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传统的源流、内涵及其真精神 作者：胡治洪（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 来源：作者惠赐《儒家邮报》 时间：西历2013年1月28日 摘 要：儒家传统与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积淀具有深刻的同构性，无论遭遇何种艰难险阻，都必将可大可久，与伟大的中华民族一道永远延续下去。儒家传统具有社会功能、政治功能、教化功能、信仰功能，其一以贯之且具有普遍价值的真精神乃是圣王经典所垂示而由孔子发明并为历代真儒所阐扬的天人之仁。儒家传统的诸多功能，特别是其真精神，对于当代中国乃至当今世界的健康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现实作用。 关键词：儒家传统；源流；内涵；真精神 儒家传统如何发生、发展、顿挫与延续？儒家传统包含哪些内容？儒家传统一以贯之且具有普遍价值的真精神是什么？从宏观角度对这些问题加以阐述，有助于总体把握儒家传统的历史面相、精神实质、现实意义及其未来走向。 一、儒家传统的源流 借用钱穆先生和蒙文通先生的比喻，儒家传统犹如源远流长的大河，[①]发源于华夏初民在漫长历史岁月中基于特定自然环境而逐渐形成的聚族而居的生活方式以及由这种自然环境和生活方式所型塑的“亲亲仁民爱物”的心理结构，滥觞于传说时代伏羲、神农、黄帝、颛顼、帝喾正德而王、观象制器、利用厚生、抚养万民的圣王统系，流衍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续续相承的从“克明峻德”到“协和万邦”的修身行仁实践，磅礴于孔子以“述而不作”的方式对于前代圣王德性精神的阐扬及其对于作为宇宙、社会以及人本身之普遍本质的仁体的发明乃至对于儒家学派的创立。显而易见，儒家传统在根本上不同于诸子之学，不是“多得一察焉以自好”的“百家众技”，而是对著录于经典、概括以“先王之道”的华夏初民生活习俗、社会规范和传统观念的全面继承与理论提升，《庄子·天下》所谓“配神明，醇天地，育万物，和天下，泽及百姓，明于本数，系于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运无乎不在。……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搢绅先生多能明之”，就是对儒家传统全面继承先王之道亦即华夏初民生活方式和心理特质的客观陈述。[②]熊十力先生也说“至于儒学源远而流分，本为中国学术之正宗，为晚周诸子百家之所自出，（自注：儒学积上古及三代圣明之经验，而完成于孔子。其源甚远，故为正宗。诸子百家之学，无不从儒学推演而出，故云流分。）道至广大，无所不包通，费隐一源，本末完具”。[③]正因此，儒家传统与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积淀具有深刻的同构性，在春秋战国以迄西汉前期数百年间诸子争立的格局中，儒家最终定于一尊，成为此后二千余年包络并贯穿于中华民族社会生活和观念形态之方方面面的整全系统，决非仅仅由于某些帝王和大臣的主观意志，而更主要地是民族心理的体现，所以熊十力先生说：“夫儒学之为正统也，不自汉定一尊而始然。儒学以孔子为宗师，孔子哲学之根本大典，首推《易传》，而《易》则远绍羲皇。《诗》《书》执礼，皆所雅言，《论语》识之。《春秋》因鲁史而立义，孟子称之。《中庸》云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孟子言孔子集尧、舜以来之大成。此皆实录。古代圣帝明王立身行己之至德要道，与其平治天下之大经大法，孔子皆融会贯穿之，以造成伟大之学派。孔子自言‘好古敏求’，又曰‘述而不作’，曰‘温故知新’。盖其所承接者既远且大，其所吸取者既厚且深。故其手定六经，悉因旧籍，而寓以一己之新意，名述而实创。是故儒学渊源，本远自历代圣明，而儒学完成，则又确始于孔子。但孔子既远承历代圣帝明王之精神遗产，则亦可于儒学而甄明中华民族之特性。何以故？以儒学思想为中夏累世圣明无间传来，非偶然发生故。