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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三种学术形态看儒家经典的转化之路 作者：朱汉民 来源：凤凰国学 原载于《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 时间：孔子二五六七年岁次丙申十一月初四日戊午 耶稣2016年12月2日 【导言】 儒学的经典，主要有“经”、“传”、“子”三种学术形态，三者既有明确划分，也不断转换，涉及中国经学史演变的历史进程、学术理路、思想演变等重要问题。儒家学者往往是通过“经”、“传”、“子”三种学术形态，以不断地诠释、建构和发展自己的学术思想体系，他们总是通过经学的不断建构来解决文明继承和现实关怀的结合。所以，探讨儒学体系中的“经”、“传”、“子”的演变规律，可以深入把握儒家经典体系变化的学术理路，还可以进一步对中国思想史、中华文明史的种种问题作出合理的解释。 岳麓书院朱汉民教授《儒学的六经、诸子与传记》一文，分析了儒家思想整合过程中“经”、“传”、“子”的发展变化，对六艺与诸子的整合、诸子转化为传记、传记转化为经典的过程进行了细致的考察，并由此探讨儒家的文化关怀和现实关怀。经作者授权，凤凰国学特辑录刊出，以飨同道。以下为原作的第三、四部分。  儒家经典《十三经注疏》 由诸子转化为传记 儒学体系的“经”、“传”、“子”三种学术形态的关系，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探讨的话题。一方面，“经”、“传”、“子”三种学术形态的差别是严格的，因为三种学术形态产生的时代不同，“经”的制作于尧舜和夏商周三代，“传”、“子”制作于春秋战国以后的时代；同时，三种学术形态的制作主体也不同，“经”的制作主体是“先王”、“圣王”，“传”、“子”的制作主体是“儒者”、“儒士”。后来的许多学者一直强调，“经”、“传”、“子”的这一差别是必须严格遵循而不能够改变的。但是另一方面，儒家“经”、“传”、“子”的分别又不太严格，譬如，一些由“儒师”、“学士”的讲学记录、撰述著作，最初归为“子学”范围，但是以后其文献类型又转变为“传”、“记”，其中还有一些还可能转变为“经”。 应该说，儒家经、传、子的分别不太严格，是由儒家经学建构的方式和特点决定的。儒家“经”、“传”、“子”三种学术形态的明确划分和不断转换，涉及中国经学史演变的历史进程、学术理路、思想演变等重要问题。儒家学者往往是通过“经”、“传”、“子”三种学术形态，以不断地诠释、建构和发展自己的学术思想体系，他们总是通过经学的不断建构来解决文明继承和现实关怀的结合。所以，探讨儒学体系中的“经”、“传”、“子”的演变规律，可以深入把握儒家经典体系变化的学术理路，还可以进一步对中国思想史、中华文明史的种种问题作出合理的解释。 这里，我们简要探讨儒家子学是如何转化为传记之学的？ 如果我们以“六艺之学”的学术形态理解儒学的话，应该说儒学的“传记”、“诸子”的形成，其实均与经学建构有密切关系。儒家学者通过整理三代文献档案而建立起“经”的体系，他们还必须通过“传”来阐发经义。儒家的“传记”之学实现了文化传承与思想创新的结合，这些“传记之学”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则是源于“传记之学”与“子学”的内在联系。 其实，儒家传记之学与子学有三种类型的渊源关系：其一，子学文献整体作为经典的传记；其二，子学文献部分篇章转化为经典的“传”或“记”；其三，以子学的思想融入传记之学来解释经典。 首先，讨论子学文献整体作为经典的传记。儒家子学文献通常是指那些由儒家诸子通过讲学、议论、答问的形式表达作者个人的观点、并且最后由学者个人编纂的书，这些书包括《论语》、《曾子》、《子思子》、《孟子》等，这些文献最初往往列为子学的文体。但是，儒家诸子本来就是以三代先王为思想依据的，同时他们的个人讲学有不少诠解“六经”经文的内容，这样，尽管他们是以个人讲学的形式留下了子学著作，但是这一些著作仍然具有“转受经旨，以授于后”的功能，体现出尊经、解经的学术传统。