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和社会主义 ——在“2016首届上海儒学大会”上的发言 作者：谢遐龄（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首发 时间：孔子二五六七年岁次丙申四月初七日乙未 耶稣2016年5月13日  “2016首届上海儒学大会”于西历2016年5月7日召开  谢遐龄先生做主题发言 一、社会主义概念本义及沿革 社会主义对我们所处时代是个核心概念。邓小平同志主政第一步就是拨乱反正，用孔子“正名”之义。拨乱反正意图是纠正思想政治路线上的失误。易纬“差若毫厘、缪以千里”讲的正是指导思想中的核心概念丝毫不可有误。邓小平拨的什么乱？正的什么名？是社会主义概念。按他的说法，就是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之所以乱，是社会主义概念解释错了；要返回对社会主义的正确解释。 社会主义是个大概念，内涵丰富、覆盖面广。本文只能对要点简略讨论。先须略述社会主义学说在马克思、列宁那里的意义。再讲述传到中国后的演变。 （一）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 共产主义社会指的是生产力高度发达、产品极大丰富、人们不再屈从于分工、劳动不再为谋生、生活资料可以各取所需的社会状况。〖过去曾改译“按需分配”，吾臆，不妥。既然物资极为丰富，人们觉悟又高，故而各人按需取用即可；无须分配。〗在刚刚摆脱资本主义的时期，还不能立即采取共产主义各取所需方式，不得不沿用分配方式，又没有了货币，从而按劳动量分配。马克思称之为共产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社会主义时期没有商品、没有货币。按劳分配是“资产阶级法权”，是资本主义社会分配方式延续应用于共产主义社会的初期。不以货币形式分配，按劳动量分配——例如记工分的方式。 （二）列宁对社会主义学说的发展 俄国二月革命推翻沙皇后，由资产阶级政党领导的联合政府未退出世界大战，激起俄国广大工人、士兵群众不满。列宁看到无产阶级政党举行革命的良好时机，主张立即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列宁的主张遭到第二国际反对。第二国际认为俄国生产力和文明均未发展到实行社会主义的程度。通俗地说，俄国还没有“资格”搞社会主义，只有生产力和文明大大高于俄国的西欧数国才可能举行无产阶级革命。列宁怒斥当时第二国际领导党德国社会党的领袖考茨基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叛徒”，把他们的理论称作“唯生产力论”。针对第二国际认为，只有由第二国际领导的西欧诸国无产阶级联合行动才可能成功举行革命，列宁提出，无产阶级革命可以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最薄弱的俄国一国发生，退出第二国际，联合东欧及东方工业生产力及文明程度低的东方国家，另立第三国际。与本文相关的是列宁对社会主义理论作了重大发展。第二国际领导人坚持生产力和文明程度不够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列宁针锋相对地提出，先搞社会主义，再发展生产力和文明，称作走社会主义道路。他甚至通俗地说，国家资本主义加苏维埃就是社会主义。 （三）列宁与斯大林社会主义学说的困难 生产力不够发达一直困扰着列宁的社会主义理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明确地宣称，“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生产力低下，人们不得不服从分工，为了谋生不得不干着自己不喜欢、不愿意干的工作。分工、劳动者的谋生态度看来将长期存在。马克思透彻地指出，为谋生的劳动产生私有制。列宁从实践中看到，小生产不间断地、自发地产生私有制，印证了马克思的论断；但这对列宁建立的社会主义是严重挑战。