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很多人都同意：《论语》是在汉代成为经的。但是，最近有论者把《论语》成为经的时间定于宋代甚至元代。这种新鲜的看法事实上反映了他们贬低孔子地位的“非圣”心态。汉代七经之说早已确切无疑地显示《论语》是经。《汉书》的有关记载和汉代教育中《论语》的特殊地位等也为《论语》在那时属经提供了证据。 [关键词]《论语》;孔子;经 作者按：本文曾在“儒学与当代社会”（中山大学，2007年12月）学术研讨会上宣读。感谢会议组织者李宗桂教授，感谢学界同仁景海峰教授、杨海文教授等的中肯批评与建议。 按经、史、子、集的四分法，经被列于首位。这当然意味着：在古人心目中，最重要的书是经书。众所周知，最古老的经书是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由于在汉代已经看不到乐经（有人说它焚于秦火，有人说它只是附于诗经的一种乐谱），六经实际上只剩下五经。到了宋代，有十三经之说，它们除了《诗》、《书》、《易》之外，还包括《周礼》、《仪礼》、《礼记》、《左传》、《公羊传》、《谷梁传》、《论语》、《孟子》、《孝经》、《尔雅》。在最少（五部）和最多（十三部）之间，还有七经、九经、十经、十二经等说法。 由以上论述可见，在两千多年的历史演进中，经是不断变化的，其中最显著的一点是：经的数目由少而多。本文要考察的问题是：《论语》是在什么时候成为经的？ 对于这个问题，大体上有三种答案：根据第一种答案，《论语》是在汉代成为经的；根据第二种答案，《论语》是在什么宋代成为经的；根据第三种答案，《论语》是在元代成为经的。第一种答案为多数人所持，本文为此辩护而不同意第二和第三种答案。 在当代学者中，秦晖、李零等持第二种答案。[1] 持第三种答案的论者甚少，据我所知，似乎只有蒋非非一人。[2]由于秦晖的论述比较详细并具有代表性，下面先回顾一下他的看法。秦晖的立论根据大概有几点： 第一，在孔子以后很长一段（长达千年以上）时间内，《论语》虽然被儒者看作一部重要的书，但在宋以前，儒家的人是没有把它当作经典的。 第二，司马迁在给孔子作传时“讲孔子的贡献和影响，没有一字提到《论语》。” 第三，《论语》在汉代的地位与《春秋》三传相当，都属于传，而不属于经。 第四，王充明确地以《论语》非经，他说：“《论语》者，弟子共纪孔子之言。······以其遗非经”。（《论衡·正说篇》）王充指出，当时以二尺四寸的长简抄写五经，而以八寸短简抄写《论语》。 第五，直到北宋中期以后，刘敞首倡‘七经’之说，《论语》才首次列入其中。《论语》被尊为经典，并非古儒传统，而是宋明理学的特点。[3] 拙意以为，秦晖的说法是非常可疑的。他把《论语》成为儒家经典的时间推得太后了。事实上，早在汉代，《论语》已成为儒家经典。对此，当时盛行的七经说是最有力的证据。对于什么是七经，有不同的说法，但不管哪一种说法都没有把《论语》排除在外。著名的熹平石经包括《周易》、《尚书》、《鲁诗》、《仪礼》、《春秋》、《公羊传》和《论语》这七部经典，它们始刻于东汉灵帝熹平四年 （175年），至东汉光和六年 （183年）而完成，是中国历史上刊刻最早的石经。经典刻之于石，无疑是为了表明其严肃性、权威性、可保留性。熹平石经之刊刻，再明显不过地说明《论语》在当时已经被公认为经。《后汉书·张纯传》李贤注以七经为六经加《论语》。《辞海》把“七经”解释为三种：汉七经、宋七经、清七经，其中，汉七经是指五经加《论语》和《孝经》。[4](p231) 由以上论述可见，包括《论语》在内的七经不是像陈晖所说的那样由刘敞在北宋中期首倡，而是在汉代已广为人知。似乎可见这样说，西汉流行五经说，而东汉流行七经说。很多论者只看到前者而看不到后者，这是遗憾的一件事。 《论语》在汉代被确立为经，不是某些人心血来潮的结果，而是有客观的根基的。从西汉初年开始，《论语》的影响不断扩大，它不仅为士人所推崇，而且也为普通百姓所推崇。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来说，它在汉代已成为基础教育的最基本内容之一，和《孝经》一起成为任何读书人在接受教育之初的必读书。在当时，任何读书人不读《论语》似乎是不可能的。就连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被作为非儒问孔的著名代表的王充也不例外，他大概在八、九岁时“受《论语》、《尚书》”（《论衡·自纪篇》）。王充把《论语》和五经之一的《尚书》相提并论，一起学习，这一点意味深长。把《论语》与五经或五经的部分并而学之，这种情况在汉代很普遍。对此，《汉书》多有记载：孝武皇帝曾孙病已，“师受《诗》、《论语》、《孝经》”（《宣帝纪》）；广川惠王孙去“师受《易》、《论语》、《孝经》”（《景十三王传》）····· 《论语》之经的地位，在《汉书·艺文志》中也得到了体现。班固在该文中把《论语》列入六艺类，排在《易》、《书》、《诗》、《礼》、《乐》、《春秋》之后。这种编排，已明示了《论语》属于经。排在《论语》之后的《孝经》，当然也属于经。