秋繁露·为人者天》云：“一国受命于君，君命顺，则民有顺命；君命逆，则民有逆命。”《王道》云：“五帝三皇之治天下，不敢有君民之心。”《仁义法》云：“独身者，虽立天子、诸侯之位，一夫之人耳，无臣民之用矣。如此者，莫之亡而自亡也。《春秋》不言伐梁者，而言梁亡，盖爱独及其身者也。”《尧舜汤武》云：“且天之生民，非为王也，而天立王以为民也。故其德足以安乐民者，天予之；其恶足以贼害民者，天夺之。”古人言“天宪”，实以天能予能夺故也，非徒尊王法为天宪也。 南海当晚清五千年大变之局，尤属意于太平大同之世，至其躬行君宪，其限制君权之用心，若日之经天，亦自不掩焉。其论君王曰： 天下归往谓之王，人人归孔子，不可谓非王矣。人人欲叛之，虽戴黄屋，谓之独夫。……不敢有君民之心，盖圣人以为吾亦一民，偶然在位，但欲为民除患，非以为尊利也。此为孔子微言。后世不知此义，藉权势以自尊，务立法以制下，公私之叛，彼此始矣。……孔子发明三统，著天命之无常，三代以上七十二君、九皇、六十四民，变更多矣，使王公戒惧，黎民劝勉。……王者，往也。君者，群也。能合人者，皆君王哉！此孔子之大义也。若人皆欲分散，是谓独夫矣。……孔子以天下之民生养覆育付之于君，不能养民，则失君职，一也。辱而失位，已为不君，二也。若令不行，禁不止，臣民不为用，无君之实，谓之独夫，三也。况残害其民，直谓之贼。天之立王，为何爱一人，使肆民上？《易》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孟子曰：“闻诛一夫纣耳，未闻弑君也。”此孔子之大义也。[54] 董子曰：“王者，民之所往，君者，不失其群者也；故能使万民往之，而得天下之群者，无敌于天下。”（《春秋繁露·灭国篇》）南海盖据董子说，谓君王本不甚尊，亦民也，以能为民除患故，乃为民心归往，斯为王矣。然君亦有君职，失职则不为民之所往，斯为独夫矣。可见，南海张民权之说，实欲藉此以制约君权也。 南海又曰： 宋孙明复之流，向壁虚造一部《春秋大义》，但识尊人王而已，则是屠伯武夫幸以武力定天下，如秦始、隋炀之流，暴民抑压，亦宜尊守之乎？其悖圣而害道甚矣！[55] 盖孙明复专以尊王为说，失《春秋》之旨也。 南海又据“王者归往”之义，论孔子为“素王”，得王者之实。其曰： 孔子有归往之实，即有王之实，有王之实而有王之名，乃其固然。然大圣不得已而行权，犹谦逊曰假其位号，托之先王，托之鲁君，为寓王为素王云尔。……庶几改制教主，尊号威力，日光复荧，而教亦再明云尔。[56] 后世攻素王之说为怪谬僭窃，则孔子虽得王之实，且不得称王，至于赢政、杨广辈，天下背之若独夫，反尊为王，勿乃名实不符哉！ 南海又攻刘歆乖素王之旨曰： 诋素王为怪谬，或且以为僭窃，尽以其权归之人主。于是，天下议事者引律而不引经，尊势而不遵道。其道不尊，其威不重，而教主微；教主既微，生民不严不化，益顽益愚，皆去孔子素王之故。[57] 可见，公羊家以孔子为素王，其约束君权之意甚明。[58] 何休不然，其意则在尊君权也。[59]盖《春秋》大义，诛讨乱臣贼子而已，孟子、史公皆备言之。至章帝时，有贾逵作《左氏长义》以攻《公羊》，以为《左氏》深于君权也。[60]而博士李育“以《公羊》义难贾逵，往返皆有理证”，惜乎李育之议论皆不得详，推原李育之意，当以尊君自卫，劭公以李育有理证，亦当以翼护君权而自任也。 南海以是推尊董子曰： 由元、明以来，五百年治术、言语皆出于朱子，盖朱子为教主也。自武、章终后汉，四百年治术、言议皆出于董子，盖董子为教主也。二子之盛，虽孟、荀莫得比隆。[61] 自韩愈以至宋人，皆以孟子接续孔子道统，而轲死不得其传。南海则以为，两汉以降，至于隋唐，孔子大道在《春秋》，而《春秋》之义，朝野之政治、法律、言议莫不见之，皆赖董子之功也。宋儒专以义利之辩而诬汉唐人不能传道，可谓一孔之见欤！