斯大林一方面按社会主义社会的要求修改宪法，宣布苏联消灭了阶级，另一方面现实政治又要求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苏联现实经济离不开商品生产，而按社会主义概念不能承认商品生产。社会主义理论面临着严重困难。 （四）毛泽东看出苏联社会主义理论的困难 中国革命遵奉列宁斯大林主义，同时根据中国实际情况作了发展。除了以农村包围城市取代中心城市武装暴动的道路，最为突出点是群众路线。按列宁主义，是把革命理论灌输给工农群众，毛泽东同志改进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典范是土地纲领。先是按马克思、列宁的观点实行土地国有制。后在实践中“扩红”、征粮遇挫，改行土地私有——是群众路线典范。这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突破性发展。土地私有随即确立为政治纲领，并在取得全国政权时彻底实行。 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继承先王之道的典范案例。《周易·咸卦》“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是群众路线源头。由此可见犹太教-东正教“神高于一切、先知是神的代言人”观念，与儒家天道-民意观念区别。 毛泽东在研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时，指出斯大林社会主义社会无阶级、无商品生产思想的错误。现实与理论的巨大差距困扰着他。现实生活提示，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阐述的基本思想，不可忽视。毛泽东不像会受条条框框约束的人，看似他的创造性已枯竭。尽管认识到社会主义社会仍然需要有商品生产，他仍然认为企业的经济核算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予以否定。中国社会已经宣布为进入了社会主义，然而商品生产、阶级存在仍是事实。发动了文化大革命，阶级斗争斗斗斗，然而再怎么斗、再怎么不允许讲真话，理论困难依然一筹莫展。 （五）邓小平创造性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重新解释社会主义概念 邓小平同志敏锐地看到，一切困难源于社会主义概念。他清醒地看到，被理论束缚手脚自陷困境非智者所为。针对愚蠢可笑的“长草社会主义”论，不值一驳又不得不驳，淡淡一句“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摧垮之。社会主义旗帜仍须高举，中国民众仍然为谋生而劳动，并将长期为谋生而劳动。同样，相应地，干部为升迁而工作。〖遐案：今后干部教育当以“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校正。〗 像中国这么大的社会，实施计划经济几乎是不可能的。计划经济至少须有三个环节。一是有全面地、准确地提供经济信息的机制和机构。这在当今条件下决无可能做到。即使基层信息准确，向上传递过程中会不断出偏差，几层传递之后必不可免地远离真象。第二环节是有中央处理系统，需要有有庞大的机构和专家群体，精密的理论模型、函数方程等，以及足够的计算设备。这环节我国目前还没有。第三个环节是把中央数据处理系统计算结果准确无误地贯彻执行的系统。要保证层层下达过程中丝毫不走样。这在中国这样的依靠多层行政体系治理的社会，极难做到完善。〖宪法规定的四层体系已经被实践突破为五层。虽然通过地改市解决了行政体系违宪问题，然而五层已是既定事实。〗第二个环节要求计算速度——不能2016年的计划，到2020年才计算完成；哪怕是2016年底计算完成也不行，必须是当年年初计算完成。 像中国这样庞大的社会，整个国民经济由国家管理似乎是不可能的。必须分条分块化为许多单位，分别管理。也就是说，国民经济须由诸多公司运行，不可能由一个公司运作。《共产党宣言》宣布“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在西欧小国，如荷兰、比利时，或许可行。在中国，实施管理时却必须分条分块，化为诸多公司。〖俄国虽然实行联邦制，也过于庞大，由国家掌管一切也很难办。