人们自然会问：排在《孝经》之后的小学（六艺类的最后一种）也属于经吗？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先看一下小学类包含的内容：它主要是后世所说的蒙学课本（小孩识字课本）。就严格的意义来说，它们当然不是经。既然如此，为什么班固把它们归于六艺类呢？个人这样来猜测：班固可能认为，这些识字课本对读书人来说太重要、太基本了，其重要性和基本性并不亚于六经。让我们回顾一下“文革”开始的时候的一个故事：在人手一本的毛主席语录成为人们说话、论辩的最高标准的时候，有人问朱德：对你一生影响最大的是什么？是毛主席著作吗？朱德回答说：不，是识字课本。毛主席知此后称朱德为一个大老实人！由此可见识字课本的重要性。另外，上述班固的这种归类，也可能体现了汉代的人读书的顺序：最先是识字课本，然后是《孝经》，接着《论语》，最后六经。 既然在汉人心目中《论语》和五经都是经，那么，他们是何如看《论语》和五经的关系的呢？我在本文中不拟详细地讨论这个问题。大体上说，他们一般认为，《论语》既是五经之入门，也是五经之通论、总论。五经已经离他们很远，已经很难懂，而《论语》则为他们解释五经提供了重要的帮助。并且，他们可以借助《论语》而把五经连成一个整体来理解。孔子以五经教他的学生，并整理了五经。在春秋战国时代，解释五经的人当然很多，不过，由于孔子本人解释的可信性和他的学生的影响等等，其他的解释都竞争不过孔子的解释，以致于到了汉代，人们认为孔子的解释是最好的。在这种情况下，《论语》的重要性就不言而喻了，因为，孔子对五经的解释集中保留在《论语》中。 《论语》在汉代之被作为经，事实上反映了孔子的权威地位的确立。《汉书·艺文志》一开头就说：“昔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班固在该文中评诸子的时候多次引用孔子的话：“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语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诵诗三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礼失而求诸野”。这些话都载于《论语》之中。第一句话是班固用来评论名家的，第二句话是他用来评论名纵横家的， 第三、第四句话是用来评论小说家的。班固对《论语》的话的反复引用，很值得我们注意。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写过《问孔篇》的王充也以非常的口吻赞扬孔子：“孔子，圣人，知（智）府也。”（《论衡·辨祟篇》）“孔子，道德之祖，诸子之中最卓者也！”（《本性篇》）“孔子，圣人，知（智）府也。”“孔子见窍睹微，思虑洞达，才智兼倍，强力不倦，超逾伦等。”（《知实篇》） 以孔子为圣人，早已有之。司马迁即以孔子为“至圣”，他说：“《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乡（向）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1]孔子之圣人地位的确立，有深厚的历史原因，对此，司马迁已用非常简洁的语言概括了。他没有提到《论语》，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论语》毕竟不是孔子自己写的，而司马迁在关于孔子的传记中根本未谈及经的范围问题。秦晖以司马迁没有一字提到《论语》来作为它非经的理由是不成立的。 确实，在汉代有人把《论语》作为传，而不是经。例如，杨雄就把《论语》作为传之最大者，而把《周易》作为经之最大者。[5] 不过，以《论语》为传在汉代应该是老的看法，而不是新的看法。在上引秦晖的第四点立论之中，王充的“以其遗非经”之“遗”字很重要。王充想说的是：《论语》不是自古作为经书流传下来的（自古流传下来的经是五经或六经）。其实，这样的看法不仅为王充所持，而且也为所有汉儒所持有，还为所有后儒所持。老经（自古流传下来的经）只有五经或六经，但这并不影响新经之加入。否则，两千多年的儒学史就不会如此丰富多彩了。王充所说的用不同尺寸的简抄写五经和《论语》，确实表明了两者的不同的地位，同时也表明了读《论语》的人更多，故需以短简抄写而方便携带。更为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经和传的界限不是固定不变的。当某传的权威性被广泛接受之后，它就可能成为经。例如，《公羊传》是《春秋》之一传，但在东汉的熹平石经中，它已经成为经。再如，记与传相当，在传统意义上都是对经的解释，而《礼记》早已是经。 一般论者们都承认，《论语》在战国时期已经成书。郭沂认为，它在当时有多种版本。[6] 到了西汉初年，情况仍然如此。不过，由于读《论语》的人越来越多，它的影响越来越大，汉代不同的本子慢慢有趋同的倾向。当《论语》的权威性被大家接受之后，它就由传演变为经。