由此可见儒学在中国思想界，元居正统地位，不自汉始。……儒学不绝实由民族特性之所存，自然不绝也。”[④] 洎乎近代，随着西力东侵、西器东传、西制东扩以及西学东渐，愈演愈烈的国内西化思潮一波接一波猛烈冲击儒家传统，这种“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致使儒家传统在变器、变制、变道的步步进逼之下日渐萎缩。从“五四”到“文革”以至1980年代“新启蒙”，儒家传统反复遭受批判、横扫甚至践踏，成为负面的象征和罪恶的渊薮，在社会政治领域被禁锢，与现实生活相隔绝，这既是儒家传统的深重灾难，也是中华民族的巨大损失！不过，儒家传统却并没有消亡，这不仅由于现代新儒家等文化保守主义者通过会通中西、返本开新、创造转化等方式对于儒家传统进行疏导、护持和弘扬，更因为“实由民族特性之所存”的儒家传统原本就流淌在中华族裔的心灵深处。民族成员对于儒家传统或许处于习焉不察的状态，甚至在理性层面对之加以排拒或批判，但其视听言动、智意情思却总因不同程度受到儒家传统的熏陶，从而或多或少表现出儒家做派，由此成为儒家传统绵延不绝的生命载体，而这也正是儒家传统蕴具顽强生机的不竭资源。 近年来，随着国力日益增强，民族成员中惊羡或震慑于西方文明的心态逐渐淡化，相应地对于本有文化的自觉性和自信心不断高扬。而如何在经济利益、社会地位、人际关系、价值观念诸方面发生变动的社会转型时期安顿国民的身心性命；如何启沃人们的同情心和敬畏感以遏止人性的冷漠甚至冷酷；如何重振礼义廉耻以防止社会的无序和市场化；如何建立生态伦理以制约人们对于自然资源的无度攫取以及对于环境的任意破坏；如何养成官员自律意识以从根本上防治腐败；如何抵制影响社会安定和国家安全的国内外各种危险思想的渗透或扩张；如何加强关乎国家安全的民族认同感和凝聚力；如何妥善解决关乎中华民族核心利益的民族宗教问题和两岸关系问题；如何为三千多万海外华人营造一个具有最大包容性的精神家园；如何在国际竞争中提升文化软实力；如何在民族崛起的趋势下重塑王道国家形象；如何既因应全球化潮流以实现国家的富强民主，同时又保持一个具有五千年灿烂文明的伟大民族的根源性而不被暂居强势的西方文明所同化；等等，所有这些都使社会各界各层愈来愈多有识之士将目光投向传统，首先就是儒家传统，从儒学以仁为核心的道德本体论、道德主体论、道德社会政治论和道德宇宙论中寻求当今社会问题的化解之道。另外，近代西方启蒙理念及其引发的现代化浪潮由于对天道、自然、社会、人生造成严重伤害，愈益暴露难以为继的颓势，儒家“亲亲仁民爱物”的包容性人文精神更加显示出合理性，这在客观上也增强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心和主体性，对于儒家传统的“了解之同情”和“温情与敬意”与日俱增。儒家传统这条古老的文化之河基本上渡过了最为艰难的枯竭期，相伴着中华民族的复兴而正在流入春水荡漾的新天地。 正是由于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灵魂的儒家传统，乃以生生不息的中华民族作为生命载体，因此，这条穿越了五千年时空的文化长河无论遭遇何种艰难险阻，都必将可大可久，与伟大的中华民族一道永远延续下去，一如孟子所说“原泉混混，不舍昼夜，盈科而后进，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⑤] 二、儒家传统的内涵 儒家传统是一个不断衍生、非常庞大复杂的历史文化系统，特别是从西汉以迄清末的两千余年间，儒家传统更演变为一个无所不包的功能性结构。尽管在不同时代这一结构的功能作用或有强弱差异，尽管法、道、玄、佛等思想体系也往往与儒家传统相颉颃，尽管历史上还先后出现过或存在着琐罗亚斯德教（祆教）、摩尼教（明教）、伊斯兰教（天方教）、基督教（景教、也里可温教）、犹太教（一赐乐业教、挑筋教）、藏传佛教（喇嘛教）、萨满教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的民间宗教，但在西汉至清末这一历史时段中，儒家传统却无可争辩地始终居于主导地位，包容、整合、融汇其他有生命力的传统，成为中华民族至高的行为规范和价值标准，对中华民族发生了其他任何一种曾在中国范围内形成或传播的宗教-文明都无法比拟的统合作用。 