尽管这些著作本来是子学文献，后来的儒家为了提升这些子学著作的地位，也将其中一部分文献归类于传记之学。 子学转化为传记之学在儒学中比较普遍，从孔子留下的讲学记录《论语》开始，到孔门七十子的不同子学著作，诸如《子思》、《曾子》、《漆雕子》、《公孙尼子》、《孟子》、《荀子》等等，这些都属于儒家子学著作，因为它们均是儒者私人讲学、论学的记录，由其弟子编辑成书，故而这些著作均以子学名书。作为子学著作，这些典籍的内容和形式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充分而系统地表达儒者个人对文化建设、国家治理、天下统一的政治主张和思想观念，并且希望通过指导君主、培养士人而实现这些思想。但是另一方面，儒家诸子在讲述自己思想的过程中，又特别注重吸收传统文化资源，他们不仅明确表达自己的思想是传承三代先王的遗言，并且在讲学中大量传述三代原典的经文，这一类文献在后来成为儒家经典的传记之学，其实就在于它们能够将子学的思想创造与经典的文化传承结合起来。 儒家子学文献整体转化为传述经典的传记之学，往往直接以某一些儒家子学著作为经典的“传”。譬如，《论语》本身完全是一部子学著作，其内容、形式均具有子学著作在特点，在许多诸子学著作中，《论语》均被认为是子学的开端。但是，在最早的文献分类中如《汉书•艺文志》中，《论语》并没有被列入的“诸子”中，而是被当成儒家经典的传记。故而汉代就有“经莫大于《易》”、“传莫大于《论语》”的说法。《论语》的编撰过程，就是一个由子学著作而演变为传记之学的过程。 《孟子》也属子书，但是它在汉代的地位逐渐高于一般的儒家子书，获得了传记的地位。据汉赵岐《孟子题辞》所说：“孝文王帝欲广游学之路，《论语》、《孝经》、《孟子》、《尔雅》皆置博士，后罢传记博士，独立五经而已。讫今诸经通义，得引《孟子》以明事，谓之博文。”可见，孝文帝时《孟子》作为传记之学已经与《论语》、《孝经》、《尔雅》一道置博士。后来汉武帝罢传记博士，《孟子》始不立学。汉代学者讲学，往往征引《孟子》之言以阐明“诸经通义”。这些均证明，《孟子》在汉代就是一部由子学著作转变为传记之学的著作 其次，讨论子学文献部分篇章转化为经典的“传”或“记”。这一点以《礼记》最为突出。《礼记》是一部先秦到秦汉时期的礼学文献汇编。作为《礼》经的传记之学，其内容包括对《仪礼》所进行的思想诠释，大多是对礼学所进行的通论，这也是《礼记》一书的精义之所在。 唐代孔颖达撰《五经正义》时将《礼记》列入经书之中，取代了《仪礼》自战国以来在儒家经典中不祧之祖的地位。虽然后来《仪礼》和《周礼》仍被列为科举考试的科目，学者们还是以《仪礼》为经，但是《礼记》在儒家经典中的主导地位一直没有改变。《礼记》的书名就是阐述《礼》的意义、精神的传记之学的著作。 近几十年来，随着出土文献的大量出现，《礼记》的来源问题变得愈来愈清晰。结合出土文献和传统文献的记载，《礼记》的来源有三：一是诸子之说；二是先秦到秦汉时期礼学家的“记”文；三是《礼古经》。先秦时期，礼学家们编写的“记”，重点是为了对《仪礼》进行意义的诠释。这些“记”，在先秦时期是很多的，非一人一时之作，而是累世相传。郭店竹简和上博竹简中关于《礼记》这类文献正是这些以单篇形式流传的“记”文。班固云：“‘记’百三十一篇，七十子后学者所记也。”“七十子后学” 的时间跨度很大，班固虽然未能明确指出各篇的撰者，《礼记》选编的材料中很大一部分为先秦诸子之文，如《礼记》的《坊记》、《中庸》、《表记》、《缁衣》等选自《子思子》，《大戴礼记》的《曾子立事》等十篇选自《曾子》。 其三，以子学的思想融入传记之学来解释经典。儒家传记之学与子学的渊源关系，还有一种就是以子学的思想融入传记之学来解释经典。儒家的传记之学中，大量是直接为诠释经典而作，其知识旨趣似乎在历史文献而不是现实社会，故而这些传记之学往往与作为三代文献的六经经文密切相关。但是，这一些直接为诠释经典而作的传记，其思想观念、人文关怀均是源于儒家诸子的思想，体现出儒者对文化建设、国家治理、天下统一的政治主张和思想观念。 