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秦王朝说强大是真的强大，秦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敲扑而鞭笞天下，威振四海。”说脆弱是真的脆弱，“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对秦王朝成功和灭亡的原因，古今有很多分析，以贾谊《过秦论》最为中肯。贾谊指出： “秦灭周祀，并海内，兼诸侯，南面称帝，以养四海。天下之士，斐然向风。若是，何也？曰：近古之无王者久矣。周室卑微，五霸既灭，令不行于天下。是以诸侯力政，强凌弱，众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罢弊。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既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虚心而仰上。当此之时，专威定功，安危之本，在于此矣。” 秦国强大的原因很多，如地理的优势，变法的作用，战争策略的正确，几代人的苦心经营等等，但最根本的还是当时的天下大势，春秋战国，战乱不断，天下疲弊已久，人心向往统一。秦国的统一追求，与这个大势的势头方向相同。 不过，绝大多数人不知道，统一有多种形式，儒法两家的统一性质截然不同。（详见《君主制之思---兼论统一的模式和善恶的传染性》）。法家统一之后，“元元之民”不仅无法“安其性命”，反而更要丧性失命。 当然，这是不能苛责的，绝大多数人不可能具备“择法之眼”。多数文化人亦浑浑噩噩，“以瞽为明，以聋为聪，以非为是，以凶为吉。”“驱逐樊笼陷阱之中却不自知避也”，何况一般民众？ “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而立私爱，焚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夫兼并者高诈力，安危者贵顺权，此言取与守不同术也。秦离战国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无异也。孤独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也。” 绝大多数人只有亲自领教了暴政的厉害，才能觉悟法家统一的可怕。于是，时移势易，人心大变，天下大势随之而变。秦王朝灭亡的原因，可以用贾谊一句话概括：“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秦统一天下，结束持之以久的战乱，本来形势很好，威望很高，但秦始皇仁义不施，反而焚书坑儒，暴虐天下，让民众活得比战乱时代更加悲惨；二世又不能改其错误，改邪归正，终致国覆族灭。秦朝的兴亡，充分说明道德对家国和政治的重要，说明“皇天无亲，唯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的道理。 秦王朝乘势而兴，缺德而亡，这是历代有识之士的共识。汉初叔孙通、陆贾等人探寻关于秦灭亡原因，也是归结于此。杜牧《阿房宫赋》在文末说：“嗟夫！使六国各爱其人，则足以拒秦；使秦复爱六国之人，则递三世可至万世而为君，谁得而族灭也？”其观点与贾谊们一脉相承。 二 焚书坑儒是秦王朝从兴盛走向衰败的转折点。 过而改之，善莫大焉。这指的是一般过错或罪恶，如果是死罪，一旦犯了，就 要被判处死刑，丧失了改的机会，放下屠刀还是地狱。一个政权也一样。焚书坑儒之后，秦王朝就走上了灭亡的不归路，想改良都不行了，即使回头不再是岸。 法家反孔反儒。秦王朝自秦孝公重用商鞅以后，儒家就一直被边缘化，但都不像秦始皇那样疯狂。而秦始皇反儒也有个过程，力度是逐步增强的，到焚书坑儒才达到高潮。这之前，朝廷上有不少儒生，虽不受重用，但在朝廷中亦有一定的话语权。 《汉书·百官公卿表上》：“秦博士七十人掌通古今”；《汉艺文志》：“儒家有《羊子》四篇，凡书百章；名家四篇则《黄公》。黄公名疵，复作秦歌诗。二子皆秦博士也。”京房称：“赵高用事，有正先用非刺高死。”孟康曰：“姓正名先，秦博士也。 博士伏生学问高深，尤精《尚书》。到了汉文帝时，年逾九十，尚能口授《尚书》二十八篇。博士淳于越是太子老师，最为骨鲠。李斯上表焚书，淳于越反对，触犯了律令，被革职回乡。回乡路上他又上表谏阻焚书和为扶苏呼冤，终于招来杀身之祸。另外，《说苑至公篇》载，有鲍白令斥始皇行桀纣之道，骨鲠仅次于博士淳。 秦始皇二十八年东巡上邹峄山的时候，立石刻碑，与鲁诸儒生讨论刻石赞美秦德和封禅望祭山川等事。