〗临近文革时我国虽然未正式承认商品经济必要，在实践中已形成全民所有企业、大集体小集体企业、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并存格局。不实行经济核算，国民经济遂面临崩溃边缘。要每个单位负责任，必定要实施核算，各单位之间的关系就须厘清。负责，意思就是让各个单位成为法人。〖至今不少企业仍然可以不负责任。尽管名义上已经是独立法人，欠银行钱仍然可以一纸国务院文件勾销。〗 邓小平同志解决这个理论难题的办法简捷明快——在社会主义中再划出个初级阶段，称作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阶段可以有商品生产、实施市场经济，称作“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样，与马克思的学说毫无牴牾，理论上获得了圆满。 上述简略考察说明，社会主义概念之意义，在我国，已经不是马克思原义。若论其原义，今日西欧状况或近之。但我国依第三国际传统，把西欧诸国社会党看作资产阶级政党。但若承认那些党也属于马克思主义政党，承认他们奉行的民主社会主义也归属于马克思主义，我们对社会主义概念的理解当更丰富、准确。社会主义概念已经从划分社会发展阶段的经济学、历史学概念演变为实际政治术语；在今日更多地具有发展道路、社会发展方式意义。 二、中国传统之社会主义性质 （一）王道之实质是社会主义 听说有位台湾学者提出“王道中国”口号。我想她是背离了牟宗三先生的主张，转而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了。王道之内涵与现今的社会主义高度一致。 《诗经》中有一首包含“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名句。这与现今我国宪法规定土地及生产资料国家所有、确立共产党领导一切，紧密相契。足以证明当时中国社会的社会主义性质。《左传·昭七年》所论王、公、大夫、士、皂、舆、隶、僚、仆、台的社会结构，与现今社会主义中国的干部、群众等级结构惊人相似，或许也可引为证据。 上述引文曾被郭沫若先生用来证明当时中国社会是奴隶制阶段。虽然我毫无疑义地承认郭沫若先生学问极佳，但是对他这样使用史料却不能认同。西周时代，封地不能说是诸侯的私有财产。“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可见封地也属于“王土”。那么能否说是周王一个人私有的。当然不能。“王土”之意义就是任何人不得私有，也就是否定一切个体有所有权。整个社会无个体所有权，就是公有制。“王土”之意义就是公有制。郭沫若先生懂一点法哲学的话，就不会出这么大的纰漏、闹这么大的笑话。似乎他是文学地看待“王土”概念了。至于他把等级存在作为奴隶制论据，更是缺少根据。且不说古罗马奴隶制社会没有这样的结构；对崇奉一阴一阳的天道和祖宗的中国社会，人口众多，等级制结构是社会稳定之基础，与社会发展阶段并没有一一对应的关系。 《周易·系辞》有天道、有地道、有人道；“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天、地、人三道贯通曰王。王者，往也，天下往也。王道内涵仁政。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孟子·公孙丑上》王道须做到天下归心。唯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才可能天下归心。社会主义实质是为最大多数民众谋福利，卽先王仁政义。 在这里要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你们主张儒家，不主张道家？道家无疑有大智慧，必须学习。然而就基本路线而论，道家无为而治思想中内涵任由民众自生自灭态度。《老子》中有一句话：“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这与当代经济自由放任主义让商人随意定价而政府不干预，任由民众被金融、网络大鳄吞噬。非仁政之义也。 《大学》大人之学。大人，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明明德之所以平治天下。领导干部决不可以为提高政绩扰民、损害民众利益。