譬如《礼记》，其精义在于阐释礼义，《礼记》的很多篇目是对《仪礼》所进行的阐释，如《冠义》、《昏义》、《乡饮酒义》、《射义》等篇分别是对《仪礼》的《冠礼》、《昏礼》、《乡饮酒礼》、《射礼》所记载的礼仪进行的阐释与发挥，从中探寻古人行冠、婚、乡、射诸礼的深义。《仪礼》重在记录礼仪，《礼记》重在阐释礼义，二者互相发明。 《礼记》所阐释的礼义来源于哪里呢？在孔子及其七十二子的诸子文献中，我们看到儒家诸子通过讲学、议论、答问的形式，表达儒者个人对礼义的观点。他们针对现实社会的“礼崩乐坏”，主张恢复、重建礼乐文明。但是，他们对礼乐的依据，却从巫术、鬼神转化为人情、人伦、天道。在《论语》、《子思》、《曾子》、《孟子》、《荀子》的儒家诸子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孔子及其儒门后学在系统地探讨礼乐的意义。他们分别从人的情感表达、社会秩序的维护、宇宙天道的必然，论述了礼乐文明的价值、意义和必然性。我们可以看到，《礼记》所阐释礼义，和儒家诸子一脉相承，由此可见，传记之学与儒家诸子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儒家子学的思想可以广泛地融入到解释经典的传记之学中。  十三经刻石，现存于北京孔庙，亦称“乾隆石经”。 由传记转化为经典 现在，我们进一步探讨，儒家传记又是如何转化为经典的。 “经”本来是代表中华核心价值的权威典籍。由于中华文明是一种延续时间长而一直没有中断的文明，其核心价值体系也是处在一个不断地丰富、发展、完善的过程中，故而，中华经典体系也在不断地演变和发展。中国学术史上出现过“六经”、“五经”、“七经”、“九经”、“十三经”和“四书”的不同经典体系，儒家士大夫通过不断地回归经典、重建经学，以实现中华文明的传承和创新。一方面，上古时代中华先民所形成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民族性格等各种文化基因，往往通过儒家经典文本而固定保存，并不断传播开来；另一方面，中华文明也在不断地发展、演变和变革，中华文化的知识、价值和信仰也需要不断地发展、演变和变革，中华民族的创新精神也是通过士大夫不断地重新诠释经典、重建经学来完成的。所以，从儒学的起源来说，儒学的“经”、“传”、“子”三种学术形态有明确的思想特点和文化功能。但是，从儒学的流变来说，“经”、“传”、“子”的具体文体却经常发生转换，“子”转换为“传”，“传”又可以转换为“经”。作为儒学经典的“经”，实际上是一个开放的、动态的系统。 “传”为什么可以转化为“经”？其实这是由经学体系形成阶段“传记之学”的性质、特点、地位所决定的。早期儒家在建构《诗》、《书》、《礼》、《乐》、《易》、《春秋》的经典体系时，同时建构了包括包括《易传》、《书传》、《礼记》、、《诗传》、《春秋传》之类的经典传记之学。这些传记本来就是与经文紧密联系而一体不分的，对经文包含的核心价值、思想内涵的理解，必须依赖于传记文本。这样，传记不仅仅是经学的组成部分，甚至是更加重要的部分。在经典体系的价值建构、思想建构中，传记之学承担了更加重要的角色。 譬如，“群经之首”的《周易》是由“易经”和“易传”两部分构成的，即由卦爻象、辞而成的《易经》与由“十翼”而成的《易传》共同构成的《周易》。《易传》通过对《易经》的创造性诠释，使这部原来是以卜筮记录为主的巫术记录发展为解释天地万物的义理学著作。从表面上看，《易经》具有崇高的文化地位，因为八卦、六十四卦、卦辞、爻辞这些文本要素经过了上古以来的代代圣人如伏羲、神农、黄帝、尧、舜、文王、周公的制作完成的，而儒家学者的《易传》则只是为了上达古圣人之意而对《易经》作出解释而已，故而是传依托经，传的思想文化意义来源于经；但从实际上看，正由于有《易传》的解释发挥，使原来只是作为卜筮之用的占卜符号、记录获得了思想文化层次的全面提升，“经”的思想文化意义又依赖于“传”。不仅仅是《周易》，其他的《诗》、《书》、《礼》、《乐》、《春秋》的经典也是如此，这些经文经过儒家学者的“传”、“记”、“序”的诠释，而阐发了能够指导后世的“常道”、“常典”、“常法”，使经文获得了垂教万世的意义。故而，“经”的思想文化意义的拓展依赖于“传”。