在这种历史定势下，儒家传统也就承担或连带了几乎所有的社会责任，举凡个人的生老病死、长养教化、出处行藏、思虑云为，社群的收族归宗、择业分途、交往规范、评价准则，政治的科层架构、礼制法度、选官任职、考铨黜陟，乃至敬天地、礼山川、祀宗庙、祭圣贤、通性命、定正朔、御禽兽、取草木等等，几乎无不为儒家传统所囊括，或无不与儒家传统相关涉。这无疑是儒家传统的巨大成就，但也使之积淀或粘附了不少污垢,确有必要加以荡涤。但从主流来看，儒家传统的社会功能通过以王道仁政为指向的广义的制度安排，在更多时候实现了人伦社会的和谐有序以及自然宇宙的生生不息。[⑥]这种制度安排所蕴含的可大可久的德慧，能够为当今建设和谐社会和友好环境提供弥足珍贵的智思资源。 作为历史上一种整全性的功能结构，儒家传统曾经长期与政治权力有着紧密的耦合关系。从西汉以迄清末，在一般情况下，通过察举、征辟、中正或科举等途径，儒生便可解褐入仕，参与中央或地方的政治事务，由此形成儒家政治传统。在这一传统中，儒家的作为可以大别为两类。其一是秉持儒家圣王理想和大臣风骨、以辅世长民为旨归、强调上下之间互尽义务并且特别强调在上者率先示范作用、敢于不计功名利禄或身家性命而对当世统治者或权贵势力经常予以批评和抗议的儒家，即以道德转化政治的儒家，其典型有如：秦末往归陈胜反抗暴政并因而死难的孔甲，汉初直斥窦太后而被罚入圈刺豕的辕固，汉武帝朝以“天人三策”制约君权的董仲舒，昭宣之世根据经义请求皇帝退位并至死不悔的眭孟、盖宽饶，唐顺宗朝因挑战宦官和藩镇势力而被贬死的二王刘柳（王伾、王叔文、刘禹锡、柳宗元），唐宪宗朝因谏迎佛骨而谪居瘴江的韩愈，南宋孝、光、宁三朝数以封事或面奏指斥君心之非而最终被打入“伪籍”、在“党禁”的喧嚣和阴冷中长逝的朱熹，明武宗朝几番与近习斗争而历蹈险境的王守仁，明清之际直斥“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并高倡“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民主原则的黄宗羲，提出君主苟不能“保类”、“卫群”则“可禅可继可革”的政治主张的王夫之，清初发为“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的惊世之论的唐甄，乃至东汉党锢、晚唐清流、明末东林，等等。另一类则是为着身家或小集团利益而与专制政体沆瀣一气、剥取儒家资源而阉割其真精神以诠释专制政体合法性的儒家，即“政治化儒家”，如西汉承平以后制定朝仪的叔孙通、称意任职的兒宽、曲学阿世的公孙弘以及东汉治经干禄的桓荣等。这两类儒家往往势若冰炭，历史上那些不乏惨烈性的所谓“忠奸”斗争，有的就发生在这两类儒家之间，故不应笼统看待儒家政治传统，谭嗣同对此深具察识，其曰“诗礼非以发冢，而发冢者习之；仁义非以窃国，而窃国者并窃之；异端之惑人心，何尝不自记于圣贤；利口之覆邦家，何尝不自诡于忠言”。[⑦]由于“政治化儒家”更易于得势而常常浮在历史的表层，而以道德转化政治的儒家则往往因受打压而被历史所遮蔽，因此，儒家政治传统更多地给今人以负面印象。“五四”以来的反儒，如果限定于“政治化儒家”这一对象，那是具有积极意义的。问题是对于儒家政治传统负面成分的批判却泛滥为全盘否定儒家传统，这就不能不说是非常严重的偏差！实际上，如上所述，在儒家政治传统中蕴含着“以各种方式反抗专制，缓和专制，在专制中注入若干开明因素，在专制下如何多保持一线民族生机的圣贤之心、隐逸之节，伟大史学家文学家面对人民的呜咽呻吟，及志士仁人忠臣义士在专制中所流的血和泪”，[⑧]这些乃是不可抹杀而应大力阐扬的，是当今中国民主政治建设中所尤为重要的培育民主意识的本有传统资源。 从大小传统各别的角度来看，儒家传统也呈现出非常复杂的面相。精英层面的儒家大传统，承续着圣王经典和孔子文教，次第形成晚周由曾子、子思、孟子、荀子等分别发明的原始儒学，汉代的今古文经学、谶纬之学以及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魏晋的玄言经学，南北朝的南学、北学，隋唐辟佛老而又兼取释道的儒学以及韩愈的道统论，宋明以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朱熹、陆九渊、王守仁为宗主的道学、气学、理学、心学，乃至清代的理学、实学、朴学和今古文经学，此其荦荦大端。