先儒“存天理、去人欲”是对领导干部讲的。决不是苛求小民百姓的道德压力。“人欲”，私心也。且无论贪污腐败，卽使为积累政绩谋求升迁，也必须去之。为人民服务要全心全意，卽“存天理、去人欲”义也。 （二）土改分田实质是社会主义——确立共产党的领导地位 按通常的理解，土改是新民主主义纲领，还不是社会主义。本文在这里要论证，土改实质上也是社会主义的，合乎先王之道。 让农民有私有土地，是中国共产党突破马列主义土地国有要求的一项重大发展。在中国革命遭到严重挫折时，为了更好地动员广大根据地农民支持革命，中国共产党毅然主张土地私有，并形成为党纲。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明确地把给农民私有土地表述为纲领。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彻底地实施此纲领。可以说，中国历史上从来都没有这样彻底的土地私有化。 按照毛泽东原先的设想，新民主主义是个很长的历史时期——至少一代（30年）吧。当然，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明确宣布中国革命前途是社会主义，但是采取社会主义路线之前的时间，设想得还是很长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巩固新民主主义阶段”是加给刘少奇的一条罪状。其实，这原本是毛泽东的想法。农业合作化，原先计划到1967年完成，实际上匆匆忙忙地在1956年就完成了。土地对农民如同生命一样重要。几千年的盼望，终于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然而几年之内，又合作化、公社化，土地交出去了。而农民基本上没有象样的反抗。对我来讲，如此顺利是个谜。 解谜关键是对土改过程作社会学分析。土改过程大体如下环节：军事占领，建立党组织，传布革命思想，发现积极分子组建农会、青年组织、妇女组织等群众团体，群众动员、把政策和策略交给群众，经过群众团体组织和领导农民群众批斗地主富农并分田分房分浮财（分配不动产、动产）。以上顺序或有差异，比如有的地方先有在外读书并在学校中入党的人士回乡发展了党员、建立了党组织，而后才有解放军打过来并实施占领。传布革命思想环节其社会学意义是重建意义世界。本来，按照法制观念，夺取地富财产是抢劫。而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地富财产是剥削贫下中农得来，是不义之财。因而，在革命的解放军保护下、在党组织领导下，有序地剥夺其财产、公平地分配给贫下中农，是正义的革命行动。可见，与传统思想彻底决裂之意义就是造反有理。 土改过程中，挑选农民入党是一要点。土改不简单是重新分配土地。土改主要目标是彻底粉碎原有的基层社会结构——家族，建构起全新的社会结构——党组织加上外围的群众团体。废退甚至消灭原先的社区领袖，以刚发展的党员担当新的社区领袖。 掌握土改政策是一难点。特别地，划开富农、上中农是大难点。对农民来说，这是性命攸关的大事——属于人民还是敌人。毛泽东的做法是确定阶级敌人应占比例，再依据应划人数、户数确定剥削量的计算方案。例如，华北地区原定全年剥削量为一个长工，划为富农。依此标准划定的富农比例过大，遂改为剥削量合两个长工为富农。于是，一大批已经划为富农的改划为上中农，从阶级敌人回归人民队伍。中央决定政策尚且如此繁难，不用说基层的土改工作队掌握政策的难度有多么大。我在担任四清工作队员时是大学四年级的学生，负责复查土改时期划定的阶级成份。以我的语文解读能力，刻苦研究文件，才好不容易搞懂几条主要政策界线。遥想当年的土改工作队员，不知经过怎样的培训和实践，批评教育和纠正错误，才可能半懂不懂地执行政策。失误是少不了的。还有“交给农民群众”一环，会出现许多偏差。至于报私仇，更是难免。有求娶女儿不得遂划其为富农之案例。长江黄河奔腾入海挟泥沙而俱下。 土改过程中最重要的环节是农民群众在党组织的带领下亲自参加批斗地主富农并分配其财产。农民群众不是被动地等待接受财产，而是亲身共同行动。工作队员被要求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地亲密接触。由此形成党组织与农民水乳交融、血肉相连的关系，以及党组织的当然领导地位。 