看不见这种演变，事实上就是否定了《论语》在汉代的特殊影响。 综上所述，秦晖等人的所持的《论语》至宋代才成为经的说法与历史真实相差很远，而蒋非非所持的它至元代才成为经的说法就与历史真实相差得更远了。宋代理学家（尤其是朱熹）以四书之说突出了《大学》、《中庸》在儒家经典中的地位，但应该说并没有抬高《论语》的地位。总的来说，宋代的《论语》在儒家经典中的地位并不见得高于汉代的《论语》在其中的地位。顺便指出，《孟子》的地位也不是在宋代高起来的，而是在唐代高起来的，正如很多人都看到的那样，孟子的升格运动发生在唐代。 坚持《论语》成为经典的时间是宋元的论者，其实都有一种贬低孔子在汉唐影响的倾向。在他们看来，既然《论语》在汉唐不是经，而孔子的思想又主要体现在《论语》中，那么，孔子在汉唐的影响就远没有一般人所说的那么大。他们甚至还似乎暗示着：孔子的特殊地位是宋代的理学家吹出来的。蒋非非指出：“元明清科举考试中的乡试、会试与唐宋时期大为不同，以朱熹《四书注》为考试内容，首场考《四书》以定举人名次高下。在古代社会，‘学而优则仕’是士子最普遍的人生理想，元明以来《论语》关乎仕途，600年间扶摇直上，终于脱弃它在上古时代儿童读物的本来面目，明清士人著作屡引‘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以自抬身价，也就不足为怪了。”[7] 蒋非非反复以“儿童读物”来说《论语》，他不知道五经也是儿童读物。早在汉代，小孩子在识字之后先读《孝经》、《论语》，然后接着读五经。说白了，以“儿童读物”讥讽《论语》的蒋非非、以“丧家狗”和“唐吉诃德”讥讽孔子以及对“传统这样红”不满的李零等，都有“非圣”的心态。而说“孔子之功非《论语》，绍述‘圣道’在六经”[8]的秦晖则以六经而贬低《论语》，同样反映了他对孔子的看法。 注释 [1] 秦晖在《<论语>是怎么成为经典的？》（《南方周末》2007年7月12日）一文中对其所持的看法进行了系统阐述。李零说：《论语》在汉代是“阅读经书的入门书和参考资料”（《丧家狗——我读<论语>》，山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7页）。他还说：“《论语》本来不是经。汉代，《论语》是四大传记之一，所谓传记，多是儒家的子书。四书五经，《论语》也是四书之一，不算经。只有十三经，才把《论语》列为经，这是后起的概念。”（《传统为什么这样红？》，李零2007年 4月19日在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的演讲）在李零看来，十三经的说法在宋代才出现，这便意味着：他认为《论语》至宋代才成为经。 [2] 蒋非非指出，“《论语》在唐宋时代只是儿童读物······从儒学发展史看，汉代儒家以《诗》、《尚书》、《易》、《周礼》、《春秋》为‘五经’，朝廷设五经博士，弟子学经考试合格可以入仕，《论语》在汉代并不具经书地位。唐代‘正经’有九：《礼记》、《春秋左传》为大经，《毛诗》、《周礼》、《仪礼》为中经，《周易》、《尚书》、《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为小经，《孝经》、《论语》只称‘兼经’。唐代明经科一般考《九经》中的两经，只有十岁以下的童子科，应试者考一经加试《孝经》、《论语》。汉魏至唐，儿童启蒙先学《孝经》、《论语》，其后才学《诗经》等儒家经典······宋朝科举考试内容《九经》与唐相同。北宋程颢、程颐兄弟推崇《论语》、《孟子》和《礼记》中的《大学》、《中庸》等篇······南宋朱熹奉二程洛学为道学（理学）正宗，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合编一书并作注，即《四书章句集注》。元朝中期开科举，《四书》取代《九经》地位，成为儒家重要经典，形成理学著作一统天下的局面。”（《流传千载的一句谎言：半部《论语》治天下》，《光明日报》2007年11月23日） [3] 秦晖.《<论语>是怎么成为经典的？》[J].南方周末，2007-07-12. [4] 辞海·哲学分册[M].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 [5] 据《汉书·杨雄传》记载，杨雄“以为经莫大于《易》，故作《太玄》；传莫大于《论语》，作《法言》”。 [6] 郭沂指出：“《论语》在先秦时期不但存在，而且存在若干种。《论语》本来就是孔门弟子的笔记本，而孔子弟子三千余人，登堂入室的也有七十余人，加上再传弟子就更多了，理应有不同的笔记本。也就是说，《论语》的原始形态是许多种笔记本子，或者说是许多种不同的书，而不是一部书，也不是一部书有许多不同的版本。”（《再论原始<论语>及其在西汉以前的流传》，《中国哲学史》1996年第4期） [7] 蒋非非.《流传千载的一句谎言：半部《论语》治天下》[J].光明日报2007-11-23. [8] 秦晖.《<论语>是怎么成为经典的？》[J].南方周末，2007-07-12. 原刊于《现代哲学》2008年第5期 (责任编辑：admin) |