南海又谓朱子之学犹西蜀之偏安而已，非若董子“接先秦老师之绪，尽得口说”，盖得“孔子大教之本”，真“自孔子之后一人”而已。是以自宋学视之，孔子之后惟朱子一人而已；而自南海视之，孔子之后盖董子一人而已。南海之推尊董子，盖至此乎极矣。 且自严、颜得立博士后，董子之学可谓一统，而劭公憾其不足以抗衡《左氏》，乃别溯诸胡毋生。南海欲以董子为《公羊》大宗，则不得不抑胡毋生、劭公一脉也。又，《春秋》素王改制之义，劭公承先师绪余，言之虽畅，然生东汉之末，实不足以颉颃古学，孰若尊崇汉初董子，足为两汉诸儒之宗乎？ 两汉治经者素重门径，自有师法，又有家法之歧异，各尚专门，不主通学也。然自刘礼部以降，皆信今文十四家为“同条共贯”，若《公羊》与《穀梁》之异，皆传圣人之旨也。南海以是论劭公之失曰： 何君墨守《公羊》，而攻《穀梁》为废疾，盖犹未明密码之故，泥守所传之电码以为真传，而不知《穀梁》所传之电码亦是真传也。遂使刘歆、贾逵缘隙奋笔，以《公》《穀》一家而鹬蚌相持，遂致伪《左》为渔人得利。岂非先师墨守太过，败绩失据哉！[62] 又曰： 董、何传《公羊》，董难江公，何作《废疾》，若水火然。试舍弃所系之经文，但述大义，则董、何与《穀梁》无不合者，可一一条证之，以明口说之真。盖同出于孔门后学，故莫不同条共贯也。故学《春秋》者，当知董、何口说与《穀梁》及刘向学说全合，则于《春秋》四通六辟，无所窒碍矣。[63] 不独劭公作《穀梁废疾》，董子亦难《穀梁》之江公，昔申受犹倡专门之学，至南海，则绝无此议矣。盖今学承千年废坠之余，所存不过《公》《穀》二脉而已，是以南海以抟聚今学残部，振起今学之绪，以亢古学，雅不欲硁硁然阋墙于内矣。 注释 [1] 关于胡毋生所撰《条例》，两汉《儒林传》《汉书·艺文志》及劭公以前的文献皆不见载述，且不以故训、章句、传说撰述，而以条例撰述，乃出现于西汉末期，非汉初所能有。故胡毋生撰《条例》之说，徐复观以为只出于劭公而已。（参见徐复观：《中国经学史的基础》，载《徐复观论经学史二种》，第125页） [2] 据《汉书·夏侯胜传》，胜每讲授，常谓诸生曰：“士病不明经术，经术苟明，其取青紫如俯拾地芥耳。学经不明，不如归耕。”汉代经生热衷于利禄如此，非独今世所仅见也，宋太宗之鄙薄儒士，诚宜哉！今之学者假学术之名，而行利禄之实，尤甚于古人，政府莫不亦窃笑之乎！ [3] 段熙仲：《春秋公羊学讲疏》，第13页。 [4] 清末苏舆作《春秋繁露义证》，其《自序》谓劭公之所以述胡毋生而不及董子者，云：“余因推思董书湮抑之繇，盖武帝奉《春秋》本由平津，董生实与之殊趣。生于帝又有以言灾异下吏之嫌，虽其后帝思前言，使其弟子吕步舒以《春秋》治淮南狱，且辑用生《公羊》议，时复遣大臣就问政典，抑貌敬以为尊经隆儒之饰耳。史公称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天下学士靡然向风。则当日朝野风尚可以概见。其后眭孟以再传弟子误会师说，上书昭帝，卒刑诛。乃至劭公释《传》，但述胡毋，不及董生，阶此故已。歆崇古学，今文益微，《公羊》且被讥议，董书更何自存？”则苏氏以为劭公之不能述董子，以董子书之不存故也。此说舛谬实多，其理由有二：史、班两传俱称两汉博士所传皆董子学，何湮抑之有？此其一也。又，隋唐人尚能“时见征引”，劭公时当汉季，即便无从观董书之全貌，何至于一无所称乎？此其二也。盖苏氏有感于时政之非，遂痛斥龚、康之徒误会经典所致也。 [5] 参见段熙仲：《春秋公羊学讲疏》，第14—23页。而康南海亦谓胡毋生传何劭公，参见《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发凡，《全集》第六，第6页。 [6] 不过，朱一新在其《答康长孺书》中却谓“通三统之义，尤非后世所能行。辨之极精，亦仍无益”。（《全集》第一，第319页） [7] 章太炎：《检论·学隐》，《章太炎全集》第三，第481页。 [8] 章太炎：《中华民国解》，《太炎文录初编》别录卷一，《章太炎全集》第四册。 [9] 章太炎：《检论·学隐》，《章太炎全集》第三，第481页。 [10] 章太炎：《检论·学隐》，《章太炎全集》第三，第481页。盖南海反对革命，故唱言满、汉之一体，是以章太炎嫉之若是焉。（参见康有为：《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能行革命书》，《全集》第六，第327、328页） [11]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下册，第614页。 [12] 近有汪晖以“异内外”例会通常州公羊之学，譬如，其论庄存与之学曰：“《春秋正辞》扬弃汉唐公羊学以‘三统’为中心的传统，转而以‘内外’问题为中心，它的宗旨在于用‘大一统’的义旨改造帝国秩序中的种族和等级关系。”（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上卷第二部，第569页） [13] 其后革命风潮大盛，南海再言满汉大同，则欲为满洲谋而阴阻革命党之势也，“革命之说纷纭，皆起于满、汉之别异”，遂主张“尽除满、汉之名籍，而定国名曰中华”，盖效法元魏孝文之宏规也。（康有为：《海外亚美欧非澳五洲二百埠中华宪政会侨民公上请愿书》，《全集》第八，第412页） [14] 皮锡瑞：《经学历史》，周予同注释，中华书局，2004，第五部分。 [15] 其实，即便从《释例》来看，申受在诠释“三科例”时有意无意表现出来与何氏的偏离，都可以看做此种倾向表现的一部分。 [16] 叶德辉：《正界篇》，《翼教丛编》卷4。 [17] 康有为：《春秋董氏学》自序，《全集》第二，第307页。 [18] 康有为：《春秋董氏学》卷7，《全集》第二，第416页。 [19] 张伯桢：《南海师承记》，1896至1897年间，《全集》第二，第212页。 [20] 辛卯间，南海与朱鼎甫论性。鼎甫主宋儒之成说，极言荀、董论性之非。（参见朱一新：《朱侍御答康长孺论性书》，《全集》第一，第331—333页）南海则谓荀子论性有过于孟子者，“荀子之与孟子辨者，盖深恐人之任性而废学。……是荀子言，未见有悖于圣言者也。……然正惟从孟子之说，恐人皆任性；从荀子之说，则人皆向学”。（康有为：《答朱蓉生先生书》（1891），《全集》第一，第330页）十年后，南海撰《孟子微》，其中有云：“言性恶者，乱世之治，不得不因人欲而治之。故其法检制压伏为多，荀子之说是也。言性善者，平世之法，令人人皆有平等自立，故其法进化向上为多，孟子之说是也。各有所为，而孟子之说远矣，待人厚矣，至平世之道也。”（康有为：《孟子微》卷1，《全集》第五，第414页）此时南海据《公羊》三世说而平分孟、荀，则孟子论性，乃施于平世也；若荀子之性恶，乃就乱世而立论。且宋儒贬荀子之言性，以为有碍人之自觉；至若南海之讥荀子，盖以人性恶，则不得不张君权，妨人类之进乎太平也。南海又讥宋儒既贬荀子性恶之说，至其变化气质之说，实与荀子说合。 [21] 康有为：《孟子微》序，1901年，《全集》第五，第412页。 [22] 康有为：《春秋董氏学》自序，《全集》第二，第307页。南海又有《孟子公羊同义证传序》（1896年12月）一文，其中谓“学者欲通孔子之大道，必于《春秋》求之；欲通《春秋》，必于《公羊》求之；欲通《公羊》，必于《孟子》求之。孟子、公羊同师说，无二道”。（《全集》第二，第129页） [23] 康有为：《桂学答问》，《全集》第二，第19页。 [24] 康有为：《孟子公羊同义证传序》，《全集》第二，第129页。 [25] 康有为：《孟子微》序，《全集》第五，第411页。 [26] 康有为：《桂学答问》，《全集》第二，第19页。 [27] 梁启超颇张师说，谓孟子传《春秋》大同之义，其中，以井田为大同之纲领，以性善为大同之极效，以尧舜文王为大同之名号，以王霸辨大同小康。