这就是说，经过土改，建立了党与农民的伦理关系。 如果简单地以为土改确立了土地私有，是未能认识土改的社会学意义。 或许，土改在某种意义上类似于古代的授田制？ 其实，比授田更进一步的是，牢固地建立党与农民的关系、确立党的领导地位。借用古代的用语，土改生产的不是个体的自由农，而是“王臣”。农民在获得私有土地同时，确立了与党组织的伦理关系。二者相比，后者更为强固。是否可进一步说，土地私有是表象，党的领导是实质？ 在合作化、公社化运动中农民轻易放弃对土地的私有权，谜底就在这里。 土改看似新民主主义措施〖建立土地私有制〗，实质却是社会主义措施〖确立党的领导这种伦理结构，或者说，是为确立党的领导这种伦理结构奠定基础〗。 （三）为民制产是社会主义本质要求 孟子对齐宣王的一段说词展现先秦儒家的社会主义观： 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今也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 王道最为底线的要求是让民众能够养家 ——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农村的变迁，反覆折腾，围绕“制民之产”，显现了社会主义保障民众温饱的本质要求。其内涵的原则就是王道的这一要求。 土地改革让每一个农民都获得了私有土地。前文已经论证，其主要意义是确立了党与农民的伦理关系。随即在党的领导下，开展了农业生产的互助运动，接着是农业生产合作化，初级社紧接着高级社，人民公社紧接着高级社。原计划1967年完成的合作化，提前于1956年完成。高级社尚未站稳，立刻又过渡向人民公社。高级社在概念上还允许退社，人民公社取消土地私有，解构退社环节。人民公社号称“一大二公、政社合一”，毛泽东设想，经过三、五年或稍长，把土地所有制转变为全民所有。这就是说，他老人家想把中国农民改变为国家农民。这意向遭到农民以减产表达的消极抵制。其后，在农业六十条中规定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集体所有制。“队为基础”，其规模是初级合作社范围。 改革开放以后，取消公社、恢复乡政府，土地所有制仍保持集体所有。集体确定为原人民公社生产队范围。其实，在1930年代土地革命时期，当时土地改革试验，平分土地以乡为单元还是以村为单元，试验结果，以农民群众满意度为衡量准则〖孟子的话，“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以村为单元最成功。 1959年撤销农村办食堂指令，起作用的仍然是孟子提出的上述底线。 改革开放实施的一系列农村解放生产力政策，也都属于“制民之产”。今日这一事业继续开展着：土地流转，城镇化，三位一体合作社…… 制产也将考虑土地部分地私有化。总之，不受教条约束，以民众生活需要为基本（底线）前提。这一思路是邓小平拨乱反正所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始推行的，正是四人帮“割资本主义尾巴”处。其底蕴正是儒家奉行的先王之道。 三、社会主义与天道信仰 中国传统是什么？有若干个关键词——天道、大同、先王之道、易道……如果在这些词中选出一个，那就是天道。大同，按《礼记·礼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与马克思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有距离，与其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社会——略相当。“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可见还要实行分配，管理者必备；“男有分，女有归”，社会还须划分等级，男女也不平等。这是生产力低下的时代对美好社会的期盼。马克思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以自由劳动为前提，无须设置管理人员。 《礼运》描述小康时代“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禹、汤、文、武、成王、周公六位圣人为礼治典范。 