而大众层面的儒家小传统，则通过乳母或奶娘的濡染熏陶，三家村塾师的破块启蒙以及宗族长老、候缺或致仕士大夫的教训和示范，既与儒家大传统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又将精英形态的儒学通俗化为儿歌、蒙学、家训、族规、宗法、谱牒、塾诫、乡约、行制、善书乃至大众口耳相传的俚曲韵语、戏文故事、常言俗话，成为“百姓日用而不知”的言行轨范。这两种儒家传统都渊源或抽绎于中华民族的历史社会生活，又对民族心理和民族精神的构成与保持发生了巨大而深远的作用，是民族认同感和凝聚力的最主要的来源。 三、儒家传统的真精神 在儒家传统这个不断衍生、非常庞大复杂的历史文化系统中，一以贯之且具有普遍价值的真精神究竟是什么呢？ 儒家传统的真精神，不只是诸如安土重迁、重农抑商、宗亲差等、服制隆杀、君国一体、尊王攘夷之类与农业经济、宗法社会、封建或专制政体相适应的特殊观念和具体制度，虽然这些观念和制度对于保持并促进历史社会的稳定、繁荣和发展曾经发挥过不同程度的作用，但却需要随时更化；也不只是精英传统中的训诂、图谶、玄谈、象数、功利、考据等学术，虽然这些学术对于诠解经典、索隐探赜、发明义理、启发哲思、敦励实行、辨伪求真不无积极意义，但毕竟是引申附会的；同样不只是作用于大众的教化，虽然这种教化也表达了儒家道理，但却是比较间接曲折的；甚至不只是以道德转化政治的儒家的行政实践，虽然这种实践基于儒家传统真精神，但却因现实的制约而不可能将其完全呈现；当然更不是“政治化儒家”的从政规则，“政治化儒家”的从政规则即使并非一无是处，但在根本上却是违背儒家传统真精神的。 儒家传统的真精神，乃是圣王经典所垂示而由孔子发明并为历代真儒所阐扬的天人之仁。这种真精神根源于生生之仁的乾元本体或有物有则的懿德之天，[⑨]通过“天命之谓性”的超越而内在方式灌注于宇宙万物而特显于作为“天地之心”的人类，[⑩]又由“尽心知性知天”的内在超越工夫进路成就天人合德的道德主体，[11]复由道德主体通过修齐治平之道和参赞化育之道，[12]将仁德推扩至人伦社会和天地万物，实现仁德浃洽的太平世界和生机蓬勃的和谐宇宙。表达儒家传统真精神的以仁德为核心的道德本体论、超越内在-内在超越论、道德主体论、道德社会论和道德宇宙论，体现了儒家圣哲卓绝的德慧，以其对于天道、人生、社会、自然之各方面、各层次、各阶段全面关照、综合衡虑与动态调适的包容性人文精神，区别于印度、波斯、两河、希伯来、希腊诸轴心文明以及后起的伊斯兰文明，乃是儒家圣哲对于人类文明的独特贡献。儒家传统的真精神并不因时空变迁而失去其意义，并不因其产生于农耕时代便不适合于现代都市生活；[13]只要人类还成其为人类，就终将离不开这种仁爱精神！克就当今世界来说，儒家传统的真精神对于挽救启蒙运动以及现代化进程所导致的天道坠亡、人心卑劣、社会混乱、生态破毁的末世危局，具有巨大而深刻的现实作用。正是有见于儒家真精神的普遍价值，熊十力先生指出：“圣人言治，必根于仁。易言之，即仁是治之体也。本仁以立治体，则宏天地万物一体之量，可以节物竞之私，游互助之宇；塞利害之门，建中和之极。行之一群而群固，行之一国而国治，行之天下而天下大同。若不由此，将顺其欲，因缘利害，同利共害，则合力以争其所欲得，与所欲去。利害之反乎此者，其自护亦如是。纵此起彼伏，伪定一时，而人生不自识性真，则私欲之端，千条万绪，无由自克。终非从事社会改造者，可以获得合理生活。然则，化民以仁，使之反识自性，兴其物我同体，自然恻怛不容已之几，而后有真治可言。人类前途之希望，实在乎是。”[14]大哲洞识，旨哉斯言！ 注释 [①] 参见钱穆《中国学术通义》，台北：学生书局1973年版，第136页；蒙文通《儒学五论》，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页。 [②] 《史记·儒林列传》载“陈涉起匹夫，驱瓦合適戍，旬月以王楚，不满半岁竟灭亡，其事至微浅，然而缙绅先生之徒负孔子礼器往委质为臣者，何也？以秦焚其业，积怨而发愤于陈王也”，即以“缙绅先生”专指孔子后学。“邹鲁之士”当然更是明指孔孟学派。 [③] 熊十力《读经示要》，见《熊十力全集》第三卷，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801-802页。 [④] 熊十力《读经示要》，见《熊十力全集》第三卷，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747-748页。 [⑤] 《孟子·离娄下》。 [⑥] 在最近一次学术会议上，有学者对笔者这一观点提出质疑，指出许多王朝末期都出现“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惨状，意图以此证明儒家传统社会功能的无效性或负面性。笔者的回应是：王朝末期的惨状相对于治平时期的雍熙局面总是比较短暂的，而治平局面主要由儒家造成，此其不能否认儒家传统社会功能的论据之一；其二，王朝末期的惨状恰恰由于执政者没有采纳儒家的制度安排，拒绝施行王道仁政，例如晚周时期梁王“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孟子·梁惠王上》），诸侯“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上》），这些惨状正是由于没有采纳儒家仁政主张所致，怎么可以将其归咎于儒家传统的社会功能呢？谭嗣同有见于此，故曰：“尝叹周公之法而在也，谁敢正目视中国，而蒙此普天之羞辱，至率九州含生之类以殉之也哉！盖至是始识周公立法之善，而孔子孟子皇皇周流，思以匹夫挽救周公之法之将废，终不见用，犹垂空文以教后世，万一有能复之者，所以贻万世以安，不忍人类日趋消亡，遂有今日之奇祸也。其事至难，其心至苦，斯其计虑亦至深远矣。当时既皆不悟，至秦果尽废周公之法，是周公之法在秦时已荡然无存，况秦以来二千余年，日朘月削，以迄今日，虽汉唐之法尚远不逮，岂复有周公之法一毫哉？然则今日所用，不但非儒术而已，直积乱二千余年暴秦之弊法，且几于无法！”见《谭浏阳全集•报贝元徵书》，台北：文海出版社1962年版，第477-478页。 [⑦] 见《谭浏阳全集•治言》，台北：文海出版社1962年版，第426-427页。 [⑧] 徐复观《良知的迷惘》，见氏著《儒家政治思想与民主自由人权》，台北：八十年代出版社1979年版，第182页。 [⑨] 《易·乾·彖》：“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贞。”孔颖达疏曰：“性者天生之质，若刚柔迟速之别；命者人所禀受，若贵贱寿夭之属是也。”（见《十三经注疏》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4页）可见万物实包括人类。《诗·大雅·烝民》：“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 [⑩] 《中庸》：“天命之谓性”。《礼记·礼运》：“故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 [11] 《孟子·尽心上》：“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 [12] 《大学》：“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中庸》：“ 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 [13] 从比较文明的角度看，印度教、波斯教、犹太教、基督教、希腊哲学以及伊斯兰教几乎都产生于农耕或游牧时代，但至今对生活于现代都市的信仰者或服膺者仍然发生着维系精神、范导言行、调节关系的功能，因此，只要不抱偏见，就不应该以儒家传统产生于农耕时代而否定其现实作用。一种伟大的精神传统是超越时空而不受其产生的特定时代和地域限制的，所以熊十力先生说：“上哲证真之言，无时空之限，学者宜知。”《十力语要初续》，见《熊十力全集》第五卷，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5页。 [14] 熊十力《读经示要》，见《熊十力全集》第三卷，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581页。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