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博士齐人淳于越反对当时实行的“郡县制”，要求根据古制分封子弟，认为“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丞相李斯加以反对，并主张禁止百姓以古非今，以私学诽谤朝政。李斯说： “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以治，非其相反，时变异也。今陛下创大业，建万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异时诸侯并争，厚招游学。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士则学习法令辟禁。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秦始皇本纪》） 秦始皇采纳李斯的建议，下令焚烧《秦记》以外的列国史记，对不属于博士馆的私藏《诗》、《书》等限期交出烧毁，有敢私下谈论《诗》、《书》的处死，以古非今的灭族，禁止私学，想学法令的人要以官吏为师。这是焚书。 第二年，两个术士（术音述，通假，术士即述士，即儒士，取自“述而不作”之意，参见刘向《说苑》“坑杀儒士”，又参见唐陆德明《经典释文》：述亦作术）侯生和卢生，私下批判秦始皇并亡命而去。秦始皇得知此事，大怒，派御史调查，审理下来，得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全部坑杀。这是坑儒。两件事合起来，史称焚书坑儒。 不论哪种形式的极权，必然暴政，必然制造国内恐怖和文化犯罪。秦政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极权，而焚书坑儒是极权主义第一次大规模的文化犯罪，堪称古代文化大革命。这也是有史以来对中华文明第一次最沉重的打击。 焚书坑儒发生于秦始皇三十四、三十五年，距离统一天下已经八、九年了（秦始皇是登基二十六年的时候初并天下、分天下为三十六郡的）。坑儒之后，朝廷上仍有儒生，只不过都成了装饰品。 叔孙通，最为聪明。陈胜吴广揭竿而起攻城占府，秦二世召集大臣商议对策。多人奏说，应该赶快发兵镇压。叔孙通发现皇帝脸色不好，低声恭维说，皇帝英明，仁爱四方，威严可敬，那些犯上作乱者成不了什么气候。皇帝听了，抓了建议发兵者，唯对叔孙通大加奖赏，并晋升他为博士官，掌管全国古今史事以及书籍典章。 三 《说苑》记载，坑儒事件中，侯生侥幸逃脱，又被缉拿归案，他在临刑前与秦始皇有一段对话，披露了自己的真实心迹，颇为准确地预示了秦王朝必亡的命运和原因，兹特节录如下： 秦始皇问，"老虏不良，诽谤而主，乃敢复见我?" 侯生仰台而答曰："臣闻知死必勇。陛下肯听臣一言乎?" 始皇曰："若欲何言，言之。" 侯生曰："臣闻禹立诽谤之木，欲以知过也。今陛下奢侈失本，淫佚趋末。(具体事例略)所以自奉丽靡烂漫，不可胜极。黔首匮竭，民力殚尽，尚不自知。又急诽谤，严威克下，下喑上聋，臣等故去。臣等不惧臣之乡，惜陛下之亡耳！闻古之明王，食足以饱，衣足以暖。…今陛下之淫，万丹朱而千昆吾桀纣，臣恐陛下之十亡而曾不一存。" 始皇默然久之，曰："汝何不早言?" 侯生曰："陛下之意，方乘青云，飘摇于文章之观，自贤自健，上侮五常，下凌三王，弃素朴，就末枝，陛下亡证见久矣。臣等恐言之无益也，而自取死，故逃而不敢言。今臣必死，故为陛下陈之。虽不能使陛下不亡，欲使陛下自知也。" 始皇曰："吾可以变乎?" 侯生曰："形已成矣，陛下坐而待亡耳!若陛下欲更之，能若尧与禹乎?不然无冀也。陛下之佐又非也，臣恐变之不能存也。" 坑儒活动是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进行的。这个时候，表面上看，秦王朝异常强大，没有任何要崩溃的征兆，侯生却听到了丧钟的敲响，一针见血地指出：灭亡之势已成，难以逆转，秦始皇只能坐而待亡了。 因为：一，秦始皇即使想改变，也不可能变成尧舜，像尧舜那样，道德上以仁为本，政治上以民为本；二、原先朝廷上多少有些儒生和君子。现在没有了。现在的帮手们都不成，秦始皇真正成了孤家寡人，纵然想改弦更张，也是孤轮不转，独翼难飞。秦王朝的悲惨命运已经生铁铸定。 古今中外，所有暴政恶势力的崩溃灭亡都仿佛突如其来，“其兴也勃然,其亡也忽然”，出乎绝大多数人的意料。其实是有迹象可见、有规律可循的。君子见几，此之谓也。 秦始皇听了侯生一席话，喟然长叹，把侯生放了。不久秦始皇开始巡游，三十七年十一月巡到云梦，祀虞舜于九疑山，祭大禹于会稽（祭拜儒家圣王呢），不久他就崩于沙丘。之后，秦二世上台，很快就玩完了。 孟子说：“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寡助之至，草木皆兵，防不胜防，最亲信的亲戚和心腹都有可能成为夺命大敌。秦始皇固然知道侯生讲的是真话，但他只怕万万想不到，他的大秦王朝、万世江山和秦氏家族，会毁在最信任的丞相李斯、中书令赵高和最宠爱的小儿子胡亥手里。