接着，《礼运》提出小康时代礼治之必要、急迫：“夫礼，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夫礼，必本于天，殽于地，列于鬼神，达于丧、祭、射、御、冠、昏、朝、聘。故圣人以礼示之，故天下国家可得而正也。” 礼治是天道之体现与落实。 礼治基本原则是建差等、成统一；在国家治理方面的体现就是等级制。人分王、公、大夫、士、皂、舆、隶、僚、仆、台十等，是古代公有制社会的等级架构。这是中国的基本国情，古今一贯。今日社会主义尽可以讲平等，然而等级划分不可避免。正部、副部、正局、副局、正处、副处，不仅仅是一个单位的职级，也是通行全社会的等级，享受明文规定的待遇。遇重大事变时，文件传达到哪一级，有严格要求，凸显等级的存在。以礼治国，先王之道也。〖国宴、红地毯迎宾等礼仪，中西共有，不足以说明以礼治国。干部等级才是要点。〗 等级制是“物质性”的，重要的是探求精神内涵。礼治之精神内涵是天道。守礼不仅仅是遵照规章制度行事，更要体现其精神内涵。现今“形式主义”歪风邪气，徒具形象，败坏精神。礼治得以运行顺畅，必须依靠天道。 《论语·八佾》：王孙贾问曰：“‘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竈’，何谓也？”子曰：“不然，获罪于天，无所祷也。”朱熹注“天，卽理也。其尊无对。”以今日实事比之。假设一位干部遇到难题，阿附处长还是阿附局长犹疑不定，吾辈可提醒他：有理走遍天下。只要恪守规章制度，依照道理处置，不必考虑阿附任何上司。 细参孔子所言，所论义涵更深——涉及对天道的信仰。在上例中，可告诫“听从良心指引”，诉诸良知。其实，诉诸良知也卽诉诸天道。阳明“良知卽天理”，岂虚言哉！（岂无信仰义涵乎！） （一）天道：中国人的信仰 当今恢复中国人的信仰为第一急务。论者常谓中国人无信仰。即便批评当今歪风甚力者，也多称中国人无信仰。我曰此误解也，未深察也。中国人与其他人类一样有信仰、不可缺信仰。只是被无神论、唯物主义词语搞糊涂了，信仰处于隐晦状态。信仰是人之天性。这是一个基本事实，是人的天性之事实。我辈今日须做的事是揭去遮蔽，探及人们本性深处，帮助人们体验固有的但目前隐晦的信仰，发扬踔厉。 我辈今日使命首要卽激扬中国人对天道的信仰。 信仰有二基本义。一，最高原理，所有原理均须依之解释，而其自身无理可解释，如朱子所说“其尊无对”。无对，绝对也。黑格尔论上帝为绝对理念，绝对卽无对义。 《朱子语类》记载： 周问：“‘获罪于天’，集注曰：‘天即理也。’此指获罪于苍苍之天耶，抑得罪于此理也？”曰：“天之所以为天者，理而已。天非有此道理，不能为天，故苍苍者即此道理之天，故曰：‘其体即谓之天，其主宰即谓之帝。’如‘父子有亲，君臣有义’，虽是理如此，亦须是上面有箇道理教如此始得。但非如道家说，真有箇‘三清大帝’着衣服如此坐耳！”铢。 《语类》中这段话阐述朱子对中国人信仰的学说。天旣是苍苍之天，又是道理之天。读者须特别注意理与道理之换用。道理二字连用，在文本中频率不是很高，大多不是作为专门术语使用。正式当术语说明，一般单用一个理字；有时加个天字以示尊崇，说为天理。道理常用来作为论证方法或作为论据。按上述段落中，“虽是理如此，亦须是上面有箇道理教如此”句，道理似乎还要高于理。道理最大啊！ 吾臆，道理是当时口语，人人在口中，无须多想，随口道来。今日中国人何尝不如是？道理二字，讲出来时完全用不着费思量。 明道语“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把中国人心目中天与理相当之义揉和为一。朱子承程子说，进一步论述其为中国人的信仰，其功甚伟。 王阳明“良知卽天理”揭明信仰已内化于心。用今日西方哲学术语述之，卽为：天理是流行天下的客观精神，属第三世界。客观精神存在于人们日常生活中，以人的文化存在为其载体。人为三重存在体之结合——自然存在体、社会存在体、文化存在体。天理在人，为其文化存在体。阳明说反观自身卽见天理，实则观自身文化存在体。常人文化存在体不能得完整的天理，只有圣人文化存在体中天理完整。 今日国人心灵仍然笼罩于宋儒思想之中。道理至上，遇事都会要求讲道理。准确地说，宋儒传承于古代。明道首先觉醒。今日国人处于蒙董状态，须以宋儒学说促其信仰觉醒。既然懂得要讲道理，那么就要明白，最高道理是天理。 以上为信仰第一义。第二义是情感的，卽敬畏心：对天道的敬畏。