（参见梁启超：《读孟子界说》，1898年，《饮冰室文集》之三） [28] 康有为：《礼运注》序，《全集》第五，第553页。 [29] 康有为：《答朴君大提学书》，1924年，《全集》第十一，第346页。 [30] 康有为：《春秋董氏学》（1893）自序，《全集》第二，第307页。 [31] 康有为：《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自序《全集》第六，第3页。 [32] 康有为：《春秋董氏学》自序，《全集》第二，第307页。 [33] 康有为：《春秋董氏学》卷6上，《全集》第二，第375页。 [34] 康有为：《春秋董氏学》自序，《全集》第二，第307页。 [35] 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全集》第一，第545页。 [36] 康有为：《春秋董氏学》卷3，《全集》第二，第357页。 [37] 康有为：《春秋董氏学》卷7，《全集》第二，第416页。 [38] 康有为：《春秋董氏学》卷7，《全集》第二，第416页。 [39] 康有为：《孔子改制考》序，《全集》第三，第3页。 [40] 康有为：《自编年谱》，《全集》第五，第63页。 [41] 萧公权谓南海“极赞扬董仲舒而贬何休于次要地位”。（萧公权：《近代中国与新世界：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第63、64页）萧氏又认为，南海不甚重视曾子，甚至断言《大学》非曾子所作。基于此种态度，南海亦忽略《孝经》。劭公则不同，其《春秋公羊解诂》序称《春秋》与《孝经》皆圣人之创获。南海之不认同劭公，于此可见一斑。 南海又以《论语》不足以尽孔子之学。盖《论语》乃曾子门人弟子后学所纂辑，而曾子守约，实未尝闻大道也，“夫以孔子之道之大，孔门高弟之学术之深博如此，曾门弟子之宗旨学识狭隘如彼，而乃操采择辑纂之权，是犹使僬侥量龙伯之体，令鄙人数朝庙之器也。其必谬陋粗略，不得其精尽，而遗其千万，不待言矣。……但传守约之绪言，少掩圣仁之大道，而孔教未宏矣。故夫《论语》之学，实曾学也，不足以尽孔子之学也”（康有为：《论语注》序，《全集》第六，第377页），“若后儒说以曾子为孔子正传，以为孔子大道之过，则大谬也。……天下闻曾子之教者，误以为孔子之道即如是，于是孔子之大道闇没而不彰，狭隘而不广，此孔教之不幸也”。（康有为：《论语注》卷8，《全集》第六，第436、437页）其攻曾子之学如此。 [42] 康有为：《春秋董氏学》卷1，《全集》第二，第309页。 [43] 康有为：《春秋董氏学》卷2，《全集》第二，第323页。 [44] 不过，南海认为董、何亦有同功者，盖《公》《穀》不过传《春秋》大义耳，至于非常可怪之微言，如升平、太平之说，则赖董、何而笔之于竹帛。南海甚至以为，后世中国治教始终停留在据乱之阶段，皆因不重视董、何之说，不知董、何之学实出于孔子之口说耳。（康有为：《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发凡，《全集》第六，第6、7页） [45] 参见康有为：《致朱蓉生书》，1891年，《全集》第一，第316页。 [46]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第129页。 [47]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第64页。 [48] 梁启超：《中国近三年学术史》，《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第315页。 [49] 康有为：《春秋董氏学》卷4，《全集》第二，第357页。 [50] 康有为：《春秋董氏学》卷5，《全集》第二，第367页。 [51] 康有为：《春秋董氏学》卷5，《全集》第二，第370页。王仲任亦曰：“孔子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文王之文在孔子，孔子之文在仲舒。”汉人 颇以董子传孔子，足见董子在汉代地位之高，非古学所能夺也。 [52] 康有为：《春秋董氏学》卷3，《全集》第二，第330页。 [53] 康有为：《春秋董氏学》卷5，《全集》第二，第365页。 [54] 康有为：《春秋董氏学》卷6下，《全集》第二，第402—405页。 [55] 康有为：《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卷1，《全集》第六，第13页。 [56] 康有为：《孔子改制考》卷8，《全集》第三，第101页 [57] 康有为：《孔子改制考》卷8，《全集》第三，第101页。 [58] 西人立议院以制约君权，而以众议院行民权之实。新中国实行三院制，即以全国党代会即中央委员会、政治协商会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为三院，而以政治局常会会行君权之实。三院各为人民一部之代表，皆行民权，然彼此关系似不明。今人蒋庆亦主三院制，即国体院、通儒院与庶民院，其中庶民院行民权之实，通儒院行素王之实，至于国体院之设，其职不明。吾欲折衷此两种三院制，即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为众议院，行民权之实，以中央委员会为精英院或贤士院，以政治协商会议代表神权或道统，行素王之实。至于政治局常委会，依然行君权之实，且实行民主集中制，可为折衷古今之良法也。 [59] 萧公权：《康有为思想研究》，第51页。又参见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第300—307页。南海之尊董，颇以其兼民权之义也。其后，章太炎悍然攻董子，谓其主专制，其害有甚于商鞅者焉，“董仲舒、公孙弘之徒，踵武公羊氏而文饰之，以媚人主，以震百辟，以束下民，于是乎废《小雅》”，“及夫弘、汤、仲舒，则专以见知腹诽之法，震怖臣下，诛鉏谏士，艾杀豪杰，以称天子专制之意”，其“抑民恣君”实过于商鞅。（参见章太炎：《检论·商鞅》，《章太炎全集》第三，第605－608页）同是董子也，然康、章议论相反若是。 [60] 据《汉书·贾逵传》，其时贾逵“摘出《左氏》三十事尤著明者，斯皆君臣之正义，父子之纪纲。其余同《公羊》者什有七八，或文简小异，无害大体。至如祭仲、纪季、伍之胥、叔术之属，《左氏》义深于君父，《公羊》多任于权变，其相殊绝，固以甚远，而冤抑积久，莫肯分明”，至于《左氏》，“崇君父，卑臣子，强干弱枝，劝善惩恶，至明至切，至直至顺”。贾氏以《左氏》义长于《公羊》，即以其能尊君权也。至刘师培论《左传》，乃谓“《左传》一书，责君特重，而责民特轻。……《左氏传》所载粹言，亦多合民权之说”。（刘师培：《读左劄记》，《刘师培论学论政》，第15、16页）同是《左传》也，古今人议论相反亦若是。 [61] 康有为：《春秋董氏学》卷七，《全集》第二，第416页。 [62] 康有为：《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发凡，《全集》第六，第6页。 [63] 康有为：《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发凡，《全集》第六，第7页。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