机关算尽太聪明，人算不如天算啊。 四 注意，法家并非完全不讲“道德”，而是将道德标准打乱和颠倒，以肆意极欲、奢侈暴虐和阴谋诡计为圣明，以严刑峻法“督责之术”为帝道，以秦始皇之类东西为明君圣主，以无限拥戴暴君为忠；法家的道德观，与儒家正好背道而驰。 秦二世时期，陈胜吴广起义，各地风起云涌纷纷响应，秦二世很不高兴，多次嘲笑指责李斯，李斯遂给秦二世上书，认为必须进一步“明申韩之术，而脩商君之法”、采取“督责之术”，加强政治高压，让朝廷官员和老百姓提心吊胆救过不暇，就不敢谋反了。李斯这封上书，堪称道德颠倒的典型，值得录下共赏： “夫贤主者，必且能全道而行督责之术者也。督责之，则臣不敢不竭能以徇其主矣。此臣主之分定，上下之义明，则天下贤不肖莫敢不尽力竭任以徇其君矣。是故主独制于天下而无所制也。能穷乐之极矣，贤明之主也，可不察焉！ 故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命之曰以天下为桎梏”者，无他焉，不能督责，而顾以其身劳于天下之民，若尧、禹然，故谓之“桎梏”也。夫不能修申、韩之明术，行督责之道，专以天下自適也，而徒务苦形劳神，以身徇百姓，则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者也，何足贵哉！夫以人徇己，则己贵而人贱；以己徇人，则己贱而人贵。故徇人者贱，而人所徇者贵，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凡古之所为尊贤者，为其贵也；而所为恶不肖者，为其贱也。而尧、禹以身徇天下者也，因随而尊之，则亦失所为尊贤之心矣，夫可谓大缪矣。谓之为“桎梏”，不亦宜乎？不能督责之过也。 故韩子曰：“慈母有败子而严家无格虏”者，何也？则能罚之加焉必也。故商君之法，刑弃灰于道者。夫弃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罚也。彼唯明主为能深督轻罪。夫罪轻且督深，而况有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是故韩子曰“布帛寻常，庸人不释，铄金百溢，盗跖不搏”者，非庸人之心重，寻常之利深，而盗跖之欲浅也；又不以盗跖之行，为轻百镒之重也。搏必随手刑，则盗跖不搏百镒；而罚不必行也，则庸人不释寻常。是故城高五丈，而楼季不轻犯也；泰山之高百仞，而跛牧其上。夫楼季也而难五丈之限，岂跛也而易百仞之高哉？峭堑之势异也。明主圣王之所以能久处尊位，长执重势，而独擅天下之利者，非有异道也，能独断而审督责，必深罚，故天下不敢犯也。今不务所以不犯，而事慈母之所以败子也，则亦不察于圣人之论矣。夫不能行圣人之术，则舍为天下役何事哉？可不哀邪！ 且夫俭节仁义之人立于朝，则荒肆之乐辍矣；谏说论理之臣间于侧，则流漫之志诎矣；烈士死节之行显于世，则淫康之虞废矣。故明主能外此三者，而独操主术以制听从之臣，而修其明法，故身尊而势重也。凡贤主者，必将能拂世磨俗，而废其所恶，立其所欲，故生则有尊重之势，死则有贤明之谥也。是以明君独断，故权不在臣也。然后能灭仁义之涂，掩驰说之口，困烈士之行，塞聪揜明，内独视听，故外不可倾以仁义烈士之行，而内不可夺以谏说忿争之辩。故能荦然独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若此然后可谓能明申韩之术，而脩商君之法。法脩术明而天下乱者，未之闻也。故曰：‘王道约而易操’也。唯明主为能行之。若此则谓督责之诚，则臣无邪，臣无邪则天下安，天下安则主严尊，主严尊则督责必，督责必则所求得，所求得则国家富，国家富则君乐丰。故督责之术设，则所欲无不得矣。群臣百姓救过不给，何变之敢图？若此则帝道备，而可谓能明君臣之术矣。虽申、韩复生，不能加也。”（《史记》） 这封上书尽管有“恐惧，重爵禄，阿二世意”以邀宠固位的原因，但书中的“理论”既符合韩非子这派“正宗”法家的原则，也符合李斯本人一生的思想行为和品质。书中讥笑尧禹不能修申韩之明术、行督责之道，徒务苦形劳神，以身徇百姓，是以己徇人的黔首之役，是贱。建议秦二世行“督责之术”，“灭仁义之涂，掩驰说之口，困烈士之行”，认为那样一来，帝王就可以不受任何制约而为所欲为，而群臣百姓救过不暇，就不敢有其它图谋了。 王夫之痛斥说：“尽古今概贤不肖，无有忍言此者”。这些话完全是丧心病狂，而且荒唐无比。其实当时天下大乱，四处烽烟，正是督责过严所致，是秦王朝“灭仁义之涂，掩驰说之口，困烈士之行，塞聪揜明”的结果。 只要有一般智力，不难看出李斯所言的悖理愚蠢，可秦二世阅后，偏偏大悦起来，立即奉行，变本加厉地行起“督责之术”来，使群臣更加离心离德，百姓更加怨愤切齿，从而加速了秦王朝的灭亡。2012-5-14东海儒者余樟法 选自《儒文化实践史》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