良知卽内涵敬畏义。诉诸良知也卽诉诸对天道的敬畏。“你良心何在？！”呵斥声中震撼其敬畏心。此敬畏归根到底是对天道的敬畏。 理可以思得之。敬畏却须感受。人们以为自己没信仰，便是感受不到自己的敬畏心。确实，时下人们麻木不仁，羞耻心尙极弱，何况感受及敬畏。然而一旦遭遇生死顺逆大节，敬畏心会没来由地油然而起，证明对天道的敬畏始终深藏于心。 信佛者对佛的敬畏，如果深探其底蕴，便可发现，仍然是对天道的敬畏。对鬼神有情感反应的人大多数属于害怕，就像害怕流氓强盗一样，不是敬畏。信佛可归入敬畏，但也有部分人属于害怕。对天道的情感纯属敬畏，无丝毫害怕义。人们以为自己对天道无害怕意，就认为自己没有信仰。这是混淆了敬畏、害怕。前者恐惧于天理，后者恐惧于暴力。责问良心时引发的惭愧、恐惧，是面对天理而有的情感反应。 人们对名声的顾惜，无论身后名、还是当世名，都属于羞恶之心。扬名显身不是为自己，是为光宗耀祖。恶名累及祖宗，是大不孝。祖先源于天。不孝卽逆天。羞恶之心，义也。义为天理之一项。当流芳百世，不可遗臭万年。畏惧恶名、臭名，卽敬畏天道。青史留名。中国传统，史为碑。史有佳名才对得起祖宗。祖宗在此有本族义，亦延伸广及其他家族，乃中华民族全体之祖先。实则天也。 人生在世责任重大。出生卽在社会关系中。父母二人；父母各有其父母，祖父母四人；祖父母各有其父母，曾祖父母八人……倒溯上去，可串联、并接中华民族全体矣。即使当世，也在社会关系大网之中。每一关联，卽有相应责任。串接起来，亦中华民族全体。牵一发而动全身；一言一动皆涉及全体。天人合一。可不敬乎，可不畏乎？ 当今祭祖民俗正在恢复。敬天传统复兴有望。 （二）儒墨耶天道观比较 或曰：耶教也有天道说。我国诸子亦论天道。天道非儒家独善。有说乎？ 确实，西方思想也论天道。天道非吾儒一家独擅。然而区别在焉。 非但天道，卽使讲道理，也非吾儒一家。西人崇尚逻各斯。赫拉克利特有逻各斯说，《新约·约翰福音》太初有逻各斯，逻各斯化为肉身耶稣（中译和合本译作“太初有道”）。基督教圣经中天与神（为适应中国传统，神常常译为上帝）常相换用，视为一体之两面。崇天非中华民族一族独有明矣。 以上情况可证明中华民族与其他各族一样有信仰，也须讲明区别。还要讲明何以中国人被部分人误解为没信仰。 儒墨之区别，孟子所论已很明确。虽说都是敬畏天道，爰及人道，皆为仁爱，差异在爱之次序。墨家兼爱本义“爱无差等，施由亲始”，孟子斥为“无父”。此义与基督教似乎相同，以博爱为先。只不过亲人离得近，所以实践时难免先便宜家人、亲人。道理上家人、亲人不具优先权。儒家，依孟子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不仅是实践次序，讲的直接是道理上的次序。用民众日常说法，“对自己父母不好的人，可能对其他人好么？！” 可见，都论爱，似乎有普适性；一旦细究，歧义立现。 那么，墨家兼爱与基督教博爱是否相当？ 近之，却又异之。墨家与儒家共同处是都以王道为前提。基督教似不论王道？ 不尽然。 罗马公教设教皇，教皇是神在世间的代表。卽是犹太教，也有先知代神发言。耶稣罪状之一是当犹太人的王。基督教与王道相关有迹。 新教以摆脱教皇为宗旨，主张信徒直接与神交通，不需要教庭担当中介。新教（抗议宗）崇尚自由主义。 由此可见，罗马公教以及希腊正教（东正教）在博爱问题上与墨家相似，都有王道义。而新教与墨家有差距。 罗马公教、东正教与墨家就很相近？ 也不尽然。 墨家与儒家皆属中国传统，与基督教之道不同。中国传统之天道为阴阳。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犹太教或许不那么明显，与古希腊思想结合成基督教，思想抽象化倾向明显，遂成执意。亚里士多德执意，遂生形式、质料两分，后世衍出形本论、质本论两支。巴门尼德静止的存在与赫拉克利特流变的逻各斯二者，存在多执意，渐成主流。阴翕阳辟。抽象化、执意，阴道也。此儒耶之所以异道也。墨家终究属中国传统，无执意之病。 在此顺便辨明，中国思想气本论、理本论不可解释为质本论、形本论。理、气皆为形上者，形、质皆属形下者。吾已辨明，亚里士多德问题皆在形、质旣分且抽象化之后，故而metaphysika当译作形下学，才算准确使用周易词汇。理、气都属形、质未分之前，方称形上。用词错缪，义理遂乱，可不慎乎。 排一顺序：儒家、墨家、 罗马公教、希腊正教（东正教）、新教。儒墨为中国传统，同奉先王之道，同释道为阴阳；但受之次序相反。