这正是中国古代经典形成和诠释的重要思想文化特色，后来的诠释者不仅仅是丰富了原典的意义与文化内涵，甚至可以说，当后来的诠释者将原典纳入到一个全新的文化视域、观念体系、思想层面时，其实是在重建一种新的思想文化。  因此，西汉确立的政治化、制度化的经学，其实同时将传记之学提升到了经典的地位。在西汉的五经系统及其官学体制中，五经的经、传是一体的。这个时候，“传”与“经”一体而获得与“经”相同的地位。随着中国思想史、学术史、文化史的发展，许多原本是传记之学的典籍，逐步独立为经典。最早由传升经的是《论语》、《孝经》。《论语》本来是孔门弟子整理出来的孔子私人讲学的记录，在后来的儒学史上，它又被认为是传三代先王文献典章的“大传”，特别是孔子被汉儒确立为“圣人”，故而《论语》在西汉时期就逐渐成为经典，成为“七经”之一，与三代文献的《诗》、《书》、《礼》、《易》、《春秋》并列为经。《孝经》在汉代被认为是孔子为曾子陈孝道的著作。《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说："孔子以曾子能通孝道，故授之业，作《孝经》。"《汉书•艺文志》也说："孝经者，孔子为曾子陈孝道也。"所以，《孝经》与《论语》一样，在西汉时期就逐渐成为“七经”之一的经典。 在经典的演化过程中，一些本来是为经文而撰写、但是其本身又有一定相对独立性的传记文献，逐步转化、提升为独立经典，与原来的“五经”并列。唐朝时列《春秋》"三传"，即《左传》、《公羊传》、《谷梁传》;《礼经》分为"三礼"，即《周礼》、《仪礼》、《礼记》，均是以传为经的例子。这六部经、传并列的书再加上《易》、《书》、《诗》，并称为"九经"，均立于学官，用于开科取士。唐文宗时期，再加上《论语》、《孝经》、《尔雅》，就是“十二经”。到了宋代，《孟子》的地位不断提高，故而又增加了《孟子》，总共十三种儒家文献，共同取得"经"的地位，合称“十三经”。 由于“十三经”整合了从汉至宋的长期经典体系的演变和发展，具有较大的包容性，故而成为一个比较稳定的经典体系，一直延续到清代。清代《十三经注疏》成为经学体系的标准范本。儒家经典体系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演变而终于定型，在儒家经典体系不断扩充的过程中，可以发现，儒家经典的拓展，其实就是不断地将儒家的传记之学提升为“经”的过程。一些原本是“传”的文献获得了“经”的地位。 尤其值得特别说明的是，宋代“四书”的出现，标志着儒家经典体系发展的一个新的阶段。“十三经”是一个经、传一体的经典体系，而“四书”则完全是一个以传记之学取代“五经”的经典体系，体现了中国经典体系的重大变化。北宋中期，《论语》地位进一步提高，特别是《孟子》地位的升格，加之宋儒对《大学》、《中庸》的重新认识与选择，《论语》、《大学》、《中庸》、《孟子》这四部书受到了特别的重视。《论语》、《大学》、《中庸》、《孟子》成为宋代儒家学者抵御释老、复兴儒学、建构新儒学体系的最重要的思想学术资源。各派思想家都曾对这一学术资源进行了充分挖掘。不同思想倾向的儒家学者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所进行的阐释，推动了《四书》学形成和发展。 南宋时期，“四书”学继续繁盛、发展，并且逐渐代替“五经”成为最重要的儒家经典。宋代“四书”学的定型，与著名儒家学者朱熹的贡献分不开。朱熹认为“四书”代表了儒家的道统，包含了天地万物之理。他说：“《大学》《中庸》《语》《孟》四书，道理粲然。人只是不去看。若理会得此四书，何书不可读！何理不可究！何事不可处！”“《语》《孟》《中庸》《大学》是熟饭，看其它经，是打禾为饭。” “《诗》《书》是隔一重两重说，《易》《春秋》是隔三重四重说。” 可见，朱熹不仅是重视“四书”，而且认为其重要性要超过“五经”。这里，体现了一个重大的学术史、思想史的转变：看起来是经典的传记之学要超过经典本身，其实却是儒家士人的子学著作的重要性要超过三代先王的经典文本！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