基督教各支皆为西方传统，同释道为阴、执。新教自由主义，不奉王道；余教会皆为严密阶梯组织，设教皇或牧首，可王道观之。马克思虽然是犹太人，但受日耳曼传统浸润甚深，精通黑格尔哲学，故而较多新教自由主义色彩。列宁党建思想创新甚多，在东正教文化传统中开出新局，提出领袖、政党、阶级学说，可视为新王道。上述两个维度都很重要——道是否执；王道。 上述区别可在各自的实行中得到证据。基督教讲博爱，但爱止于基督徒。异教徒属敌人。对敌人没有爱、只有仇恨。《圣经·新约》中记载耶稣的话明确宣称，如果基督徒的家人不肯追随耶稣，就是你的敌人。列宁建党有极大独创性，但在这个问题上，与东正教没有区别。斯大林发挥得更为淋漓尽致。基督教“主内兄弟姐妹”被“阶级兄弟”取代。名称、意义都不一样，思想结构却一致。这一文明传到中国，与中国国情发生极大冲突。有的论者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的是墨家路线。吾观此论不确。墨家毕竟属中国传统，天道观一阴一阳。而“亲不亲阶级分”“阶级兄弟、阶级敌人”划分，乃是源自东正教俄国传统演变出来的列斯主义，天道观承古希腊抽象传统执阴。其后果是现今儿童自幼犯上，成人之后轻于作乱，社会稳定在基础就损坏了。 爱在不同文明中歧义如上所述。《圣经·新约·约翰福音》第21章，记述复活后的耶稣与大弟子彼得的对话。耶稣三次问彼得是否爱自己，彼得回答我是爱你的。所用爱字，英译、汉译都用一个词，希腊原文却用不同的词。耶稣前两次问，用的是agapao，彼得答话用的提phileo。耶稣第三次问用了彼得的词，这一改变使得彼得甚为忧愁。读中译本或英译本，都会感到难以理解。参照希腊文本，了解爱字不同，才可找到理解的路子。这里不讨论究竟应该怎样理解，只是指出，即使在基督教，即使在一篇文献中、在这一篇文献的一个段落中，爱也不是单一的含义。 （三）前辈把共产主义理解为天道而接受 共产主义作为信仰之理念，源于黑格尔绝对精神。《精神现象学》一书实则西方社会精神史，归宿为绝对精神。绝对精神卽神，也卽自由理念。马克思把黑格尔阐述的这一意识历程作唯物主义翻转，改造为共产主义必然实现的信仰。黑格尔的叙述中，到达绝对精神途径之一是天启宗教。黑格尔的思想透露了必然性理念与基督教的关联。 共产主义信仰基本内涵就是之必然性——表述为历史必然性。 有的儒学者未搞清黑格尔必然性思想之论证理路。其实儒学中也有历史必然性思想，虽然论证不如黑氏严密，但其思想大体相合。试想，若无一种道理清晰的盼望，理论、学说可能吸引人、说服人吗？儒家的大同、小康学说，公羊的三世说，不就是提供这种盼望吗？天道是根基。天道内涵善性，因而内涵社会向善的演进。天道本身就让人们充满希望。有此天道，才会衍生出大同小康思想、三世学说。 毛泽东说：有大道理，有小道理。小道理归大道理管着。 大道理、小道理皆属现实的道理。一切具体的、实际的道理，其存在以天道或天理为前提。天道最大，又是根据。 邓小平说：发展是硬道理。 可见道理最大。 江泽民说：人命关天！ 天最大。 共产主义是真理——意思是，共产主义最有道理。 仍然须以道理判定其成立。 这些不经意的言论自然而然地流露对天道（天理）的信仰。 我的老师明确告诉我，他青年时代接受共产主义，是因为共产主义合乎天道。 我想，他的意思是，他们把共产主义理解为天道。也就是说，心中最高的仍然是天道。 激扬对天道的信仰，才能恢复共产主义信仰。 要激扬国民对天道的信仰。更要大人（领导干部）明确宣布对天道的信仰。 当江泽民向美、英两国领导人提出“和而不同”作为全球最高哲学时，儒学已经向世界宣示其现代意义。我辈若不努力真要对不起祖宗了。 作者简介：谢遐龄，男，西历1945年生，浙江温州人。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校务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委员，民盟中央常委、上海市委副主委，教育部高校社会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 附录： 2016首届上海儒学大会在沪召开http://www.rujiazg.com/article/id/8089/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